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 2 亿人，你身边有灵活就业的人吗？为什么年轻人会更偏爱线上工作? 第1页

语言是门艺术

30年以后，我们希望每年向社会推荐输出至少1000名10年以上的阿里人，他们应该参与到社会的建设。

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

这个统计看着很兴奋，感觉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静下来，细想也是有些腹诽，不吐不快！

从事主播行业及其相关才160万，在这2亿人里简直沧海一粟。

我还想问，“灵活就业”什么意思？有没有严格定义？2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假如没有这个灵活就业的概念，是不是说这2亿都算在“失业”里了？

那么，同期失业率怎么统计？我们怎么区分“灵活就业”和失业？

我不是不承认还有新形势下的新的谋生方式，我只是质疑这2亿“灵活就业群体”是如何判别以及如何统计出来的。

因为2亿的数字太大了，这直接涉及到我们失业率统计，以及如何促进就业问题。

今年毕业生就会有一千万冲入社会，如何引导就业，也是一个大课题。最大问题就是供需失衡：有的企业需要的，但是市场没有。

到处都是劳务派遣，你想想吧

我看到的，是两亿多人游离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外，怎样让灵活就业者享受到工伤保险、拥有安全的工作环境并避免被不合理的派单机制压榨，是关系到两亿人的大问题。

如果仅仅看新闻开头，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灵活就业者就是从事内容创作、直播电商等工作的网红，是 Z 世代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

但新闻所描绘的「视频制作、网络主播、文案写手」人数又有多少呢？哔哩哔哩 21 年 Q3 财报提到，有 48 万人参与了创作激励计划，也就是说，在拥有 2.67 亿月活用户、270 万月活 UP 主的一个内容平台，也只有一少部分人能获得经济收益。就算把抖音、快手之类的平台加起来，中国能通过做视频赚钱的人在两亿灵活就业者中占比有没有百分之一都不好说。

再说网络主播，的确，这两年电商直播很火，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表明，2020 年电商直播相关企业的注册量较 2019 年翻了三倍多，但增长总得有个尽头。电商主播虽然还在风口，但电商行业整体的增长已经放缓了（下图中来自 Fastdata 的统计图说明了这个问题），到底 22 年还能不能实现新闻中所描绘的大好形势，难说：

就算我们乐观一点，有两百万网红在灵活就业，这也就占了两亿人中的百分之一，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并不是新闻中英姿勃发、踌躇满志的后浪，而是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家政保洁等等。

就拿骑手来举例，根据美团发布的财报，截止 2020 年末，一共有 950 万名外卖骑手通过美团平台提供劳动并获得收益，单这一项人数，就是在 B 站这样的视频平台创收的灵活就业者的数十倍。再说了，一些互联网平台之外的零工、帮工，同样是灵活就业者，谁才是灵活就业者大军中的主力，不言自明。

网红之外的灵活就业者在新闻报道中并没有露面，在问题描述中的新闻稿件里，记者采访了一名从 up 主转型的特效制作员、一名做科普视频的地质学专家，他们的确是这两亿人之中的代表，但代表性有多强、能不能代表普遍存在的问题，就很成问题了。

新闻报道把灵活就业愈发普遍的趋势，解读为大快所有人人心的大好事：

灵活就业不仅成为毕业生的一个就业途径，也为企业选人用人提供了便利。中国人民大学灵活用工课题组等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比2020年增加5.46%，企业倾向于扩大灵活用工规模。

我可能内心比较阴暗吧，看到的更多是风险：也就是说，中国有超过 60% 的企业享受了一些劳动者以灵活就业形势提供的劳动，但并没有义务为这些灵活就业者提供五险一金。

没能成为网红的他们，该怎么办？法律该如何保护他们？

我之前跟 @郭律Esq 讨论过这个问题，郭律师提出的一个观点，可能会有点「招黑」，但很现实，大致意思是：一刀切地将其算作公司雇员，看似大快人心，但可能会导致用人成本上升、人身依附型加强，反而断送了一些人通过零工经济增加收入的机会。

对此，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灵活就业的魅力和局限性，都在于这个「灵活」。如果强行用传统的劳动关系把灵活就业者吸纳进来，就失去了灵活性；但如果太灵活，又会导致劳动者在各种风险面前裸奔，失去必要的保护。

具体尺度如何拿捏，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是这一代人的问题、事关两亿人的大问题，虽然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解答，但并不妨碍我们在看到类似报道时多去思考。

转：大学生毕业季来临，就业问题又开始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人社部发布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高达2亿，占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互联网平台就业人数已达7800万人。据相关报道，目前我国灵活就业者中大学毕业生占比持续攀升。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约55.7%，比2019年增加约11个百分点，近30%的企业打算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

如何定义灵活就业，一般指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如兼职、自由职业、个体工商户、劳务派遣等都属于灵活就业。58同城招聘研究院《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灵活用工招聘需求主要集中在餐饮配送、家政服务、共享交通、物流仓储、数字营销、直播/短视频6大领域。

灵活就业现象越来越普遍，应多角度透视。乐观的角度会认为，灵活就业改善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态;悲观的角度则认为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如何看待灵活就业现象，还需回归理性。笔者认为，就业现象的变化，本质上还体现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

首先是企业用工需求的变化。企业用工需求发生变化，说到底是源于数字网络时代的背景。比如一些业务往来并不需要办公人员常期呆在办公室，企业为降低成本，更倾向于选择聘用兼职人员或短期聘用等灵活用工模式。其次，企业的用工理念也逐步在发生变化，由人才“为我所有”变为“为我所用”，特别是一些网络平台企业的兴起，使得用工理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其三，企业用工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劳务派遣等。总而言之，企业倾向于降低用工成本，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减少人工成本的支出，是一种新趋势。

随着理念、需求和方式的变化，助推了灵活用工市场快速增长。艾瑞咨询数据显示，灵活用工市场2016-2019年高速发展，年复合增长率达到45%，2019年市场规模达到4779亿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催化了灵活用工的应用，预计未来几年灵活用工市场将会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若未来年复合增长率维持在25%，预计2022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可见，灵活用工市场快速增长的动力，还在于企业雇主需求的持续增加以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不断发展。灵活用工市场不断增长，可谓促进灵活就业现象的直接原因。

对于大多数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增加收入、改变生存状况是根本需求。据有关报道，灵活就业人员往往来自于中低收入家庭，大部分是农业转移人口，如滴滴网约车司机中有一半以上是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获得收入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灵活就业不仅改善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而且成为吸纳困难群体就业的重要渠道。

当然，我们在看到灵活就业对社会利好一面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灵活就业存在的痛点。如一些劳动者在灵活用工市场中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工作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薪酬不完全透明、缺乏安全感与主动性、缺乏职业晋升的希望与途径以及缺乏相关社会福利等。

正因为这些痛点的存在，有关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也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有专家呼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十分重要，餐饮、外卖、快递等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需要保障，当前是一个短板，需要有社会保险支持、财政支持、金融支持。

据了解，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在稳定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快递、送餐等灵活就业行业并未纳入《工伤保险条例》中的应参保群体范围。但随着灵活用工需求增长，灵活就业人口不断增多，劳动用工去雇主化趋势明显，当前2亿灵活就业人员特别是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其工伤、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参保如何突破，亟待进入实质性探讨。

灵活用工、灵活就业是经济、社会、技术以及企业构架变化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趋势，不仅需要多视角理性看待，更需积极应对。

来源：http://toutiao.zgjrw.com/jk/2021/0628/77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