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红色高棉政权是否真的如宣传的那样邪恶野蛮呢？ 第1页

我对赤柬的理解:

在一个有革命形势的国家中，出现了一个由中二知识青年领导的，以农村流氓无产阶级为基本盘的拜上帝会式势力。碰巧由于打对了旗号，得到了不明真相的大国的一些支持。在国内拥有一席之地后，正在农村发挥流氓无产阶级和中二青年特长，进行疯狂作死之时。。。。

又恰巧由于美国从印支的总退却，让这伙人在作死中稀里糊涂的得到了国家。

这时，那些疯狂作死的经验，一瞬间变成了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在这种心理暗示下，在遇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是按照当年的“胜利经验”解决问题。

从而进入了非常恐怖的恶性循环:

————局面不利，说明应该加强作死。局面更不利时，说明应该变本加厉的作死。局面不利到极点时，说明应该作死到极点。。。。。

不是。

除了东欧那种先被苏联占领再建国的红色国家之外，所有红色国家都是在原有的社会规则基本崩盘，国家坠入马尔萨斯陷阱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这种国家里进行大肃反是难免的——非红色的势力要上位也一定会这么干，而且极有可能更残忍。比如常凯申为了避免tg在中国上台，杀tg不说，竟把国民党自己的党组织也杀了个七七八八。

红高粱之所以被人诟病多年，是因为人口在短时期内骤减，尤其是首都金边从220万人口变成近乎空城。但这是因为原来的金边有美国援助的粮食，聚集了大量从农村逃来的战争难民，革命后没有美国援助了自然就得把农民赶回去种地。

