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为长津湖胜利做的贡献，你知道吗？ 第1页

“影子澳督”何贤为朝鲜战争胜利做的贡献，你们知道吗？

向大陆偷运物资的霍先生的老板是何贤马万祺崔德祺，你们知道吗？向大陆偷运物资主力是港澳工委秘密交通线，你们知道吗？

霍先生没有被英方船只追杀过，他的老板倒是四次被蒋派人刺杀，你们知道吗？

这些你们都不知道，乱回答问题扰乱社会秩序。

朝鲜战争爆发, 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1949年, 国共双方经过三年多的鏖战, 国民党的天下终于垮了。这年10月, 解放军打到了深圳, 正式接管九龙关。香港已近在咫尺了。但共产党并没有打过深圳河。这时的香港, 一片风雨飘摇。丢掉了大陆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和难民们, 潮水般涌来。港英政府表面镇静, 内里万分紧张。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异常活跃, 在九龙、元朗、大埔、上水、吉澳岛、沙头角等地, 建立了多条往内地输送人员和物质的水陆交通线。当时香港“广丰行”,就是中共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的驻港秘密后勤处。从港九运送回部队的物资, 计有毛毯、胶鞋、胶雨布、西药、布匹、服装、内衣、毛巾、油印工具、书报、五星帽徽, 以及子弹、雷管、汽油等等, 数量难以统计。

这些物资, 都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回内地, 在港英当局看来, 属于非法偷运, 一旦发现, 抓人扣货。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走私活动, 由于长期政治分隔与战争的原因, 一直是供销两旺, 有些是政治性的, 有些是纯为金钱的, 从大革命时代的省港大罢工, 到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时期,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从未间断。

在政治的海平面上, 今天你禁我, 明天我禁你, 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空气;但隐藏在海平面下的交易, 合法与非法的, 官方与民间的, 半官方与半民间的, 源源不绝, 一直是公开的秘密。

占了在华外资六成以上的英国, 于1950年1月6日, 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 成为第一个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西方大国, 并有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由于英国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 态度不明, 双方一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 才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反映了英国的对华外交政策, 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 合作之中, 又有差异, 骑墙心态, 至为明显。当美国要围堵中国时, 英国外交大臣对美国人说:“如果我们太冷酷, 就会把中国人赶到俄国人一边, 而若审慎从事, 就能削减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吸引力。”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 美国政府正式宣布, 自1950年12月3日起, 对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出口, 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

1951年,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 有4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英国在1951年6月16日, 也追随美国, 宣布对华实行全面禁运, 并随即出台了一系列禁运法令, 包括《输出统制令》《l950年输出管制法令》《l951年禁止出入口法令》《1952年禁止出入口补充法令》等。禁止出入口之物品, 计有13类, 190种之多。不仅囊括了所有战略物资, 而且上至汽车、电子产品、橡胶、机械设备、化学品、一般钢铁产品, 下至“容量四加仑以上的汽油桶”、“纺织品及衣料”, 统统纳入禁运范围。

有一个例子, 足以说明禁运之严厉, 到了何种病态的程度。当时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腊鸭, 是由中国大陆的鸭蛋, 在香港孵出鸭子后制成的, 它到底属不属禁运范围?双方煞有介事, 函电交驰, 往返折冲, 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孵蛋的时候, 要有一位警察在场, 他要为刚孵出来的小鸭在脚上烙上印。鸭子长成后再另加记号, 这样才可以把鸭子宰掉, 晒干运封美国。”

二、有“危”就有“机”, 禁运令走私空前活跃

禁运必然造成黑市活跃, 商品都是向高价处流动的, 这是市场的一条铁律。从事这一行业的人, 多如过江之鲫。英国也很清楚, 一旦实行禁运, 将会创造一个巨额利润的走私市场, 这是一块人人垂涎的肥肉。禁运对于香港社会、经济, 打击甚烈, 除港口航运业备受打击外, 房地产业、建筑业、织造业、五金业、仓库业、银行业、橡胶业、洋行业, 无不受到骨牌式的拖累。减产、裁员、停业和倒闭的报道, 充斥报端。

