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清十二帝只有雍正拿的出手这种观点？ 第1页

由于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影响，雍正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极为勤政、爱民、节俭的伟大改革家形象。

　　唐国强老师饰演的雍正，颇有样板戏风格，太伟光正，对于雍正性格里阴狠的一面也表现的比较隐晦。比起来，香港已故大导演萧笙先生拍摄的《君临天下》当中，江华饰演的那个心机决绝、迷恋权力享受、不择手段却又执政能力高明、渴望一个黄金盛世的雍正，反而更加接近于历史上真正的雍正帝。

　　雍正勤政嘛？当然勤政，但要说勤政到把自己活活累死无疑是胡说八道，论勤政，汉光武帝和明太祖绝对比雍正强出一大截。雍正是爱玩的，喜欢各种汉服和西洋cosplay，有大量的时间拿来玩。

　　至于节俭，雍正的节俭更多地和南齐明帝萧鸾的节俭一样，只是做做样子。

　　《世宗实录》记其五年五月传旨：“灯帏之上加以彩锈为饰者，朕心深为不悦……外间所进香囊宫扇中，有装饰华丽、雕刻精工者，此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

　　然而，雍正对封疆大吏上贡象牙，在《世宗实录》中批曰：“（象牙席）今则献者日多，大非朕意”，而在其《活计档》里呢，全是象牙筷、象牙匙，雍正五年一月十八日，雍正给造办处“处长”“传旨：做铜镀金盖、象牙匙（100个）”；五月三日，“传旨：做铜镀金盖、象牙匙（65个）”；十月六日，“传旨：做铜镀金盖、象牙匙（100个）”。雍正爱宠物，其宠物所受的待遇估计比中产阶级生活境遇要好，如雍正元年七月，雍正“传旨：给造化狗做麒麟衣一件，老虎衣一件，狻猊衣两件”；如七年正月，雍正“传旨：给造化狗做的虎皮衣硬了，着再做软虎皮衣一件”。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教授杨启樵先生，曾随意从雍正《活计档》里列了一个表，雍正给造办处批示做鼻烟壶、眼镜、宫扇、坐垫、马桶等批示，有好几页篇幅，单是两三年来批示做眼镜的，就有三两千付，都是材料不厌精，制作不厌细。每制作一件玩具与用品出来，雍正几都做指示：“关夫子脸像特低，仰起来些；腿甚粗，收细些；马鬃少，多添些；廖化的盔不好，另拨好样式盔”……甚至是一个信封，雍正都要管：“着做黄纸折一件，长六寸，宽三寸，十八页纸。不要太滑了，亦不可表厚……上贴黄卷描泥金签……”假如雍正饭桌上拣饭粒是真的，他拣一万年饭颗与饭屑所节约出来的国民产值，怕也抵值不了他以玛瑙、翡翠与24K黄金制造一个痰盂之所费吧——略微统计雍正《活计档》对痰盂所下的生产计划，其指示所造痰盂何止上百？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帝晚年的形象经常是戴着一副眼镜的样子，观者不免产生疑问，那时有眼镜吗？答案是肯定的。眼镜在明代就已传入中国，到了清代虽然不是人人都能戴上，但也相对普遍了。

　　雍正帝佩戴的眼镜由内务府造办处专门制作。据不完全统计，造办处为雍正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达35副之多。这些眼镜随处安放在四宜堂如意床上、京中大殿里、乾清宫陈设内、弘德殿内，外出时的车上都曾放过，基本上他每到一处就能随手可取。

　　我们知道，眼镜的差别主要在镜片的质地上。雍正眼镜的质地当然是精品了，他所使用的基本是茶晶片和水晶片。由于这两种材料比较罕见，所以雍正即位当年，怡亲王允祥就下令将57件水晶人物器皿收缴到养心殿，以做眼镜原料。

　　雍正四年（1726）八月，他一次就拿出100副眼镜来，雍正九年（1731）八月，他下令为外面进献的眼镜配100副专用眼镜盒。他曾发布上谕说：按照我使用眼镜的样式再做10副来。

