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孙传庭，或者说用公正的视角来看待他? 第1页

孙传庭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把人变成鬼”。

孙传庭的祖先，是明朝初年的振武卫百户孙成。孙成原本是大别山中的一个农夫，在元朝苛政下为饥寒所迫，加入了红巾军。南路红巾军领袖徐寿辉被陈友谅弑杀后，傅友德、丁普郎等许多徐寿辉的旧部投奔了朱元璋，孙成也在其中。

朱元璋反元之后，孙成跟着傅友德北征山西，从此定居在山西代州，世袭振武卫百户。其家族的嫡长子世代继承百户官职，其余的子孙便走科举仕途，虽然没人中进士，但出了好几个举人，故而家族的经济实力不错。与一般的读书人不同，孙传庭依旧保持着军人后代的作风，精通骑射。

万历四十七年，孙传庭中进士，被任命为河南永城县的知县，之后又担任商丘知县。在这两任知县任上，孙传庭的政绩很突出，主要有这么六点。

第一，断案不畏权贵。

第二，豁免苛捐杂税，均平朝廷加派。

第三，主持祭祀。

第四，修筑水利工程。

第五，训练乡勇，整备防务，防范山东白莲教。

第六，救济本县灾民，以防他们加入白莲教。

作为一个知县，孙传庭基本上做到了最优，他和明末其他有作为的官员一样，发现了根本性的问题：天灾是导致老百姓活不了的重要因素，可光是天灾，还不至于遍地都有老百姓造反，真正的问题在于官府不仅没有救济，还加强盘剥。所以孙传庭给出的应对方案就是：把朝廷的加派均摊到富户头上，既减轻百姓压力，又让官府用度充足，有能力安置灾民，就能从根本上避免农民起义的发生。

在一个县的范围内，碰上这么一个有能力的知县，这种做法还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的。再加上永城县最大的豪绅丁氏家族的丁启睿是孙传庭的同年，商丘县最大的豪绅侯氏家族的侯方域也和孙传庭关系不错，孙传庭的做法并没有出什么乱子。但正是做知县时的成功，决定了孙传庭做总督的失败。

孙传庭在商丘知县任上考绩优异，擢升入吏部任职，但此时正值魏忠贤权势滔天，孙传庭发现不给魏忠贤舔腚实在混不下去，于是辞官跑路回家了。

崇祯三年，在崇祯大帝的英明指挥下， 山西、甘肃的勤王军哗变了，大量逃兵流入山西，同年，陕西农民军也攻入了山西，山西的饥民和逃兵大批加入农民军。山西连年闹灾，可朝廷却没有丝毫救济，不仅没有救济，还要加派，朝廷加派二十二万，下面就征收一百多万。陕西农民军攻入山西不到一年，队伍中就已经有半数是山西人了，整个山西遍地烽烟，势成燎原。孙传庭捐出家财，组织乡勇，抵御农民军，颇有成效。

此时的孙传庭非常有正义感，痛恨官军抢掠百姓、抓壮丁、杀良冒功。此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事情十年后的他都做了。

崇祯七年、崇祯八年，后金军队两次屠掠晋北，负责晋北防务的宣大总督杨嗣昌、总兵曹文诏仗打得一塌糊涂，这让孙传庭愈发忧心国事。他开始联络官场上的朋友，打算重新出山。

孙传庭的门生冯容劝说他：“先生岂有意天下事乎？愿先生无以天下事为也，天下事殆不可为！”孙传庭答道：“是何言也！孰为为之而遽曰不可不可乎？为之自吾始，济不济，命也。”

崇祯八年，孙传庭出任顺天府丞，次年，陕西巡抚甘学阔被罢官，孙传庭出任陕西巡抚。

陕西是明末农民军的发源地，陕西巡抚是全国最不好干的巡抚，孙传庭已经是崇祯用的第七个陕西巡抚了。

首先是胡廷宴，这位巡抚是个奇葩，谁上报说有人造反，他就把报信的打一顿，还说：“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后来又说是延绥镇的边兵造反，和陕西巡抚管辖下的民户没关系。结果显而易见，他理所当然地被罢官了。

接替胡廷宴的是刘广生，他配合三边总督杨鹤执行招抚政策，陕西饥民上百万，朝廷就给十万两银子，招安理所当然地破产了。招安的农民军没饭吃，还去吃大户，地主们也根本不管农民军有没有受招安，照杀不误。于是，刘广生和杨鹤都被撤职了。

