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做文综的时候突然问：既然独裁是不好的，那为什么以前的封建制度能诞生强盛的帝国。我该怎么回答她？ 第2页

就你乎逼格高，正经回答个问题都不会，一个一个把某概念批判一翻。

以前的封建制度为什么诞生了强大的帝国？因为就当时、当地的情况来看，”封建制度“就是该文化圈能够想到、且有操作性的最好制度。

就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来看（估计她问得也是这个，毕竟中国“大帝国”数量多稳定强还能死而复生），该制度在管理大领土时明显优于游牧渔猎民族的朴素社会关系，优于古分封制，优于世家制度。不只是中原人自己建立的大帝国要用此制度，外来民族通过武力占领这么大领土以后也不得不用此制度来管理。

后来的事情就是欧洲突然变异，经济上保护私有财产，使用资本主义方式，政治上允许出钱者参政，搞了议会制度。这爆发出极大的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相比大大落后，日本、中国被列强大炮破门。后发国家有的模仿资本主义（比如日韩），有的试图弯道超车（中苏）。具体课本都有。

现在你想建立一个”强大帝国“，要么用资本主义，要么自己发明或改进一套新的制度。从故纸堆里给封建制度还魂是不行的——所以知乎上对一些国学抱有警惕。

再说独裁，独裁的目标是啥啊？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地服从统治核心的社会，这个社会看起来是如此美好——勤劳英明的统治核心（很可能是统治核心的自我感觉）及时获得正确资料并做正确判断,命令到达全国每个角落，人们开始依命行动，没有中间阶层欺上瞒下，没有权财掮客克扣截流（这个理想也说明了中间阶层猖獗起来是多么遭恨）。这实际上是某种管理扁平化的理想。

这想法很好，但操作起来很难。比如古代中国连马镫造纸术都没有、文字难写也不统一，信息传递之难可想而知，只好把天下分封出去。交给独立王国的小领导们几乎全权管理。很快中央就被削弱和架空了。不爽啊！后来有了纸有了骑术慢慢地修通了道路搞出了航行术，信息传递一点点方便起来，中国就开始搞中央集权国家了，每一次科技进步和工具改进，人类社会总有人会试验一次新式管理扁平化管理。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次是希特勒、斯大林在电话电报和机动车船基础上的尝试。然而到今日此时为止，科技仍然不能满足独裁要求。希特勒是死于美国碾压造成的武力不继，但苏联的和平解体表明即使是苏联式生产关系仍然要依靠中间阶层上传下达。当统治核心及其继承人稍有失误，要么错误的命令就僵化帝国的力量，要么中间阶层重新吞噬一切，而两种事情常常同时发生，独裁也将万劫不复。

来个小点的例子，公司人口规模和复杂程度比国家小的多，私有制之下以大股东集团作为天然统治核心使用独裁，先进办公软件链接每一家分公司每一家门店，这比古中国的皇权至上还要皇权至上，比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还要计划经济。然而一不小心也会犯“大公司病”而翻船。华为的领袖肯定不愿意节省个疏油层就丢了口碑，百度的领袖也不愿意把搜索引擎弄得全是假信息天怒人怨。然而他们的公司稍微一大就难管了，百度下面的广告公司代理公司的员工狂喊口号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他们的直属领导的命令和要求，鬼才认识他李彦宏！中间阶层急需业绩（实际是为了自己和自己小群体的利益）搞得什么破事儿啊。

而议会制、市场经济、抓大放小等各种说法做法，实际上承认了统治核心并非无所不能，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

今天互联网已经蓬勃发展了一段时间，新的独裁者正在某个角落孕育，大智云物移给他们带来了希望，阿狗为代表的AI让有的人心生警惕。马云就说过计划经济会重新回来的话，知乎上有高人在嘲讽步枪贱种。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努力实践。

人家是强人，我们无力干涉，只好祝愿好运，更重要的是每次社会实践，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能够被真实地记录，适时地公开。最终留下的经验教训载入史册丰富人类的知识库。

