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有哪些让你深受启发的经济学论文？ 第1页

这个答案介绍今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两篇论文的结果正好相反。它们研究的问题不新，但具有极其重要的政策意义。这个问题是：银行之间的竞争对金融稳定有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是在介绍论文之前，我需要说说这个问题里的一个坑。和大多数行业不一样，银行和银行之间不仅竞争客户，彼此还是重要的交易对手和合作伙伴。银行和银行之间的交易包括拆借、债券交易、证券回购等。由于各国监管部门往往规定银行对单一风险主体的风险暴露不能超过资本金的某一百分比。面对大客户的贷款需求时，银行还往往组成银团来满足客户需求和监管要求。如果说银行之间竞争客户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合作赚钱或者为对方提供融资便利也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当银行的人跟你说出“兄弟行”这个词的时候想表达的意思，跟其他大部分行业的人说出“友商”这个词的时候，是有些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把从其他行业里得到的结论直接套到银行业头上，不一定能得出靠谱的结论。

产业组织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竞争对福利的影响。放到银行这，福利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出事的概率有多大”。大家都知道，把资产放银行，银行给你的收益率不太高。它的好处在于流动性高，风险小。既然风险小是把资产配置在银行的理由之一，那么银行破不破产就变成了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了。给定监管环境，银行破产与否取决于它资产端的实际表现。当然，表现是事后的，但配置是事前的。如果竞争会影响银行配置资产的策略，那么它当然会影响金融稳定。

这个观点是

和

（2005）考察的角度。在2005年的这篇综述中，Boyd和De Nicolo挑战了认为竞争程度越高，银行资产端风险暴露越高的旧观点，认为旧观点忽视了驱动银行降低资产端风险暴露的力量。这两位和

（清真哥）2009年的文章用了一个美帝横截面数据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大概是非平衡）面板数据，得出了银行间的竞争程度与破产概率负相关的结论。

考虑到他们用的样本，这个问题的争论似乎被画上了句号。我要介绍的第一篇今年发表的文章也无非是佐证这个观点。它是Akins, B., Li, L., Ng, J., & Rusticus, T. O. (2016).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1(01), 1-28.

前面说的2009年文章用的竞争测度是

。JFQA16的四位作者认为，这个测度描述的是市场层面的竞争水平——一个行业在一个时点只会有一个HHI。JFQA16使用了FDIC提供的分行级别的存款数据，构建了一个银行级别的竞争测度。换句话说，在一个时点，每家银行都会有一个竞争测度。这个测度比起HHI，更直接地模拟了一个银行管理人员面临的真实竞争场景。而银行管理人员当然就是决定银行资产配置策略的人。所以，既然这个用银行级别的测度做出来的结果和用行业级别测度做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那么Boyd等人2009年画上的那个句号理应被再描一圈。

不过，这个句号描完以后可不一定就不再动了。我介绍的下一篇文章得出了和它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篇文章是Bushman, R. M., Hendricks, B. E., & Williams, C. D. (2016). Bank Competition: Measurement, Decision‐Making, and Risk‐Tak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4(3), 777-826.

这篇文章用的测度也是银行级别的。不过与前一篇不同，这个测度是通过对银行的

进行文本分析得出来的。作者们宣称，通过文本分析，能得到银行管理人员对于当前竞争压力的（带有一定主观性的）观点（原文叫current perception）。比起前面说的用存款构建的测度，这个测度看上去携带了更多关于银行面对的竞争压力的信息。BTW，对10-K进行文本分析的作法最早是密大+高金的Li Feng老师等人提出的。

他们发现竞争压力越大，银行越容易放松贷款发放标准，在确认贷款预期减值上越不及时，同时更依赖非利息收入。这些微观决策上的变化，最终会导致银行破产概率的增加。另外，经营范围和体量相似的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也相似。不难想象，它们适应竞争环境的作法也会是相似的。

如果银行管理人员认为JAR2016这篇文章更能描述他们的苦衷，那么Boyd等人确立的那一派观点，就有了些“何不食肉糜”的意味。事实上放松（房屋）贷款发放标准正是次贷危机风险积累的原因。不过当时影响贷款发放标准的不是竞争环境，而是资产证券化的容易程度。但是，如果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会影响贷款发放标准，那么我们就真的要多长个心眼了。或许银行竞争与金融稳定后面的句号，现在画上还太早了。

参考文献：

Akins, B., Li, L., Ng, J., & Rusticus, T. O. (2016). Bank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1(01), 1-28.

Boyd, J. H., & De Nicolo, G. (2005). The theory of bank risk taking and competition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0(3), 1329-1343.

Boyd, J. H., De Nicoló, M. G., & Jalal, A. M. (2009). Bank competition, risk and asset allocations (No. 9-14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ushman, R. M., Hendricks, B. E., & Williams, C. D. (2016). Bank Competition: Measurement, Decision‐Making, and Risk‐Tak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54(3), 777-826.