因此, 从禁运之日起, 禁运与反禁运, 或明或暗地, 便不断展开激烈的拉锯战。香港中华总商会、中华厂商联合会五金商业总会、潮州商会、新会商会、南北行公所、中华纸业商会等等行业组织发起的抗议、请愿, 几无日无之。

霍英东具有天生的商人敏感, 一下子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赚钱的天赐良机。这时他刚刚从海人草的噩梦中缓过气来, 自己开了一间小小的玉记船厂, 承接一些维修旧船的业务, 每天围着破船敲敲打打, 似乎已学会了安分守己。其实是恰如猛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忍受, 他在耐心等候着下一个机会的出现。

禁运, 就是一个机会。

尽管霍英东对政治并不太了解, 但作为一个中国人, 对洋人封锁中国, 有着本能的反感, 亦属情理中事。这并不是什么政治信仰使然, 只是从一个普通中国商人的思维出发, 把一些内地急需的物资, 卖给自己的同胞, 良心上, 无愧于中。在商言商, 既然有利可图, 为什么不图?于是, 他把心一横, 决定再冒一次险, 投身到当时已经浩浩荡荡的“偷运物资”行列中去。

所谓浩浩荡荡, 并非夸大其词。由于葡萄牙没有参与对华禁运, 所以很多物资, 都由香港经澳门转入内地。在澳门从事石油等液体燃料业的商号, 从朝鲜战争前的17家, 急增至70多家, 可见冰山一角。这绝不是正常的经济现象, 反映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市场, 在澳门相当活跃。据统计, 1951年澳门对外贸易总进口值为3.4189亿澳元, 比1950年增长19.28%;1951年总出口值为1.823亿澳元, 比上年增长42.61%。如此大幅的增长, 显然与封锁线下的巨量物资流动有直接关系。

三、那时候, 走私成了支援祖国的“壮举”

华南企业在香港的“福就行”, 表面经营土特产, 实际上是为内地购买和偷运物资的枢纽机关。而澳门方面, 受中共华南分局领导的南光公司, 性质与福就行相同, 是中共在澳门的贸易代理机构。据一本历史研究著作记载:

南光公司为内地运送“禁运”物资采取了秘密工作的方式。当时每一个人负责一部分工作, 接收货物的是一批人, 运输的是另一批人, 负责联络搞情报的是一部分人, 他们之间是相互保密的。南光公司的船有特殊记号, 如挂什么样的旗有规定, 因此南光公司的船进入广州是通行无阻的。

当时中共在澳门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 但抗美援朝后, 逐步半公开化了。在澳门, 设有中共澳门区分党委, 直属港澳工委领导。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葡萄牙澳门当局承认柯正平是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代表。

柯正平先生说, 他们当时虽然未曾与霍英东先生直接见面, 但他们都记得霍英东是他们信得过的重要供货人。

四、霍英东决心挑战联合国禁令

霍英东每天和船打交道, 最方便搞到的就是柴油, 而柴油恰恰是内地急需的物资。他便把柴油运到澳门出手, 最初只是小打小闹, 运一船柴油才赚几百港元。但这条路搭通之后, 他发现内地的需求市场, 非常之大, 不光是柴油, 五花八门的生活用品, 亦无任欢迎。于是, 霍英东开始把药品、胶管、铁皮、铁板、五金等等物资, 用船运往澳门。

对一向在惊涛骇浪中揾食的霍英东来说, 这简直就是他的老本行, 霍家三代都是做船运的, 现在依然是风里来, 浪里去, 一叶扁舟闯大海。在1951年春节之前, 他和别人合伙, 主要走澳门这条线。其后因合伙人嗜赌, 把赚的钱都输光了, 霍英东与他拆了伙, 自己另组船队运货到蛇口。

霍英东的船队相当庞大。究竟有多少人为他打工呢?据说, 光是为霍英东装货的搬运工, 每次就有百余人;货仓工人及船队船员各有200多人;除此之外, 霍英东有10艘侦察小艇, 有20多位专门从事探路的人员, 还有5位汽车司机及几位管理人员。

霍英东曾对香港媒体讲述, “由1950年到1953年的三年间, 我们几乎晚晚开工, 没有一天停止过, 白天要联络、落货, 晚上开船,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六千吨黑铁皮, 大船每次装三百吨、小船装一百吨, 我们加班抢运, 两个星期全部运到蛇口, 一天都没有耽误过。”这样的运输量, 非同小可。

