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是否算汉族罪人？ 第1页

李自成提出了借虏平明了吗？

李自成有为了议和给清朝送银子并给范文程加封爵位吗？

李自成有主动剃发易服还要求清朝在全国推广吗？

李自成的实际继承人带兵投靠了满清吗？

李自成有因为在宫里玩蛤蟆被称为蛤蟆天子，清兵一来就丢了首都到处跑吗？

李自成有被清兵追赶就为了保命跑到西域去，被哈密王捉住送给吴三桂吗？

李自成的部将有在清军从城下经过时一箭不发，事后找老百姓借脑袋献功吗？

李自成建立大顺后老百姓有因为清军或其他军队来了“反得安舒”的吗？

都没有的话，李自成好意思当这个汉族罪人吗？

我一个农民，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卖儿卖女交不上三饷，我不反他娘的我就要死了，你还敢怪我投闯王？

“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真要讨论明末农民战争，看看明末农民战争史再说，你要是嫌弃顾诚先生的分析太站在阶级斗争你不喜欢，你可以看看他引用的原始资料，卢象升的奏折不会是随便写来玩的，当年的农民有活路，日子能维持的下去哪个冒着被孙传庭杀全家的风险投闯？

来我们来看看大明的边军什么水平

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袭，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拙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锐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三镇可知。

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

边军尚且如此，你觉得老百姓会好到哪里去？

老百姓不是人？卢象升这种官老爷都觉得“夫拙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你就觉得他们就该在没饭吃没衣服穿的情况下勤勤恳恳给大明续命不准反抗不准偷懒？

你真以为平民百姓都是白眼狼，大明给了他们活路他们不懂得珍惜还要干杀头的买卖？

卢象升真的做到了讨贼安民，给老百姓一条活路

收还男女二万。三郡之民，安堵者数岁
。。。
因请益郧主兵，减税赋，缮城郭，贷邻郡仓谷，募商采铜铸钱，郧得完辑。

你看看老百姓怎么回报卢公的？

象升提残卒，次宿三宫野外。畿南三郡父老闻之，咸叩军门请曰：“天下汹汹且十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三军捧出关之檄，将士怀西归之心，栖迟绝野，一饱无时。脱巾狂噪，云帅其见告矣。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象升泫然流涕而谓父老曰：“感父老义。虽然，自予与贼角，经数十百战未尝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

真当老百姓瞎，都是白眼狼？

但凡那帮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废物们给老百姓一条活路，用三饷刮地皮的时候给老百姓留一口饭，老百姓会“我燃烧你的梦”？

大明完蛋怪谁，怪各地的王爷，怪衍圣公府，怪良田千顷的徐阁老，怪换内阁首辅如同换衣服的崇祯，怪讨贼安民孙传庭，就是不怪李闯王，也不怪吃不上饭的农民！

谢邀。

咱们理一下顺序：

明末百姓没饭吃。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起来闹事。

李自成自始至终，基本对百姓奉行不纳粮政策，缺钱了就打劫朝廷官员，所以有一批士大夫反他。

李自成破北京，击溃明朝中央系统。此时黄河以北泰半在他掌握之下，却不牢固。

吴三桂剃发降清，开关迎多尔衮。一片石大战，闯军败退。

西行入关，多铎破潼关，李自成南下，死在九宫山。闯军分裂。到此就没他什么事了。

南明那边，史可法马士英们拥立不统一，四镇坐大，弘光朝一开始就是个藩镇自保势力。

抵抗不住，满清破扬州，破南京，弘光完蛋。

鲁王桂王唐王开始各自立国折腾。郑成功和他爹在福建想法子。派系内斗那个厉害哟，《鹿鼎记》里沐王府和天地会就那样，不急着反清复明，先彼此撕。

满清那边在公元1650年前后老将死的死，废的废，腐化的腐化，被李定国两撅名王，克复湖南。平南方基本靠以汉制汉了。换言之，孔、尚、吴几位后来要当三藩的，开始耍横。

终于永历被弓弦勒死，李定国壮志未酬，满清得天下。

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如果站在汉民族叙事角度，那么：

可以责怪孔、尚、吴几位替满清出力的，毕竟南方大多数是他们平的。

可以责怪黄得功们那些军阀，毕竟南明是他们丢的。

可以责怪弘光是个昏君，毕竟实在也没出息。

可以责怪多尔衮很狡猾，多铎很残忍。

可以责怪鲁王桂王唐王，天下将覆，还彼此纠缠不清。

可以责怪明朝诸位大臣，像崇祯就愤激地说大臣皆可杀。

可以责怪崇祯自己，毕竟崇祯自己也说任怎么对付他尸首，不要杀百姓，他是有心理准备的。

可以责怪张献忠，如果他确实变态到疯狂杀人的地步。

但李自成，他是为汉人老百姓谋福利啊，解除他们的苛捐杂税啊，让他们不必吃观音土啊。一片石输给满清最多算军事失败，怎么就成汉族罪人了？而且他很快就死掉了呀，之后南明那些破事也要怪他？

好比说，一个爸爸靠儿子当报童养活，却每天不给儿子吃好的，还关着门在家打儿子，邻居看不过了，过来踹开门把爸爸按倒了，然而久已窥伺的强盗们，看门开了，爸爸又倒了，乘机伙同其他亲戚冲过来，把邻居干了，接着让儿子当报童，还打儿子。

这个过程中，爸爸、强盗和其他亲戚都挺浑，汉民族这个儿子很可怜，但李自成邻居，最多能说是莽，说是沉不住气，说是不够强。

但是，让儿子（汉族）吃亏的罪人，难道不是爸爸（明宗室）+强盗（满清）+其他亲戚（吴三桂们）吗？？

李自成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是崇祯十六年春建立的“奉天倡义大元帅府”。他恢复了朱元璋废除的丞相制度，由牛金星出任丞相，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每个政府各设侍郎。

地方上，由于此时李自成只控制了河南南部和湖广北部大致相当于一个省的领土，所以不设省级区划。以防御使为地方最高长官，统管军政事务，辖区范围大致相当于明朝的道。府、州、县各设文官。此外，各县都有武官带兵驻扎。

武官不必说，自然是由闯军将佐出任，文官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第一，是早期加入农民军的落魄知识分子，以牛金星为代表。

第二，是由于各种原因投降的明朝官员和士绅。在早期，愿意追随李自成的知识分子都是难以通过科举出头的穷书生，在明末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处境和农民一样凄惨，因此不得不造反求生。但是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河南饥民大批加入闯军。李自成的兵力从进入河南时的一千人迅速膨胀到了数十万大军。随着闯军连克洛阳、开封、南阳、汝宁，杀福、崇、唐三王，败傅宗龙于项城，败汪乔年于襄城，在朱仙镇击溃丁启睿、杨文岳的十八万大军，又败孙传庭于郏县，河南南部的官军被一扫而空。等到李自成南下湖广时，左良玉望风而逃，襄阳、荆州、承天全都是不战而降。除了正在陕西重整旗鼓的孙传庭之外，整个中原再无李自成的敌手，这让很多人感觉到了改朝换代的征兆。

而这时，李自成对于明朝官员乡绅的态度也不再是一味诛戮，而是反抗者杀，降者录用。追随李自成不再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项，而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很多明朝有科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或者畏惧农民军的武力，想保全性命，或者在明朝的党争中受到打击，心存不满，或者希望在新王朝挣得一席之地，都选择了归降李自成。李自成任命的六个侍郎，大部分都是明朝的进士。

第三，就是知识分子中的中间阶层。这些人在明朝没有做官或者只做了微末的小官，不算富裕，但也没穷到非造反不可，李自成用科举来招揽他们。崇祯十五年的科举很不成功，当时知识分子还普遍敌视李自成，李自成不得不用武力逼迫强制他们来应考。但是崇祯十六年的考试就不一样了，大量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前来应考，李自成从中择优录取，选拔了很多官员。

知识分子敌视李自成，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是由于传统的正统观念，以忠于朝廷为天经地义，视李自成为贼寇。第二是由于李自成早期的政策野蛮粗暴，打击面过宽，做了很多伤害无辜的事情。第三是不看好李自成的前途，认为明军很快就会打回来。

在崇祯十六年，这三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首先，是朝廷大失民心。在自然灾害和官府暴敛横征的双重打击下，大批农民破产逃亡，逃亡者的赋税又要由没逃的人承担。朝廷每一次加派，经手的官吏都要从中分肥，疯狂地剥削压榨百姓。不仅小农、矿工们走投无路，连那些没有免税特权的中小地主都开始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追剿闯军的官军，更是打破了中下级知识分子对明王朝的最后幻想。

以左良玉部为例，左良玉拥兵二十万，然而朝廷给他的军饷仅有两万五千人的份额，剩下的部分都由他自己筹措。筹措的方式自然就是抢劫。闯军抢劫的目标主要是明朝的宗室、官员、大地主，对普通百姓的侵害还要稍微弱一点，而官军是不会去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只会欺压中产人家和穷苦百姓。左良玉既不敢打李自成，又虚报军功，于是就砍无辜百姓的人头冒功，连有功名的秀才都照杀不误。官军的大规模屠杀、强奸、抢劫行为，彻底把河南、湖广的百姓推到了明王朝的对立面上，既然给皇上当差纳粮换来的是这样的待遇，那为什么不换一个不让我们当差纳粮的皇帝？

李自成绝非一个仁慈的人，对待那些坚决抵抗，给闯军造成很大伤亡的城市，他也常常不问谋划者还是被胁迫者，一律进行残酷的屠杀。但至少李自成不会无缘无故伤害没招惹他的人，主动投降他的城市都能得到保全。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李自成，可是官军的暴行逼得他们不得不投降李自成以求活命。到了崇祯十五年的冬季，河南、湖广的兵民矛盾已经彻底激化，有的城市甚至开始公然支持李自成，武力对抗官军。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攻打盘踞在襄阳的左良玉，左良玉不敢正面迎战，向江西方向逃跑。临走前为了筹措跑路的经费，也给李自成制造困难，“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原本不想造反的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反了，为了保卫家园，他们纷纷站到了李自成一边。闯军所到之处，百姓们“焚香顶礼，牲酒远迎”，“又复抵死为贼抬架铳炮，协拥大队过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良玉为了逃命抢劫粮船。“先是小民不能自置舟者，辄挈室托于粮艘，凡数千家，以粮艘可恃也。至是概掠之。一卒登舟，百人请命，刀声人语，鱼乱水飞，可怜哉！十八日，全师东下，樯帆蔽江，酸泣之音，十里相接焉。两郡方幸得稍苏息。”正如堵胤锡所说：“臣知驱天下之民而从贼者，尽兵之为也。”

其次，就是李自成的政策日趋成熟。襄阳建政前后，李自成基本完成了军队的正规化，野战军与卫戍军分离，野战部队形成五营二十二将的体系，指挥系统周密，纪律严明。虽然之后闯军依然有屠杀行为，但是杜绝了官军那种随意打粮，毫无纪律地乱抢乱杀的做法。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有组织有纪律，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不得杀人，不得放火，不得奸淫妇女，不得抢劫偷盗，不得踩踏庄稼，不得私藏战利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样的军队依然是反人类的。但是在十七世纪的环境下，闯军的纪律已经是当时中国的一流水平了，至少比他的对手大明官军不知高到哪里去。

李自成在这时开始缩小打击面，对于明朝宗室还是照杀不误，对官员士绅则是只杀反抗者，降官只要交出一部分赃款，就可以既往不咎，重新录用，对中小地主和穷苦百姓，只要投降就不加侵害。再加上“三年免征”“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李自成的政策得到了广大穷苦百姓的拥护，他们不仅免于屠杀奴役，而且不再受到明王朝沉重的赋税压迫。士绅们出于自身生命安全的考虑，也能勉强接受这样的妥协。中小地主们一方面和普通农民一样希望贪官恶霸被打击，另一方面又害怕社会秩序被破坏，波及自己。李自成既打击豪强，又维护社会秩序的做法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这些人逐渐对李自成有了好感。所以，中小地主出身的中下级知识分子也开始加入李自成的政权。