好问题。

问题是好问题；但想要搞明白却并没那么简单——事实上，这事整个地球都没人能彻底解决，不然也不会乱纷纷的、贫富不均战乱不断了。

当然，“没人能彻底解决”并不等于“没人能理清脉络”，更不等于“所有人都是傻子”——这事吧，说的难听点，99.99%的人都是傻子，孔孟之道儒皮法骨影响下的中国尤甚。

你问他们，那是标准的“问道于盲”。

尤其是，后面会讲到，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的“自我认知”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偏差、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无处不在的矛盾……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加上儒家/法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弱智处事水平，使得矛盾越发激烈、张力越来越大——这就使得绝大多数人满腔愤恨无处发泄，除了极尽巧思的寻找替罪羊供自己发泄，他们表现不出丝毫智慧。

但想要讨论社会问题，平和的心态、换位思考的能力缺一不可——你可能指望“何不食肉糜”者解决贫困问题吗？你能指望陈胜吴广理解“光刻机”吗？

但是，一个社会想要稳定、和谐，各阶层、各领域、各人群就必须相互交流、相互体谅、和平共处。

换句话说，社会不同人群——农民、工人、工程师、教师、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必须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妥协：一旦让他们其中之一或者全部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有冤无处诉，社会就会割裂，矛盾就会失控，直到砰然炸裂。

举例来说，苏联，它的加盟国们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觉得自己付出最多得到最少、甚至是被刻意的排挤、迫害、灭绝……

于是，出乎所有人预料、但却有顺理成章的，它解体了；不光解体了，解体后释放出来的一堆小国反而反目成仇……

社会矛盾被隐藏、掩盖，受伤害的人群越来越多、越来越忍无可忍，终至砰然炸裂——这，才是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

请牢记上面的核心。这是一切的基础。

凡是谈政治问题、却不去分析每个阶层/每个人群的利益、贡献和诉求的，都是门外汉甚至祸事包。

片面强调某个（某些）群体利益的，他们只是各自群体的代言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

这很容易理解：一个“何不食肉糜”的皇帝，他当然只看得到皇宫里自己身边那几个人。

提出诉求是正当的。包括皇帝，他代表宫廷提出的诉求，不管诉求本身多么过分，都是正当的——他有权提出来，但其它人群并没有满足的义务。

因为，不允许他提出诉求，我们就不会知道各方分歧何在；不知道分歧所在，就没法解决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

皇帝提出诉求虽然是正当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皇帝的诉求也是严重片面的——那只是皇帝以及他身边的、几十个人的利益而已。

没错，几十个人——甚至可能不超过十个人；甚至，皇帝和皇后两个人，他们的利益诉求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类似的，官员的诉求也可能包括正当和非正当两个部分；工人、农民、教师……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欲望，这些欲望可能是正当的（比如按劳分配），但也可能是非正当的（比如组织上能不能给我发个老婆）甚至邪恶的（比如我想不劳而获、不劳而获的同时还想当人上人——我之前谈某些狗屁不通、毛都不会的程序员就应该失业、就应该去吃低保时，就有人激烈反对：他们从没有意识到，他们哪怕吃低保都是不公平的、都是白白占用了他人的劳动产出）。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曾写个这么个答案：

很遗憾。但是知识从来不看什么多数少数，对的就是对的。全球亿万人一起坚持，他们照样可能是错的；牛顿爱因斯坦一个人离经叛道，但人家还真可能是对的。
一群人合作，起码在知识上，最终绝对达不到最高水平——恰恰相反，假如这个班本来还有几个能上二本的，一合作，一平均，那就连一个考上二本的都没了。
事实上，工作后，我遇到过很多很多次“一两个人坚持，其他同事都反对”的场景，以致于我专门锻炼了“（不伤他人面子的）说服人”这项技能——接口设计要遵循依赖倒置原则……不不不这个原则绝不是奇谈怪论你们没听过情有可原（当然不能说“是你们孤陋寡闻”！）但它的确是软件工程最最重要的核心原则，几乎连之一都可以去掉！

