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中国居然还没有全盘西化?原来有人还觉得自己和那个“中国”有继承关系?
我先给几个例子吧
清朝和越南勘界,勘来勘去雍正下了个决定: “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著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
现在一看,哇,雍正卖国啊。雍正说屁,全天下都是老子的,老子卖给谁啊?
阮元说,考古发现三代的兵器都很短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一定是古代圣王不爱相互残杀,故意把武器搞的很糟。
现在一看,古人好愚昧啊,居然不知道历史上的技术进步。阮元说屁,我们儒生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三代就是最好的。奋其私智而不法古,你想当项羽?
传统中国最根本,最深入人心,最无可置疑的思考方式,放到现在只会被你们当成珍禽异兽看。完全是两个星球的人。
天下没了,换成了列国;三代没了,换成了原始社会开始的进步历史;礼仪纲常没了,换成了科学公理;轻徭薄赋不搞了,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儒生没有人崇拜了,都去崇拜些方士文法吏,把商鞅王安石变成正面人物了。那传统中国还留下些什么“全盘”供我们继承的?顺便一讲,传统这个词也够搞笑了,统是什么?正统,道统,大统,这也是你配传的?
有人可能要说了,不对哦,古人也知道亡国亡天下哦,也有一些很根本的思想被我们继承了,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的天,你能先看看顾炎武讲的是什么吗?顾炎武讲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你看看《日知录·正始》怎么写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於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於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於人乎一时。"传诵以为明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於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於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汤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於晚也。
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他讲的是什么你看懂了吗?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因为有嵇绍这种到父母仇人那里做官的人,所以仁义纲常就败坏了,所以天下就亡掉了!
“保天下匹夫有责”,你以为他是在叫你参军打建奴吗?不是,他是叫你克己复礼,不然天下就会亡了。“天下兴亡”,天下兴和你是没有关系的,天下亡,是因为你败坏纲常。三纲五常是天经地义,要是一般人不遵守天经地义,父不父子不子,搞什么家庭民主平等人格父母皆祸害女权lgbt,那天下就会亡,就会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了!
顺便一提,你以为他这段话在讲魏晋清谈吗?他骂的就是王阳明李贄,骂的就是阳明学说把明朝给亡掉了。
你们现在来看,觉得又是一只奇珍异兽。
20世纪的天才型历史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中下了这样的断语:
“尽管早期的基督徒会毁坏异教徒崇拜的神像,但在几个世纪后,梵蒂冈博物馆却会陈列和展出异教徒的神像。在当代的斗争中,异教徒的神像不再是一个仍然存活的对手,它们只具有历史意义,其中的佼佼者,也许还具有美学上的意义——仅仅具有美学的意义。他们不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因为那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是共产党中国要修复重建孔庙的原因——”
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人不过是拾掇些碎片瓦砾来装点门面。就这样还以为自己没有全盘西化,就好像老外学了几句中文就当自己是中国人了。哦不,比起只会说“泥嚎”的老外还不如。比如说,有多少人能说出十三经是哪十三经啊?
什么?你说你知道四大名著?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中国的英文是China,是从china也就是瓷器这个词引申来的。
那么,现在中国和外国的瓷器哪个更好呢?委婉一点说,我们已经没什么优势了。
瓷器这个东西本来是我们的招牌,人家外国人为什么迎头赶上了呢?因为人家没有门户之见啊。人家拿来就用啊,人家用现代的温控烤箱技术改进了我们的瓷器生产技术,用完了就变成他们的了,反而我们还要花大价钱去买他们的瓷器。
仔细想想,中国这个词深究起来特别奇怪,中的反义词是外,也就是说,中国和外国,这是一组反义词。
你们看啊,美利坚和加拿大不是反义词,英吉利和法兰西不是反义词,德意志和意大利也不是反义词(咦?),怎么中国和外国就变成一组反义词了呢?