最后，就是李自成的一系列举措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两年来，闯军连战连捷，杀死亲王三个、总督三个，刘国能、李万庆、猛如虎等名将都相继兵败身死，不可一世的左良玉望风而逃。闯军军纪严明、作战勇猛，和为非作歹、一触即溃的官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自成控制区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有了李自成能夺取天下的信心。

在经济上，李自成也不再流动作战，而是开始稳扎稳打地建设根据地，“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锌说：“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让农民重新回到土地，是自秦汉以来每一个统一封建王朝诞生的前奏，只有恢复了农业生产，给百姓一口饭吃，才能从根本上结束明末乱世。李自成自己就是没饭吃才造反的，他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也正是因为李自成的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能打败崇祯。

我们把视线转向十六年前，也就是天启七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那一年。

吴应箕的《楼山堂集》记载了他天启七年在河南的一段经历：

“自晨发，出郭门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霁，搴帷而眺，则四十里中一望皆黄茅白草，察所过之处，皆行地亩中，亩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迹无一存者，计耕作久废矣。即问舆夫：‘此县东西南北，其田地荒芜尽如此乎？’夫答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县较好，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驿舍见有备中火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问曰：‘向所见一路荒芜之田，无差粮乎？’数人同声对曰：‘前此皆膏腴之业，差粮如何得蠲？’即问：‘何不耕？’对曰：‘无牛。’问：‘何以无牛？’则谓：‘多盗卖出境者，无牛因以无佃，此其一端也。又本县马户差徭苛急，每报一人，人不堪役，则先卖其牛弃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则田无主，故不耕。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故今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皆由此耳。’因又问：‘此有田弃走之家，始何不卖以与人，而甘抛弃若此？’则又对曰：‘夫差徭政为有田地者苦耳，今赔者欲弃其产而不得。况受其业，而粮即派其家，能堪之耶？于是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极矣。’又问：‘独无以此情白之县者乎？’对曰：‘此县令多举贡，日暮途穷，贪得为念，又衙门弊多，度力不足以区处，遂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自免上司谴责耳，何暇顾人户之逃、田亩之荒也。甚至有告理者则反笞之，所以百姓虽愁怨，率无敢言者。’予又问：‘此是通衢，司道必由此乎？’曰：‘然。’‘抚按由此乎？’曰：‘然。’‘州郡由此乎？’曰：‘然。’予问：‘曾有由此而问厥故者乎？’佥曰：‘无有。’予不觉浩叹。”

中原百姓苦捱了十六年，多少人抛妻弃子，多少人饿毙路旁，终于等来了一个不关心他们交多少税，而是关心他们有没有地种，关心他们有没有牛的朝廷。是帮助百姓种地的李自成能夺取天下，还是从百姓身上扒皮的朱由检能守住天下？顺逆之势，昭然若揭。

八月，孙传庭统率十万大军出潼关征讨李自成，这是明朝在内地除左良玉部外最后的主力军团了。李自成选择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前线军队纷纷撤离。由于孙传庭经历郏县大败没多久，其实并没有准备充分，但是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出战，军队的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一方面，要求后方的陕西、山西向前线运粮，“催逼严急，里老有自缢而死者，运夫有淹没河中者。人情汹汹，莫知所措”。另一方面，就地抢劫百姓，官军所到之处，百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然而即便如此，孙传庭的军粮依然供给不上。就在这时，李自成派遣刘宗敏切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留下河南总兵陈永福断后，自己率领陕西兵后撤，部署很理想，但是他忘了一件事：陈永福的部队好几天没怎么吃饭了。饭都没得吃，更何谈断后？河南兵认为孙传庭是留他们送死，纷纷鼓噪哗变，跟着孙传庭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反而搅乱了孙传庭的队伍。李自成趁机发动总攻，官军死者四万余人，降者不计其数，武器装备几乎全部被李自成缴获。孙传庭败回潼关时，他的十万大军已经只剩下四万丢盔弃甲的残兵败将。

十月，李自成发动了和孙传庭的最后决战，大举进兵陕西。孙传庭的部下已经不想再打了，高杰、白广恩等高级将领纷纷率部逃亡，将军们都逃跑了，普通士兵当然更不会留下送死。到了这个时候，谁还管什么朝廷、皇上，大家想的都只有自己的老婆孩子。出关迎战的士兵反而冲进潼关城内，接上自己的家眷逃走，闯军跟在这些士兵背后，轻而易举地进了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阻挡在李自成和崇祯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复存在了。

随后，李自成向西安进军，一些明朝官员还想抵抗，但是士绅和百姓都不肯再做无谓的牺牲了，他们纷纷打开城门向李自成投降。闯军顺利抵达西安城下。城中的精锐都已经随着孙传庭覆灭在潼关了，只有五千四川兵守城。此时正是秋末冬初，天气寒冷，川军士兵还穿着单衣，副将王良智请求秦王朱存枢出钱给士兵们买些棉衣，不想却被朱存枢拒绝。王良智大怒，心想我们当兵的替老朱家流血打仗，姓朱的却这样拿我们不当人看，当即决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入城。朱存枢投降之后，李自成从秦王府中抄得上百万两钱财。

事已至此，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大明朝完了。白广恩率先投降，他是农民军中的叛徒，靠出卖首领当了官军，和李自成多次交战，双方仇怨很深，但李自成为了树立榜样，亲自设宴款待白广恩，让他招降其他明军将领。

河南总兵陈永福带着少数残兵败将逃入陕西，身在他乡，既无地盘，也无粮草，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被孙传庭扔下等死，他对大明也彻底绝望了。可是当年李自成三打开封时，他是开封的守将，拼死抵抗，给闯军造成了很大伤亡，甚至射瞎了李自成的一只眼睛，担心李自成报复。李自成派白广恩去请陈永福来见，对陈永福说：“此各尽其事，何害。”折箭为誓，承诺绝不加害，陈永福十分感动，决定投降。

高汝利、左光先、牛成虎、尤世禄、郑嘉栋等明军将领闻讯，也纷纷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全部收留，无论过去是否与自己为敌，一律既往不咎，给士兵们发放粮饷冬装，少数明军将领拒绝投降，也都被很快打败。只有高杰，过去是李自成的部下，和李自成的侍妾邢氏私奔才投靠官军，不敢来投降，于是一路南逃到了扬州。

至此，陕西已经全部平定，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各种制度还是沿袭襄阳时期的框架，只是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比如说在地方上增加了省级行政区划，设立了节度使。更大规模地开科取士，招募流民屯垦，并且开始发行货币，平抑物价，发展贸易，做建立全国政权的准备。

正月初八，李自成正式从西安起兵，准备对明王朝进行最后决战。

两路大军分别由李自成本人和刘芳亮率领，李自成由平阳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进攻北京，刘芳亮则从河南怀庆攻入直隶南部。

此时，大顺军和明军之间的强弱对比已经完全逆转，不仅饱经战乱和赋税之苦的穷苦百姓盼望大顺的新秩序。“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就连明朝的官员也都没有了反抗的念头，只想投效新朝，保全首领。

正月二十三日，由于平阳的西河王、交城王拒绝捐助军饷，山西巡抚蔡懋德手中没钱，不敢在平阳抵挡李自成，逃回了太原。平阳知府张璘然投降。崇祯大怒，罢免蔡懋德，命郭景昌接替，郭景昌却不敢前去就职，在半路上迟延不进，郭景昌不到太原，蔡懋德也就没法离开。傅山请求督师李建泰火速救援太原，然而李建泰发现，官军在直隶、山西一带已经是人人喊打了。

“李至一县，县人漫视不为礼。李从者饥，求食。县人曰：‘汝官为大明乎？为大顺乎？’诡对曰：‘大顺’。乃为设食甚丰，饱餐而去。”

定兴县更是因为害怕被抢掠拒绝李建泰入城，李建泰不得不动武攻下城池。

由于缺少粮饷，部队又畏惧李自成，李建泰从北京带出的三千人马已经逃散了一大半，就算把这一千多吓破了胆的废物带去太原，面对李自成的十万大军也是送死而已，更何况连李建泰本人都已经吓破胆了。

而这时，李自成意外地收到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代表顺治皇帝写来的信：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李自成对这封信不屑一顾，根本懒得回复，在他看来，清朝皇帝也不过是个比蒙古强一些的可汗而已。这种轻敌自傲，麻痹大意的心态为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二月初六，李自成兵临太原城下。晋王朱求桂比交城王、西河王强那么一点，他只拿出了三千两银子，就想“募死士杀贼”，而且山西提学黎志陞还从中克扣，把银子留下，拿记功纸票给士兵发饷，谁肯为了三千张废纸去死呢？不到两天时间，守军打开城门，投降大顺。蔡懋德自杀，朱求桂投降。黎志陞被俘之后，又对李自成哭诉说自己没给明朝效力：“本道历任三月，尚未入考棚。”再加上其他降官劝解，李自成才饶他一命。

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分任继荣、马重僖所部向东出固关攻打真定，自己率主力离开太原北上宁武，发布了对明朝的最后通牒：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寖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惟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

这时，李自成已经改变了对明朝宗室的敌视态度，秦王朱存枢、晋王朱求桂投降之后都得到了大顺朝的封爵。李自成敦促崇祯尽快投降，许诺保全明朝宗庙香火。

二月二十日，李自成占领雁门关，二十一日攻打宁武，次日城陷，斩总兵周遇吉，周遇吉坚持抵抗两天，杀伤很多大顺军士兵，这是进军北京的路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战斗。

因为一路上都没有遇到抵抗，所以李自成在进北京的途中始终保持着军纪严明，没有进行屠杀抢掠，只有在宁武有过一些杀戮。乾隆《宁武府志》记载：“贼初破宁武，亦不甚杀戮，旋引兵而东。明日，贼别部在城中者忽树蓝旗，遂肆戕虐，被祸者数千人，其伪总兵尤世禄所为也。王珻作《节录补》而谓‘贼恨其久不下，屠杀一尽，血流成波。’亦失其实，盖但得诸传闻耳。”即便是在宁武，也没有全城大屠，只是少部分新投降的明军部队的报复行为，而且还是因为尤世禄和周遇吉有私仇。

三月初一，李自成抵达大同，大同的代王朱传齐勒令巡抚卫景瑗、总兵姜瓖抵抗大顺军，自己却一毛不拔。城中士兵百姓纷纷鼓噪要降，姜瓖自然不肯送死，开城投降。秦王朱存枢老老实实投降，晋王朱求桂自己出钱打仗，一见打不过也乖乖投降，虽说是两个废物，好歹还算有个人样，李自成都饶了，而朱传齐自己不上，逼别人送死，李自成就不饶他了，杀了朱传齐全家。

这时，李自成对明朝高级官员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了，不再一味敌视，而是试图吸纳其中一部分人加入自己的政权。

大同巡抚卫景瑗是一个有名的清官，刚正不阿，执法不避豪强，多次杖毙劣绅恶霸，整治胥吏，废除陋规，平反冤案。当年杨嗣昌为了剿灭农民军要加征剿饷，卫景瑗仗义执言：“天下安危，要视百姓疾苦。今百姓困苦不堪，反而加征，后果不堪设想。”就任大同巡抚两年来，他竭尽全力赈济百姓，整顿吏治，打击豪强。然而，明朝三百年的积弊哪里是几个能干的官员就能扭转的，这帮朱队友谁也带不动。

