中国在全世界中是否算得上对「世袭」容忍度比较低的国家？ 第1页

这个问题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复杂。

首先，世袭制对整个社会是好是坏并不是一刀切的，要看约束条件。公平有时候是非常糟的制度，也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理由。《经济研究》有篇论文叫《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有多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具体来说这个世界上的精英是有限的，他们可以从事生产活动，也可以谋求权力。当一个社会大部分精英都追求权力时，那么这个社会从事生产活动的精英就会减少，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就会下降。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对帝王来说，是一种让精英陷入二桃杀三士困境的好制度，对社会精英来说，是一种较为公平获得权力与金钱的比赛，而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来说，却是一种导致人才配置巨大浪费的制度。理解这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2000左右公务员下海和2008年以后的公务员热，那个对社会有好处，大家自然明白。因此，在政府掌握巨大权力，而民众对权力只有很少制约力的条件下，让精英公平的追逐权力，实际上就削弱了精英联合民众、体制外行业制约权力的诉求和整个社会创新的能力，从而减缓了社会效率。

世袭制的冷酷，就在于家庭内部权利必须也是世系的，而不是诸子均分。因为如果家庭权利是平等继承，那么王权就无法分配，这和中国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个道理，整个社会的规范是从帝王家开始的，那么从王权开始就不是诸子均分的。因此在第一强调世系制的社会，家庭财产权利分配肯定是不公平的，所以说中国人反世袭制，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许多家庭纠纷。比如知乎上有很多关于家长歧视女儿，偏爱儿子的问题，如果社会偏爱强世袭制，那么被喷的应该是女儿：你居然想和儿子争家产？这种想法其实在小县城和农村大有市场。

不过继承权男女平等，或者中国古代实际中长期实施的诸子均分，这类公平的继承制度，也并不是什么值得的价值观。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检讨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时，提到的一个重要猜想就是中国缺乏长子继承制。这条思想脉络一直没有断过，直到如今中国学术界还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比如陈平、李西堂。

比如北大教授陈平在《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一书中提到，中西方文明分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是长子继承制，而中国是诸子均分。西方长子继承制造成贵族的非长子必须创业，而这些孩子创业也会得到贵族父母的支持，这就成为了探索新大陆的一个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长子继承制使得西方大庄园避免了，和中国农村土地一样细碎化，这样西方农业就倾向于研发节省人力的技术，而中国的农业强调精耕细作，如此科技的走向也开始分岔。

问题的关键在于，非（嫡）长子继承制不仅对整个文明可能有伤害，而且也对王朝本身造成伤害。2014年Andrej Kokkonen等人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的文章研究了欧洲800年间的王朝史，显示长子继承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期统治。如下图所示，其中实线是国王被废比例，虚线是非长子继承制国家比例，很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长子继承制的国家比例越来越低。

长子继承制更有利于王朝延续的逻辑在于，明确的继承人，使得王朝的精英不需要在王权更迭的时候选择战队，他们很早就可以和未来的继承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在王朝权力更迭期不会出现严重的利益集团内部冲突。也就是说，无论国王选择继承人时是依据自己的偏爱，还是依据继承人的能力，当王朝继承人给精英利益集团代理不确定性时，权力更迭期肯定会有严重的斗争，一个王朝很可能就此覆灭，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许多朝代的覆灭都会皇权继承问题相关。

所以显然无论是科举制，还是农民起义，抑或是造反后给自己贴个“德”的标签，这些都和权利最高层——皇权本身没有选择谨守世袭制相关。如果皇权谨守世袭制，那么王朝内部利益集团格局很少会因为权利更迭变化，他就有很少的动力去实行科举制。当王朝内部利益比较统一时，农民起义和地方叛乱就很难达到颠覆王朝的效果，自然也轮不到造反者给新政权找法理上的合法性。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中国皇帝会往往选择不遵守世袭制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总喜欢更具自己偏爱变更继承人。是因为中国贵族对皇权的钳制能力比较低？还是由于中国皇帝比较短视？还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

答案我是不知道的，只是世袭制的话题真的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