人家西方真的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哥伦布是个意大利人,但是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马克沁是个美国人,但是发明的重机枪在欧洲兜售,最后被英国人买去镇压南非黑叔叔了。直到现在,英国眼看自己的央行药丸,把人家加拿大的央行行长挖过来了。
为什么呢?人家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传统的西方国家都是小国,要是只用自己国家发明的东西,那早就被其他国家打得妈妈都不认识了。大家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人家英国人能用的,我们德国人就不能用?我用得比你好,把你打败了,这东西不就变成我的了么?门户之见?那是要亡国的。
讲道理,我们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大河向东流,tomato啊potato,土豆和西红柿都是都是明朝从南美传过来的,但是我们的干煸土豆丝和番茄炒蛋就是比他们的番茄酱蘸薯条好吃,现在还有人说这两个菜是西餐?那我中午还真的要去吃一发西餐了。
更早一点,秦朝兴起是因为商鞅变法,但是商鞅不是秦国人,商鞅是卫国人,商鞅的变法那个法也不是他自己原创的,是他在魏国打工的时候从李悝那里偷学来的,卫国和魏国,可是两个国家哦。
保持流动性,张开大门,广揽天下英才,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脑子里就非常清楚了,李斯把它写成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怎么到现在就忘了呢?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近代史打败仗打输了,输得太多,输到中国人丧失了最基本的自信。
我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完全掌握别人开发出来的知识,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学得比他们好,最终能够超过他们。
投机取巧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关起门来自己玩,你们有西医,那我们就一定要有个中医,你们有西服,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汉服,你们有西方建筑史,我们就一定有一个中国建筑史。
我最近鄙视了一下中国建筑史,被一群所谓圈内人士和所谓爱国人士群起而攻之,其实,底下有个学建筑的朋友说得好,两河文明那么牛逼,在建筑史里面,不也就是几页纸么?
关起门来自己玩,披上民族主义的外皮,美其名曰中国文化,倒是诞生了一批所谓的民国学术大师,其实呢,无非就是把别人看不上眼的东西玩了个熟,真正真刀真枪的跟日本人干,屁用不顶,毕竟子弹这东西不分中国外国,不是拿神符神水开个光,就能多杀几个日本人的。
人家真正看得上眼的,你们也玩不过人家啊。题主说到了唐诗,问题是搞唐诗研究,有几个中国人能超过美国那个Stephen Owen?才女人人爱,可是人家宇文所安不但研究搞得好,还拐走了田晓菲,哪说理去?
前几天吵中国建筑史的时候,底下有个人说,美国XX建筑大师跑到中国看建筑,说明中国建筑有多么重要云云。
讲道理,人家美国人跑你中国来,那不是取经,那是去动物园看动物,这就够丢人了,你们在动物园当动物当得这么起劲,真真是哭笑不得。
中国在外国人心里面真正的形象是什么?你们去搜搜D&G最新的一组广告,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们该怎么做呢?
最牛逼的中国人是杨振宁这种,发现了一个宇宙的规律,把名字写在教科书里面,以后所有路过的人,不管是哪国人,都得喊杨振宁爸爸,给人当爹,这是最牛逼的。
稍微差一点点的,是邓稼先于敏这种,人家外国人做出了原子弹氢弹,我们中国人比他们笨?我们也做出来了,我们不但做出来了,花钱还比他们少,时间还比他们短。当然,核武器这东西人家也有,爹是当不了了,但是跟人家称兄道弟还是够资格的。中国能进五常,是因为我们认真学习了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学好了,学到位了,不是因为林徽因这种所谓民国大师研究了什么劳什子中国建筑史。
中间省略,倒数第二的,就是各路中华文化粉,以为老祖宗的就是最好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屑一顾,对先进的东西不屑一顾,看起来是为了建立民族自信,其实是植根深处的自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不相信自己能硬碰硬的和外国人竞争,其实是一种逃避。讲道理,现代中国人,无论是营养水平、健康水平教育水平还是智力水平,无不超过老祖宗多少倍,我们当初能站在世界巅峰,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
最末等的,是连建立这点基本的民族自信的勇气都没,看到洋人就直接跪了。喝咖啡高雅,吃大蒜低俗,当年武汉还有在麦当劳办婚礼的,这些人的骨头,难道都用来煨莲藕排骨汤了吗?