李自成明白，明朝的灭亡不是卫景瑗这样的人的责任，这种既有才干又真正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员正是大顺朝所需要的。他劝说卫景瑗：“我米脂一民耳，今日至此，天命可知，尔真好官，尔降仍用尔抚大同。”连劝三天，卫景瑗仍不肯投降，李自成又说：“尔真忠臣，我且驿乘送尔还家。”卫景瑗还是不肯，最后选择了自杀。李自成给了卫景瑗的仆人五十两银子，让他们送卫景瑗的灵柩回乡。

大顺军逼近宣府，宣大总督王继谟发现自己的部下“俱密写禀迎贼”。他带着自己的家丁逃走，士兵又哗变，劫走了上万两银子投降大顺，王继谟说：“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

既然总督都跑了，别人也就更不会徒然送命，士兵百姓纷纷传言，大顺军“所过秋毫无犯，发帑赈贫，赦粮苏困，真若沛上亭长、太原公子复出矣”。巡抚朱之冯还想抵抗，“军士抱手默然无动者。盖一切大炮之火线已绝其火，门已俱塞实，不能发矣”。朱之冯仰天大哭，自缢而死，总兵王承胤开门投降。此时，南路的刘芳亮也占领了广平，与任继荣、马重僖会攻保定。北京城的官员开始逃亡，“旬日内外，大车小辆络绎而出国门”。在南路，李建泰不敢与刘芳亮交战，“心怖，北向鼠窜，兵遂溃。所过之处恣意劫杀”。明朝的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拒绝李建泰入城，李建泰动用武力攻城杀掠，明朝的地方官对朝廷彻底绝望，纷纷向大顺军投降。“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风降遁，或绅士争为乱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后，相与称仁诵义曰迎真主”。只有保定知府何复拒不投降，拼死抵抗，来到保定避难的李建泰却决定投降了。李自成听说保定发生了战斗，担心刘芳亮屠城报复，特意下令给刘芳亮，除了组织抵抗的官员士绅外，其余人等一概不杀。刘芳亮在破城前一个时辰接到了命令，进城之后，只杀了何复等官绅。

明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崇祯命令吴三桂把自袁崇焕筑城以来抵挡了清军十八年的宁远拱手让给清军，全军进关进攻大顺军。又命令刘泽清、唐通两路人马进京勤王。吴三桂慢吞吞地收拾家当，俄延不到。刘泽清推说自己坠马受伤，拒不奉诏，崇祯赐银抚慰，刘泽清十分感动，然后在纵兵抢劫之后逃跑了。只有唐通率部来到了京城。

崇祯亲自接见唐通，给他加官晋爵，然而，他只赏赐了唐通四十两银子，发给唐通部下八千将士的赏银仅有四千两，而且派太监杜之秩作为唐通的监军。唐通十分愤怒，出宫之后把崇祯赏赐的东西往地上一摔：“皇上太师我，伯我；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

崇祯其实已经想尽办法搞钱了，他要求京城的官员、太监捐助军饷。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拿出了两万两，崇祯高兴得把他升成了侯爵，其他官员捐的钱不过几百两、几十两。崇祯希望自己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做个表率，拿出十二万两银子来，周奎一口咬定自己只能出一万两，崇祯不干，要他出两万两。周奎的女儿周皇后觉得自己丈夫和父亲一个皇帝、一个伯爵，这样讨价还价实在太掉价了，偷偷给父亲送了五千两私房钱，让父亲捐了，结果最后周奎居然只捐了三千两，还扣下两千两。后来李自成从周奎家中抄出白银五十三万两。大太监王之心在崇祯的百般催逼之下只捐了一万两，后来李自成从他家中抄得白银十五万两。大臣、太监们纷纷装穷，有卖房卖古董的，有穿着粗布衣服出门的。崇祯气得大骂：“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然而，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依然故我。最终，崇祯只筹到了二十万两的军饷。而李自成后来拷打北京的官员太监，共得到白银七千万两，相当于二十五年的剿饷。这样的朝廷，怎么能不亡？

正是由于这些既得利益者把国家的财富疯狂揽入自己的私囊，导致空前的财政压力全都压在穷苦百姓身上，才让百姓不得不揭竿而起，最终致使明朝灭亡。如果不是崇祯为了省钱裁了驿站，李自成或许现在还在老老实实地送快递；如果不是大小官吏肆意盘剥，张献忠或许现在还在打铁；如果朝廷能足额发放军饷，怎么会有那么多明军士兵成为了农民军的骨干；如果朝廷给百姓留一条生路，李自成在河南怎么会有百万饥民响应？明朝的灭亡，完全是由于其统治者咎由自取。

三月十五日，唐通、杜之秩献居庸关投降大顺，十七日，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崇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城外的京师三大营不战自散，士兵各自逃命，所有武器装备全部为大顺军所得。而北京城中，“守垛之兵，饥不得食。或母或子，携粥至城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无一二”。每个士兵只发了一百钱，这还是纸面上的数字，中间有多少克扣就只有天知道了。要知道，大顺军可是“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两。饥民趋如鹜”。“所掠金帛、米粟、珠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费俱出自掌家，但报成数。请食不足，则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李自成自己“粗粝与众共之”，“衣帽不异人”。一方是上下一心，同甘共苦，一方是豪门锦衣玉食，士兵食不果腹，这场战争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李自成为了和平结束战争，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劝降，要求崇祯逊位，保证其生命安全。然而，崇祯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的，双方反复谈判。十八日晚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正阳门发现，“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曰：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缙彦默然”。

这天晚上，谈判破裂，大顺军发起攻击，占领了外城。到了三月十九日这天天亮之后，明王朝的统治已经彻底崩溃，文官不见，武将不朝，宫女太监四散而逃。周皇后自尽，崇祯杀死幼女昭仁公主，砍断乐安公主一臂。崇祯的三个儿子朱慈烺、朱慈炯、朱慈焕三兄弟化装成平民出逃，崇祯叮嘱他们：“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中匿形迹，藏姓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无忘吾今日戒也。”最后，崇祯与太监王承恩一起自缢于景山之上。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顺军进入北京内城。“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随后，李自成也赶到了，由承天门入城，传令：“军士入城敢伤一人者，杀无赦。”并一箭射在承天门的匾额上。

崇祯的三个儿子没来得及逃走，“跪迎于门左”，李自成命人将他们扶起：“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后来封朱慈烺为宋王，朱慈炯、朱慈焕各封公爵。崇祯的妃子和公主“令扶去本宫，各调理之。”

很多人认为的“李自成、大顺军进北京之后腐化堕落了”，其实只是谣传而已，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四月十三日出兵讨伐吴三桂，这么短的时间内，一支横扫半个中国的劲旅就堕落到不能打仗了？这也未免太不合情理。

关于大顺军在北京的作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在讨伐吴三桂之前，大顺军的军纪是非常严明的。“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对于违反纪律的人，非常严厉地执行了军法。“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小偷小摸之类的行为肯定是没法杜绝的，但是“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直到李自成从山海关败回北京，部队损失惨重，指挥体系开始混乱，由于忙于准备撤离，对军纪的监督也松懈了，这才出现杀人放火的事情。“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

第二，李自成进京之后并非完全不杀人，但是他杀的主要是明朝官员及其家属和包庇他们的人。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的确有很多波及无辜的行为，但是对于一个十七世纪的政权来说，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也没有几个了。

第三，对于明朝官员，李自成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真正被拷打勒索的只有三成，剩下七成都录用了。被拷打的主要有四种人：第一，明朝核心的高官显贵；第二，恶名昭著的贪官；第三，坚持不肯退赃的；第四，拒不投降的。其余大部分明朝官员都在交出一部分赃款之后被接纳到了大顺政权中来。顺便一提，李自成进北京之后，明朝官员自尽的只有数十人，还没有宫里的宫女太监自尽的多。

第四，大顺政权绝非不知道建设根据地的流寇，前文已经提到了李自成对襄阳、西安的建设。占领北京之后，得到大批明朝降官，更是“设官东至淮，西至蜀”。整个中国北方都已经纳入大顺朝的统治之下，而且很多地方呈现的是安定、和平的景象。“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守令到河北，诸贼始消。”在大顺军还没来得及接收的地方，士绅甚至利用大顺军的名头来维护治安，定兴县的乡绅“取自成伪檄增数条禁之。一时传数百里，皆敛手不敢动，众以保全。”

大顺朝的官员，也远比大明朝的官员更廉洁，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曾经因为拒绝李建泰入城被攻掠的定兴县，和平地接受了大顺朝的官员。“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大顺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餽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

第五，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之后，也并没有腐化堕落。“霸占陈圆圆”只说不过是小说家言，实际上，李自成占据了紫禁城之后只纳了一个姓窦的宫女。大规模裁减宫内太监数量，规定不得超过一千人。

对于很多录用的明朝降官，李自成都十分尊重。接见兵政府侍郎梁兆阳时，梁兆阳说：“先帝无甚失德，只因刚愎自用，至使君臣之谊否隔不通，以致万民涂炭，灾害并至。”李自成说：“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李自成并不要求自己的臣子跪着说话，而是给他们设座上茶。梁兆阳辞别时，李自成还作揖还礼。礼政府侍郎杨观光为李自成讲解了明朝的祭祀礼制，李自成说：“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亲自把杨观光送到屋檐下。由此可见李自成比明朝、清朝的任何一个皇帝对自己的臣子都要尊重得多。

自直到出兵讨伐吴三桂前夕，李自成还在召见城内和郊区的老人，“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这时的李自成依旧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色箭衣，生活享用十分简朴。

大顺军的军事训练同样没有松懈。四月初一，“权将军刘宗敏下营点操”。初六，“闯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余人”。所谓大顺军进京之后忙于劫掠享乐，不思进取的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那么，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

李自成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两点原因。第一，他盲目自信，对于自己最大的敌人清朝麻痹大意，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第二，他太快取得胜利，还没有熟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的统治方式，政策失当，导致基层政权迅速崩溃。

先说第一点。

自从两个月前试图拉拢李自成失败，多尔衮就做好了与李自成争夺天下的准备。范文程对多尔衮进言：“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根据在沈阳的朝鲜使臣记载，在得知李自成攻克北京的消息之后，多尔衮当机立断，下令清朝全国总动员。“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在吴三桂卖国投敌之前，多尔衮就已经集结全国三分之二的军队大举西进，一开始抱的就是赌上国运，一战定胜负的打算。

而李自成呢？他并非不努力，而是努力得不是地方。他不仅没有让陕西的李过、高一功，襄阳的白旺这两支主力军团北上增援自己，而且还派袁宗第、黎玉田、马科、董学礼、郭陞、白邦政等人的军队南下，准备对张献忠、左良玉、南明江北四镇的战争。在他眼中，只要招降了吴三桂，北方的问题就解决了。李自成认为，既然腐朽的明朝能抵挡清朝的攻击二十多年，自己有十余万大军，当然更不可能输给清朝，对于清朝的实力和野心的认识都严重不足。此时大顺军的部队不下百万，然而野战部队部署在了西北和南方的前线，卫戍部队分散到各县去维持治安，这些事当然是一个新政权应该做的，可是和抵抗清朝入侵相比，显然应该有轻重缓急之分。李自成的战略判断出现根本性错误，导致他带到山海关用来和清军决战的部队只有不到十万人，因此葬送了大顺江山。