你看，技术问题，你不让我“独裁”，让我和其它滥竽充数的程序员享有一个水平的话语权（而不是我一句话就能改变整个项目的设计方向）——最终谁吃苦头？

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科学技术领域，独裁效率最高。

牛顿、爱因斯坦，你让他们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之前，先搞个全民公投……我们还走的出中世纪吗？

类似的，莫奈画《日出·印象》之前，你也搞个全民公投——你觉得那画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你看，科学、技术、工程、文学、艺术……这些，都没法“民主投票”，对吧？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政治也是技术呢？

问题出在哪里？

不妨让我们继续看一看，当“我”大权独握之后，都闹了什么笑话吧。

1、我对计算机图形学仅仅是略有了解；结果组里来了个图形学专家，那水平，看不懂看不懂。

——于是，我的话语权就被抢了一大块出去。这真是叔叔能忍，婶婶也忍不了！

——当年的“大唐”之所以崩溃，不就是被这些“能人（节度使）”你割一块我割一块，搞了个尾大不掉吗？你说这事我敢掉以轻心吗？

——但当年的“大宋”之所以成为“大送”，也正是因为嫉贤妒能、生怕武将们变成新的节度使、赵匡胤。

你看，左右为难。偏哪边都是死；不偏？谁能告诉我，什么叫不偏？你凭什么把某个点指定为宇宙中心？

2、我在公司发现了几个人才……

2.1、第一个叫小易。这人技术不咋地，但特会来事。接话接的那叫艺术。

上周和图形专家因为一个技术问题吵起来了，没人能听懂，都傻乎乎的听着。就小易，虽然也不懂，但不怕丢面子，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问，一句一句，一搭一档，真让我给讲明白了！现在图形专家那是心服口服！

这不是人才，啥是人才？加一级工资！

2.2、第二个是小赵。人长的漂亮，那脸蛋，那身材……她就往那里一坐，整个公司都来劲儿！

人还特机灵，说话细声细气的，让每个人都舒服。啊，是，她不懂技术。但……不是有程序员鼓励师吗？也加一级工资！

什么见色忘义……我们这是纯洁的！再说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她对我有好感，我能不照顾点？又没花你家的钱……

什么？易牙？赵飞燕？那是齐桓公他们傻！

什么春秋五霸不五霸的，我这人，听得进去话！这点就比他们强。

不会不会，怎么可能。

3、我设计了一个界面，所有人都说好，越是技术精湛的越是佩服——尤其图形专家，这下彻底服我了，爽！

问题是，软件换了这个界面后，用户流失了50%……

为什么？

据说是不会用……

MD，这用户都是傻子吗？这么简单都不会用？非得搞成一页一页的向导式、完了还只能支持5毛钱特效？

要依着我，就应该做成文本界面，支持编程，支持脚本——就vim那样，你想要什么，啪啪几下键盘就组合出一个命令，直接应用到全文！

嗯，Linux就是用户友好。问题是，你不是程序员就不配当我们的用户！

看出问题了吗？

皇帝也是普通人。

甚至，皇帝还是普通人中的佼佼者，人中龙凤——包括汉朝的桓灵、晋朝那些吃五石散吃的晕晕乎乎的沙雕、隋炀帝、宋徽宗、赵构……

他们其实都是普通人。有些地方比很多人强，也有很多缺点。

但权力，会把人的缺点放大。

甚至，不是缺点的“人之常情”，皇帝也不能有。不然被权力一放大……

就好像上面的案例一样，谨查严防之下，嫉贤妒能、任用小人、权力寻租、脱离群众……昏君犯过的错，一个不落，全都来了。

这里面最致命的，就是“一小撮人的利益盖过了大众利益”。

这事是潜移默化的。

比如，从一开始，我就对图形专家有所提防，怕他上位；这一提防，自然免不了拉帮结派、打压对手……

这一斗起来，坏了。

比如，当客户部报告说“用户流失”时，我敢承认是我搞那个文本界面的问题吗？

当然不敢。

怎么办呢？

第一，我矢口否认，动用关系，把用户关于“文本界面难用”的投诉删掉；删不掉的，我就说是图形专家雇人干的，诋毁公司形象。

第二，我搞出一堆复杂的图表，否认“文本界面”和“用户流失”的相关性；甚至倒打一耙，搞出一堆数据，力图证明“是图形专家的XX##号bug引起的用户流失，证据是这个bug只存在于A卡，而用户流失和A卡新款上市时间吻合”……

