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哲学其实根本不同,很多人故意把哲学说的很玄。
其实西方哲学就是社会精英们笃信的思维体系
东方哲学是构建社会结构的精神框架。
东孔孟儒家理论构建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天地君师亲,仁义礼智信这些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构建社会基础的要素,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国哲学规建的社会里,我们自己浑然不觉。
反观西方,一直活在神权神权社会,什么是神权社会,就是构建社会基础要素是宗教。费孝通一直把中国社会叫“差序格局”,可是却略过了西方社会的网格社会。
西方社会基础结构是教会,教父完成地区人们的道德、礼法构建,不过要加上神,一切都以圣经为指导。每一个去西方的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融入当地圈子,就必须要加入教会,否则自己将明显被排斥在这个社群群体之外。
中国的一个村落里,是按血缘和礼法来完成村里人群区分。
西方的一个村落里,是按照宗教信仰来划分
那么在中国村里,长老乡绅也就是最有权势的人,他可能是最智慧的人和最有权势的人。
但是西方这绝对不可能,最智慧的人和最有权势的人绝对不是一个人,问题在哪里,就是神权社会。
神权社会里,最智慧的人一定会发觉,神不存在,信神就是对自己智慧的侮辱,但是不信神的人要有自己的信仰,那么他的信仰就是“西方哲学”,而且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带着悲壮的色彩,那就是对抗神权社会。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为渎神和败坏年轻人,被雅典人判处死刑,可见希腊社会里神的地位。同时期中国人在打击各种原始崇拜,而且从周开始,社会就是无神社会。
苏格拉底弟子柏拉图提出了洞穴假说,那就是著名的理论,一群人被绑在山洞里,一生只能面对墙壁,背后被人点起篝火,这群人看着墙上的影子,以为自己看到真像,而操纵这一切的人在洞外。如果要想知道真相,就要走出洞穴,到洞外才能看到真相。
很多人看这个理论不看当时希腊的环境,这个理论和因为渎神判人死刑的社会结合,那就是在变相的诱人思考,那就是神权社会下的真相。
哲学家们很多理论原点就是否认神的存在,所以很多哲学家思考其实都是想找到一个无神的理论,支撑起自己的信仰,比如泰勒斯以水为原点的理论,其实有一个核心就是否定神。
而从柏拉图开始,哲学作为西方聪明人的信仰,对抗神权,播散智慧成了他们主要的工作之一。
但是对抗神权这个充满悲情而又伟大的工作,光靠思考是不行的,关键在于改变社会结构,可是西方哲学也就止步于此。
中国则不同,从周开始,中国找到了一个高级替代品,那就是天地,天地具体而又形象,但是又是抽象的集合体。
中国人脱离了神的束缚,不在向商一样,不再需要耗费巨量资源祭祀神,同时中国人也改变了社会结构,同时期的中国哲人考虑的都是改变社会结构,法家用法律,兵家用战争,纵横家通过政治,儒家通过礼法,中国哲学是在于用,西方哲学停留在思辨。
西方哲学一直没有中国这个无神土壤,他们一直启发民智,希腊完结是罗马,也是众神崇拜,紧接着又是基督教统治的世界。
很多人都忽略了基督教之下的欧洲,在之前是什么样的。欧洲目前主流口径就是“黑暗的中世纪”,宗教带给欧洲中世纪是暗无天日。他们故意带偏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在公元4世纪之前,一直都处于原始部落状态,除意大利地区外的所有欧洲版图,都是原始部落状态,或者说还是奴隶社会。
每个地区都有各种不同的原始神崇拜,各种祭祀手段血腥残暴,所有人都在蒙昧状态,每个地区部落群体里祭司的权力巨大,甚至在部落政策上有超过首领的权力。
基督教之前跟随罗马军团进入欧洲各个角落,在四世纪西罗马崩溃之后,基督教开始在整个欧洲传教,这时候的基督教思想是比之前的原始崇拜先进的,可以明确“善与恶”“罪与罚”“天堂与地狱”,最关键是让部落首领从祭司手里夺回被分走的权力,很多部落首领选择了迎接基督教,让自己获得祭司掌握的那部分权力。
这种合作方式也决定了后来罗马教廷在欧洲的生存方式,就是当地人管理国民,教廷给予神的权力。就好像总部授权加盟商一样,没有加盟商冠名就不正宗。
基督教有一个最关键的传教的手段,就是教堂和教区概念,的中国的靠儒家理论下的宗族观念不同,基督教以神为粘合剂,把人聚合到一起,每个人都是神的子民,神管理一切,早期基督教对神的解释权在神父手中。
神父拥有一切解释权,当时的欧洲知识掌握在神父手中,而中国知识掌握在儒家人手中。底层知识教育权也被神父掌握,中国是儒家掌握底层教育权。
这时候的欧洲,哲学没有办法普及,因为教育权掌握在基督教控制的宗教机构手里,西方哲学从来都是少数读书人的专利。
柏拉图的书开始被神父们阅读,以至于教廷专门发命令只允许研究关于智慧的部分,不允许探讨关于神的部分。
儒家的特点是主动拥抱皇权,理论基础就是拥护皇权,希望皇权对国家进行集权管理,而儒家就是集权管理的执行者,成功的拥抱权力然后得到权力。而整个社会都是儒家社会,所有读书人都是儒家学生,皇权又必须和儒家社会合作,这个基调下儒家把自己的基因,用两千年的时间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中国哲学就在生活的每一处。