具体请看1997年瑞典教授汉斯·伊萨克森的文章。

例子实在太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今天被大肆渲染的柬埔寨。如果我们相信主流舆论千篇一律的大合唱，那么目前被软禁的波尔布特就是当代的最大的杀人犯，而我们曾帮助和鼓励过他。按照鲁默尔教授发明的更高明的术语来说，我们所帮助的不是“种族灭绝”，而是 “人口灭绝”。这位教授是该领域中的专家，也是波•阿尔马克（瑞典自由派作家和前牧师）的最新顾问。人口灭绝当然要更坏。人口灭绝包括种族灭绝、政治谋杀和大规模屠杀，但不包括战争死亡。这真是个聪明的定义，特别是假如你代表那个在二十世纪里进行了比其他各国所进行的战争总和还多的战争的国家。如果碰巧是一个炸弹而不是大棒落到你的头上，你就不是一个被谋杀的人，而是战争伤亡。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种族灭绝”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1955年柬埔寨独立后，类似过去历史曾出现过的情形，被包围在美国的两个盟国之间——北面的泰国和东面的南越。南越的领土被美国的傀儡集团所控制，尽管1954年日内瓦和平协议规定越南是一个单一国家。泰国和南越政府都声称拥有柬埔寨的部分领土，但由于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而被搁置。而越南从1946年到1975年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西哈努克政府对外采取中立路线，对内则实行残酷统治，依靠一个为数很少的地主贵族阶级的支持。1962年，由柬埔寨共产党和沙络特绍（波尔布特的真名）领导的社会反抗运动开始了。国王则以包括政治谋杀的白色恐怖和日益增强的镇压来对付。西哈努克给予越南共产党以支持，其后柬埔寨抵抗运动也给予越共支持，但都遭到了美国1973年－1975年的大规模轰炸作为惩罚。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但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争在柬埔寨进行了13年，中间几乎没有停顿。1970年西哈努克被美国发动的政变所推翻，这时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他先前的敌人西哈努克结成了联盟。当1975年和平降临，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进入早已被洗劫一空的金边时，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包括灌溉系统都已被炸得粉碎。这个国家看上去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带着疟疾病毒的蚊子在弹坑里兴旺地繁衍。自1973年巴黎协议后，红色高棉和正在越南取得胜利的抵抗运动的关系急剧恶化。除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支持红色高棉，而且中国在南部的邻国越南，和有敌意的苏联结盟，需要密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对也许错，柬埔寨的新领导人无论从眼前还是长期考虑，都把用全部力量恢复农业基础设施看成了唯一的出路，通过保证这一年的粮食收获来应付一场可怕的大规模饥荒，而且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以使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对大多数人来说，疏散意味着回老家。1920年以前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种大米来谋生。其次，在早期法国和日本的统治下，还依赖橡胶生产。1970年，金边只有50万居民，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难民的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到200万，这么多人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活。这种援助现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数而言，是在城市没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们在短期内被以强制手段送回农村种地。随后，发动了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战争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建设。科学、医疗、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着美国的附庸政权逃跑了，他们带走了能移动的几乎一切东西。缺少医药，没有医院床位。由于战后疟疾瘟疫的传播，人口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既有亲越南势力，又有原政权的残余，成为动荡不安的根源。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数既年轻又缺少经验，军队也一样。因而在1975年－1979年间，柬埔寨因各种原因不必要地死了许多人。按照美国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资料，估计至少2万人被处决。你可以说，那些没有犯任何罪而被处决的人，属于被谋杀。
　　　　　　
　　而这类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几周里，被作为战争宣传发向全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被当真的。在入侵后的仅仅几个月里，入侵军队及其所扶植的政权就在金边国际舆论界面前用死者的头颅堆筑起给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这些死者被故意说成都是波尔布特的牺牲品。很清楚，这所谓的历史记录的需要是服务于战争宣传的，当时的观察者也大多是把它当作战争宣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新闻媒体、鲁默尔教授和著名作家众口一词地得出结论说，在1975年－1979年间，不多不少有2,035,000人被杀害。这顶多是说明了他们具有超人的特异功能而已。柬埔寨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1962年，人口数为590万。在民主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其人口为800万。从1962到1979年的15年间战争连绵不断，内战，大规模的美国轰炸，生存环境十分严峻。假如大规模屠杀的指控是真实的话，那么一个公正的人口估计是能够证实的，但这样的公正的人口估计并不存在。但确有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去夸大死亡人数，从而对资料的来源就不加以认真追究了。
　　　　　　
　　一些头脑还稍微清醒的评论家至少承认：也许不能把所有人的死亡都归罪于波尔布特本人。通常的情形是：指控民主柬埔寨政权所推行的政治致使一、二百万人民的生活艰难，其艰难程度足以使他们非正常死亡，因而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这是一个全新的、扩大了的种族灭绝的定义。其隐涵的假定是：内战、美国入侵和轰炸，解放战争和越南入侵都一概无关紧要，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数毫不相关。这真是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定义也太愚蠢，因为它会反弹到其提出者自身。如果每天有四万儿童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非正常死亡，则制度的设计师和从中获利者就是种族灭绝的凶手。
　　　　　　
　　我们民主的西方国家热情万分地欢呼俄罗斯的新统治阶级上台，帮助它建立起自由市场制度，但短短几年时间里，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7-10岁，这意味着每年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同样可说是“生活艰难”。以上最后两个例子是“看不见”的种族灭绝的例子。所谓“看不见”，是因为这类屠杀在我们的世界中太正常了，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已经习已为常了。特别是对那些认为世界银行版本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自然状态的人来说，这种屠杀更是天经地义。这是所有希望得到赞助拨款的“严肃”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所定义出来的。
　　　　　　
　　然而，不正常的、可见的，是波尔布特和民主柬埔寨为改变那种“自然状态”而做出的绝望的和失败的努力。因此，要接受审判的是波尔布特，而不是叶利钦或世界银行。这场审判的主要证人将是越南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因此会进一步接近上等人的圈子。他们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急于达到此目的。在河内，来自美国、英国、日本还有新的强盗贵族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的公司，又一次取得了统治权。万宝路和希尔顿正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展开广告战。美元接管了越南盾，美国控制着金融流动，日本放贷给消费者，新加坡控制着不动产市场，台湾和南朝鲜则占领了免税加工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