理所当然的，“政敌”也开始不遗余力的搜集证据，黑我……

你看，正常的用户投诉，就这样变成了政治斗争；公司内部内斗激烈问题不大，可把用户正当要求打成“敌对势力”捣鬼……这可是会要公司的命的。

换句话说，现在，我，图形专家，公司里各怀心思的各路人马，我们的用户……矛盾越来越多、冲突越来越激烈——却越来越无法解决。

举例来说，大宋，它是不是亡于党争？

是，也不是。

党争的起因，是民间的声音被压制了；老百姓说不出话不要紧，但他们得吃饭啊。

结果，四川人民活不下去，反了。反了，就派人去镇压；过去镇压，要人卖命，人家就想办法找补。于是四川人就被屠戮一空，血流成河，硬生生压下去了。

一省，可以屠，可以镇压；但整个天下呢？

怕了，压榨的轻一些吧。

但是没用。地主、乡绅、官员，层层加码。中央松了，下面不松啊。

最终，养兵的银子都收不上来，国防都搞不起；老百姓还给横征暴敛，弄了个“民不聊生”。这才有王安石新政——不加重百姓负担，但要弄出银子来。

这事可能吗？

可能。

不是吧……王安石能凭空变出钱来？

不能。

那怎么既不“加重百姓负担”又能“弄出银子来”？

很多种办法。

1、先禁止地主、乡绅、官员横征暴敛；然后从他们手里抠钱出来。

但这就得罪了精英阶层。

2、优化效率，把那些不做事的、专职拍马屁的，统统解雇，逼他们自谋生路——换句话说，让不会干、不想干的滚蛋，让会干、想干的上台。

换句话说，合理化分配方案，确保“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财富是人生产出来的；那些不事生产的自然不该得财；而从事生产的呢，你让他们“劳心于工作者治于人”，那他们当然不想干活——反正我生产100点你拿走70点，生产200点你拿走170点：既然横竖我手里都只能留30点，那我冲着40点努力就足够了，总不能把我饿死。

分配方案合理了，才能把生产力释放出来，才能让人民放心大胆的创造财富。

王安石基本上没做第一点，但想办法搞了第二点的一小部分，也就是想办法（国库给出利息合理的贷款）让人民（农民、工匠、商人）放心大胆的生产、不受地主乡绅高利贷盘剥——释放了生产力，自然就“民不加赋，国库自足”。

明朝的张居正干的是第一点，原因是明朝情况特殊，朱元璋的黄册制本身是可以阻止巧取豪夺和偷漏税款的，但废弛了；张居正重新清仗田亩，按地皮征税，就可以“政治正确”的逼地主士绅把贪墨的财富吐出来，充实国库。

当然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宋、明都是短暂的回光返照之后就完蛋了。

——历史上还有个有趣的特例：清政府后期全靠海关税银才能苟延残喘；而海关税银是英国代收的：靠满清自己，他们就完全收不上来，全被上上下下各级蛀虫给贪墨了；清政府不仅得不到钱，各路商人反而被盘剥到破产，越破产越贪，越贪越破产……

而让英国代收呢，商人高兴，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说收多少就是多少，于是商业繁荣了，海关税收就更多；税收上来了，按条约扣款，剩下的给清政府，足够它吃饱的……

