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贵州辖境支离破碎、且地狭民贫，何以单独立省而非分属四川、湖广、云南、广西？ 第1页

事实上贵州建制的复杂与碎片程度远超想象。

贵州建省虽在明代，然而渊源却要从元朝找。明代贵州布政司所辖区域，在元朝分属湖广、云南两行省，用数学表示大概就是：

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湖广行省顺元八番宣慰司+湖广思州宣抚司+云南行省普安路+云南行省普定路

之所以说是约等于，是因为还有一些个别区域的调整。我画了一些图，更能直观说明。

下图是元朝湖广、云南、四川三行省交界地区的形势：

而将明朝的贵州叠加上去，则入下图二所示：

黄色块区域就是明代贵州，很明显，除了上面所说的湖广行省八番顺元宣慰司、湖广思州宣抚司、云南行省普安路、云南行省普定路之外，还多了四川的一部分，这部分，是元代四川行省永宁路的一部，也就是明朝贵州布政司的普市守御千户所、赤水卫地区；除了多的这一部分，还有两块少的部分，一块是右上角，元属思州宣抚司，明朝划入四川，这也就是直隶四川布政使司的平茶洞长官司和溶溪芝麻子坪长官司；一块在下方，元属顺元八番，明代划入广西的泗城州；但是主体上，说“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湖广行省顺元八番宣慰司+湖广思州宣抚司+云南行省普安路+云南行省普定路”问题不大。

如果把云南普安、普定看成一体的话，那么贵州差不多就是顺元八番、思州、云南三大主体，而实际上，这三块，基本是互相独立的。顺元八番就是明代的贵州宣慰司，以鸭池河为界分为水西、水东两大部分，分别由安氏土司和宋氏土司掌管；明初的时候，水西安霭翠、水东宋蒙古歹上表归顺，而明朝正式开始管控此地，我个人认为至少应该到洪武四年在贵州宣慰司城开设贵州卫开始算。

思州宣抚司是田氏土司的自留地，但是思州宣抚司田氏土司在元末的时候发生了内讧，思州本来的当家人宣抚使田仁厚在元末的时候奉表归顺了吴王朱元璋，被授予思州军民宣慰使宣慰使，但是田仁厚他叔叔却奉表归顺了大夏皇帝明玉珍，明玉珍在此开设思南道宣慰使都元帅府，如此以来，思州土司就被自己给一分为二，一为思南，一为思州，而且两部相互攻伐，以至于元气大伤，明朝在统一四川之后趁虚而入，甭管什么思州思南，管起来再说。这样，明朝在原思州土司地区的掌控是很强的。

洪武九年，明朝废行省设布政司，思州、思南划入了湖广，播州、贵州划入了四川，而普安、普定则更迟一些，洪武十四年明朝两路攻取云南，一路从四川南下，一路从湖广往西南开进，同年，开设普安、普定二卫，那么到这个时候明朝才开始管控此处，自然和东部的思州、思南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此时明朝管控思州已近二十年了。

事实上，在明朝平定云南之后，朱元璋深感贵州宣慰司势力太大，担心“大军既回，诸蛮仍复啸聚”，不久再次戒谕傅友德说“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这意思差不多就挑明了，只有把贵州给彻底管住了，云南才能管住，于是指示傅友德“霭翠之地，必以十万之众乃可定”，这就要把贵州变成军管区进行直接管理了。

第二年，朱元璋又指示傅友德说：

如东川、芒部、乌蒙，除乌撒见守少存，其余且休占住，军都督去厮杀，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然后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令东川人民供给，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七星关立一卫，或乌蒙，或芒部，令其民人给军足岁。自永宁南至七星关，分中札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给军足岁……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势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诸处，深入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

这意思就很明确了，在湖广到云南之间沿着交通线设卫所实行军管，那么这条充斥着驿站、卫所的大路，就是贵州的主体所在。

如上图，红线上方有一条极为密集的存在，这个就是明代入滇的重要通道，朱元璋设立的贵州卫所，基本就是为了保证这条交通线而存在的。

如果把卫所、土司、州府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则更明显：

而明朝设贵州布政司的另一个条件，是政府对这一地区管控力度是强化，这个强化，是伴随着杀戮和征伐而来的，在此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个人，叫顾成。

我上面说了，洪武四年在贵州宣慰司城开设了军队贵州卫，相当于楔进贵州宣慰司的钉子，洪武三十年又征伐水西，三大主体之一的贵州强化逐渐管控；顾成自洪武八年开始镇贵州，以朱元璋“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的圣训为宗旨，连年用兵，洪武十七年平定普定府阿黑叛乱，三大主体之一的普安、普定基本被打残，普定府被裁；永乐八年，本来就实力大减的思州土司又作死，思州宣慰使田琛、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连兵而反，被顾成杀了个人头滚滚，基本打废。这样，贵州三大主体或死或伤，贵州宣慰司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人在自己的老巢里安排了一大波常备军当钉子呢，思州、思南叛乱的平定，标志着明代贵州设省条件的成熟。

果不其然，这次叛乱平定之后明朝就开设了贵州布政司，驻地在贵州宣慰司城——毕竟这里是明代管控贵州的党政军中心。不久废思州宣慰司，改置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废思南宣慰司，改置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第二年又把普安、普定地区的州县土司划入其中，而原四川永宁地区的赤水卫、普市所则以卫所身份加入，如此，贵州布政司组建完毕。

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明代贵州辖境支离破碎、且地狭民贫，何以单独立省而非分属四川、湖广、云南、广西？