在对吴三桂的判断上，李自成也出现了重大错误。自从打败孙传庭以来，从陕西到北京，一路上的明军将领望风而降。李自成出手大方，招降明军的时候常常用几万两的银子砸过去。明军的基层军官和士兵们要打打不过，投降又有钱可拿，傻子才不投降。大顺军的士兵吃得饱穿得暖，不拖欠军饷，饥寒交迫的明军投降起来非常积极。对明军高级将领，李自成也都加以优待，过去和大顺军曾经作对的，全部既往不咎，连射瞎自己眼睛的陈永福都宽恕了，这让明军将领们看到了李自成的诚意，纷纷选择投降。因此，李自成认为，山海关的吴三桂、高第等明军将领一定会和姜瓖、唐通、王承胤等人一样选择归顺自己。他派已经被封为伯爵的唐通率领本部人马八千，带着大笔军饷去招降吴三桂，许诺封他为侯爵。果然，吴三桂欣然同意投降，把山海关的防务交割给唐通，自己带着部队进京面见李自成。

然而，此时的李自成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皇帝，依旧保持着农民起义者的作风，这就注定了他不是吴三桂的理想君主。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均田免粮”和“追赃助饷”。

明朝的贵族、官吏、太监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掠夺百姓血汗，最终挖空了明朝的墙角，导致明朝灭亡。李自成要求他们交出赃款，作为大顺军的军饷和国家建设开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李自成没有认识到，明朝的官僚地主已经不再是大顺朝的主要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满清贵族。为了击败这个真正的劲敌，需要暂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李自成的胜利来得太迅速，从政权创立到推翻明朝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靠着“三年免征”“闯王来了不纳粮”的许诺，让无数农民舍生忘死支援大顺军，为他打下了江山，李自成当然不能刚当上皇帝就食言而肥，立刻和官僚地主穿一条裤子去剥削老百姓。三年免征的诺言必须遵守，可是大顺军迅速扩大，又收降大批明军，等于把崇祯的一部分财政压力背到了自己身上。百万大军每天耗费钱粮无数，接下来的两年无税可征，军队该吃什么呢？所以，李自成也只能采用追赃助饷的方式供养军队。

如此一来，地主阶级对李自成大为失望。他们本以为，大顺取代大明只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只要他们投降，就可以在新王朝继续保持在明朝的地位。可他们发现，李自成保护的只有小农，对大官僚、大地主依然采取打击的政策，于是他们判定，李自成依然是个“草寇”。

比“免粮”“追赃”更要命的是“均田”。崇祯年间，土地高度集中在大贵族、大地主手中。“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势豪之家，仆隶多至数百，奸民乘势投献，百姓受其鱼肉”。“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最终结果就是“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职此之由”。

给无地农民分配土地，恢复生产，缓和社会矛盾，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封建王朝开创之际都要做的。在崇祯年间，就有大臣建议“追富家千石外之田以没官”，“请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顷、屋百间，其下递减”，试图以此挽救明朝的危机。当然，崇祯根本没有条件这么做，他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言人，如果他的行为违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这个皇帝就做不下去了。另起炉灶的李自成有条件去均田，可是李自成做得太过激、太急了。他把无主荒地分给农民，官僚地主们是赞赏的；他屠杀明朝宗室，把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官僚地主们不仅没意见，还有暗暗叫好的；他把反抗自己的人斩尽杀绝，把他们的地也分了，其他地主也还能接受，觉得是那些人不识时务才招来大祸；可是当官僚地主们发现，投降了大顺也要被追赃、被均田，他们忍不了了，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啊。

“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

李自成的均田政策简陋粗暴，急躁冒进，而且打击面过宽，不仅大地主遭受沉重打击，普通的中小地主也被波及。这导致李自成开始逐渐丧失“民心”。

为什么李自成把土地分给农民，反而会丧失“民心”呢？因为古往今来，只有统治阶级和有能力打败统治阶级的人才算“民”，这样的人才有被君主拉拢的必要。农民除非像李自成这样造反，手里掌握了武力，否则根本不会被统治者当成人来看。明朝是一个地主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他们掌握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大部分的物质财富，掌握着知识，掌握着基层的话语权，甚至掌握着武力。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单凭武力是不可能推翻一个阶级的，只有依靠生产力的飞跃才能办到。没有工业革命，地主就不可能被打倒。

很显然，李自成搞不出工业革命来。所以他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就必须依赖与地主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调动全天下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追赃助饷”“均田免粮”这两大政策，恰恰把整个地主阶级推到了李自成的对立面上，使大顺王朝成了一个根基不稳，单纯依靠武力维系统治的军阀政权，这才是导致李自成败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李自成有机会扭转这样的局面吗？为了和清朝作战，李自成需要金钱，需要粮食，需要物资，不剥削地主，那就得剥削农民，可农民还禁得起剥削吗？那岂不是要走崇祯的老路。李自成的唯一机会，就是在山海关一战打败清军，直捣黄龙。这样他才有机会压制士绅的反叛和南明的反攻，逐步采用温和的土地政策，和地主阶级达成妥协，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拉拢地主但是限制地主，剥削农民但是给农民一条活路，这才是一个正常封建王朝的统治模式。也就是说，只有军事上的优势，才能为稳定社会争取时间，事实上清朝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军事上的失败就是李自成命运的终结。

吴三桂之所以反叛李自成，导火索是刘宗敏抓捕了他的父亲吴襄，“冲冠一怒为红颜”在小说里看看就是了。吴三桂其实根本不关心他家人的死活，明末的这些军阀在乱世中都早已练得心如铁石。吴三桂在反叛大顺的时候，就知道李自成一定会杀他全家，可他还是反了。刘宗敏抓捕吴襄之后，李自成很快得知，责备了刘宗敏，向吴襄致歉，不仅释放了吴襄，连其他正在追赃助饷的官员也都释放了。李自成让吴襄写信给吴三桂，还试图补救和吴三桂的关系。尚可喜全家几百口死于清军屠刀下，最后还是当了铁杆汉奸，吴三桂只不过和李自成有了些误会，有什么不能谈的呢？

其实，吴三桂只是从吴襄被误抓这件事中摸清了李自成的态度而已。

第一，李自成肯定是希望吴三桂投降的，吴三桂手上有五万军队，傻子才不想要，否则李自成又怎么会让唐通带着钱来招降。

第二，李自成想把吴三桂骗进京杀掉的说法是禁不起推敲的，李自成连白广恩和陈永福都饶了，甚至连高杰，李自成都对他许诺，只要他愿意归降，给李自成戴绿帽子的事就既往不咎了，所有的明朝降将，李自成一律优待。吴三桂这个时候既没当过三姓家奴，又没射瞎过李自成的眼睛，更没给李自成带过绿帽子，他怎么就能得出李自成要杀自己的结论呢？

第三，李自成没把吴三桂放在眼里，否则也不会忘了嘱咐刘宗敏不要抓吴襄，也不会只派一个唐通去接管山海关。李自成当时的心态也确实是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吴三桂只有倒戈卸甲以礼来降这一条路，没把吴三桂当回事。

第四，李自成能开出的价码并不高。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李自成追赃助饷、均田免粮，足见他没打算把明朝的降官纳入自己的统治核心，在大顺政权中，也往往是农民军首领出身的武将管辖明朝降官。还有一些明朝的降军被派到前线和张献忠、南明作战，比如说吴三桂的老上级辽东巡抚黎玉田就被李自成派去四川打张献忠了。在李自成麾下，吴三桂最多只能当个冲锋陷阵的普通将领，而且还不是嫡系。

李自成给吴三桂的价码其实是合理的，吴三桂、姜瓖、唐通这些明军降将几乎没有什么功劳，官爵当然要排在那些功勋卓著的大顺军将领之后。要是不派他们去前线打仗，国家又凭什么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养这帮军阀呢？吴三桂寸功未立，李自成就赏赐他大笔军饷，又给他晋爵一级，已经很给面子了。李自成封吴三桂为侯爵，让他和刘宗敏、刘芳亮、田见秀、袁宗第、李过、谷英、张鼐、刘国昌这些大顺军的老资格名将并列。刘体纯、吴汝义、刘忠、李友、马世耀等人也都是为大顺军做过很多贡献的，才封伯爵而已，李自成的内弟高一功只封了个男爵。而李自成对吴三桂的要求，仅仅是让他尽一个军人的义务而已，虽然说误抓了他爹，也放出来了，道了歉了，吴三桂还要啥自行车？

但是明末的这些军阀就是这么不要脸，又想要利益，又不想负责任。吴三桂打了打算盘，觉得清朝给的价码可能更高。前面有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做榜样，他们叛投清朝之后，全都封了王爵，吴三桂的兵力比他们强得多，最起码也得封个王。而吴三桂对清朝也比对李自成熟悉得多，自己的亲戚朋友有很多都已经降清，相信清朝能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吴三桂在前往北京的半路途中忽然返回，袭击唐通，又夺取了山海关。当时愿意与他一起背叛大顺的人并不多，“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当吴三桂和多尔衮联络时，多尔衮又许诺：“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李自成只封吴三桂侯爵，清朝封王，李自成要他做一个普通将领，清朝要“封以故土”，对吴三桂来说，这就很好选择了，亲爹算什么！一家三十多口人命算什么！有什么能比升官发财、裂土封王更重要？

而李自成呢？他这时候还打算和吴三桂讲道理，他带着吴襄，还有明朝的秦王朱存枢、晋王朱求桂以及崇祯的三个儿子。琢磨着吴三桂要是讲“孝”，就让吴襄劝他，要是讲“忠”，就让前明太子劝他，保证把他说得哑口无言。殊不知在吴三桂眼里忠孝都算个屁。当然，李自成不是个滥好人，除了道理之外，他还带着真理——十万大顺军，吴三桂如果拒不投降，他就武力消灭吴三桂。十万大顺军主力打吴三桂的五万人，李自成自然是胜券在握，可是他没想到，多尔衮已经带着八万清军逼近山海关了。

山海关之战，李自成失败的根源就是自大轻敌，低估了吴三桂的无耻以及清朝的实力和决心。他事先对清军即将到来一无所知，结果在与吴三桂激战正酣之际遭到突袭，惨遭大败。

此时北京周边大顺军兵力不足，李自成如果死守北京，只能是坐以待毙，于是他焚烧了紫禁城和城楼，向陕西撤退。许多明朝降官和百姓都随着大顺军一起逃难，“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络绎不绝”。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与对降官严格甄别之后再录用的李自成不同，他下令所有明朝和大顺的官员，只要愿意投降就一体录用，凡是被大顺军分给百姓的土地，全部归还原来的地主。于是，整个中国北方的士绅地主“如大旱之得时雨也”，掀起了反叛大顺政权的狂潮。

大顺军在撤退的路上，“虽钲鼓喧阗，而骑无行列，弧折筈残，人尽阻饥”。但即便如此，依然保持着纪律性，用珠宝向百姓购买食物，而且把大量的丝绸缠在树上，财宝扔在路旁，以迟滞清军的追击。五月初八，清军在庆都追上了大顺军的断后部队，蕲侯谷英奋勇抵抗，为国捐躯，之后在真定，大顺军断后部队又与清军交战。断后部队的牺牲为主力撤入山西争取了时间，清军追到固关时，已经人困马乏，无力攻打关隘，不得不收兵。

李自成率领主力撤入陕西重整旗鼓，在山西留下了数万兵力防守，再加上姜瓖、唐通两支明朝降军，凭借太行天险，原本是可以阻挡清军的，但是明朝降官降将的叛乱彻底破坏了大顺军的抗清事业。