很奇怪，对吧？

其实也不奇怪。说白了就五个字：解放生产力。

怎么解放生产力呢？

也很简单：满足各个群体（工农商学兵等等）的合理诉求。

比如说吧，我肯定不会像前面自黑的那样“给用户设计文本界面”——我做需求起家的，能不懂这个？

当然，你们千万别吹捧我。真让我“独裁”，久了，我肯定会漂，会“脱离群众”，会搞出丢人的、程序员味直冲脑门的奇葩方案。

类似的，朱元璋贫民起家，他当然知道平民百姓的诉求。

汉、隋、唐、宋，这些强盛一时的帝国，创业者都是“见惯人间疾苦”的人杰；那么他们得了天下，自然会针对性的解决各种弊端、从而“解放生产力”。

就好像我一样，上至老板中至各级管理人员下至底层员工，我都打过交道，知道他们要什么——如此，设计软件才能有的放矢。

你看，干嘛不让我们独裁呢？

给我二十年，还你……

咳咳。不提这茬了，丢人。

总之，请记住，独裁者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想努力把事情做好，不要妖魔化他们。

如果恰巧他们还有见识、有能力——看看乔布斯。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是，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别说现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了；就朱元璋那会儿——搞出黄册前的中国，和黄册后的中国，还是完全一样的中国吗？

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时，你的方案必然马上带来一连串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有好有坏——事实上，同样的一件事，对不同群体，甚至对同一个群体，都可能是有好有坏的。

比如，编程语言发展了，对程序员，好处是写程序更容易了、可以写更好更酷的程序了；坏处呢？入门门槛低了，竞争激烈了。

你看，福祸相依。

但是，当我们程序员出现了“滥竽充数、只会玩ppt的家伙”和“只懂技术、忽视用户感受的geek”之争时，你找萨达姆，他解决得了这个问题吗？

他能听懂究竟是什么问题吗？

那他能解决吗？

看出问题所在了吗？

任何政策，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好、有坏；有的影响，大家只是一时的不适应，适应后就好了；而另一些却是致命的……

因此，中央必须收集任何反馈、任何诉求，酌情解决——或者驳回。

问题是，他们，真的能弄懂各行各业、上至官僚下至靠该行业的边角料生存的“拾荒者”的诉求吗？

不可能，对吧。

而且，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哪怕软件公司-用户，都可能把“用户投诉”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

如此发展下去，必然是：

1、绝大多数群体的诉求被忽视；

2、朝堂党争成风，动辄血流成河；

3、朝堂各党口口声声江山社稷，实际上……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为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

就好像王安石/张居正一样，他们拼了身家性命……争来的东西，和小民能有多大关系？

解放生产力？的确，松绑了一丝丝，血液活动了几秒钟……照旧。

解放生产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每个领域都要做的日常工作。

不仅如此，电子厂和服装厂，解放生产力走的路子都不能一样——甚至，电子厂A和电子厂B，它们的具体情况都是如此的截然不同、都要根据它们面对的、截然不同的实际状况给出各自的针对性方案……

全国各种企业不下几千万，你就是找一百万人，能坐在数千公里外，把这些企业管好？

何况，这一百万人本身，就是几千甚至几万个不同的小群体、都要根据每个小群体甚至每个人的不同状况做出不同决策……

中心化然后巨细无靡的管起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唯一可行的就是抓大放小……

但问题是，魔鬼出在细节中。

层层简略下去，出现“何不食肉糜”也就不奇怪了。

换句话说，唐宗宋祖这种见过世间百态的人杰，做出成就是必然的；但哪怕他们自己，也都必须“以人为鉴”，否则……隋炀帝表示，咱都难兄难弟……

但一代代深宫大院住久了、只和高级官员互动，哪怕唐宗宋祖复生，也照样要“何不食肉糜”了。

年轻人不要太着急，要先定个小目标，比如先赚他1个亿——王健林。

你看，“何不食肉糜”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这就是独裁的缺点了：

1、它的确能充分发挥精英的能力，带来一时的繁荣；

2、但是，它会有意无意的压制社会各界的声音，使得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的诉求被忽视，从而使得矛盾无法解决；