世界上哪有全盘西化这种东西,如果说有,也只有现代化。现代化不分中西,文化、科学和技术这些东西,没有姓氏,不分中外,拿来就能用,用好了就是你自己的。它就是一个工具箱,琳琅满目什么都有,我们的目的是找到能解决问题的,择其善者而从之。
民族荣耀是什么?民族荣耀说到底,就是看你这个民族,到底为人类工具箱里面贡献了什么。人会死,国会破,族会亡,这都是历史规律,改变不了的,也都是不可怕的。真到人类历史走到尽头,各国人民到拉面大神那里汇报工作的时候,各国人民争相告诉拉面大神我为人类做了什么,中国人去说啥?说我们创造了中医?人家欧洲人日本人说中医有什么用,我们不用中医也活到了八十多,不就笑掉大牙了么?
那么,把西方的东西都拿来,会不会最后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呢?不会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动态的,我们文化里好的东西,吃苦耐劳,不信鬼神,重视教育,信奉平等,甚至包括中餐,会长期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而一些不适合当前社会水平的,比如封建迷信,歧视女性,该扔就扔,不要犹豫。文化是一个不断修改不断进步的东西,不要固步自封,裹足不前。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这几天为了这个,借中国建筑史这个题目发挥,和各路英豪撕逼,撕得我三天三夜没(怎么)合眼了。 老想着和大伙说些什么,可是话总得有个头啊!想来想去,我也没有别的,我就请大家把《古文观止》翻开,把老祖宗李斯的《谏逐客书 》翻出来,盯着看,
看上它半个时辰。
民族主义是如假包换的西方意识形态。所以说凡事必分个东方西方,才是全盘西化深入骨髓的表现。
相关背景: 在中国上到高一,然后在美国生活快20年。 本科专业古汉语翻译(英语),硕士汉语语言学。剩下的话题经验有。
个人观点和旭哥非常像,即 “ 个人认为这里很多人压根就没搞明白什么是“西化”,什么是“现代化”就跑来喷了,把现代化说成是西化的正当理由,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现代化跟西化就一定要挂钩?”
这个问题亨廷顿早在文明的冲突里有论述,这里就部分转发
从历史来看,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
可以说,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却很少考虑这种普世文明思想在其他文明中除了少数西化精英外几乎得不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或者更准确的说,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带有西方价值观霸权的代名词,正如“文明”概念一样——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这些国家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故此有蛮族入侵罗马一说。
及至近代,先发的欧洲人将现代性等同于普世性。并认为自己的文明特点是现代性的绝对基础。 而当当西方文明的火炬传到美国后,更是将这种普世霸权发挥到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垄断了发展模式的话语权。 甚至掌握了“自由”的定义权。
而这背后,存在着三种隐含的,却并不成立的假设。
首先是福山理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一论点的最大谬见是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前者的死亡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出现。然而,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因此说福山的想法是十足的西方式傲慢的表现:由于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赢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将仓促地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唯一的选择来接受。而事实是: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
第二个假设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确实使得资金、商品、人员。知识、思想和影象在全世界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费用低廉。毫无疑问上述一些方面的国际流动增长了。然而,人们对于这些流动的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却存在着许多疑问。贸易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吗?它会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假设至少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贸易大大扩展,在接下来的10年中冷战宣告结束。然而, 回顾历史,在1913年国际贸易实际是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屠杀却规模空前。如果那种程度的国际商业尚不足以阻止战争,那么何种程度可能?这一证据不能支持商业会促进和平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假设。90年代所作的分析进一步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贸易的增长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国际制度中日益增长的贸易本身不可能缓解国际紧张状态或促进更大的国际稳定。”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
为普世文明正在出现作辩护的第三个,也是最常用的论据,是把它看作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上述论证提出,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即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现代文化的各社会比具有传统文化的各社会彼此更加相似。显然,一个在其中一些社会非常现代,而另一些则仍然很传统的世界,与另一个在其中所有社会都具有彼此相差无几的高水平的现代性的世界相比,较少同质性。那么一个在其中所有的社会都是传统社会的世界又是如何呢?这样的世界存在于几百年以前。它的同质性会少于一个具有普遍现代性的未来世界吗?或许不会。布罗代尔认为,“明朝时期……的中国同瓦鲁瓦王朝时期的法国的相似程度肯定超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程度。”
然而,现代社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比传统社会彼此更加相似。
第一. 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虽然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共同文化,但它确实促进了技术、发明和实践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转移,其速度和程度在传统世界中是不可没想的。
第二. 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其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环境。它们因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无论威特福格尔的水利文明的论点具有什么样的全面优点,依赖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造和操作的农业,确实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和官僚的政治权威的产生。很难作其他的解释。富饶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可能促进大规模的种植业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人数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阶级和从事种植劳动的广大的农民、奴隶或农奴阶级。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条件可能鼓励独立的农场主社会的出现。简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可以设想,前者能够趋同,后者则不能。