明遵化巡抚宋权被李自成任命为遵化节度使，清军入关之际杀害了大顺军将领黄锭投降。大同总兵姜瓖杀害张天琳降清。唐通降清，进犯陕北，袭击李过所部。明朝宗室朱帅鑧在德州杀害大顺武德防御使阎杰、德州牧吴征文之后，因畏惧清军自行解散部队，把直隶南部、山东西部的大片国土拱手奉送。此外，零星的小股叛乱不胜枚举，仅仅有明文记载的叛乱就多达七八十起。这些明朝降官和士绅杀害了大批大顺官员，纷纷剃发降清，严重牵制了大顺军的兵力，使大顺的基层政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由于姜瓖和唐通卖国投敌，山西北部门户洞开。太原变成了大顺军抵抗清军的前线，此时太原的守将正是当年射瞎李自成眼睛的陈永福。很多人认为，陈永福与吴三桂、姜瓖、唐通一样是明朝降将，如今大顺军遭到惨败，肯定也会见风使舵，投降清朝。但是没想到，陈永福断然拒绝了清朝的劝诱，李自成以仁义待他，他也要国士以报。李自成离开太原前嘱咐陈永福，要坚壁清野，一定守住太原。陈永福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率领一万大顺军殊死奋战，清军调集大炮，轰塌城墙数十丈，最终陈永福以身殉城。

这时，李自成已经认识到，追赃助饷政策不利于团结士绅地主，下令全面停止追赃助饷，以期减少反对大顺的叛乱。但是现在大敌当前，不追赃助饷，军费从何而出呢？

于是，熟悉的一幕出现了。

“每地一亩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亩征解阔布，花缺布贵，敲朴就毙，人相枕藉。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又派打造盔甲。”
“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角，亦入地亩……初诱百姓以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

如狼似虎的粮差再一次在中原大地肆虐，李自成终于变成了自己曾经最痛恨的人，大顺皇帝和大明皇帝，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多尔衮也并不比李自成更英明，由于在直隶、山东、山西接连取得胜利，他狂妄地认为大顺军不堪一击。命令清军兵分两路，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进攻陕西，消灭大顺政权，多铎、孔有德、耿仲明进攻江南，消灭南明弘光政权。

仔细想来，大顺皇帝和大明皇帝还是有些区别的，至少大顺皇帝更能打。

李自成给了多尔衮当头一棒，大顺军在河南怀庆一带发动反攻，击毙伪提督金玉和，多尔衮大惊，急忙命令多铎暂停对南明的攻击，救援怀庆，南明得以苟延残喘。而此时的南明却还幻想着“借虏平寇”，派遣左懋第为首的使团和清军议和，想借清军之手消灭大顺政权。

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与多铎会战于潼关，经过十三天的激战，形势渐渐对大顺军不利。李过、高一功驻守的延安、榆林在阿济格的攻击下也岌岌可危。清军攻陷了李自成的家乡米脂，将米脂所有姓李的居民全部屠杀。这时，明军降将纷纷背叛，董学礼、陈之龙、牛成虎、白广恩、郑嘉栋、左勷、谢祯荣、马科、马德、高汝利、石国玺、刘忠、胡向化、高鸾、贺珍等人全都剃发降清。陕西全局崩溃，已经无法再守了。巫山伯马世耀的诈降计被多铎识破，遭到杀害，潼关大战以大顺军的失败告终。李自成决定放弃陕西，撤入湖广。

临走前，李自成命令田见秀把西安的城防工事和带不走的所有物资全部烧掉，而田见秀认为，“秦人饥，留此米活百姓”，没有烧掉粮食。清军阿济格部获得粮食补给之后，很快追了上来。

为了躲避阿济格的追击，李自成开始不择手段。“顺治二年春二月，李自成屠邓州。清兵入潼关，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烟”。

李自成屠杀的，正是他两年前解放了的地方，而且目的和当年的对手左良玉一样，是为了逃避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敌人的追杀。镇守襄阳的将领白旺曾经试图阻止李自成，但是李自成没有听他的。

回想两年前，李自成发布的《剿兵安民檄》还如在眼前：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令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

当年的李自成率领的，是赶走左良玉匪军，救民于水火的仁义之师。是襄阳的父老乡亲手推肩扛，把李自成的大军迎进了襄阳。而今天李自成回来了，当了皇帝的他却比左良玉更加残暴，毁灭了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土地。

我们再回首看看十六年前那个二十三岁的李自成：

“为驿卒，能得众。时岁洊饥，邑官艾氏贷子钱，自成辄取之。逾期不能偿，艾官怒，嗾邑令笞而枷诸通衢烈日中，列仆守之，俾不得通饮食。盖欲以威其众也。诸驿卒哀其困，移诸阴而饮食之。艾仆呵骂不许。自成忿然曰：‘唉，吾即死烈日中何害？’则踉跄力荷其枷仍坐烈日中，竟不饮食，虽惫甚不少屈也。众益哀之，不胜其忿，遂閧然大譁。毁其枷，拥自成走出城外，屯大林中，不敢出。然犹未至伤人也。而县尉则乘羸马率吏卒执弓刀而往捕之。林莽箐密，不敢入。相持良久，日且暮，众不得已，杖白梃一閧而出。县尉惊，堕马死；吏卒溃而奔，弓刀器械悉为其有。是夜遂乘势袭城，奋袂一呼，饥民群附，一夜得千馀人。”

崇祯二年，二十三岁的下岗工人李自成实在忍受不了官府恶霸的欺压，不得不揭竿而起，被无数的穷人视为把他们救出地狱的希望，真正的大英雄。

永昌二年，三十九岁的永昌皇帝李自成，只是一个普通的暴君。

接下来，李自成的事迹乏善可陈，他试图占据武昌抵抗清军，但是左良玉却焚毁了武昌，荆州的防御使孟长庚被叛徒郑四维杀害，李自成不得不继续撤退。他的中军大营被阿济格击溃，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个叔父牺牲，牛金星、宋献策、左光先都相继当了汉奸。直到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当地乡勇打死，大顺军解体了。

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余部各奔东西，叛徒王体中杀害白旺降清，王体中后来又被王得仁杀死，王得仁最终反正归明，为明朝战死。田见秀、张鼐、李友、吴汝义等人做了叛徒，被清军背信弃义地杀死。大顺军将领有的成为了绿营，有的在明清双方的二十年拉锯战中几易其主，也有的为明朝尽忠死节。

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内弟高一功，以及袁宗第、刘体纯、郝摇旗等人。在李自成死后接受了南明的改编，继续抗清，与清军奋战了二十年。李过病故，高一功被湘西土司袭击战死。李过的养子李来亨接过了闯军的旗帜，号称“小闯王”，成为夔东十三家的一员，在川楚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坚持抗战。

郑成功、李定国去世之后，夔东成为了明朝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国土。面对十万清军的围攻，很多人无奈之下选择了投降。但是李来亨、袁宗第、刘体纯、郝摇旗四人决定血战到底。在清军优势兵力的绞杀下，夔东十三家最终失败了。刘体纯自尽，袁宗第、郝摇旗被俘遇害，李来亨退到茅麓山中坚守。清康熙三年八月初四，茅麓山失守，李来亨与妻儿一起举火自焚，从此明朝在大陆上再无寸土。这一年，是李自成起义之后三十五年，崇祯自尽之后二十年。又过十九年，郑克塽降清，杨彦迪、陈上川带着最后一支明军远走海外，明朝彻底灭亡，这一年，正好是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之后一百年。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存在仅仅两年，在明末清初这一百年的血泪史中，只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但是在这一百年里，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这样生机勃勃的政权，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这样赢得千百万劳苦大众爱戴的政权。这是一个给古老帝国带来中兴希望，又如泡沫般幻灭的政权。至少这是一个不剃发，不圈地，不追逃，不迁界禁海，汉蒙回各族平等，没有二等国民的政权。李自成最终从屠龙的勇士变成了恶龙，但是至少在他堕落之前，他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皇帝，一个军纪严明的皇帝，一个宽宏大量的皇帝，一个尊重臣工的皇帝，一个生活简朴的皇帝。

李自成做过很多事，有对的也有错的，打过很多仗，有胜的也有败的，杀过很多人，有该杀的也有不该杀的。我没法给他一个简单的评价，其实任何人都没法得到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每人心里都有一杆不公平的秤，会宽恕自己想宽恕的，赞扬自己想赞扬的，我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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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说谁才是真正的罪人吧。

福王朱常洵大婚之时，万历皇帝赏赐30万两，后来兴建王府，又花费了28万两。就藩之时，“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廷臣请改给王盐于河东，且无与民市。弗听。”

崇祯十四年，他的封地洛阳周边的情形是：“三载奇荒，亘古未闻。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处处土贼盘据，加以流贼数万阴相结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又六日之内，连破宜阳、永宁二县。贼势汹涌，窥洛甚急。无坚不破，无攻不克。且饥民之思乱可虞，人心之瓦解堪虑。况抚台大兵无一至，虽有操、义二兵，亦无粮饷，及城头垛夫又皆鬼形鸠面而垂毙者。城中一无可恃，有累卵朝露之危。”

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请求朱常洵赈灾募兵，以抵御李自成，朱常洵充耳不闻，终日酗酒。饥寒交迫的洛阳守军愤怒了：“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打开城门迎李自成入城。李自成下令打开府库赈济灾民，“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在崇祯死后于南京被拥立为弘光帝，即位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左懋第使团去和清朝议和。左懋第携带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任务是“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弘光还下令拨漕米十万石给吴三桂。弘光本人生活奢侈，国难当头，他却忙着选秀女，建宫室。清军渡过长江之后，他立刻放弃南京逃命，直到被清军俘虏，也没敢和清军打过一仗。

潞王朱翊镠就藩卫辉，营建王府花费六十七万七千八百两白银，石料皆采于湖广、四川的深山老林。搬家的费用则是三十万两，逼得户部尚书宋薰辞官，最后在群臣力争之下，改为二十万两。动用船只五百多艘，保定巡抚因此入不敷出。“潞王之国，经由河间、大名二府，费用浩大。连岁荒役，委难措处，乞于天津仓动支米一万七千石、临清仓动支米一万一千石。”

到了卫辉之后，朱翊镠霸占良田四万亩，又垄断盐业，敛财无数，王府家奴横行不法，民怨鼎沸。

南明政权建立时，东林党人胡诌说朱翊镠的儿子朱常淓“贤明”，支持他和朱由崧争夺皇位，后来朱由崧被清军抓走，朱常淓就在杭州被拥立为监国。上了台才知道，他贤明个屁。朱由崧虽然是窝囊废，好歹还有最起码的良心，不敢打还知道跑，没直接投降。朱常淓则是上台第二天就下令和清军议和，监国六天就投降了。清军兵临杭州城下，明军方元科部与清军激战，朱常淓竟然“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这样毫无廉耻的统治者翻遍中国历史都算少见。

鲁王朱以派，在清军兵临兖州之时拒绝捐助军饷。最终兖州全城被屠，清军杀朱以派全家，只有他的弟弟朱以海从死人堆里逃了出来。

蜀王朱至澍，霸占整个成都府七成的良田。崇祯死后，他起了当皇帝的念头。可是张献忠打来时他又舍不得掏钱，最后被张献忠杀死，王府中搜出的金银财宝数以百万计。

岷王朱企丰，因畏惧张献忠，下令强征四乡民工修建城墙，亲自监工，每天打死、累死的民工不计其数，甚至连监工的军官打民工打得轻了都要挨打，最后士兵和百姓们联合起义，不等张献忠来就把朱企丰宰了。

靖江王朱亨嘉，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的后人，也想凑热闹当皇帝，清军都打到湖南了，他在广西举兵反叛。

隆武皇帝朱聿键殉国后，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监国，后来逃入广西，广州以苏观生为首的一批官员士绅另立隆武皇帝的弟弟朱聿鐭为绍武帝，为了抢在朱由榔前面登基，朱聿鐭连龙袍都来不及做，只能穿着戏袍登基。清军已经打到了赣州、漳州，明朝宗室居然打起了内战，最后拼了个两败俱伤，整个广东的兵力为之一空，清军李成栋部打到广州时，十几个清军潜入城中，就让守军不战自乱，轻而易举地夺下了广州。