3、无法解决的矛盾潜藏着、发展着，终于尖锐到无法调和；

4、无法调和的矛盾制造了极大的张力，使得一切都被政治化——更准确的说，被政治斗争化甚至宫廷斗争化；

5、本来各方倾诉一番、相互谅解、退让妥协就能解决、或者通过商议、调整、重组就可以找到“帕累托更优”的方案的，现在被逼成了不死不休的流血冲突……

举例来说，我们看秦之前，春秋战国，那是什么？那是周朝末年。

但周朝末年，和汉末、唐末、宋末、明末，是不是截然不同的？

周朝末年，简直和“周末”一样，精彩纷呈，百家争鸣；那只是一个朝代的终结，却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恰恰相反，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它在孕育着什么……倘不是被暴秦打断，提前两千年来个文艺复兴，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但汉唐宋明的“末”呢？

杀戮。

民不聊生。

你看，周末，鲁国国民甚至有“沦落外邦为奴，国库出钱赎你”的“社会福利”；可汉唐宋明之末呢？

人相食。

两脚羊。

这就是我们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支付的代价。

就好像传销一样，是的，的确有人发家；但代价呢？

因此，我们才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跳出“王朝周期律”——去持续的解放生产力、调和社会矛盾，而不是掩饰社会矛盾甚至粉饰太平，直到彻底粉饰不下去了，砰……

人相食，两脚羊。

再换句话说，我们需要：

1、想办法尽早暴露社会矛盾，然后想办法解决它；

2、想办法尽早暴露不同人群的不同诉求，想办法彼此沟通、理解，继而各退一步、完成妥协；

3、将“解决社会矛盾”想办法制度化、常态化，尽可能做到早暴露、挖到根、充分讨论、彻底解决。

注意，只要能达成目的，什么方式都无所谓。

就好像软件公司的案例一样，我们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只有一个技术骨干？那就让他“独裁”，只是项目开始前需要多开会、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把每个人的发言都记下来，采用了、应验了，就升他的职；类似的，任务分配下去，每个任务难度如何、完成情况如何，想办法组织人评审（或者用切西瓜-分西瓜[1]博弈之类手法确保公平）。

[1] 如你我两人分吃一个西瓜，如果让我分，我肯定给我一块大的；换你同理。那么问题可以这样解决：西瓜让一个人切，但切完要让另一个人先挑。这就确保了切瓜的人会尽可能把西瓜切的公平。

而有两个技术骨干呢，可以让他们各自负责一个模块、一个部门；然后……继续搞切西瓜-分西瓜博弈，公平性反而更容易保证。

类似的，诺基亚说我很强我要补贴我要大而不能倒；苹果说闹呢，你也配？

怎么办？

丢市场上，让全球用户拿钱投票——你们喜欢指甲盖大的屏幕的、有一点计算能力的手机，还是大屏幕的、可以打电话的便携电脑，选一个吧。

你看，市场是什么？市场就是你我他，就是全体国民。

我们大多数人喜欢，苹果就发达，诺基亚就得滚蛋。

然后，你看苹果带来的智能机时代，养活了多少公司、多少员工。

——嗯，说个笑话：哪怕到了12年，我都还在用诺基亚直板机；我的同事们普遍也都是“要啥智能机？手机不就是打个电话嘛。玩游戏看视频？我4核16G内存32寸大屏幕的显示器不爽吗？”

——别闹！没有人比我更懂打电话和玩游戏！

你看，我们程序员的确懂电脑；但敢让我们独裁，你们下个世纪都别想玩到智能机。

你可能会说了，可乔布斯不是靠独裁成功的吗？

嗯……真正使他成功的，是他那“对用户自己都表达不出来的需求”的敏锐洞察——于是，这时候，“独裁”就成了“力排众议”。

作为对比，诺基亚也想“力排众议”，怎么就挂了？

很简单，他听不见用户心里真正的声音——连用户自己都糊涂着呢。

听见用户心里真正的声音，是必须自己用心去体会的——绝大多数人，那不是“不敢言而敢怒”，而是“不能言但会说真香”。

你看，哪怕不谈苦大仇深、血流成河——没有用户的声音，没有对那些不玩电脑的“下里巴人”的洞察，创新，还会有吗？

换句话说，如今这个时代，起码在IT领域，已经不是过去那“把人民大众的需求压制下去就行”的时代了，甚至“等人家说出来你马上改”都已经太迟了——现在，已经是“大众自己都还表达不出自己的需求时，我们的精英就要事先猜对、给他解决掉”的时代了。

