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民族的母语怎么从汉语、侗台语变成南亚语？ 第1页

越南在汉人进入前讲什么语言，也许已经很难说清。虽然说“百越”是上古时期汉人对与越人有类似文化面貌的民族的通称，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民族划分，比如缅甸古代民族“骠人”在史书里也被称作“僄越”，从骠人碑刻铭文看，骠语属于藏缅语，古滇国也叫“滇越”，语言不明，另外又有“外越”，不少人认为包括南岛语民族，确实仅凭“越”字无法断定骆越讲侗台语。

但考虑到越人主体讲侗台语，而骆越在秦汉时期又是越人的几大主体族群之一，绝非上述边缘越人之可比。秦汉时期把整个岭南叫交趾，而后来交趾专指越南，可见交州、交趾的核心区在今北越。《汉书》记载贾捐之弃海南岛时称岛民为“骆越之人”，现代黎族讲侗台语。又按秦汉时西瓯骆越的分界，何平引用明代《百越先贤志》总结“湘漓而南，故西瓯也，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也”，认为这既是秦汉桂林象郡的大致分界，也是现代壮语南北方言的大致分界，南朝时对这个区域土著的称呼是“俚”，当时的广东西部、广西南部、越南北部的主体少数民族文化面貌应当非常相似，古代骆越人讲侗台语的可能性确实非常大。不过，如果考虑骆越可能也是征服政权（秦汉征服以前，就已经有蜀王子泮迁徙北越），当时的底层语言情况可能非常复杂。

《后汉书》卷八十六“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重译”说明岭南土著的原始语言情况非常复杂，需要多重转译，但这里更重要的是，汉朝对岭南的汉化不是使其“稍识文字”，而是迁徙汉人杂居其间使其“稍知言语”，可见至少在城市地区，汉朝就已经开始推广汉语了。

南朝以降交州开发程度更高，交州士族应该都讲汉语。南梁时李贲起兵，《通鉴》载“交趾李贲世为豪右，仕不得志。有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贲与韶还乡里，谋作乱”，作为交州的下层士族，梁书称为的“交州土民”，被梁朝吏部认为能在首都建康当城门小官，可见没有语言障碍。到唐代，越南地区甚至出了个宰相姜公辅，与其弟姜公复均中进士，传为佳话。

甚至直到北宋，交州上层跟中原王朝都依然没有语言障碍，静海军的通用语言应该是中古汉语交州方言，当时跟全国性的汉语共通语还没有太大隔阂。北宋派宋镐出使交州见到黎桓，《长编》及《宋史》都有记载两人对话，场景较生动，似乎没有翻译在场的迹象，特别宋镐报告说黎桓宴饮时“或自歌劝酒，莫能晓其词”，可能黎桓日常对话用汉语，酒酣之际唱歌才是后来的越南语。又《宋会要辑稿》还记载黎桓“执蜑人不晓华言者二十七人送转运使”，可以反过来证明交州跟宋人交流讲的是“华言”。作为对比可以看高丽，《宋史》高丽传明确写高丽人“不迩华言”，《长编》作“不通华言”，又《长编》熙宁九年记载高丽人漂流至宋朝，“语难辨问，令书字”，只能笔谈（而现有史料的中越笔谈记录均见于明清时期）。又《宋朝事实》仪注记“西北蕃部及契丹、高丽、东南蛮、西南夷及诸外蕃国来贡者……皆通事传译”，由于下文即有交趾，显然这里交趾不包括在西南夷或外蕃里，这可能是因为宋朝视交趾为藩镇，但也可能说明交趾使臣与北宋朝廷交谈不需要传译。又《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桓的心腹洪献即是“北人”，“常从征伐为军师“，黎桓子卧朝帝纳“宋女萧氏”为宫人，重用“宋优人廖守心”等，黎桓父子手下有不少宋人，或许也可以作为当时中越语言依然互通的旁证。

而到元明之时，中越交流已经明确记载需要翻译。元代《岛夷志略》记交趾“皆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元使至，必使通语者传译”，而陈朝太宗之子陈日燏语言天赋强会多国语言，跟元使交谈，元使以为他是真定人在越南为官，元军攻越时，“昭文王日燏军有宋人，衣宋衣执弓矢以战。上皇恐诸军或不能辨，使人谕之曰：‘此昭文鞑也，当审识之。’盖宋与鞑声音衣服相似，元人见之，皆惊曰：‘有宋人来助！’”可见南宋灭亡时，投靠越南的士兵所讲的语言与元军相似，而跟越南人已有明显差异。永乐占领交趾后，按《明实录》洪熙元年交趾布政使司奏“各府州县儒学，自永乐十三年开设以来并无朝除教官，多是土人训诲，通经者少。诸生颇知读书，然皆言语侏离，礼法疏旷，虽务学业，未习华风”，可见当时越南的读书音跟明朝官话已有很大差别（虽然这点从汉越语与现代官话对比也可得知）。又《明史》载洪武三十年遣使安南“议论往复，久而不决。以译者言不达意，复为书晓之”，又《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利“令通事……示东都城”，又其手下刘伯恭曾为“成山侯王通通事”等等，可见明初中越交往也必须依赖翻译。对应的是，此时越南喃字文学也已蔚为大观，比如《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胡季嫠“编《无逸篇》，译为国语，以教官家”，后来阮廌采录“胡氏手诏及诗文……得国语诗文数十篇”，这里国语均指喃字。晚明《殊域周咨录》把“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的喃字化历史上溯到汉末的士燮，明显是附会（因为与早期史料不符），但反映的其实正是元明时期的越南情况。这一时期越南上下均已通行越芒语，此时中古汉语交州方言已经变成汉越语，只停留在越南人的高级词汇和书面语层面上，现代越南语最终形成。