李自成拿出自己的主力军团和清军拼命，因为能力不够打输了，就是“贼寇”“罪人”，这帮祸国殃民，既无才干更无廉耻，在李自成背后捅刀子的败类反而是“正统”？

刘邦刚进咸阳的时候，水平也未见得就比李自成更高，要不是手下有聪明人劝着，指不定干出什么傻事来。朱元璋也是在割据江淮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如何做一个皇帝。李自成当了半辈子的流寇，自己只读过两年私塾，所有能力都是战场上硬练出来的。1640年的时候，他手下还只有一千来号文盲和半文盲。1643年的时候，才第一次建立起政权，1644年就要和清朝决战了。随便哪个国家，让一个小学肄业的将军实习一年就上岗当总统，手底下还没什么有战略眼光的人帮衬，管不好国家才是正常的吧。李自成学得其实已经够快的了，就这一年时间，他怎么可能就从一个农民起义者嘎嘣一下转型成一个成熟的封建帝王。如果他什么错误都不犯，那真成开挂了。

我现在拿着一大堆史料，可以指点江山，真把我放到明朝，地位顶多也就相当于某个屡试不第的穷童生，李自成手下谋士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宋企郊等人的水平都比我强不知多少倍。处在李自成的位置上，料不到这些问题才是正常的。和清朝打了二十多年的明朝尚且幻想能和清朝南北分治，李自成又怎么可能正确评估清朝的实力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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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官员士绅的投敌叛乱，顾诚先生总结得很详细，我就直接照抄了。

革命不力，当然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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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you-de-8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土豆红薯 在信口雌黄之前能翻一翻《明末农民战争史》吗？三十年前的书了，里面许多观点都是五六十年前就已经定论了，可现在的人却返祖到两三百年前的大清国时代去了。岂不是很搞笑吗？

李自成被逼反，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可是他在造反之后都干了些什么？让天下更多的穷人吃不上饭，活不下去而已！成为流寇，祸乱天下，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以及南方各省，搅成了一锅粥，无数本来可以勉强活着的百姓，最后都不得不成为流寇跟着他死在了路上，到他死，他都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成熟的政权给天下百姓活路，不然为什么他被满清击败之后一年内所有的统治的地方全部丢失，并且最后死在了两个农民的手上！

这一段实属不知所云，李自成在崇祯11年秋天失败之前，长期战斗在陕西（包括今甘肃、宁夏）、山西、四川这三个省，可能去过河南，从未去过山东以及南方各省；在崇祯13年秋复出到河南以后，很快在崇祯15年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已经不是什么“流寇”了，即便如此他也仍只是局限于在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作战而已。至于山西、山东等地，不过是他后来传檄而定的地方而已，连大的军事行动都谈不上；而除了湖北以外的“南方各省”更是他的兵锋所未到达过的地方，如何能够“搅成了一锅粥”呢？真可谓是历史大发明了。

至于说李自成有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成熟的政权给天下百姓活路呢？

答案恰恰是：或许不成熟，但确实建立过一个稳定的政权，给天下百姓以活路了。且看李自成起兵以后的人生经历——

崇祯3年起义（这里土豆红薯先生连李自成的起义时间都搞错了，虽然裁撤驿站是在崇祯2年，但是李自成回家后并没有马上起义，直到崇祯3年才举兵）后到崇祯11年以前，李自成在陕西、四川等地转战，也曾在一些地方（如川边草地上的松潘）尝试建立根据地，但在重兵围剿之下，都难以立足，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了。这一时期他不是不想建立根据地，而是无法建立根据地。在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朱元璋从濠州一路南下拿下集庆（应天）之前，不是和这一阶段的李自成类似的“流寇”么？指望任何人一开始革命就拥有“稳固成熟的政权”，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提出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实质上就是禁止革命，实质上就是“抽象肯定（革命）而具体否定（革命）”，因为“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

崇祯11年（1638），李自成在陕甘作战时连遭败绩，兵力下降到1000人左右。崇祯11年11月，李自成进入川陕鄂豫边的大山中，大概就是后来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盘踞的地方，在那里“息马深山”。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李自成带着一千部下和他们的家属在深山自给自足，偶尔展开一些军事行动也不超过竹山、竹溪、兴山等几个县的范围，如何能“成为流寇，祸乱天下，把……搅成了一锅粥”呢？

嗣后，按照土豆红薯先生的逻辑，李自成潜伏深山、张献忠和罗汝才等人乖乖受到招抚，天下再无所谓的“流寇“了，大萌“无数本来可以勉强活着的百姓”从此就不会再“不得不成为流寇跟着他死在路上”了。可是为什么在这两年中，“勉强活着的百姓”反而主动起来成为“土寇”，并且在崇祯13年和重出江湖的李自成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呢？李自成深山息马的结果却是全国农民起义再度爆发，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难道竟是在神农架种地的李自成和他的1000手下“搅动天下”让天下农民活不下去了吗？

崇祯13年进入河南之后，特别是崇祯14年击败傅宗龙、崇祯15年击败汪乔年等人后，李自成已经在河南（天下之中！）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其主要根据地在：西到洛阳、东到开封、黄河以南、汉水以北，在崇祯15年又扩大到湖北襄阳（这是他正式建立政权的地方）、安陆等地，控制了整个汉水流域。这一时期，李自成已开始建立地方政权，并且把群众的生产生活安排得很好。

崇祯16年（1643）3月李自成在襄阳正式建立了政权，设置了六部，在各城市设置州府和卫所，安排文武官员留守，安抚民众、设置屯田。在李自成统治下，河南、湖北等地的生産迅速得到恢复，人民生活到清军入关仍很安定。

崇祯16年秋9月，孙传庭率领陕西官军向李自成控制了一年以上的河南解放区进攻，李自成委任的文武官员如宝丰州牧等人指挥农民群众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权进行了顽强抵抗，战败后被孙传庭屠城。李自成为了保卫河南根据地更是率领大军北上，最终在郏县之战中击败了残暴的孙传庭匪军，进而攻入陕西，建立起陕西根据地。这难道不能证明李自成曾竭力建设一个稳定的政权，并且试图保卫行将被明廷暴吏孙传庭重新夺走的“百姓活路”么？

这以后大顺军在西北、华北建立根据地，免除三年田赋，追缴明廷贪官污吏的赃款，通过复社拉拢明朝少壮派官僚，一连串的行动都颇具新朝气象。这在当时连明朝的少壮派官僚（下文的项煜、时敏和龚鼎孳在明朝都是以清流闻名的东林党人）也不能否认：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⑥。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⑦。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⑧。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①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②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③。
——顾诚《南明史》

他打着为农民的名号起兵反抗暴明，但是确没有好好的为农民做好一件事，所有天下的农民也没有站在他这一边，最终死在了农民的手上，他就是明末的黄巢而已！

黄巢为百姓所做的事情姑且不论（事实上不少，就连后来背叛他的朱温、张全义也继承了他的部分初心，在河南施展了善政，恢复了农业，同残暴的沙坨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自成免除农民的赋税、建立清廉的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同时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已经解放的河南各地免受孙传庭的蹂躏，难道这些都不是李自成为农民做得好事吗？

至于九宫山事变，李自成是死在地主民团之手，难道地主民团也可以叫“农民”么？如此看来，明朝没有人不是死于农民之手了，毕竟上溯若干时间段，任何人都曾是农民或者“农民的儿子”嘛。

李自成毫无疑问是一个流寇，从崇祯二年开始就一直在天下转战，直到崇祯十七年在陕西开始建立政权，这十几年间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

如前所述，完全错误。李自成多次试图建立根据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崇祯15年在河南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崇祯15年冬天发展到湖北（当时还是湖广的一部分），崇祯16年春天在襄阳建立起政权，崇祯17年春到陕西正式建立起全国政权。怎么能说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呢？

那么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李自成巅峰时期拥众百万，他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只能抢啊，那么多的兵马流民，可不是抢几个富户就行的，那就像蝗虫，会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吃掉、抢掉、破坏掉！

李自成巅峰时期拥众百万，但其中只有十万左右的野战军（临时收编的明军未全部算入），另有十多万地方部队分驻各地，其他人则是这二十多万军队的民夫和家眷。除了野战军之外，李自成部的粮饷主要是靠自己屯田解决的，跟明朝的卫所军户没有什么区别。至少崇祯16年，李自成已经在各地安排屯田了，到达陕西接管了明朝的卫所屯田之后更是大兴屯田之利，这些都被无数的史料所记载，而这位土豆红薯还在意淫什么蝗虫，真可谓是正统姨学家了。

至于李自成真正没有根据地，到处流窜的时候，是否就只能“可不是抢几个富户就行的，那就像蝗虫，会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吃掉、抢掉、破坏掉”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李自成在崇祯13年进入河南开始建立根据地时，拥有的兵力不过万人，加上家眷不超过四万人，又能吃掉多少粮食多少肉呢？红军长征时总兵力最多时有十万之众，也没有把沿途“一切吃掉、抢掉、破坏掉”啊！

事实上，“会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吃掉、抢掉、破坏掉”的不是农民军，恰恰是明朝官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桨，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攻打开封的时候，他决掉了黄河，这是什么概念，决掉黄河直接导致数百万人受灾，在明末那个已经起来造反的时代，这数百万人能活下来多少人真的就看天意了。

这是经典的谣言。事实是明廷周王所部为了水淹围城的农民军而掘小堤，结果河水冲毁大堤，导致双方的军队都被淹没，可谓损人不利己。这笔血债，恰恰应该记在朱明宗室和官绅们的头上。

明廷掘堤又栽赃陷害大顺的这一事实，如同蒋匪掘开花园口大堤而栽赃日寇一样，当时人是十分清楚的。时人陈之遴写了一首《汴梁行》说：“守臣登陴但垂泣，面若尘土心寒灰。绣衣使者（明朝河南巡按御史严云京）出奇算，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九重闻报空痛心，缙绅万舌缄如喑。”就连当时的明廷官吏（包括时任漕运总督史可法）对此也不避讳——崇祯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在《治河击奸疏》内说：“今覆按其自供狡贼坐困一揭，及臣同官刘昌与总漕史可法各疏，始知周藩迁徙，汴民惨死，新漕梗塞，泗陵震憾。皆云京（即河南巡按御史严云京）一决为之。即寸磔其身，尚不足以抵偿诸罪。”（见李永茂：《枢垣初刻》）。崇祯十七年正月给事中光时亨在《王言更新疏》中，要求朱由检下罪己诏，也把决河灌汴列为明政府所犯罪过之一。他说：“孰凿挖河堤以致汴城亿万化为鱼鳖，反开冒功幸赏之门，为亲藩避地之始者乎？”（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纠劾》。）

当时的人对于大堤是谁挖掘的十分清楚，因此后世史料都不敢按照明廷的口径栽赃给李自成。南明立场的《国槯》说：“澍（开封府推官黄澍）利口，诿凿渠事于李自成。”就连明清两朝封建文人修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明朝自己掘开黄河大堤，只是“分锅”给李自成说，起义军发觉明廷这一恶毒的计划后立刻反掘另一处大堤以便将洪流导向明军方向：“会有献计于巡按御史严云京者，请决河以灌贼。云京语（高）名衡、（黄）澍，名衡、澍以为然。……我方凿朱家寨口，贼知，移营高阜，艨艟巨伐以待，而驱掠民夫数万反决马家口以灌城。”（《明史》卷二六七《高名衡传》）只有今天无耻的右狗，会完全抹杀明廷的反人类罪行，而将决黄河一事完全栽赃给李自成和围城胜利在望（援军已经被彻底消灭）的农民军。