感谢

的邀请。想不到论文也有盘点的时候 ^_^. 确实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刻，但是要把原意用白话表述出来挺有挑战，本来我是想着过几天写专栏的，不过既然要盘点，就先贡献给盘点吧。

这篇论文来自今年八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题目叫做——宽恕和放逐。听这名字就很大气吧^_^ 读完之后，这篇文章让我理解了为什么宋朝为什么“不杀士大夫”，为什么会出现“铁打的政事堂，流水的宰相”的情况，乃至于有些人经常两度甚至三度为宰相，而清朝那些“剥去顶戴花翎，永不叙用”的大臣，往往没有过几年就能够被重新启用。是因为宋朝和清朝的皇帝喜欢反悔么？如果皇帝金口玉言都可以随便收回，那么是不是会让大臣有一种肆无忌惮犯法的动机呢？反正只要不触及底线，过几年还是有很大概率起复的嘛！这是皇帝人性的缺陷，还是理性的必然？这篇文章中就有答案。

假设一个小团体有三个人，A，B和C。每次随机的抽取任意两个人合作进行生产，只有这两个人能互相观察到对方是不是在合作中偷奸耍滑了。比如说，假如A和B的合作中，B偷懒了，那么A可以选择把B的行为公之于众，那么一个最高权威将“放逐”B，把B排除出这个群体之外。

在学习博弈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无限期重复博弈下，背离惩罚越重，合作程度越高。那么就上面这个简单的设定来说，一个直觉的结论就是，如果实行永久放逐，只要一次偷懒，就真的永不叙用，似乎是最优的选择。事实真的如此么？

我们来仔细分析这个貌似很简单的模型。那么分两种情况：

1. 如果所有的人都很诚实，只要合作伙伴偷懒了，就马上汇报给权威放逐对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对A来说，偷懒一次的代价是永久的丢失了在未来和B和C合作的机会，所以A会有很大的激励不去偷懒——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A，B和C的互相监视，他们都会相对很努力的工作。我们把这个均衡的努力水平定义为E1. 均衡水平的定义为，在该努力水平下，偷懒一次所得到的收益（因为之后都为0了没有折现）正好等于不偷懒一直合作下去所得到的所有收益的折现，我们把这个收益定义为R1.

2. 永久放逐了B之后，只剩下了A和C，这个时候因为减少了一个人，所以未来合作的选择也少了，偷懒的动机也变大了，我们把只有两个人合作时候的均衡努力水平定义为E2，而每个人收益的折现定义为R2.

显然两个均衡的努力水平相比较，E1>E2，也意味着在三人局中偷懒一次获得的收益要大于两人局中一直合作的收益，也就是R1>R2.

那么有趣的事情来了，当人们不是那么诚实，而是严格的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在A和B的一次合作中，B偷懒了，A会怎么想呢?

如果A把这件事情公开了，那么B会被永久的放逐，那么只剩下A和C，因为B永远的消失了，A和C之间合作的均衡会从E1跳E2。这个真的对A有利么？

A这个时候就会心里有小九九了：”不如这样，反正B偷懒了这一次，下次他碰到C的时候肯定还会偷懒，因为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放逐掉，到时候C就会知道B不是个好人，所以对我来说，最优的选择是隐瞒B和我合作时偷懒的事实，如果C不告诉我，我就不告诉C。这样C还会认为我们三个人都在努力的工作，所以C会投入E1的努力，那么我在和C的这一次合作中让C当个冤大头，什么都不干攫取一个R1的收入，这要比放逐了B之后，和C一直双人合作能获得的R2好多了啊！“

于是A隐瞒了自己曾经被B耍过一次的事实，把魔爪伸向了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的C。

在永久放逐的机制下，B在和A的合作中偷懒，这让A私下里知道，B会很快的被放逐（因为他欺诈了A，下次碰到C保持努力毫无意义，所以也会欺诈C，等A和C都知道了B的欺诈，不管告不告诉权威，事实上都相当于放逐）再也无法监视A了，从而单方面的降低了A工作的动机，还给A提供了信息优势。而A的最优策略，就可以通过隐瞒自己的知道B偷懒这一事实，来欺骗C继续以一个较高的努力程度来合作，从而让自己得利。

上面这个分析说明，在永久放逐的机制下，高水平的努力程度E1是无法维持的，因为人们会策略性的隐瞒同伴对自己的欺诈，以便于自己去欺诈其他人。只有当均衡的努力水平下降到E2的时候，也就是无论几个人合作，努力程度都不高于双人合作的努力程度时，人们才没有这一隐瞒的动机，从而再次回归诚实。

这也就是说，如果皇帝的惩罚过重，只要有弹劾，查证实了就判死刑，或者永不叙用，结果就是官僚之间心照不宣，谁都不揭发谁，大家都磨洋工，不干事或者以一个很低的努力水平在干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崇祯天子，殷鉴不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策略性的宽容就变的很重要。宽容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不好的，因为惩罚轻了，降低了E1，仅仅是一段时间不能够和其他人合作了，而不是永久，所以努力水平的上限降低了，但是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经知道无论如何，这个上限不可能是均衡的状态。宽容的另外一个作用，则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努力水平的下限。因为当A知道迟早B还是可以回来和自己一起共事合作的时候，隐瞒B偷懒的事实仅仅是推迟了B被放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自己也会偷懒，自己也会被放逐，自己也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再回来, 这段时间损失的并不仅仅是和C合作的收入，并且也无法和回来之后的B合作。所以宽容让惩罚的威慑变小的同时，也保持了三个或者更多人相互监视的可能性，不会出现：”我知道你偷懒了，你会被永久放逐，所以我再也不怕你告我的密了“这种情况。在最优的宽容度下，努力的均衡程度为E3.显然 E1>E3>E2.

不同的是，这次E3是真正的能够维持下去的均衡。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帝王用人的心术都可以在现代的文章中得到佐证，不够震撼么？^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