我们有的人把“贵在自立”挂在门楣上,有人把礼贯穿于家族教育,我们行为办事风格种种,都是中国哲学的活学活用。
而神权则是,想要掌握知识都必须先成为神父,而神权下,不允许其他思想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神父们都是私下阅读其他书籍,同时在神权结构下生存,因为神父的社会地位极高,否则的话就只能去封建国王那里当牛马。
于是整个中世纪,其实是基督教在改造处于原始社会下的欧洲,基督教用了一千年把欧洲社会改造成宗教社会,绝对的权力下,宗教的腐败令人发指,贪婪的基督教最终让掌握知识的人感到厌恶,开始改造宗教。
但是欧洲宗教社会已经形成,社会秩序的惯性让欧洲整个社会结构都是这种体系,直到新的技术出现,让更多人通过非宗教体系获得知识,开始质疑宗教。
儒家做的是捆绑社会结构和基础教育,这是其他各家所做不到的。
而中国儒家把社会改造成了儒家社会,以道德为中心,血缘为工具的宗亲长老、士绅混合的团体结构。
当一个村落某姓直系后人为主的时候,儒家就会以宗亲伦理构建这个乡村社会结构。当村中各种姓氏杂处,那么掌握土地的乡绅、秀才们就会建立一套乡村结构,以道德为主要工具约束乡村日常。
每一个乡村都是一个网格,这个网格里道德大于信用和法律,每个人心里不需要懂法律,但是道德会约束人的行为,管理成本很低,缺点是解释权归于长老士绅这些人。
在新中国之前,任何政府对乡村的管理都是依靠地主士绅来完成的。
同时两千年的乡村教育史上,儒家是唯一把教育当做学派核心理念的学派,所有儒家子弟都把教书育人当做自己的使命,大儒辞官回乡,都会把教化乡民,培养弟子当做使命之一。
在隋唐之前贵族子弟以及门阀还可以靠家学学习,那时门阀贵族家中族学还有法家、玄学、道家一直都是门阀贵族的首选,从汉朝到唐末,法家和玄学一直都是高高在上,在庙堂之中显赫,但是对于底层社会结构的捆绑一直没有理论突破,于是乡村一直被儒家占领。
每当乱世来临,社会结构遭到大肆破坏后,出来稳定局面又是儒家,在这样的反复中,乡村彻底成了儒家的天下。朝中大儒或者关于辞官后都喜欢回到乡村经营,这与其他学派喜欢归隐山林不同,进一步加强了儒家在底层的影响了。
等到门阀被破,教育彻底掌握在了儒家手里,儒家垄断了乡村教育。这是儒家坚持教育的必然结果,到宋朝时,读书的种子都被儒家垄断,其他学派只能是儒家学子们参考的学问而已,宋朝法家理论依旧是朝中主要手段,但是已经不能和之前相比了。
再看看西方,一次次战争过后,重建社会的永远都是宗教机构,教堂总是第一个矗立在战火熄灭的土地上。
西方哲学从来没有参与过社会构建,他们从人群中挑选出聪明人,教会他知识,告诉他远离那个把人捆起来的洞穴,西方哲学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来,一代代的拓展放大,他们开始融入东方哲学,他们也开始试图改变社会结构,但是路完全不一样。
西方把雅典和罗马又给拿了出来,他们不是改变社会结构,剔除神权,而是折衷,选出来一个大众信服的人,去领导神权社会下的民众。
所以西方哲学在中国是没有大众土壤的,西方哲学的某些点我们觉得很有道理,甚至在公众号里动不动就引用一下,但是核心远点不同,整部拿出来的时候,中国人就是觉得无法理解。
很多西方哲学都是绕着弯说话,中国人相信大道至简,可是西方哲学晦涩难懂,很多话都是一句里面带几个逻辑,去证明自己的正确,西方哲学在中国无法普世,也无法入世。
中国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道德经、论语学到自己可以践行的哲学观点,而西方哲学在中国,就像生活小妙招,一些话和理论,我们可以拿出用一下,就像刷鞋怎么更白一样。如果在生活中践行的,就会被大家视为异类。
西方哲学之于西方就是蜜糖,之于中国,更像是角落里的调味品。
那么西方哲学的优势是什么?
那就是不肯和群体妥协的精神,现代科学从西方发源,和西方哲学有极大的关系。
面对某一事物究其本源,不肯被其他思想干扰,犹如泰勒斯以水为本源思考的精神一样,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深厚的哲学思考,这一点贯穿了几百年。
哲学在西方环境可以打造一个优秀的独立思考科学家,不被宗教社会侵蚀的情况下,同时具有独立思考精神。
而这种精神被西方大学所继承,他们认为哲学带给他们的独立精神,应该传递给每一个学生,他们打造了一个巨大哲学传播继承体系,在科研、高等教育等小领域里传播,但是不参与社会结构变革。
到今天西方哲学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体系优势,同时和商业机构捆绑,不断为某些团体服务,其实从存在主义开始,就是西方迷茫的开始,那就是如果宗教社会不在了,其核心的对抗对象不在了,哲学的发展方向该如何?
可惜目前西方给的答案是存在主义,这个这个中国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东西,什么存在即合理,这种中国青年们挂在嘴边的金句,和西方存在主义完全就是两回事。
时间在前进,西方哲学很明显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不适应,无论人们怎么引进思考,土壤就是不一样,西方哲学注定只是少部分从事科研教育工作者的学问,而且在中国践行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