值得一提的是，周王所部在开封城内还大肆对稍有一些钱财的老百姓拷掠“助饷”，大肆掠夺老百姓手头的最后一点粮食和铜钱。这些人被大顺军处决和拷掠，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最让我恶心的是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做了一个福禄宴，一个政权领导带着士兵吃人肉，这得多残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已经吃人的人还是人吗？那是畜生！

福王吃掉了多少民脂民膏，让多少老百姓饿死，这位土豆红薯先生不置一词；福王多么无能，多么贪婪小气，这位土豆红薯先生也不置一词；以福王为代表的明廷宗室有多么残暴不仁（可以参考这个：明代藩王府中有哪些骇人听闻、目瞪狗呆、让人羞红脸的故事？），土豆红薯先生还是不置一词（而且还无耻的将周王等人的罪行推卸到李自成头上）。

对于这样的藩王，农民军士兵出于义愤，“食肉寝皮”，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史书都肯定“福禄宴”的存在，如明末秀才徐树丕的《识小录》之《襄福二藩陷没》条就否定了这个故事，而记载云：“辛巳三月，襄王为贼所擒，襄阳尽没，已为国家莫大之辱。未几日而福藩亦告变矣。神祖（明神宗）聚天下之财四十余年，十九归之福藩，一旦为闯贼所有。虽云天意。亦人事之不臧乎？中原人言云：‘河南城破，福世子走河北得免，王被擒。闯贼坐殿上，诘责云：“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以竹批挞之四十，气绝矣。复枭首。’（后略）”根据这种说法，李自成在义正辞严地怒斥朱常洵之后，打了他四十竹板，然后砍头示众而已，不存在什么福禄宴，也就更谈不到吃人了。倒是明武宗正德帝曾下令剥取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也是所谓“响马”、“流贼”）战士的人皮做成马鞍，配发给他手下的军事贵族使用，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不知道土豆红薯先生对此有何评价呢？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感慨：福王朱常洵坐拥良田厚禄，一味剥削民脂民膏，坐视河南人民饥饿而死，又坐视河南饥民拥戴在神农架耕田的李自成出山，直至被杀。对于这样的人，土豆红薯先生毫无义愤之情，也不感到这样“朱门酒肉臭”的“畜生”十分“恶心”，而是死抱一个不知真假的传闻，在那里感慨拿出福王所有积蓄救济灾民而使得“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的李自成是“恶心”的“畜生”。这其中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就不言而喻了。

李自成还有许多优点和善政，在这里都没有讲。无论如何，李自成崇祯13年秋还是率领数千人在神农架里开荒的野人，到崇祯15年秋已经在河南建立了大片巩固的根据地，崇祯16年就消灭了明朝的全部主力，崇祯17年秋就灭亡了明朝。在这个过程中，他战略上审时度势，军事上攻无不克，政治上礼贤下士，才能在短短四年内消灭一个大一统帝国，开创自己的大顺朝。可以说，得天下如此之顺者，没有超过李自成的。

而李自成的失败，也恰恰是由于他在这四年之中，表现太过于优秀，胜利来得太容易了。除了孙传庭的第二次围剿，李自成的解放区几乎没有面临过任何重大的危机，而且仅仅两年多就从几个州府发展到了西北、华北乃至（眼看就要）全中国。这导致李自成的政权严重不纯，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民政干部都十分匮乏，大量的明朝官僚甚至明朝军队被成建制收编进入了李自成的政权。这就导致：李自成的政权严重缺乏考验，没有经历过大浪淘沙，真正可以依靠的组织只有那十余万野战军部队。然而，他所面临的却是已经灭亡了北元、统合了内亚的17世纪东方最强野战军——八旗。

因此，在一片石和潼关野战失败，缺乏磨合的大顺政权就丧失了凝聚力，在崇祯16—17年的胜利进军中归附于李自成的明朝军事贵族和科举官绅纷纷背离了大顺朝加入大清的麾下。大顺政权迅速收缩到了崇祯16年秋以前河南、湖广几个府的地盘上（这几个府的老根据地可谓是基本盘），然而在收取整个北方的大清国和借虏平寇的大萌两面夹击之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老根据地东下，试图夺取南京，再建根据地，可惜在途中意外身亡。

随着李自成的身亡，大顺军核心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也开始下降，导致大顺军迅速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之上。接着，东路大顺军先是降明，而后又在马进忠介绍下试图降清；而李锦（李过、李赤心）率领的西路大顺军则试图拥立李自成的三弟李友，夺取湖南，东山再起。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既不降清，也不自立，在堵胤锡的招安下改编为忠贞营。此后，忠贞营又经历了：初步建立夔东根据地，东出荆州战败，南下经略湖南，进入广西护驾，被西勋陈邦傅拉拢，试图改编为永历朝廷的中央军，受到东西勋联合排挤和孙可望大西军（已经占领云南）威胁而不得不返回夔东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大顺军余部一直试图复制李自成崇祯11年到崇祯13年“深山息马”的路线，在夔东（当然其部队规模比当时只有一千兵的李自成大得多）大山内等待时机。但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刘体纯等人也努力发展当地生产，实行仁政，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体现了大顺军在建立根据地（更不要说大顺军里还有擅长建立根据地的革左五营）方面的既定路线和卓越才能，用实际行动粉碎了所谓流寇的说法。

洋洋洒洒说了那么多，还是做个结论吧：

1、李自成决不是汉族人民的罪人，彻彻底底的，不接受任何反驳！

2、李自成不是什么流寇主义者。他一直试图建立一个牢固的根据地，并且在崇祯15年建立起了这样一个根据地。在他万不得已只能实行流动作战的时期，他也多次试图建立根据地，甚至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遁入神农架耕田自给。

3、李自成在根据地内实行了一系列仁政，得到了农民乃至除了官绅大地主以外各阶级汉族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只有皇帝、宗室、大官绅、大太监等人反对李自成。

4、李自成建立巩固根据地后，仅用1年时间就消灭了明军主力，仅用2年时间就推翻了明朝，建立了大顺。

5、由于崇祯13年来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推翻明朝等一系列胜利来得过于容易，由于李自成过于仁慈未能铁腕肃清一批明朝腐朽剥削者，由于洪太留下的大清国拥有当时东亚首屈一指的强大军事力量，李自成的大顺在2年之内瓦解了。他本人在试图东山再起时，遭遇意外而牺牲。

6、尽管如此，李自成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切对他的诬蔑，和一切对他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都不过是“抽象肯定（革命），具体否定（革命）”的把戏，将剥削阶级造成的灾难归罪到人民的反抗头上去，是满洲农奴主集团和大萌官绅地主集团精神上的孝子孝孙。

【按】关于李自成是如何起义的，倒是有不同的记载。边大绶塘报里根据李自成同乡的供述说，李自成是在被裁撤回家后，无法生存，不得不率众参加了不沾泥领导的起义军；根据康熙《米脂县志》，则说李自成没有被裁撤，因为丢失公文，害怕被治罪而加入起义军；《绥寇志略》等书则说，李自成被裁撤后到甘肃巡抚梅之焕的军队里当上了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后来因参将等人欠饷而发动了士兵起义；康熙《延绥镇志》则说，李自成被裁撤回家后，一度当上了里长（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长），后当局横征暴敛，李自成不忍搜刮饥民口中的粮食，结果被抓起来施加肉刑，遂愤而聚众起义。但无论哪一种说法，李自成参加农民起义都是在崇祯3年，而不是裁撤驿站的崇祯2年。

至于康熙《延安府志》，则说李自成是崇祯4年11月才参加起义的，这就更迟了，但一般认为不可信。这一时间可能是他在不沾泥手下成为“八队闯将”即第八队队长的时间。

李自成在崇祯5年成为一支独立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跟随盟主紫金梁王自用转战在山西。崇祯5年12月，李自成率领过天星张天琳（李自成早年的老搭档，后来曾任大顺朝的大同制将军，被他所力保重用的原大同总兵姜襄暗杀）等人攻陷山西辽州，第一次试图建立根据地，结果在六天后被总兵尤世禄赶走。

随后，李自成在崇祯6年随诸将一起用诈降的办法突破黄河进入河南，攻入汉中。崇祯7年，在汉中又和众人一起使用诈降的办法，突入关中。

崇祯8年、9年，李自成、过天星（张天琳）、混天星（惠登相，后来投降了左良玉军，最后降清）、满天星等人在汉中、关中、延绥一带转战，同洪承畴直接对抗。当时，李自成有三四万人（其中战斗兵约万人），三星加起来一共有三四万人（同上），而当时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部（在河南）约七八万人，并不存在什么百万大军。崇祯9年，李自成趁宁夏兵变的机会聚集在陕西的十三营起义军攻打米脂、绥德等地，试图在陕北老家建立根据地，但被名将贺人龙击败而落空。

崇祯10年9月，李自成从秦州（今甘肃天水）出发，率领十几支农民军，欲取汉中为基业，被名将曹变蛟击败。10月，李自成南下松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一度占领三十八县，围攻成都，欲取四川为根据地，但洪承畴又率贺人龙、曹变蛟等人驰援，李自成被迫撤围，后因在川西无法维持大军，在崇祯11年1月撤向甘肃庆阳等地。当时，起义军似乎还有西进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但最终因为无法跟少数民族联络（此时青海正处于红黄教蒙古贵族的混战中）而放弃。

崇祯11年，李自成在甘肃被洪承畴击败后，残部只剩下三千多人，向四川开进，又被击败，被迫在崇祯11年11月遁入了川陕鄂豫边的深山之中。不过这以后他还有一些军事行动，占领了竹山、竹溪、兴山等县城，还进入过房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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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错误比罪过更严重… 而李自成运气不好，比错误和罪过都严重。

错误：连赵匡胤都知道北汉“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的道理，李自成打北京前不该不知道。

运气：九宫山李自成死后，大顺直接散摊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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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民族主义时代的历史不能这么用民族主义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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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明末的北方农民，你的生活将会遭遇以下情况：

1.山西巡抚耿如杞：里巷则新屋卑于旧屋，阡陌则山田多于土田，驿递强半逃亡，卒伍几同乞丐，贫宗枵腹于朱户，回贼匿影于绿林。^[1]

2.山西巡抚耿如杞：山右除平阳诸处号沃土……余多沮洳，及石田、流沙。西北地势更高而早寒，春夏苦旱，八月陨霜，率以为常，是谓阴阳之患。逋辽饷而逃者什一，怵虏警而逃者什二，室庐丘墟，鉏□弗具，可耕之田，弃为汙莱者，弥望皆然。^[2]

3.河南道试御史王道纯：强者攘臂以思乱，弱者俛首而从逆，贫者冀缓湏臾之死，富者暂偷旦夕之生。^[3]

4.康熙《平阳府志》：牛羊驴骡食尽，耕农器皿焚尽，至于黍谷稻麦，人食所余者，尽以食其马，马食所余者，悉付一烬矣！不但贫者贫，富者亦贫；不但贫者乞，富者亦乞。昔入其乡，而老幼子妇熙熙也；今惟有僵尸枕藉于道耳！昔井庐、桑麻，蔚然可爱也；今一望，邱墟人烟断绝矣！^[4]

5.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吴甡：米脂一县，几于无民，从贼者十之四，流离馑死者十之六，近亦渐归乞赈。臣悯而收之，三千有奇。里巷萧条，村落残破，甲他邑矣……询问父老，佥称近日晋籴不通，斗米六钱，城中视米如珠，获籴升合，如获再生。或数日贩运不至，悉僵仆市傍。人如鬼矣，草根树皮，剥食已尽，至有割死尸之肉以充饥，醢行道之人而脔食者。瘗埋胔骼，日数百计。一月以来，泽量万躯，军士从征者，父母妻子，半登鬼录；守戍者，鹄面鸠形，了无生气，言之恫心，闻者酸鼻。^[5]