乔布斯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市场的成功，是我们所有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手里的票子、选择最能吸引我们的手机”这个机制的成功。

没有这个机制，我们可能现在还在用nokia直板老年机。

当然，反过来可不行：绝不能让那些啥都不懂的普通人去干涉乔布斯、干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

否则就是另一种“阻碍生产力”了。

这就是我一再说的，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规律，每个人群有每个人群的诉求；不同行业、人群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需要想办法调和这些矛盾，而要调和矛盾，就必须允许不同人群平和的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想办法让不同领域的人相互理解、退让对方的合理诉求。

换句话说，独裁的问题，不是“乔布斯这个独裁者做事怎么怎么操蛋，结果苹果居然就起飞了”，而是“有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把乔布斯这样讨我们喜欢的人推上台、把诺基亚这样……其实也没什么大错、就是有点不思进取的家伙踢下台”——有，你看，欣欣向荣，科技发展、就业机会大量涌现；没有……

同样的，“投票杀马云”绝不是正确路数；以法律为准绳、通过表达、谈判来达成一致、通过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这才是正确途径——在任何框架下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只要有一个持续的反馈机制就行。

皇权社会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它试图通过“愚民”来遮掩、压制矛盾，从而糊弄乃至取缔反馈机制——然而这是自然规律，你不让它反馈，它就炸你。

对独裁者来说，这是掩饰自己的无知、无能的唯一途径。

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装全知全能呢？

还不是被“独尊儒术”给坑了——如果有儒家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放上台面。

如今读史，真是……宋/明/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一会儿怨这个一会儿怨那个的，还分析的振振有词……

口口声声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真正的原因，宋明时期普通人究竟过着什么生活、有什么诉求、为什么经济出现了困难……这些关乎民生的根本问题，从没被古代那些大儒们摆上过台面。以至于我们只能通过蛛丝马迹（屠川真谈不上蛛丝马迹了），去猜测大宋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安石面对的是什么局面、又是如何解决的——那些儒家笨蛋，别说理解了，记他们都不会记、都不知道要记什么、怎么记。

因为儒家体系里面是没有这个的。你不可能让夏虫知道什么是冰。

两千年的停滞，万马齐喑，一乱一治——以极度惨烈、杀的“十室九空”的、恐怖的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替代“产生了最早的国家福利制度”的周末——这就是独裁的代价。

再换句话说，独裁，扼杀了社会发展的契机、扼杀了文明进步的可能、扼杀了社会矛盾平稳解决的机会——也激化了矛盾，扼杀了独裁者自己体面的、安全的下台，滋润的安享晚年的机会。

我和我室友玩文明。

我从来没输过。

这就是独裁制度能诞生强大帝国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独裁制度是不好的呢？

这你得去看看我室友的文明有多惨……

有个段子是黑隋炀帝的。万邦来朝，算不强盛？吃饭不要钱，树上挂满丝绸，算不算强盛？但是胡人使者作为境外势力，见不得我们强盛，就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你们这里有些人衣不遮体，丝绸就不能送给他们吗，挂在树上做什么？胡人大概是私有制，太计较这强盛是“我的”还是“我们的”了。