对于中古时期的越芒语，最早的可信的喃字证据见于唐代，《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唐代宗时“交州唐林人”冯兴“豪富有勇力”起兵，子安尊其为“布盖”大王。可见唐林通行越芒语，而唐林距离河内并不远。值得注意的是，吴权也是唐林人，而且“世为贵族，父旻为本州牧”，吴权作为世袭贵族也许母语是中古汉语，但其底层部曲必定讲越芒语。吴权统治交州以后，或许越芒语就进入大城市，再往后，吴昌岌讨伐丁部领，“时有华闾洞人丁部领，负溪山险固，不修臣职”，丁部领是典型的溪洞酋豪，手下应该有大量越芒语群体。再后来丁部领统一交州，更是迁都华闾，直到李公蕴才重新迁回升龙（河内）。很可能就是这样，在交州上层形成双语双方言的格局，中古汉语与越芒语并行。因此黎桓跟宋使能自由交谈，而酒酣之时唱越芒语歌谣，宋使就听不懂了。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交州地区有两个唐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福禄郡，总章二年，智州刺史谢法成招慰生獠昆明北楼等七千余落，以故唐林州地置”，这段记载虽疑似有误（南蛮传作矩州刺史，而且招抚的是昆明蛮，在贵州的可能性更大，史官误系于安南），但地名、沿革不会错，可见唐林、福禄原地名在今越南中部（《元和郡县图志》“唐林州，北至府约一千里”），为羁縻蛮族部落而置。而冯兴、吴权所在之唐林，按《越史通鉴纲目》“唐林，古社号，旧史注在福禄县，福禄今改福寿，属山西省，考山西省册，福寿甘霖社古号唐林，冯兴吴权皆其社人，今有祠在焉”，距离河内不远。从吴权世袭的状况看(十二使君的吴日庆仍据唐林)，唐林应属羁縻，而且两处地名一样，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人口迁徙造成的，或许唐朝政府正是为推动其汉化而将南方的羁縻部落迁往汉化程度高的红河三角洲居住。这样的话，似乎我们又不能据此低估唐代红河三角洲的汉语化水平了。

此后的黎桓、李公蕴政权均是在丁部领政权基础上，依靠静海军将校政变而上台，因此社会基础没有太大的改变。李陈朝是越南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初步完成了民族融合，现代越南语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正式形成。《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到13世纪陈朝的阮诠“能国语赋诗，我国赋诗多用国语，实自此始”，士大夫阶层的口语也已经是越芒语，并且开始尝试使用越芒语进行文学创作了。黎利依托芒族地区发动蓝山起义建立后黎朝，可以算是为中古时期越南地区的语言变化划下句号。即使李陈朝依然保持越芒语与中古汉语交州方言并行的可能，而到后黎朝以后，这种可能性也最终消失了。

另外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古时期越南人讲中古汉语，但不代表他们习俗上也完全汉化。比如越南长期有披发的习俗（当然也一直有束发），香港古装剧估计就是受越南影响，把古代中国人全拍成半披发的椎髻了，进而影响了全国人的审美。南宋《岭外代答》说交趾“其国人乌衣、黑齿、椎髻、徒跣，无贵贱皆然”，但下文又说“足加鞵韈，游于衢路，与吾人无异，但其巾可辨耳”，说明其实是交州底层习俗跟汉人有较大差异，而正式场合差异很小。《诸蕃志》“服色饮食略与中国同，但男女皆跣足差异耳”，也当如此理解。汉书颜师古注“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黑鞑事略》记蒙古人“被发而椎髻”，可见披发跟椎髻不矛盾，强调的是“一撮之髻”，古装剧那种半束发发型在古人眼里估计都算“椎髻”。

总结就是，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我的推测是，秦汉以前越南应该是讲骆越语（上层侗台语，底层可能是南亚语），汉朝以后，北属时期的越南上层被高度汉化，直到北宋，越南上层的口语还是汉语（中古汉语交州方言、或中古汉语共通语），下层通行越芒语，南宋时逐渐完成民族融合。北宋以前中越交流不需要翻译，元代以后，中古汉语在越南成为死语，现代越南语最终形成，中越交流才开始需要翻译或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