后来坊间哄传霍英东曾经贩卖军火, 颇具演义色彩的传闻, 说得有鼻子有眼, 但他断然否认, 坚称在他偷运的物资中, 绝对不包括军火。

不过, 即使不包括军火, 当年要挑战“联合国决议”, 也是要冒大风险的。港英当局在水陆两路, 布下天罗地网, 警探、便衣人员、工商署缉私员、巡逻车, 荷枪实弹, 昼夜巡逻, 有些仅仅是提着十几斤汽油, 在路上行走的人, 只要被认为有运往大陆嫌疑, 也会遭到扣查和没收货物。海军的舰艇、水师轮、水师快艇、小轮、水警轮、海关缉私轮, 更是遍布海面, 防堵阻截之严密, 几乎连一条鳗鱼也休想滑过去。

按港英当局的规定, 凡违禁出口, 一律属触犯“未得工商署准许证私运禁品出口罪”, 一经定罪, 严惩不贷, 货物与交通工具, 均要没收, 罚款高达10万元, 并可判三年徒刑。不过, 看似严刑峻法, 其实外紧内松, 码头的盘查并不很严密, 船在香港水域内行驶是合法的, 一出到公海, 天高任鸟飞, 当局就更是望洋兴叹了

在当年的报纸上, 虽然时常可以看到有关走私船只被没收、被撞沉的消息。霍英东在风口浪尖上行走, 他的船经常被海关追踪监视, 甚至被鸣枪警告。相传, 有一回他的一条船被水警截获, 作为船东, 被告上法庭。但当时船仍在香港水域, 并未触犯禁运法令, 最后只能以黑夜航行没有开灯, 罚款了事, 船货发还。

1952年11月20日, 霍英东手下的一条渔船“黑猫号”, 在运货前往蛇口途中, 被港英水警队的船只撞翻, 两名船员罹难。但这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案例, 大部分都能飞舟强渡, 穿越铁幕。加上霍英东用钱疏通了海关、水警等部门人员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 用霍英东的话来说, “很微妙”。否则的话, 他的庞大船队怎么可能在长达三年时间内, 白天装货, 晚上出船, 没有一天间歇, 数百雇员, 一片忙碌, 当局却奈何不了他?

比官方禁运更可怕的, 是海盗、大天二等强盗的拦路打劫, 一不小心, 就有人财两失、血本无归之虞。有时一些无赖流氓, 也会冒充缉私人员勒索。不过, 风险大, 利润也大。直到1954年禁运放宽之前, 他从这门生意中赚了一大笔, 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五、霍英东是否上了“黑名单”?

许多人都好奇地猜测, 霍英东在这几年里, 究竟赚了多少钱?霍英东自己说, 从事海上运输近三年之后, “我的身家第一次达到10万元数目, 但身体更见瘦弱, 这时候, 我的体重只有102磅。”但1953年霍英东可以拿出280万元, 购买利氏家族的使馆大厦, 可知10万之数, 显然是大大缩了水。

尽管港英当局没有公开指责霍英东, 但在香港, 一直有些若隐若现的流言, 在朝野间传播, 暗指霍英东当年是搞走私, “发国难财”。然所谓发国难财者, 乃趁国家危难之际, 损害国家利益以肥己。揆诸事实, 霍英东不仅没有损害国家利益, 而且还起了帮助中国政府的作用。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何乐而不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说他出于“爱国”是溢美, 说他“发国难财”则是溢恶, 都不是事实。

港英政府对于如此活跃的海上活动, 当然了如指掌, 但却开一只眼, 闭一只眼, 显然是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 既不想得罪美国, 也不想得罪中国, 骑墙主义, 左右逢源。所以对霍英东纵有诸多不满, 耿耿于怀, 也没有采取公开的法律行动。

后来霍英东根据种种迹象判断, 港英当局把他的公司列入了黑名单, 在生存空间上, 处处设限, 施加打压。“黑名单”之说, 一直成了盘桓在他心头的一块心病。不过, 从霍氏和港府一直有大量生意往来, 承接众多政府工程这一情况看, “黑名单”即使确实存在, 也没有对他的事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尽管事实的真相, 仍无法彻底澄清, 但我们可以推测, 霍英东偷运物资, 真实惹恼的是美国, 而不是英国。十几年后, 在令霍英东吃了大亏的星光行事件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在幕后活动的幢幢阴影, 英国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