　　雍正爷爱玩，爱玩是要花钱的，所以雍正虽然不下江南，花钱不如老爹和儿子那么如流水，但也算得上奢侈了。所以他国库留给乾隆的不过3000万两，不算多。

　　但是，是否这就证明雍正被高估了呢？不，雍正仍旧是容易被低估的。

　　雍正最厉害之处，不在于是不是勤政，是不是节俭。难道勤政节俭就一定是好皇帝嘛？朱由检同志怎么说？
　　雍正厉害之处，在于没有门户之见，唯才是举，在这方面颇有魏武帝曹操的风范。所以雍正在位，垂拱而天下治，大臣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雍正自己有空去玩，有空去享受，还把康熙留下的烂摊子治理成一个封建时代标准下的盛世。

　　《康熙王朝》里边，有几个汉臣形象很鲜明。一个康熙好基友魏东亭，这个是虚构人物，还有周培公、姚启圣、李光地，这几个实有其人。

　　不过周培公、姚启圣、李光地这几位，真正历史上都是打酱油的人物，作用不大。康熙时代的重臣，除了大名鼎鼎的索额图、明珠之外，前期有图海，有康熙的堂叔岳乐、堂兄杰书，后期有亲哥福全、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基本上不是宗室，就是满洲贵族，体现了满清统治集团的严重封闭性。

　　康熙任人唯亲，御下宽松，所以晚年官场一片腐败，而且常年征战，赈灾不利，加上明末小冰期还有余波，饥荒造成的人相食之类的记录不胜枚举。

　　但这都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还是税收。

　　康熙50年丁数是2462万，康熙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增加的人丁数从此不交税了。如果这样下去，清朝从此只能收2462万丁的税赋，折算成口是6000万口。而实际上，康熙末期的全国人口已经有一亿以上。

　　明初实际人口6500万，在册人口6000万。西晋初年实际人口3500万，在册人口2400万。这么一看，康熙爷打击豪强，统计户口的手腕还不如司马炎。考虑到清朝到了乾隆朝就有3亿人，这2462万丁，6000万口的纳税人口，是绝对养不起未来负担越来越大的大青果财政的。

　　所以毋庸置疑地，雍正的摊丁入亩，给大清起了续命之功。按照雍正的政策延续下去，到了清朝灭亡前夕，实际田亩1450万顷，在册田亩720万顷，隐瞒了50%，这时候清朝已经有4亿多人。如果按照康熙的路子搞下去，到清末就只有15%的人口交税……哦，不对，按照康熙的布置，哪里糊弄得到1911年？1800年都悬。

　　雍正在位期间，外战不断，内政改革又是如火如荼。要想干好这些大大小小七七八八的事儿，自然要有一批名臣强将。雍正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你有本事有才干，我就倾心信你（当然，雍正跟曹操一样多疑，事后卸磨杀驴也不少，但至少用的时候唯才是举，绝对信任）

　　雍正朝四大名臣：张廷玉、李卫、田文镜、鄂尔泰，只有一个西林觉罗·鄂尔泰是满人，还是汉化程度极高的，只是下级贵族家世，举人出身，40多岁仍沉于下僚，雍正元年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突然开始飞黄腾达。后来到了乾隆朝，鄂尔泰的侄子鄂昌与汉人大臣、鄂尔泰门生胡中藻结党，写《塞上吟》攻击蒙古人为胡儿，被乾隆抓住把柄，乾隆灭胡中藻满门，杀鄂昌，把鄂尔泰牌位撤出贤良祠。

　　胡中藻、鄂昌倒了霉，他们俩的政敌张廷玉也没讨到好处。张廷玉与鄂尔泰同为雍正的顾命大臣，互相争斗。乾隆早期，张廷玉帮助年青的乾隆稳定政局，继续推行摊丁入亩等政策、完善军机处等制度，等到翅膀硬了，乾隆对于张廷玉也是用完就扔，对张廷玉百般刁难迫害，借机对汉人臣子势力进行极大的打击。乾隆的想法也很简单，无论满汉臣子，都必须是他的好奴才，不能有自己的主见。