答案很简单，因为贵州本身就是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管控而存在的特殊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州县为主，卫所为辅，土司点缀的方式不同，贵州是以卫所为筋骨，土司为血肉，州县是添头。特殊使命的存在，决定了贵州要以特殊形态而存在，如果贵州还是被拆分到四川、湖广两个布政司，那么以州府为主体的湖广、四川，就会相对的减少对贵州地区的管控，而这样，是不符合明代贵州所需要承担的主线任务的。

PS：论贵州布政司的斑驳程度

我在我画的贵州图上写了一个苗疆腹地，这地区是生苗，直到雍正年间才进去，所以贵州实际上是被这一地区和播州给分割成了东西两部分，也就是这样：

然而镇远、思州二府境内又有偏桥、镇远、清浪、平溪四卫，这四个卫属于准实土卫所，有自己独立的田土，隶属于湖广都司。《神宗实录》上说，播州“所辖地界楚、蜀、黔三省之间”，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十二事》中补充说明道“然楚止偏桥路通一线”，则此四卫连成一线，是隶属于湖广的，所以，贵州就是这样的：

但是，贵州宣慰司治下的水西、水东几乎是独立王国，水东势力一度涵盖了都匀府南部的土司，如果把这两者考虑进去，那贵州其实是

嗯，这也就是一些人说的“实控”了。

参考资料：

罗康智：明代贵州置省背景及其特征探微.《贵州民族研究》， 2012 (6)

杨斌：《谭图》明代贵州地图正误.《贵州社会科学》，2015(7)

郭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唐莉：明代贵州省建置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2016

首先纠正题主的一个错误观念，把贵州分川、湖、云、桂四省管理，只会平白增加了这四省统治难度，也增大了贵州地区的管理难度。独立划分出一个贵州省，不但减轻了四省压力，而且获得朝廷的优惠也更多，因为财政、军事、行政、司法等权都已经从四省独立了出来，不再受到四省的掣肘，自然更加方便。

广义上的贵州建省，把“贵州都司”的设置作为开端，到永乐十一年设贵州布政司，永乐十四年设贵州按察司，三司全部设立视作建省完毕。狭义上的贵州建省，可以指贵州布政司的设立。

如果我们把谭其骧的明朝分省图拼接起来，可以清晰的看到从云南省云南府到湖广辰州府，有着一条较为明显的黑线，如果把图继续放大，可以看到这条线上密密麻麻分布着诸多卫所。事实上，地图上未标出的驿站其实也是沿着这条线路分布的。

天启年间的《滇志》列出了三条云南通川贵的道路，即“普安入黔旧路”“乌蒙入蜀旧路”“建昌路”，其中前两条道路须经贵州都司诸卫所。普安入黔旧路的基本路线为昆明一平夷一普安州一安南卫一盘江一关索岭一安庄卫一普定一平坝一威清卫一贵州一龙里卫一新添卫一平越卫一清平卫一兴隆卫一偏桥卫一镇远府一清浪卫一平溪卫一沅州，即湖广至云南的道路，贵州都司的大部分卫所都分布在这一条线上。西北永宁、乌撒、赤水、毕节、七星关诸卫所分布在“乌蒙入蜀旧路”上，基本路线为昆明一霑益州一可度一乌撒卫一瓦店一黑张一周泥一七星关一毕节一层台卫一赤水卫一摩尼卫一普市所一永宁卫一永安一江门。这两条线路要经过除黄平等所外贵州都司绝大部分的卫所。也就是说，贵州地区正好是云南边疆通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保障驿道的畅通也是贵州建省的最重要的原因。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而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

在明初设立贵州都司之前，元朝处于巩固云南统治的需要，已经在贵州地区派出了常驻部队，且其在贵阳设置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已经成为湖南、四川、云南三省毗连当地的军事政治中心。朱元璋平定天下期间，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基本上是望风而降。而他的攻击重心在北方而非西南，所以顾及到元朝的残余势力，为了地方稳定也不敢全部使用流官统治，仍然延续了土司制度。所以明廷巩固西南，尤其是云南，主要做了这两方面的努力：其一，设置卫所，组织屯田，最大限度解决滇黔驻防军队粮饷供给困难问题；其二，规范土司制度，维持中央与地方的正常统治秩序。而贵州在元明之际，其归属一直摇摆于四川和湖广、或者云南之间，皆在于贵州至周边区域的不便，这种不便至明前期。由于西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广设卫所，并且设置独立于川、湖、滇三都司外的贵州都司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从元朝开始的中国行政区划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犬牙相制，山河相错。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汉中从四川割给了陕西。而贵州建省可以说是延续了这种犬牙相制的特点。贵州建省也是这种划分特点的体现。卫所初设之时，卫所和土司也是犬牙相制，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种格局引发了很多土地归属问题，给当时的地方官也造成了很多麻烦，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也未能解决。星罗棋布的卫所控扼交通要道，变化了贵州内部的政治形势，建立了流官统治的大格局。卫所穿插于土司领地，使得地方土司处于明廷的监视之下，为后来的建省、改土归流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再加上朝廷逐步完善土司制度，使得地方土司权力的逐渐削弱。

因此有一点得注意到，贵州布政司的设立是永乐十一年在废除以黔东田氏土司的基础上建立的。

《明史·贵州土司传》：“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

另外卫所也是汉人移民的集散中心，而汉人也是明朝的统治基础。明朝中后期内地汉人移民留寓贵州的越来越多，他们在当地依托卫所，资其庇护，佃种、购置或开垦土地渐次安居。汉人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当地夷多汉少的人口形势，而显然如果只有一个贵州都司是不适合的。正是这些卫所和汉人移民，最终使得明廷能够在明中期以后陆续改流一些中小土司并设置一批县级行政机构，同时也给清代中期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

唐莉《明代贵州省建置研究》

曹端波《明代“苗疆走廊”的形成与贵州建省》

杜成材《论明初卫所设置对贵州建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