洪承畴出任三边总督，兼任陕西巡抚，后来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陕西巡抚一职交给了练国事。当时五省总理陈奇瑜要招安被困车厢峡的张献忠、拓养坤、张文耀等部农民军，只有招安，没有军饷，没有安置地，这招安摆明了就是扯淡，练国事极力反对，但陈奇瑜还是把这事办了，然后张献忠果然反了，然后陈奇瑜就拉练国事和他一起背锅。

接练国事班的是李乔，但这家伙根本不懂军事，搞得一塌糊涂，也被撤了。后来清军占领江南时，还没下剃发令，李乔就自己剃发了，被多铎臭骂了一顿。

然后是甘学阔，他的人品比李乔好很多，搞民政、搞教育也都搞得不错，但打仗的水平也就和李乔半斤八两。

前面六个巡抚，有五个被罢官，最倒霉的练国事还被发配广西了，谁也不愿再去当这个陕西巡抚。此时主管吏部的谢升（后来成为清朝的大学士）为人傲慢，孙传庭性情耿直，一个正四品的顺天府丞，成天和正二品的吏部尚书对着干，谢升就决定坑他一把，推荐孙传庭去当陕西巡抚，孙传庭正好想施展抱负，欣然前往。

孙传庭上任前，崇祯接见了孙传庭，孙传庭第一次谈工作，就让崇祯印象不佳。孙传庭表示，陕西的兵力主要集中在榆林、固原、宁夏、甘肃四大边镇，负责陕西腹地的陕西巡抚手上没兵，希望皇上拨款，给他添些兵。

崇祯又穷又抠，但总不能让孙传庭当光杆司令。所以他给了孙传庭每年六万两的拨款，这笔钱能养三千兵，剩下的钱和兵，他让孙传庭自己想办法。

虽然钱没要来多少，但是孙传庭有了自主权，他提出的办法是“以秦兵卫秦地，即以秦饷养秦兵”。陕西此时已经户口减半了，刮老百姓只能制造更多流寇。于是，孙传庭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清查被豪绅霸占的卫所土地，以此作为养军的本钱。

孙传庭的提出的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可放在他身上，就是错误的。你不是均田免粮的农民起义者，你是大明朝的官，你自己家就是卫所军官出身的豪绅，李自成清查豪绅霸占的卫所土地，那是天经地义，你孙传庭清查豪绅霸占的卫所土地，那叫阶级叛徒。

孙传庭清查土地是很有成效的，从西安前、后、左三卫“清出课银一十四万五千二百四十二两” ，从西安右卫“清出本色麦米豆一万三千五百五十六石” ，另有各军本应缴纳的丁条草马等银四千五百八十一两，靠这些财力支撑，他增加了一万两千人的军队。孙传庭十分欣喜，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挽救大明朝的正确道路，仅仅清查三个卫，就取得了这样的成效，如果把这样的政策推广开来，可以满足全国军队的军饷供给。

但是崇祯并没有把他的办法往全国推广，而是选择了杨嗣昌的“剿饷”方案。这次倒不是因为崇祯不听忠言，而是因为孙传庭清丈田亩的政策确实有局限性。崇祯在陕西给了孙传庭自主权，是因为陕西本来就打得一塌糊涂，崇祯已经不指望从陕西获得什么财政收入了，但是在其他朝廷还能有效征税的地方，崇祯岂能给督抚大员这样的自主权，那岂不是养出了一群军阀。汉朝用军阀镇压了黄巾军，结果亡在了曹丕手里，唐朝用军阀镇压了黄巢，结果亡在了朱温手里，对于皇上来说，被军阀推翻和被农民军推翻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种政策需要能力极强又一心为公的人来主持，以孙传庭的本事，也不过清查西安三卫，全天下又有几个孙传庭这种水平的人？

孙传庭在清查土地的过程中，“凡健丁一，授田百亩，免其祖科，否则区地三等，量征济军需。”除了有大面积抛荒土地的陕西、河南，别处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且出现了“有恶其害己者， 百计挠阻之”，在士绅势力遭到农民军沉重打击的陕西尚且如此，如果往全国推广，会有多大的阻力可想而知，以明末的局面，这种事是无法做到的。