　　至于田文镜，去世得早，在雍正朝就死了。乾隆继位不久，就站在豪强地主立场，指责坟头草三尺高的田文镜【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然后把田文镜在河南试行的官绅一体纳粮给废除了。

　　武臣方面，雍正朝三大武臣：岳钟琪、年羹尧、策棱。两个是汉人，一个是蒙古人，没有一个满人。而乾隆朝的武臣，傅恒、阿桂、福康安、海兰察、明瑞、兆惠、班第……一个个清一色的满人。

　　当然，雍正多疑，所以年羹尧被诛，岳钟琪下狱。但是到了乾隆朝初年，大金川莎罗奔打不下，还得请出前朝老将岳钟琪来。

　　至于重用策棱，却更是雍正一生中极大的妙棋。

　　很多人说雍正对准部战绩不好，不知道雍正是惟一和准部完全体打过的。康熙是和策妄阿拉布坦联手打噶尔丹(也就是和半个准噶尔联手打另外半个，而不少电视剧党甚至以为准噶尔已经被康熙平定，实际上康熙打噶尔丹的结果是策妄阿拉布坦趁机统一准部，让准噶尔变成更加强大)，乾隆攻打准部的时候准部更是已经被内乱、天花、雪灾折腾得战兵不到一万了。

　　雍正平定青海极为顺利，一举搞定了和硕特部，这次用兵迅捷如风电，畅快淋漓，打得罗卜藏丹津单骑逃亡，在清朝平定南明之后诸多拖泥带水磕磕碰碰的军事行动算是独树一帜。然而当时准部拥有名将大策凌敦多布，连沙俄都揍过（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亚梅舍沃要塞围攻战中，准噶尔人成功地围困了这座驻守了2932名俄军的要塞，并打退从托儿博斯克方向前来增援的俄军，围城3个月后要塞剩余的700名俄军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

　　岳钟琪虽然善战，但比起大策凌敦多布还是略逊一筹。在和通泊之战中中了诱敌之计，导致傅尔丹所部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岳钟琪奇袭乌鲁木齐，却只得到一座空城，又被大策凌敦多布反奇袭抢了清军补给，灰头土脸，雍正一气之下将岳钟琪下狱。

　　和通泊惨败，损失的兵力虽然只有7000多人（应当没有计算辅兵的损失，不然估摸着要上万），但是都是各地选集的精锐，既有京城禁军，又有黑龙江招募来的索伦兵，此战惨败，震动比起康熙朝乌尔会河之战一次被噶尔丹歼灭上万的地方部队，还要要命。

　　这时候，出身喀尔喀蒙古的额驸策棱被雍正注意到。

　　重用策棱，是需要勇气的。策棱本身是喀尔喀贵族，而清王朝对喀尔喀的控制力是非常薄弱的，很难确保策棱是否有异心，如果他和准部合流，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雍正决然把资源倾斜给了策棱，交给他最精锐的部队，最好的装备。而策棱也给出了极佳的答卷，先是在额登楚勒之战中击退准部战神大策凌敦多布，又在额尔德尼昭之战大战准部另一大将小策凌敦多布，歼灭准部精兵过万，是清军对准部的第一大捷。

　　当然，此时准部仍然强盛，因此虽然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准部也并未割地。但这一战确实打碎了准部的锐气，从此准部再不敢侵犯清王朝边界。至于乾隆朝初年准部长达九年多的连续自爆，以至于被乾隆帝捡漏，真只能说是天命了（详见拙文《乾隆平准与七年战争》）。

　　策棱更是被雍正任命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外蒙，在他治理期间对于清廷极为恭顺。当然，雍正同时也将喀尔喀三部中最强大的土谢图汗部拆分出赛音诺颜部，喀尔喀三部从此变成了四部。但是这个拆分政策没有被乾隆延续，喀尔喀各部仍然独立性很强，随着清末国家的衰弱，外蒙不可阻止地脱离清王朝的控制，只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溥仪退位的同时，外蒙古就正式独立了。