关于这段经历的始末曲折, 迄今尚无确切的历史档案, 足以把全部内幕大白于天下, 许多坊间逸闻, 曲折离奇, 活灵活现, 但因无法考证, 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可以肯定, 这段经历, 既为霍英东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也成为他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给他的事业带来了许多困扰。

霍英东虽然掘到了生平的第一桶金, 成为香港战后崛起的新一代富豪, 和妻儿搬到了香港富人区的跑马地蓝塘道豪宅居住, 但在香港200万芸芸众生当中, 仍然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故事。肯吃苦、敢冒险、会赚钱的香港人, 比比皆是,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的。

战时支援祖国头号功臣何贤

在20世纪下半叶的澳门, 何贤家族或许不是澳门社会最为富有的家族, 但无疑是最有政治地位和广泛社会影响力、感召力的家族。该家族创始人何贤, 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生前在港澳民间社会中被称为“澳门王”、“华人总督”。无论是抗战时期的日伪、国民党、“三山五岳”的各家帮派, 还是后来的中、葡、澳三地政府, 都一致公认他为澳门社会的“华人代表”。在其40多年的澳门生涯中, 天赋的金融、商业才干使他成为澳门工商界的巨子。他以卓越的交际手腕和感召魅力, 帮助澳葡政府平息纷争, 参与重大事件的斡旋、解决。他“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 乐为鲁仲连” [1] 。他那丰富的社会阅历, 几乎见证了澳门半个世纪的风云演绎。由于其为澳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他逝世的时候, 澳葡当局为他举行了开埠以来最大的致祭仪式, 下半旗三天致哀。这是澳门华人中第一位享有葡国总理以上官员逝世时才能享有的礼遇。

策略之一:积极周旋于各种社会势力之间

在澳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 凭借着葡国的管治和宗教势力的影响, 占人口总数比重很小的葡人和土生葡人处于社会最上层。他们是葡国官员赖以管治澳门的基础, 从事除政府机关以外由葡裔人士垄断的职业, 诸如律师、工程师等, 在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都处于较华人优越的地位。虽然有极少数富裕的本地华人处于社会上层, 然而占总人口96%的华人社会, 绝大部分处于这个“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中下层。他们凭借力量强大的亲中社团来维护其利益。作为亲中社团的领袖, 何贤始终代表着华人社会的利益。他乐意与葡人交往, 与许多葡人关系密切。每一位新任的澳督都与何贤交上朋友。处于澳门政治权力核心的总督深知, 要管治好澳门, 必须倚重具有崇高威望和很有号召力的华人头面人物, 特别是像何贤这样的人。澳督在碰到一些紧急情况, 不便出面处理的时候, 往往委托何贤以调停者、“华人代表”的身份通过民间渠道去解决, 而何贤往往都会不辱使命。凡对澳门人民有益的、对稳定澳门社会经济有利的事情, 他都尽心尽力, 争取事端圆满解决。例如:1952年, 中葡双方士兵冲突引发的“关闸事件”, 由于中葡尚未建交, 便只能委托何贤、马万祺等人, 以澳葡当局的“特使”身份, 从民间渠道来解决这一政治冲突。此外, 何贤在澳门新马路大丰银行办事处二楼, 设立“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办事处”, 直接倾听民众申诉, 凭借其智慧, 为民请命, 向政府部门反映。鉴于何贤的重要地位, 澳葡当局往往“给个面子”, 予以解决。

近代以来的澳门社会, 虽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 但总是存在着若干种复杂的社会势力, 他们之间或共存发展, 或争执消长, 对于弹丸之地的澳门影响复杂。作为本地区的大企业家, 何贤自然也涉足其中, 其社会背景呈现着较为复杂的面貌, 众说纷纭。但不管如何, 何贤始终代表华人社会的利益, 跟上时代步伐。