现代社会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在现代化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这些独特特征是什么?各类学者已对此作出了回答,这些答案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方面却意见一致。包括下述方面:
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历史的独特特征,而这在东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与拉丁美洲的经历相距甚远。
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相对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等相对统一文化,中央集权的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机构在绝对君主制期间被废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如在法国,它们仍然得以复活,并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干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在一位学者对包括50个国家的类似例子的分析中,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再加上以色列。另十个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样强调,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该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由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旧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但同样,它们不是非西方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的必要因素。
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凯末尔主义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一主义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
凯末尔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凯末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斗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在。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客现规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现今国际社会来看,并不是如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如日本,中国等国都在不同程度的引进和运用西方技术来支持自己的现代化。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家社会,日本社会或伊斯兰社会现代化的同时西方化?选择似乎并非仅限于此。此外,新加坡、台湾、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伊朗国王确实曾试图遵循凯末尔主义路线,实行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强烈的反西方反应,而不是反现代的反应。这也是后面霍梅尼宗教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一直存在着困难。伊斯兰教与经济事务方面的现代性在诸如利润、禁食、遗产法和妇女参加工作等方面的确与现代社会工业结构有一定冲突。但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碍穆斯林社会沿着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大多数方面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虔诚的穆斯林能够研习科学,在工厂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进武器。
这说明:现代化并不要求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一套体制,因为选举、国家边界、市民联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标志,对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
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信条可以满足管理顾问和农民的需要。伊斯兰教法没有就伴随着现代化的转变说任何话,诸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或从社会静止向社会流动的转变;也没有冲击诸如大众教育、高速通讯、新形式的运输工具或医疗照顾这样一些事物。同样,甚至反西方主义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极端支持者,也并不拒绝使用电子函件、录音录像磁带和电视等现代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事业。
因此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湘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因此,将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化文明并引申为普世文明的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将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化文明并引申为普世文明的想法不仅是西方自大的后果,而且是一枚可以反噬的苦果。看历史不难发现,西方文明对非西方的优越感是建立在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的科技上的。但是实现这一切的原始积累却是无数印加人,黑奴,华工,印第安人乃至自己民族的穷人的尸体和土地上的。认为西方模式是现代化模式并是普世文明在推广过程中必然遇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西方发达生活标准是否世界人口/资源比相符? 即如果全世界都按西方模式进行运行,是否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不行。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总理能说出印度人每天多吃一顿饭,欧洲就要挨饿;和奥巴马说中国人如果按美国方式生活对全世界是个灾难的核心原因所在。
如果现在世界上的所有资源都算上都无法供应全世界人口全部达到所谓的小资生活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剥削的产物,而追逐这个标准本身就会产生社会分层(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家社会)只是程度大小区别而已。有趣的是,很多人相信通过实现某种制度就可以无视资源现实而达到或超越这个生活标准。是否是只考虑了经济学理性人定理而忘记了有限性定理(交易成本)?