因为暂时解决了军队的粮饷问题，孙传庭麾下部队的战斗力大幅提升。在上司洪承畴的配合下，孙传庭击败高迎祥，一战成名。这之后，在官军的重兵围剿之下，明末农民军开始陷入低潮，大批反王投降朝廷。洪承畴招降农民军，要的都是像白广恩这样纳了投名状，手上沾了兄弟的血的，洪承畴本人更是多次设下阴谋杀害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则不同，他以比较公平的条件招降了大量农民军，招安后被杀的农民军首领只有拓养坤和张文耀两人，还不是孙传庭先动的手。

在围剿农民军的战斗中，明军的损失也很大，崇祯十一年八月，李自成几乎彻底失败，带着千余人避入山中，而追剿李自成的明军也“十病六七”，以至于孙传庭在之后进京勤王时不得不用张天琳、高汝利、刘忠等招安的农民军首领来补充兵力。

九月，清军再度入塞，十月，崇祯命洪承畴、孙传庭提兵五万入卫京师。十一月，孙传庭赶到京畿，他认为，明军和清军正面野战必败无疑，应该以坚守为主，以小规模的袭击牵制清军。十二月，卢象昇战死，崇祯命孙传庭和内阁首辅刘宇亮一起管辖各路援军。

一支军队两个主将，岂能不出问题，很快孙传庭和刘宇亮就撕了起来。孙传庭不主张和清军决战，但他也不支持一味据城死守，认为应当不断做出牵制清军的动作，迫使其撤兵，而刘宇亮则是压根不想出兵，但是当崇祯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敢进”的时候，刘宇亮又把锅往孙传庭头上甩。监军太监高起潜指挥的关宁兵马也同样不动，孙传庭从来都不是好脾气，直接两头开撕。

从皇帝到朝臣，都在指责孙传庭不敢和清军打仗，失陷州郡，孙传庭心里十分窝火，是我不敢打吗？我手下是什么兵？多尔衮手下是什么兵？我去和他决战，那我就直接去陪卢象昇了。

清军退回塞外后，孙传庭和刘宇亮到底谁该为此次失败负责的问题还是没掰扯明白。兵部尚书杨嗣昌帮助薛国观夺取刘宇亮首辅之位，又担心孙传庭夺自己兵部尚书的位置，再加上孙传庭多次怼过杨嗣昌，于是他也从中当搅屎棍。对于崇祯任命自己当保定总督的决定，孙传庭也不太满意，他觉得有洪承畴的兵保卫京师就足够了，主张自己的兵马返回陕西。孙传庭窝了一肚子火，结果病倒了，而且双耳失聪。孙传庭上书请求告病回家。

崇祯因为孙传庭不肯老老实实背锅，本来就心存不满，他根本不相信孙传庭病了：“孙传庭特任练兵，何得辄以病诿？着即遵旨刻期料理，不许延误取罪。”后来兵部的人去查问，回来禀报说孙传庭确实病了，崇祯还是不信，又派御史杨一儁去查。

此时，又发生了孙传庭部下士兵在保定和当地士绅冲突的事件，杨一儁回来报告说孙传庭确实病了，可崇祯认定这是孙传庭和杨一儁合谋骗自己，将二人一起革职，派锦衣卫拿问进京。

崇祯此举十分令人无语，杨一儁要是报告孙传庭没病，那是孙传庭欺君，杨一儁报告孙传庭病了，又成了他俩合伙欺君，反正你都认定孙传庭就是没病了，你还查个六啊。崇祯给孙传庭定的罪名是“托疾规避，显属欺罔”，至于为啥显属欺罔，皇上也不说，咱也不敢问。

崇祯也知道装病这个罪名太扯淡，把孙传庭抓来之后根本就没审，于是孙传庭在天牢里一关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嗣昌围剿张献忠，结果把张献忠给剿到襄阳城里来了，陕西明军在傅宗龙、汪乔年这两个运输大队长的指挥下被李自成大批歼灭收编。洪承畴兵败松锦，李自成围攻开封，崇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把孙传庭放了出来，让孙传庭出任三边总督，收拾汪乔年留下的烂摊子。

孙传庭上任之前，崇祯问他需要多少兵马钱粮，孙传庭都在牢里关了三年，哪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他根据三年前的经验，估计需要五千兵马，每年军饷二十五万，崇祯咬咬牙批准了。