早在大部分澳门人怀疑惧怕共产党的时候, 何贤已开始与中共人士有交往。共产党员柯麟对这位工商界进步人士影响甚多。1950年10月1日, 澳门各界人士冲破重重阻力, 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1周年。何贤向商会三千民众发表演讲, 并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何贤通过各种渠道, 征购、运输军用物资到内地, 解决国家困难。关闸事件的解决, 何贤在民间崇高威望为官方认可, 被中澳双方视为最合适的中间人。何贤还暗中促成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澳门负责人程一鸣, 在1964年12月13日携带电台、密码、一批武器投诚中国政府, 使得国民党在澳门整个特务机关系统暴露。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澳葡当局关闭了台湾当局驻澳外交公署, 双方割断官方关系, 国民党势力转以民间社团名义进行活动。何贤对新中国的拥护与热爱, 引起了台湾方面的仇恨。国民党特务对此恨之入骨, 几次企图暗杀他, 而这更坚定了他靠拢祖国大陆的决心。

策略之二:官商结合, 取得“专利权”。

何贤商业经营策略之二, 便是走 “官商结合”之路。40年代澳门当局经济局长罗保对于何贤的商业活动影响甚大。作为一个在澳门政界掌握实权, 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人物, 何贤与他关系密切。

1973年以前, 由于香港严格管制黄金进出口, 具有夹缝经济特性的澳门获得一个大做黄金买卖的市场和机会。澳门政府趁机实行黄金输入专营, 将黄金输入专利批准给专营公司, 从中抽取黄金输入专利税。“这种税收占澳门财政收入一成以上。” [3] 专营公司分别以平价购进, 转至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牟取暴利。

何贤和钟子光、罗保合资成立澳门“和安”黄金公司, 通过罗保获取黄金经营专利权。何贤派出得力助手到非洲等地购买黄金, 每个星期六、日两天用飞机运送到香港飞机场 (黄金只允许停留机场) , 再用水上飞机转运到澳门和安黄金公司分售。澳门黄金市场的各个零售商、东南亚各地客商云集“和安”争购黄金, 而后又各显手段, 运往东南亚、香港。黄金在此过程中, 一进一出, 差价盈利相当大, “和安”收入极为可观;直到1973年, 香港政府宣布开放黄金贸易, 澳门黄金市场随之一落千丈, 才停止营业。十多年的黄金专利经营, 财源滚滚而来。

此外, 因与澳门政府的密切关系, 何贤先后取得了澳门博彩业中赛狗的专利权, 成立了以何贤为董事长的澳门逸园赛狗有限公司, 经营格力狗场;澳门半岛公共汽车运输业的专利经营权, 经营澳门福利公共汽车公司, 与澳门海岛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分享经营往来澳门与路环、凼仔之间的公共汽车服务权益;澳门自来水生产、供应专利权, 组成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还由他开办大明石油公司, 专门代理供应澳门来往广州、珠海、中山等地的汽柴油。

策略之三:以大丰银行为支柱, 构建多元化的家族企业。

凭着社会影响力的提高、官商结合政治背景和多个社会层次的“人和”, 何贤陆续创办了许多企业, 走上了多元化的商业经营道路。40年代中期, 何氏家族发展了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钟表行、房地产生意, 先后用巨资收购“新亚”、“澳门”、“国际”三大酒店等。众多实业的创建, 壮大了大丰集团、何氏家族的一些企业, 甚至垄断了某一行业, 成为澳门重要的经济力量。

视野开阔、勇于开拓的何贤, 不满足于澳门一地的产业投资, 在香港、大陆也有工商业的投资。

策略之四:积极投身社团, 扩大影响, 为企业服务。

社团, 是指通过法律手续成立的、从事经济活动或社会公共事业的社会组织。数十万人口的澳门, 社团竟逾1460个, 涉及经济、文化教育、体育、慈善福利等多个方面, 其中大部分是华人社团。在澳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程中, 传统社团的功能扩大, 从社会救助赈济的单一角色向多服务性方向发展, 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

何贤在大力发展何氏产业的同时, 以慷慨慈善家、桑梓造福人、真诚爱国者的商人形象, 积极投身或支持社团运动, 成为众多社团的领袖:中华总商会会长, 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 银行公会、金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建筑置业商会、戏院同业公会、中国教育会会长, 东亚大学 (今澳门大学) 校董事会主席, 暨南大学校董事会主席, 亚洲象棋联合会、武术总会会长等。