因此,欧美在推行普世文明的同时必然遇到现实利益与理想不符而实行双重标准的难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洲在普世价值博爱口号和对自身文明是其他文明最终学习目的的心态下大量吸纳穆斯林;但是同时却忽略了穆斯林的远高于当地的生育率。当这些难民的子女(一般都是穆斯林)都有所在欧洲国国家国籍,然后通过投票选择穆斯林法的时候。西方是否承认这个法律的合理性?即别人用你文明的游戏规则来毁灭你文明时,你是遵守规则毁灭自己文明还是捍卫文明毁掉游戏规则?问题是游戏规则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毁游戏规则本身就是在毁文明。 欧洲自大的结果使得自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另一个典型例子则是美国: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而另一些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还有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 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现今美国文明基础构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天主教背景的拉美裔在美国的兴起),在国外推行武力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这种推行把美国和西方从仲裁者放到了镇压者的位置上,从而引起仇恨和排斥)。 可以说这两种观点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 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美国一样;而美国国内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得和世界一样。 事实上,一个完全缺乏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 而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包容所有文化的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进入20世纪末以来,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正在相对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而那些向西方学习走上或正在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却在逐步追赶西方的同时恢复着文明自信心。 甚至在很多领域已经对西方构成了某种意义的威胁。这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领袖不愿接受的。这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一个不可解的情结是:为什么那些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兴起的国家走上了他们创造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的同时没有被同化,反而对他们构成了威胁?照他们的预想,这些兴起的国家应该在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本应跟着西方的领导进行同化,听命于西方才是“合理”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但是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所形成的欧洲文明中心论(美国文明算欧洲文明的延伸)有两个特点:
一.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殖民主义的成就证明了他们的优越性;
二.欧洲文化的优势给欧洲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可见殖民主义与优越论是并行演进的现象.
问题是当今天欧美遇到到中国后,这个说法就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解释这个挑战, 很多欧美知识分子选择了诡辩而不是逻辑。 为何呢? 因为近代早期有修养的欧洲人多半善于修辞学,而夸耀术的基本方法是表扬与非难。比起真心承认差距,继续努力超越来说,已经富足的传教士们,自然愿意运用熟悉的这一技术来为欧洲人的优越感作辩护,似乎只要表扬欧洲而不顾事实的非难中国,问题就解决了。
但这种鸵鸟政策反而引起了中国的崛起,正如 王义桅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陈述的:
“中国威胁论”之滥觞,先后呈现不同版本。
——中国威胁论一:中国发展不可持续,因为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核心价值。因而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甚为关心,希望通过接触中国而塑造、输入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威胁论二:中国存在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不能普世化,并且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中国于是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公敌。
——中国威胁论三:中国提出类似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如“中国模式”概括的,并且极力推广,取代欧洲的统治地位。欧洲人于是担心“当中国统治世界”时怎么办。
在这种价值观主导的话语霸权体系下,中国便处于“三元悖论”困境:无论有无核心价值,无论如何对待普世价值,都成为西方的威胁。
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应对思路就很明确:忽略西方的双重标准,坚持发展自我文明,将儒家传统的大同学说作为不同于西方的范本进行传播。毕竟和西方不同,儒家文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基数的同时逐渐拥有和西方不相上下的经济实力,一旦拥有类似英美在基督教文明中的引领国家,那么影响力将不得小看。
对此,亨廷顿也有明确认识: 他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有两条基本的主张:
(1)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扩张并保持西方在东亚、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的同时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2)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且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
他同时也明确指出,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 维护世界安全则需接受全球的多样性。 因此承认文明的特殊性和不兼容性,说明游戏规则只适用特定文明而不是普世价值.并以此来确定国家基调, 将异议者排斥出主流。这是西方文明在未来阶段保存的唯一可能。
此外亨廷顿还强烈谴责所谓的达沃斯文化:
达沃斯文化: 本来是一个每年在瑞士达沃斯开的经济论坛,参加者大约有几十个国家约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等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典型拥有的。达沃斯人的特点是实际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因此它们所推崇的达沃斯文化在某种角度显得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
实际上亨廷顿同学也在他的书中尖锐的指出所谓的达沃斯文化,恰好也是某些“国际知识分子”所犯的通病:即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而这种浅薄恰恰常被某些非西方的达沃斯知识分子用来作为所在文明人口低素质的证明,却看不到自己爆棚的优越感)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面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的东西,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因此可以说,所谓的达沃斯文化仍然是沙土垒起的城堡,缺乏广泛的传播基础。只能是某些精英用来顾影自怜,彰显“水平”的工具而已。 和小资文化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被推翻就是因为其上层过于达沃斯化而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从而被来自于草根的共产党打败。
除了上面两个普世文明观点外,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而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
而亨廷顿同学更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而不是夸赞正如他在书中所述: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试想,当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等同于充气饮料、褪色的裤子和油腻的食品时,关于西方,这告诉了世界什么呢?