可到了陕西一看，孙传庭傻眼了，我兵都哪去了？回大人，您的兵都让前面那两位总督送给李自成了。

孙传庭赶紧给崇祯打报告，五千兵绝对不够用，非得要两万兵、一百万两军饷不可。结果崇祯勃然大怒：“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取盈二万？且百万之饷安能即济？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歼荡，不得过执取咎。”

此时，李自成和罗汝才在朱仙镇大破丁启睿，十八万明军土崩瓦解。孙传庭没辙，只能硬着头皮上。他首先诛杀了贺人龙。贺人龙是洪承畴的死党，在项城、襄城两仗中都临阵脱逃，直接坑死傅宗龙、汪乔年两任总督，而且杀良冒功的本领极高，杀了他之后，孙传庭恢复了对秦军的控制力。白广恩和原本担任贺人龙副手的高杰成了孙传庭的左膀右臂，而这二人都是农民军的铁杆叛徒。

崇祯十五年九月，孙传庭东出潼关，在郏县和李自成、罗汝才决战，他的部署没什么问题，派出另一位招安的农民军将领牛成虎作为先锋，诈败引诱闯军进入埋伏圈。然而，正是这个成功的计策，暴露出了明军和闯军的巨大差距。

李自成完全按照孙传庭的设计行动，中了埋伏，也被打败了。然而，闯军在撤退时将粮草物资、金银财宝抛得到处都是，明军哄抢战利品，乱成一团。白广恩过于鸡贼，不急于追击，高杰却过于嚣张，孤军深入。

就在这时，罗汝才率军杀出，闯军也从败退之中以此时明军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速度恢复过来，重新整队，调头杀向明军。忙于争抢战利品的明军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仓卒不知所为，且其胸腹率臃肿彭亨，不可俯仰，而马鞍如驼峰，亦不能驰骋”。左勷、萧慎鼎二将带头逃跑，李自成和罗汝才的部下却没有去争夺那些战利品，而是一路追砍明军，杀得明军大败亏输。明军损失了几千军队和大量马匹，将校战死七十八人。

此时天降大雨，明军的粮食、被服都运不上来，饥寒交迫，抢老百姓柿园里没成熟的青柿子吃，故而此战被戏称为“柿园之役”。

武器装备的差距好弥补，但是李自成和罗汝才的军队展示出的远胜于明军的组织纪律性，却让孙传庭有些绝望。他愤怒不已，决定严惩带头临阵脱逃的左勷和萧慎鼎。萧慎鼎被斩首示众，但左勷却杀不得，因为他爹是左光先，出身榆林的将门世家，左光先是明末农民战争早期给李自成造成最大打击的将领，而且家财豪富，在官场上根基深厚。虽然左光先已经被洪承畴罢官了，但孙传庭还是不敢轻易处置他儿子，让左光先赔马两千匹补偿官军的损失。能一口气拿出两千匹马来，也可见左家的势力有多大。

而且，下大雨又不是只下到官军头上，不下到李自成和罗汝才头上，为什么官军没饭吃，农民军就有饭吃？这里面的问题可比单纯的军事失败严重得多。

孙传庭决定，拿出他之前清查西安三卫的办法，在全陕西推广，解决后勤补给问题，也只有解决了后勤补给问题，才能保证军队得到足够的训练，才能让军队有组织纪律性。孙传庭“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同时开始搞车营。

从世界军事科技发展的大势来看，在大型会战中使用战车，的确已经落伍了，但是孙传庭使用这种办法，是为了适应明军低下的水平。车营的作用不光是抵御敌人的骑兵，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军队圈住，给他们安全感，别让他们满地乱窜。陕西的精锐骑兵，在之前的历次战斗中，都让傅宗龙、汪乔年、丁启睿他们送给李自成了，如果不用车营，孙传庭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保证自己的兵在面对闯军骑兵冲锋时不掉头逃跑。

此时，李自成也在不断强大，他火并了贺一龙、罗汝才、袁时中，收编了贺锦、刘希尧、蔺养成，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在豫南楚北一带开科举、设立官府和卫戍部队、屯田，已经有了新朝廷的气象。崇祯十六年年初，给事中李永茂、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辨等明朝官员惊呼：“贼以禁杀课耕，张官设吏，簧惑民心，立定根脚。”“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