6.雍正《泽州府志》：十一年，蝗蝻食我田苗，民复困于食。明年幸黍麦告丰。又明年闰五月，自夏徂秋，赤地千里，岁复大饥。闾阎惟借草根木屑为饼啖，甚至无所得食，则杀人以食，往往父食其子、夫食其妇，亲属相残，苟延旦夕，真令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屈指兵荒以来，所在丧亡户口，十去其九矣！十四年春，斗米两银，斗麦千钱，油一筋值钱三百，豆一升八十钱至千，柿枣羗桃，每箇钱二文，麦至则不能供酒肉。凡猪肉钱，二百五十文；羊肉，百二十文；牛肉钱，一百文。有一鸡而得千钱者，有一犬而索两银者，猪一口则一二十金不等。食物之贵，一至于此！尺布值钱七十，棉花一筋值钱五百，故兵乱年荒，不惟食不充饥，布衣温暖亦不可得。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似此哀惨情形，使人胆丧心裂！^[6]

7.若夫秦地凶荒已极，民不聊生，不为饿殍，即为盗贼。故有可尽诛之奸猾，而无可尽诛之饥寒。况此中饥者，不独民饥，而兵亦饥，不独兵饥，而贼亦饥。^[7]

8.户部右侍郞崔尔进：虔刘万姓，白骨如莽，盈野城天之状，且不忍闻，口不忍言。^[8]

9.刑部右侍郎张慎言：先是，悉索敝赋，以克壶浆，嗣且不登半菽，疫厉大作，民死于疫者，又半于杀掳，公私之积如洗！^[9]

10.山西巡抚吴甡：晋自用兵讨贼以来，盖无岁不苦贼，亦无岁不苦兵。冤气上蒸，降为灾眚，旱魃与野燐竞熖，民不死锋镝，则死饥馑。故迩来逃亡者既不能复归为民，而馁饿者又不得不聚为盗。州县报寇至，然后发兵，兵来州县，则索粮草而无一应命，兵来乡村，则杀乡民而辄以报功。彼前所报之贼，久巳遁去，不可复追，而州县糜粮草，乡民糜头颅，乃盗贼仍旧，卒不可靖。^[10]

11.山西巡抚吴甡：今观三晋之时势，则尤可哀痛矣。虏寇交讧，兵荒洊至。臣尝行间目击，有数千家之邑，竟日不见炊烟，但数间破屋，仰见天星而已。惟见白骨横野，一二老 衰翁，奄奄气息不属而已。盖其庐舍已荡为黄埃衰草，问之，则曰某氏之居也，某死，某逃，某盗；田园已鞠为断葛荒葵，问之，则曰某氏之产也，某死、某逃、某盗。臣欲招其复业任耕，则曰若死、若逃、若盗，已若而年，逋赋已若而岁，业其业则赋其赋，有死不敢，况又无人可招，无力可耕乎？臣为之抆泪相对。及抵州县，则应比之里甲星稀，司府之催檄雨下，动曰崇祯四五六七年之逋额若干矣。捉一欠粮花户，如获大敌。比至，朴之，枷之，抵死而无以应也。可奈何？则为晋之民者。催科既无可催科，徒驱零星赤子殉之于敲朴之下而已。敲朴又无可敲朴，徒驱逋赋顽民尽之于潢池之中而已！^[11]

12.乾隆《宁武府志》：崇祯十四年，大饥，斗米银八钱，死者山积，人相食。偏关民王元士，施地埋殍，掘坎深广三丈，数日而满。^[12]

13.及七、八、九年，荒旱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尽食。但见百姓，草子食尽，榆皮食尽，游尘、糟糠食尽，究至为母吃子，为子吃父，未能救民之生也。壮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饿死于道路。人中之数，十中去七。似此景象，百姓之疾苦，古来罕有。日间之饿殍，深可悲惨！人苦极矣，天否极矣！^[13]

14.康熙《沁水县志》：六年，猛虎食人，瘟疫大作，道馑相望。十一年，秋蝗大至，食禾几尽。十二年，蝝生，附地如鳞，米价腾贵，税粮四岁并征，民大困。十三年，岁大祲，米价数倍平时，民多饿死，人相食，有骨肉相啖者，一二淳良之家，仅存孑遗。^[14]

15.康熙《平阳府志》：六年春芮城、绛州饥，斗米银六钱。夏，蒲州无麦。临汾、太平、临晋、安邑、隰州、汾西、蒲州、永和大旱。垣曲大疫，道馑相望。

七年，夏，太平、蒲县、安邑、荣河、万泉、绛州、隰州、垣曲、蒲州、吉州、永和饥，人相食。

八年，稷山、垣曲旱蝗。蒲州多狼，杀童妇无 。绛州、万泉、安邑、闻喜大饥，人相食。

九年春正月，安邑大风，震电，雨雪。闻喜、绛州、夏县饥。是年正月，闻喜人相食。

十年夏，隰州、永和雨雹，大如鸡子，伤禾。荣河蝗。岳阳饥。^[15]

16.乾隆《荣河县志》：八年、九年蝗蝻，食禾尤甚。十三年大饥，食草木皆尽，人相食，死者十之六七，僵尸满野，皆取而食之，至有父子夫妇相食者。明年麦益贵，斗粟值银一两六钱，六畜绝种。^[16]

17.乾隆《直隶绛州志》：岁有凶歉，何代无之？明崇祯六、七年间，频年荒旱，至十四年而极，真所谓野无青草，巿绝粒米，亘古未有之大厄也。^[17]

18.乾隆《稷山县志》：十一年至十三年频旱，野无青草，斗米千文，草根树木，采食殆尽，人相食。^[18]

19.康熙《灵石县志》：崇祯十一年旱。十二年又旱。田园尽赤，民食树草，榆种断绝。斗米七千，饿死载道者，不可数记，人亦相食。^[19]

20.光绪《沁州志》：十三年，大饥，斗米千钱以上，树皮草根，剥掘既尽，人相食。^[20]

21.顺治《潞安府志》：十三年，春不雨，四月不雨，六月不雨，岁大饥，人相食。斗米银七钱，虽父子、兄弟、夫妇，互相杀食，僻巷荒郊，无人敢独行者。^[21]

22.康熙《隰州志》：六七两年并旱，斗米价银伍钱，人食草根木皮，死者枕籍于路，且有食人之肉者，郡人李时进自食其子。^[22]

23.乾隆《临晋县志》：崇祯七年，饥民剥食树皮殆尽。

崇祯八年大疫，狼群行，食人。

崇祯十一年六月，蝗。

崇祯十三年春，不雨，至于六月，赤地如焚，五姓湖水涸，秋无禾，木皮草根，剥掘殆尽，人相食，僻巷无敢独行者。^[23]

以上，只是山西一个省的的情况。

如果，你活在这样的人间地狱，连苟活一天都要拼尽全力，还有一个朝廷，根本不管你的死活，继续向你盘剥无法承受的重赋，你反不反？

如果你觉得不够，我手头还有几十万字的相关史料，可以接着发。

参考

1. ^ 耿如杞：《世笃堂稿》卷3《交代疏》，《明别集丛刊》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78册，第484页。
2. ^ 耿如杞：《世笃堂稿》卷3《其次善因天地自然之利疏》，第502页。
3. ^ 汪楫：《崇祯长编》卷37，崇祯三年八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247页。
4. ^ 王臣直：《存恤良民以辑流寇议》，康熙《平阳府志》卷36《艺文》，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第56页。
5. ^ 吴甡：《柴庵疏集》卷7《请通籴以安危疆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6. ^ 王梦震：《中村庙兵荒碑记》，雍正《泽州府志》卷46《杂著》，清雍正十三年刻本，第81页。
7. ^ 汪楫：《崇祯长编》卷55，崇祯五年正月戊午，第3222页。
8. ^ 毕自严：《度支奏议》卷22《覆秦省议留新饷疏》，明崇祯刻本，第11页a-b。
9. ^ 张慎言：《泊水斋文钞》卷2《阳城邑令杨公生祠记》，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集部第183册，第348页。
10. ^ 吴甡：《柴庵疏集》卷11《晋中盗贼情形及剿抚机宜疏》，第236页。
11. ^ 吴甡：《柴庵疏集》卷12《残黎望恩孔急议蠲万不容缓疏》，第260页。
12. ^ 乾隆《宁武府志》卷10《事考》，清乾隆十五年刻本，第19页。
13. ^ 张正明、科大卫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8页。
14. ^ 康熙《沁水县志》卷9《祥异》，《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78册，第1页。
15. ^ 康熙《平阳府志》卷34《祥异》，第19页。
16. ^ 乾隆《荣河县志》卷14《祥异》，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第3页。
17. ^ 孙锡龄：《救荒协义传》，乾隆《直隶绛州志》卷16《艺文》，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年刻本，第16页。
18. ^ 乾隆《稷山县志》卷7《祥异》，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第15页。
19. ^ 康熙《灵石县志.》卷3《祥异》，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第16页。
20. ^ 光绪《沁州志》卷9《灾异》，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光绪六年刻本，第17页。
21. ^ 顺治《潞安府志》卷15《灾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顺治十七年刻本，第61页。
22. ^ 康熙《隰州志》卷22《祥异》，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3册，第228页。
23. ^ 康熙《临晋县志》卷6《杂记上》，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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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dou-hong-shu-40 网友的相关建议: 
      

算，彻彻底底的罪人，不接受任何反驳！

明朝没办法让天下的穷人活下去，穷人造反，合情合理，完全没问题！

李自成被逼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可是他在造反之后都干了些什么？让天下更多的穷人吃不上饭，活不下去而已！成为流寇，祸乱天下，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以及南方各省，搅成了一锅粥，无数本来可以勉强活着的百姓，最后都不得不成为流寇跟着他死在了路上，到他死，他都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成熟的政权给天下百姓活路，不然为什么他被满清击败之后一年内所有的统治的地方全部丢失，并且最后死在了两个农民的手上！

他打着为农民的名号起兵反抗暴明，但是确没有好好的为农民做好一件事，所有天下的农民也没有站在他这一边，最终死在了农民的手上，他就是明末的黄巢而已！

12.12的来自底层知乎小透明的一波更新

感谢各位看官捧场，不管是赞同我观点的还是不赞同的，请大家文明发表观点，不要语言攻击，毕竟生活已经很累了，不要那么暴躁！

我再次重申我的观点：李自成造反没错，因为明朝已经让他活不下去了。他的错是在当他已经是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的时候，他只是让更多的人活不下去！

李自成毫无疑问是一个流寇，从崇祯二年开始就一直在天下转战，直到崇祯十七年在陕西开始建立政权，这十几年间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那么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李自成巅峰时期拥众百万，他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只能抢啊，那么多的兵马流民，可不是抢几个富户就行的，那就像蝗虫，会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吃掉、抢掉、破坏掉！

李自成在崇祯十五年攻打开封的时候，他决掉了黄河，这是什么概念，决掉黄河直接导致数百万人受灾，在明末那个已经起来造反的时代，这数百万人能活下来多少人真的就看天意了。

最让我恶心的是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做了一个福禄宴，一个政权领导带着士兵吃人肉，这得多残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已经吃人的人还是人吗？那是畜生！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产生深远流毒的事情没有列举，所以李自成造的恶有多大，恐怕只有深受其戕害的人才知道！

很多知乎小伙伴提的关于南明的问题

我的意见是：在满清入关之后，曾经危害天下的大顺军最终与南明合流，共抗满清，他们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这片土地上的民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应该给他们以崇高的敬意！

但是这些和李自成已经没有关系了，政权的领导人并不能代表这个政权的全部；例如共产党，领导人并不能代表这个党派的全部（就像向忠发，作为领导自己先叛变了），共产党是经历一代代的党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并不能全部归功于个人！

李自成是罪人，彻彻底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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