如果我们坚信普世主义,那么这个普世主义必然是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观。问题是,人类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太多了(如公正,牺牲,自由,忠诚,责任等)。 这些客观上有价值的生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非均质的,不能简化到几个公分母,而且他们本性上是彼此有冲突的。生活中的好东西不可能全部同时达到最大限度。当各种真实价值观付诸实施时,总会有所取舍,正因如此,才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传统(即文化),所以说对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不能说一切都好。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在绘制道义地图和评价自由程度的时候,单拿自身做评判标准过于随意的。
而以自身标准j做出发,那就是自大了。 正如我原来批评中国国内的“模拟联合国”风时候所提到的:某些人认为看看或者“研究”几天某国资料就能模仿某国在联合国的行为而忽略文化历史等很多深度因子出来的模联本身就是空中楼阁而已。不过联合国和实际生活很远大家也就一笑而过了。模拟个人大或者政协恰好联系实际生活,那么这些孩子的无知,自大,理想主义,自我感觉良好和实际相脱节的事实就会血淋淋的展现出来。对于不服气的同学,我也就问一句,你们如何创造一个与现实类似的diversity 结构?一群知识背景都一样的人模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太达沃斯化了? 把脸涂成黑色,你就能理解非洲几百年的种族及文化冲突了?
所以说,当我们讨论西化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看了很多回答很多评论,发现有些人对“西化”其实压根不理解。
一、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并不是说西方人发明的物品、制度、文化,我们拿来用,于是我们就西化了。难道我看完七季《权力的游戏》就西化了?
二、西化,尤其是全盘西化,主要指的是彻底抛弃本民族原有的文化,制止本文明的进步,比较著名的有废除汉字进行拉丁化等事件。
三、举个简单点例子。苹果手机畅销全球,照理说作为美国公司推出的产品,应该代表的是美国文化吧?但是他在全球各地有多个版本,不存在“美化”。但假如你身在国内却拒绝使用国行,坚持只使用美版,这才叫“西化”。
为了不被说是强答。还是说点切题的吧。
由于题主贴的那个链接已经被“zzmg”了,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人说了点什么才让题主如此愤慨。
假如有人支持“全盘西化”,彻底否定华夏文明,那除了有人提到的“和平演变”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心理:周围下象棋的人都太厉害了,我还是学国际象棋吧。但是能陪我下国际象棋的人又太少了,我还是去看别人下象棋吧,看也不能白看啊,我还得多逼逼几句“象棋真特么low”,这样才能显得我下国际象棋的人与众不同还高人一等啊,存在感不就来了嘛。
另外,除了部分人纯粹为了“装逼”之外,文明是有先入为主的,假如你十一二岁,三观刚开始塑造成型的阶段,学习到的东西全部是罗马希腊、三权分立、拥枪保卫自由等等,那么你怎么可能对中国古典文化服气呢?
同理也能用在台湾香港人身上,他们从小劳心劳苦的学习了繁体字,自然要觉得比你用简体字的人高一等,否则自己多年辛苦,岂非浪费(然而,学完繁体,看不懂简体,的确浪费)?
所以,对于“西化”我们要分清楚,有些人纯粹是装逼,这是“蠢”,但有些人就真的是在玩和平演变,那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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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很多朋友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还是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吧,尽管举例本身并非一个严谨的陈述方式。
四、有哪些国家成功的“西化”了呢?详情参见南美洲诸国。
五、现代化是油门,“复古”是刹车,而所谓的“西化”或“传统”(总体来说就是华夏文明、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则组成了方向盘。至于什么是“换挡”,我好像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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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质疑“南美洲诸国西化”,认为当地各国本就是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后裔,哪来的西化呢?诸君却忘了曾经繁盛一时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这些印第安文明的古老国家。他们今时今日如何,全拜殖民统治所赐,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的结果。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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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如果都是同体型的普通人打架的话,那主要看的是斗志。。。。。
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黑人的斗志一般都不太行,中国人打架哪怕是因为很小的事情,也经常会表
现出我要和你玩命的态度,黑人一般不会,他们欺软怕硬的非常明显。你只要表现的气势很足,
很猛,他们很快就怂了。我觉得是文化原因,黑人不太讲面子,怂了就怂了,自己也不会觉
得有啥丢人的。中国人经常会有“我为了面子也不能退缩”的心态。
但是受过格斗训练的,真正的亡命徒,以及和你有真正的利益冲突时候,上述观点就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