与李自成那边蒸蒸日上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传庭是陕西的屯田工作却没有多大成效。原本在一个永城县、商丘县或者西安三卫行得通的政策，一旦往全陕西推广，就行不通了。你孙传庭可以清似水明如镜，不亚于纱罩万盏明灯，可别人当官是千里为官只为财。李自成有一支自己一手拉出来的队伍，所以他的政策能执行得下去，孙传庭有能陪他在山里吃草根啃树皮的老兄弟吗？

闯军派到各地的县令、掌旅在清丈田亩、均平赋税的时候，可以不给任何人面子，谁不服就砍谁。有本事你找我们李大元帅去告我呀。闯王认得我，义兵随得我；藩王惧我，勋贵怕我；缙绅跪我，胥吏怖我；大明宗室曾与我为仆从，皇家外戚曾与我当后生；不论元帅府、六政府，都与我情深面熟，随你到那里去告。

孙传庭却不能这么干，他出身卫所，身属缙绅，除非他扯旗造反，否则就得在这个圈子里混。如果他真的能像《大明劫》里那样用军权压倒绅权，直接掀桌杀人，那么他或许真的有能力解决陕西的土地问题，有能力通过屯田练出一支强军，但孙传庭不可能这么干，如果这么干，就得被送到菜市口去了。

孙传庭在陕西清丈土地，调查侵吞卫所公地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陕西缙绅豪强的利益，能侵吞国家财产的，怎么可能是普通老百姓。他的行为激起官愤，陕西的官员缙绅纷纷上书给孙传庭穿小鞋。“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用法严，不乐其在秦。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收者至矣。’”

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孙传庭的性情愈发暴躁。“督工苛急，夜以继日，秦民不能堪。”（打倒马逆）对待麾下的军官，他也越来越严苛，“军法威严，绳下过刻”。

崇祯本来就不信任孙传庭，不得已才启用他，见孙传庭这么长时间（才一年）都没有成效，大家又都说孙传庭养寇自重，于是在崇祯心里，孙传庭就是养寇自重。给孙传庭筹款的自主权、允许孙传庭斩杀总兵一级的大将这样的事情本来就让崇祯满怀不安，如果孙传庭在陕西屯田数年，手上有钱有兵，大明的秦军恐怕就会变成孙家军，到那时，陕西是姓朱还是姓孙呢？

其实崇祯也是想多了，不搞追赃助饷，大规模没收明朝权贵的财产，就去搞屯田，既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又有大批豪强掣肘，怎么可能搞得成。

尽管孙传庭一再强调，陕西正在闹饥荒，军队缺乏粮饷，而且之前的精锐都送掉了，新集结的士兵缺乏训练，但朝廷还是一再催战。到了崇祯十六年七月，孙传庭已经陷入了近乎绝望的状态：“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复能对狱吏乎！”

八月初一，孙传庭在西安誓师，统率十万大军出征。此时孙传庭搞的所有改革措施都还是一团乱麻，但孙传庭也只能寄希望于侥幸，就算失败了，哪怕被李自成打死，也比回天牢强。

才走到洛阳，明军的粮食供给已经岌岌可危，为大军供应粮饷的晋南地区“催逼严急，里老有自缢而死者，运夫有淹没河中者。人情汹汹，莫知所措”。有人建议孙传庭在洛阳筑城屯田，招募流民垦荒，解决军需问题。然而，孙传庭要是能屯田，在陕西不就屯了，何必要到洛阳来。

在战役初期，孙传庭接连取得了一些胜利，闯军的嫡系大将谢君友都战死了。然而，战术上的胜利换来的是战略上的步步深入泥潭。闯军退到了豫南地区之后，补给条件越来越好，襄阳大本营的粮食物资可以沿着白河水道送到南阳，随后穿过鲁阳关就可以抵达汝州战场；明军的补给线却越来越长，从关中、晋南输送粮食，没有水路可用，一路翻山过河，非常困难。

这并不是那种设伏诱敌的阴谋，而是摆在明面上的阳谋，孙传庭行军打仗非常小心谨慎，侦察也做得不错，但是他就算明知道闯军是诱敌深入，为了和闯军决战，也不得不深入河南。他明知道自己的补给线很脆弱，可是他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加强。

孙传庭麾下的明军当然不可能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尤其是高杰、白广恩这两位大将，论起烧杀抢掠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军需物资不够，当然是沿途劫掠百姓，闯军的脑袋没砍下多少，就砍老百姓的脑袋报功。