众多社团中, 澳门中华总商会是与何贤一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团之一。中华总商会与镜湖医院慈善会、澳门同善堂号称“澳门三大社团”, 以 “团结工商界, 坚持爱祖国、爱澳门, 维护工商界正当权益, 做好工商服务工作, 促进与外地之商业联系, 为澳门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而努力”为宗旨 [4] 。何贤担任过中华总商会18届理事长、两届会长, 为团结澳门工商界, 繁荣澳门经济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何贤在后半生生涯中, 声名远播于港澳地区, 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借助于中总这一特殊的社会活动舞台。

何贤热心澳门文化事业的发展, 赞助文化教育。尽管他只受到三年的农村私塾教育, 但“举凡澳门的爱国活动、以及社会福利、体育、文化等活动, 他都出钱出力” [1] 。1985年8月15日, 在何贤等人努力下, 以“来自澳门同胞, 属于澳门同胞, 为了澳门同胞”为宗旨的《澳门日报》正式出版, 成为澳门社会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澳门教育发展严重落后, 人口素质偏低, 澳葡政府基于殖民主义的心态, 一向不重视澳门教育, 教育的职责主要转移民间社会。为了能够使广大平民子弟接受教育, 何贤极力发展澳门教育事业, 为多所学校捐助, 扩建校舍, 并率先倡议、捐资组建了东亚大学, 开始了澳门高等教育的历程。何贤还频频组织内地与港澳间的艺术交流活动;上世纪50年代, 澳门举办各种体育活动所需大量经费、奖品, 也多由何贤赞助, 尤以乒乓球赛项目最多。通过社团运动, 何贤不仅影响力扩大到社会各个层面, 还收到了商业广告宣传的效果, 甚至比广告的影响更有效、更突出。可以说, 何贤和他的何氏家族企业不仅提高了知名度、商业信誉, 而且在澳门社会中成功地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策略之五:投资公益事业建设

何贤始终关注社会公共福利事业, 认为公共设施的建设, 是发展澳门地区经济的“硬件”, 积极倡导, 投资于这些基础建设。

1955年, 何贤投资办澳门福利公共汽车公司, “福利”拥有大巴、小巴60多辆, 职工300多人, 年载客1000万人次, 盈利大部分拨入镜湖医院。60年代末, 他积极倡议建设“澳凼大桥”。这一跨海建设工程, 于1970年6月18日由何贤经营的澳门工程有限公同承接。历时4年多的施工, 在1974年10月5日建成。全桥长2569.8米, 宽9.2米, 大桥使澳门半岛与南面的凼仔, 路环二岛连为一体, 有利发展经济。当时澳门舆论一致认为:何贤仅以4332万元的廉价承接额投建这项社会民生的公共事业工程, 对于开发凼仔、路环西岛的各项事业起到了铺架天梯的重要作用。

澳门半岛淡水资源少, 从1958年至1968年10多年间, 澳门当局曾4次宣布限制用水, 共457天, 极不适应澳门工商业迅猛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的现状, 影响澳门居民生活。1968年, 何贤出任自来水公司董事长, 决意改变澳门供水落后状况。何贤亲自与广东省政府商谈, 得到祖国人民支持。1960年3月8日在珠海投资建成竹仙洞、银坑两座容量为300万立方米的水库, 日供水澳门7千到1万立方米, 有效解决水荒。70年代, 何贤在珠海大镜山、梅澳新建水库两座, 南屏河建抽水站, 夏湾建水压站, 拱北建水厂。从此, 澳门自来水公司日供水5万立方米, 澳门居民真正摆脱了“制水”之苦。

二 何贤商业经营策略评述

二 何贤商业经营策略评述

何贤作为港澳地区著名的实业家, 所采取的商业经营策略, 使其在社会政治环境特殊、利益集团林立的弹丸之地澳门, 开创了何氏家族企业。尤其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 何贤扮演了“社会重心”的角色。其商业经营策略有何特色呢?