　　雍正对于西南的经略，也颇有明朝的永乐、成化二帝之风，是清朝少有的重视西南经略的君主。

　　虽然明王朝已经把西南各省贵州安（水西）田（思南）宋（水东）杨（播州），麓川思氏，川南奢氏，云南王弄、阿迷，广西大藤峡瑶人等强大的土司打得粉身碎骨，为清王朝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西南，但是仍然有不少顽固土司势力存留。任用岳钟琪、鄂尔泰等人，雍正平定了湖南、贵州交界处周围三千余里的苗疆众土司，四川乌蒙、镇雄土司及建昌、凉山诸苗，把这些相对较硬的骨头啃掉之后，留给乾隆对付的就只剩下著名的大小金川了，于是乾隆大帝前后花了30年，共投入了近60万人力、7000万帑币，才将大小金川彻底搞定。

　　在对外政策上，雍正也比康、乾二帝要开明，《大清律例》规定：凡国人在蕃托故不归，复偷漏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对于国民出海到东南亚，予以极为严酷的管制；这一管制在雍正时期开始有所松动（虽然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后才完全解除），另外，雍正还解除了康熙晚年所下的海禁。而乾隆则被广州十三行商人蒙蔽，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详见拙文《历史缝隙中的广州十三行》）。

　　雍正所用得人，垂拱而天下治。不能只看雍正仅留下三千多万两，他留下的清廉的官场，高效的行政机构，以及摊丁入亩所得的有力税制，正是乾隆得以挥霍的基础。当然，雍正改革到乾隆朝才彻底完成，然而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同样也是雍正留给自己的败家儿子的。

　　而乾隆虽然留给嘉庆7000多万两，但是在乾隆去世之前，白莲教起义就已经爆发，官场、军队和民生也是千疮百孔，浑浊不堪。更因为乾隆一意要攻打越南，不但被吊打，还导致了持续数十年的乾嘉海防大危机（详见劣者另一个回答：清朝时期为何没有了“倭寇”？）。

　　嘉庆殚精竭虑，勤劳二十年，好不容易搞定了白莲教和南洋海盗，稍微收拾了乾隆留下的烂摊子，但大清王朝也已经不剩几口气，只能准备做洋人的乖宝宝，等洋人来续命了。

　　雍正的另一项创建，是“勘不成灾”赈济制度。清代以前 ，五分及以下灾情都划入“勘不成灾”行列 ，这使介于五至六分之间或 四分五分的 、对社会生产及生活造成 较大影响 的灾 荒被排斥在灾赈范畴之外 ，对社 会的稳 定及经济恢复极为不利。雍正开始开始扩展灾赈制度的使用范畴 ，重视灾情稍重 的“勘不成灾”灾 荒并进行赈济 ，改变 了顺康 时期将 两三个灾等合并为一个赈济等级的模糊做法。对于“勘不成灾”的灾情，雍正多采取减征免征钱粮作为救济方式，有效地改善了民生。

　　的确，勘不成灾救济制度完善在乾隆朝，而清王朝的灾荒救济制度也因此达到了封建时代的巅峰。但并非意味着相对前朝就发生了质变。清朝的救济制度对于人口增加的影响不宜高估。因为制度需要吏治来保障，而乾隆中期开始吏治就开始败坏。

(以上资料来自周琼《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

　　从乾隆中期开始，地方官员利用掌控“勘不成灾”赈济大权以谋求私利的动机密切相关 ，出现了将严重的灾荒降低为勘不成灾或将较轻的灾荒升级为该赈济的“勘不成灾”等现象，雍正创建的好制度反而成为后世贪官污吏腐败的工具。

　　由此可见，任何改革的有效实施，都需要吏治作为保障。又比如，雍正实施耗羡归公、发放养廉银之后，乾隆作为君主首先破坏，开创议罪银制度，公然鼓励贪污腐败，录取官员变相地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而从乾隆朝开始，州县官于额征火耗之外，又暗中加派，耗羡归公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雍正也就那样，鞑子酋长全是残忍狡诈冷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