当年在晋北老家的时候，孙传庭最痛恨的就是这样的人，可现在，孙传庭对他们根本不加约束。如果不让他们抢劫，没饭吃的士兵就一定哗变，那死的就是孙传庭。

如今的孙传庭，已经陷入癫狂状态，在攻占宝丰之后，他先是杀掉了所有俘虏，然后又杀掉了所有参与守城的老百姓，最疯狂的是，他连开城投降明军的缙绅都杀。孙传庭部下的另一个农民军叛将飞天龙折增修攻下了有闯军家属居住的唐县并屠城。

在这样的局面下，闯军治下地区的情况变成了万众一心抗击孙传庭。不仅农民害怕大明还乡团杀回来，连士绅都害怕官军来了之后向他们勒索财物，甚至扣上“通贼”的罪名杀头抄家。

李自成将自己的主力集中在襄城，坚守不出。“筑小土城二十余座，城内各筑一台，台上树大旗一，卒四掌鼓角，侯军进止。每城门伏大炮，其侧，守陴步卒各执长弓矛矢小炮间之。城前一二里皆凿坑堑，其城之隙处亦然。”孙传庭完全无从下手。

接连下了六天大雨，道路泥泞，明军的补给送不上来，士卒怨声载道，很多人开始发挥猪八戒精神，劝孙传庭不如打道回府。孙传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说他们跟着自己再打下一个县城抢粮食。

然而孙传庭打的县城是他去年就抢过的郏县，穷得叮当响，官军抢光全城，才找到二百多头牲口，怎么可能够大军吃的。就在这时，坏消息传来，刘宗敏率轻骑长途奔袭，攻下了汝州和洛阳交界处的白沙，明军的粮道被切断了。士卒纷纷鼓噪，要求回陕西。

孙传庭不打算回陕西，他要是回陕西，就得直接回天牢了，但是军心如此，他也不能不从，所以他采取了折中方案，不管是要回陕西，还是要继续作战，都得先打败刘宗敏，打通粮道再说。孙传庭留下河南兵留守郏县，自己率领陕西兵去攻打刘宗敏。

在河南兵看来，这分明就是孙传庭要逃跑，留下他们送死。他们连着好几天没吃什么东西了，孙传庭的主力部队撤走，把他们留在郏县面对李自成的主力，这和等死有什么区别？河南兵哗变了，他们追在陕西兵的屁股后面跑，把陕西兵的队伍也搅乱了。

李自成的大军追杀而来，饿了好几天的明军毫无斗志，狂奔逃窜，白广恩、高杰这两个老鸡贼带着自己的军队最先开溜，整建制逃脱了，剩下的明军则是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明军死者四万，还有许多人直接投降了闯军。最后，孙传庭的十万大军只有四万残兵败将跟着他逃回潼关。

崇祯闻讯，又是勃然大怒，斥责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让他降职留用，戴罪立功。你跟催命似的催孙传庭进兵，打输了又说孙传庭轻进寡谋，反正皇上永远都是对的。

崇祯的圣旨还没到，闯军就已经追到潼关了，孙传庭命令高杰和白广恩出战，然而，明军士兵的家属都在潼关城内，他们根本不想打仗，蜂拥冲入关内保护自己的家眷，闯军轻易收编了这些失去斗志的明军士兵，占领潼关。孙传庭知道大势已去，挥刀跃马冲入闯军之中，被闯军杀死。

这之后，陕西全境被闯军迅速占领，明朝方面当然也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于是崇祯觉得，孙传庭肯定没死，是临阵脱逃了，所以不予赠荫。

孙传庭的妻子和三个妾、两个女儿都自尽，其子孙世瑞、孙世宁未死，后皆仕清。

年轻时的孙传庭，是一个理想与才干兼具，能力人品皆属当世一流的优秀官僚，如果是在一个王朝的中期，他这些修补裱糊的政策都是再正确不过的。

然而，他所处的是明末土地兼并达到顶峰，官吏和军队彻底朽烂的环境。一间房子的门窗坏了，可以换新的，墙壁坏了，可以修补，可要是连梁柱都烂透了，那就只能拆了重盖，试图修补它，只能让自己为它陪葬。如果遇到刘禅这样的正常皇帝，孙传庭还有机会做个英雄，但偏偏碰上的又是崇祯这样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