(一) 极力周旋于各种社会势力之间左右逢源

葡国管治下的澳门, 处于特殊的社会政治氛围之中, 在政治不稳定和商业风险极大的环境下去追逐利润, 何贤脱离不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的作用, 他必须巧妙地周旋于其间, 以谋求自己商业发展的空间。作为商人的何贤是澳门特定社会背景之下的产物。

其次, 何贤的“中间人”角色也是澳门社会的一种需要。澳门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微型经济, 地小人少, 市场规模狭窄, 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内部资源短缺。基础脆弱的社会经济对外部宏观环境严重依赖。每当出现纷争动乱的时候, 注重于人治、人际关系的澳门, 更需要一个为各利益集团都认可的“中间人”来从中斡旋, 平息纷争。何贤成功地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再次,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中间人”的何贤, 他始终分清曲直, 以华人社会利益、澳门社会稳定、民生经济进步为己任, 充分发挥个人的交际手腕, 以信义为先, 以和为贵, 去参与斡旋, 平息不同社团、帮派的纷争;一言九鼎, 仗义疏财, 成为澳门政商界, 黑白两道各种势力均能敬重的人物。所以, 何贤往往能为他人所不能为, 立下传奇事业。

(二) 带有中国传统商人色彩的经营方式

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界线, 澳门从传统社会时期向现代社会时期过渡。接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启蒙教育, 凭靠丰富的社会阅历成熟起来的何贤, 其商业经营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商人色彩。何贤走上了官商结合的道路, 选择了家族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1. 采取官商结合的经营策略以适应澳门社会

澳门是葡萄牙落后官僚体制约束下的现代经济。澳门实行的是开放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但资本主义市场微观基础不健全。对于数目众多的中小企业, 澳门政府实行的是适者生存、不干预的态度;对于旅游博彩业, 交通运输业, 公共事业等, 则实行专利制度, 收取专利税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由此产生了产业产权高度垄断与适者生存、自由竞争的二元性质经济特征。因此, 获取某一产业的专利权, 成为发展某一产业的先决条件。何贤走上了官商结合的路子, 以“官” (如40年代澳门经济局长罗保) 为背景和合作伙伴, 利用澳葡政府立法委员会副主席等衔号, 与澳葡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以获得某一产业的专利权。

据澳门学者陈欣欣的研究, 传统时期的澳门社会, “是个二元结构的社会:一元是和谐简朴的华人渔村;另一元则是商贸活跃的官商社群”。这二元表面上是“颇和谐的”, 但实质是“建立于权力关系之上, 即官商阶层对渔村人民的控制。” [5] 但应该看到, 何贤“官商结合”的企业经营, 并没有以危害澳门社会、人民生活来换取其个人企业垄断性发展。相反, 却苦苦支撑着一些关系民生但无利可图、甚至负债经营的公共事业, 如自来水公司等。

2. 何贤所选的家族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何贤和港、澳、台许多著名的实业家一样采取了家族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这多少带有封建宗派、等级观念的意味。采用这一模式, 何贤将自己众多企业交由自己身边的亲信去经营管理。较易协调行动, 减少矛盾。裙带的关系, 使得何贤可运用家族的伦理情感和人身依附关系, 与亲信建立家庭血缘关系。使下属对于这位心肠仁厚、极具人情味的老板, 感恩图报, 忠于职守。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儒家的伦理精神等传统文化因素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基于这种纽带维系职工与企业上下齐心, 使得企业兴旺。作为何氏家族继承人的何厚铧先生亦曾指出 :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有冲力和动力。各领导与成员团结一心, 目标一致, 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事业的维系全凭信任和依赖 [6] 。尽管何贤也参酌西方现代企业的某些做法, 在自己的家族企业中设立公司董事会、经理制度嫁接了现代商业的某些“枝芽”, 具有“不中不西, 即中即西”的华洋特色。但是, 遗憾的是, 由于众多因素 (如个人文化背景, 个人能力等) 限制, 何贤未能深入完成家族企业的内部改革, 或者说“嫁接”是不成功的。何贤过于信任合作伙伴, 讲究信义经商。但何氏家族缺乏一套完整的企业监督制度。为此, 何贤吃过不少苦头。何贤在香港曾经营一个“联合公司”, 被委托人骗走了1000万元港币巨款, 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他不追究, 只怪自己看错了人 [1] 。何贤没能运用“掺沙子”的办法, 没有让法律顾问、核数师、专业管理人才加入到家族企业的领导层, 没能让家族企业向企业家族转化, 纳入到现代企业开放式经营管理的新轨道。直到何厚铧以“掺沙子”的方式在“败家仔”的指责声中改造何氏家族企业, 才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 重新萌发了何氏家族企业发展的生机!