（原文：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廷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 “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首先必须鼓励题主的妹妹，作为一个高中文科生，题主的妹妹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她发现了中国历史教育里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这个矛盾其实是建立在某种双重标准上的。那就是本国历史教育在看待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时实际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视角。简单来说就是，在看待古代史时，中学历史课本着眼于帝王将相的辉煌武功和缔造盛世的功绩，而民众的苦难则是大大被淡化了，学生并不能感受到专制的危害；而到了近代，视角突然切换到普通人的生存上，好像一进入近代，中国人的生活突然就变得苦难了起来，中国的文化、制度都成了落后的东西，“独裁”也开始暴露了它的弊端。教科书塑造了一个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且需要被拯救的落后的“中国”形象，且强调这个“落后的中国”是伴随着外国入侵而出现的，这种巨大的反差导致很多人不知道生活在秦皇汉武这样的强主治下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举个例子，中学七年级教材第12课是《大一统的汉朝》，这一课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汉武帝是一个明君和雄主，比如讲述了如何发掘和重用主父偃、董仲舒、卫青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还提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上进入“鼎盛时期”。那么这个“鼎盛时期”的民众是什么生活呢？为了筹集钱财，汉武帝鼓励民间互相告密揭发，一旦告密属实，政府和告密者可以平分被告密者的财产，致使民间出现了告密的热潮，稍有财产的人陷入破产甚至卖身为奴的命运。连年的战争和沉重的赋役导致全国“户口减半”，虽然户口减半并不意味着人口数量必然少了一半（有卖身为奴的人的户口被隐匿的现象），但有一半人成为黑户或者死亡，这样的社会是值得羡慕和向往的么？（换算到今天的中国就是七亿人口）。

再举一个例子，中学七年级下册第二课讲了贞观之治，着重刻画了李世民是多么体恤百姓，如何地与民休息、虚心纳谏，才换来了强盛的大唐帝国，那么当时民众的生活究竟怎么样呢？根据《唐会要》载，唐代初年，由于政府摊派的各种差役过多，不少人把自己的手脚弄残废，称之为“福手”“福足”，言下之意是说残废的手脚可以不用干活，所以是“福”。如果唐代有互联网，“福手”“福足”一定会成为网络黑话。鉴于自残的人太多，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令，今后有试图靠自残来躲避赋役的人，不仅不会被免除赋役，还要罪加一等。一个让百姓通过自残才能躲避征调和拆迁的社会是值得向往的吗？连李世民这样的统治对普通民众来说都很难忍受，其他皇帝就更等而下之，如历史教科书里讲女皇武则天“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却不提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政治（而这才是真正贴近时人感受的）。有人会说武则天这是为了打击李唐皇室等政治对手，与普通百姓无关，这就太单纯了，鼓励告密的口子一开，诬告、杀良冒功、滥杀等现象必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主流的，无辜的受害人占了大多数。例如武则天时期的酷吏王弘义看见乡间老人们一起斋宴，就诬告他们谋反，杀了两百多人；酷吏万国俊先杀人再捏造罪状，此行甚至受到武则天嘉奖，其他人看到万国俊滥杀受到赏赐，唯恐落后并开始了一场场杀人竞赛。《旧唐书》记载：“光业等见国俊盛行残杀，得加荣贵……唯恐后之。光业杀九百人，德寿杀七百人，其余少者咸五百人。”稍微做一下推理，生活在这种社会，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样的强盛帝国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吗？

但是到了近代，历史课本突然切换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个体的视角，比如八年级上册历史课本的第一课，就反复强调英国人贩卖来的鸦片是多么地危害大清国民的身体健康，还有英国要求和大清通商做生意是何等地丧权辱国，生活在当时的社会是何等地耻辱和黑暗。鸦片当然是危害健康的，但对当时的大清国的国民（而不是皇帝）来说，似乎有不少事情是比鸦片危害更大的，比如发生在鸦片战争四十多年前的白莲教起义就使清朝损失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导致人口损失两千多万，太平天国使中国损失数千万，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导致死亡一千万人等等，这些巨大的灾难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的，原因也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因素与外国文化关系不大，即不受约束的权力对民间进行极限的汲取和压榨。那么这种历史教育非常容易给学生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不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地杀戮和虐待自己的人民，只要不被外国人染指，只要皇权不受他人的干涉，甚至还能开疆拓土，那就依然是可以骄傲和自豪的，没有什么可耻辱的；而一旦与外人签订了条约，也就意味着皇权得多少考虑一点点洋人的意见，这就一下子成了全体国民的“耻辱”。在这里，“耻辱”这一本属个人的概念也被“国有化”了。突出耻辱则是为了凸显后来的“救世”，而突出古代的丰功伟绩是为了凸显“复兴”，这就是这些互相矛盾的视角背后的统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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