(三) 多元文化的影响, 视野开阔

澳门是珠江与南海交融之地, 是中西文化、尤其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中西文明交流的桥头堡。不同民族文化于此交融, 形成了中西合壁、多元的澳门文化。这一多元文化深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与中国近现代一部分商人一样, 何贤走的也是由“学徒或小贩——买办或现代工商企业家”的发展道路。但在多元文化熏陶影响之下, 何贤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商人相比 , 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他以 “七成盈利用诸社会”为人生乐事。受中国传统道德熏陶与西方博爱观念、参与意识影响, 何贤与传统商人发财后回乡造房, 建祠、修谱、垒墓不同, 他倾力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创办医院、学校, 捐款救济贫民, 投资家乡办实业, 出钱筑路架桥, 以造福桑梓。

企业人才的培养对企业的兴衰意义重大, 何贤特别关心自己的伙计, 尤其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得力助手, 长时间的观察、培养之后, 何贤就分派企业由其去管理, 扶持其发展。铺面收入, 全归管理人。例如, “澳门东亚酒店和国际酒店, 就是分给彭彼得管理” [1] 。

对于家族企业来说, 选择好一个继承人, 更为重要。为此, 何贤于1969年将澳门永援中学初中毕业的何厚铧送往加拿大就读。1978年, 何厚铧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1981年为加拿大特许核数师、注册会计师, 从而使其日后真正能执掌何氏家族企业。

当何贤病终之前, 何贤为何氏家族企业的支柱——大丰银行的前途作出了重大决策:将大丰银行托付给中国银行, 请求中银参股。从中可以看出:富有商人眼光的何贤, 视野开阔, 善于为自己的企业谋求合适的合作伙伴。

纵观何贤一生, 是跟随时代步伐而不断进步的一生, 是爱国的一生。何贤是一位“有动力和勇敢的企业家, 为其爱护的澳门发展和繁荣鞠躬尽瘁”“具有领导才能”的“伟大爱国者”, “对加强中葡数世纪的友谊所作贡献, 在最近数十年来无出其右。” [7]

引自

上世纪50年代霍英东挑战对华禁运令的“走私”活动

近代史研究者, 知名作家 : 叶曙明

澳门著名实业家何贤的经营策略

杨小帆 林扬东

作者简介:杨小帆 (1978-) , 男, 广东普宁市人, 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霍英东有没有卖军火一直是一个疑问。多年以后霍英东先生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

1、霍英东发家的起点

霍英东是国级干部。去世的时候是盖上国旗的。在香港人中是唯一的一个。

霍英东先生时常自谦的说，他的第二桶金就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往内地运东西而发家的。

霍英东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役，曾在香港集聚大量战略物资，借助江湖朋友突破封锁最终运到内地，他的举动也被英国人一直记得，并给了霍英东先生不少小鞋穿。

霍先生的江湖朋友，说直白点，就是现在香港的帮会（黑社会）那一拨人。这拨人是和胜和的。

当然霍英东这个层次的他本人不可能是和胜和的。网上一些说法，尤其霍英东在何鸿燊赌场里有股份，就说霍英东是和胜和的老大之类的话，这些话都是瞎编的。

上面的是我极力推荐的一部片子。

里面有个战斗场景，就是用到了没良心炮。那个炮筒就可以用汽油桶来弄。

作为对比，朝鲜战争时期，后来有三反、五反运动。上海的不良商人，卖给部队的纱布、药品都是伪劣产品。这引起了人神共愤……

3、朝鲜战争后

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霍英东的贡献。

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像霍英东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就像是走钢丝、险象环生。

霍英东是香港商人中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

1964年，霍英东受邀参加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而此次霍英东之行有为了缓解内地的粮食压力的问题。

当时霍英东避开香港移民局记录，他背着大大的行囊辗转了几十个小时。

霍英东是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和邓小平（规格之高可见一般）。

在会场门口，邓小平同霍英东握手问好，这样的礼遇让霍英东觉得不可思议赶紧双手去握，没有想到邓小平也双手回握。

虽然全程秘密进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

从北京返港后，霍英东的压力终于从流言缠身上升为实质性的压迫。

到了改革开放后，一切也就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