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对于谦冤案的解释是否正确？ 第1页

谢

邀请，首先坚决抵制文官集团阴谋论。其次在冤杀于谦这件事上，最容易忽略恰恰是作出决定的明英宗本人，受明事儿评价朱祁镇不是一个好皇帝却是一个好人的影响，明事儿极大的洗白美化了明英宗朱祁镇，或者说以明史为蓝本的为天子讳笔，采用春秋笔法模糊了英宗在冤杀于少保这一件事上的实锤效果，推托为徐有贞等人的蒙蔽谗言。

事实上明英宗在冤杀于谦之后，不仅大规模清洗朝堂，杀害众多京师保卫战的有功朝臣。还包括内阁辅臣王文与于谦斩于市，德胜门之战击退也先的副总兵范广被凌迟处死，阁辅臣陈循、工部尚书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被发配流放，内阁辅臣萧镃、内阁辅臣商辂、吏部尚书王直、右都御史李、右通政殷谦等罢职。这一切仅仅主要是为了清洗其弟景泰一朝的影响，为自己的复辟增添正确性，而且平反王振甚至在京师为也先太湿设庙，供奉香火，甚至连为英宗出生入死，共患难的袁彬因为良心不愿意为英宗推行特务统治，而差点被诛杀。

以上种种表明，明英宗绝非像明事儿所说受骗被蒙蔽，个人看法，明英宗与徐有贞等人以意欲之冤杀于谦完全可比拟宋高宗与秦桧同流合污以莫须有冤杀岳武穆，只谈徐有贞等人，而忽视明英宗的实锤作用，那么同样也可以说秦桧才是主谋，宋高宗是被挟持蒙蔽的。

不正确，明事对很多人的描写都很主观。

人张璁半辈子反贪反土地兼并，还改革了科举，自己两袖清风一天到晚喝西北风过日子，算是个典型的优秀儒家高尚官僚，人称张阁老，可以说是一代名相，却被描写成了只会玩政治的小丑，说他被罢免后狼狈逃窜，非常可笑之类的，然而张璁后来又被嘉靖诏还，但都因身体原因没有出发，死后嘉靖非常伤心，追赠太师，谥号文忠。中国通史里说张璁是明代少有的阁臣，一生都追求改革，博学多才。在明事里却被黑成了一个傻逼。

还有海瑞，也被黑成了人格不健全的神经病，甚至被描述为只能做个旗帜，实际没有才能的花瓶。这两位清官一辈子除了退田察账推新法以外，自己个人操守也是杠杠的，死后却被人无理由的嘲笑为迂腐，是海瑞幼稚还是当年明月幼稚呢。

最可气的就是他洗白明英宗，说他不是个好皇帝却是个好人，还说这位有人格魅力，有节操，甚至说这位是正襟危坐被蒙古人俘虏，保持了大明皇帝的气节。

说明英宗废除殉葬是办了千古以来人性光辉的大好事，却没看到明英宗赐死了景泰皇帝的大部分妃嫔，还把景泰皇帝的陵墓给废了，以王礼葬到玉泉山，极尽羞辱报复之能事，现在十三陵里有个景泰洼，就是被英宗废弃的他弟弟的陵墓。杀光了弟弟的妻子，废除了弟弟的陵墓，这是个好人做出来的事么。

范广，北京大战中亲自冲锋陷阵，瓦剌退后追至紫荆关，以后常守怀来，为国家守门。景泰元年因为看到石亨部下贪纵不法，多次劝说他改改。因此在夺门之变中被凑着数让朱祁镇给下令杀了，儿子被充军，女眷被分给了士兵侮辱。这大概是范广不懂人情世故，因此被好人朱祁镇制裁了吧。

王文，向来清廉奉公，直爽敢言，被群臣讨厌，巡抚陕西宁夏等地多年，弹劾了不少大老虎，又多次都督赈灾，很有才能，后来做吏部尚书，进东阁大学士。因为景泰病了，说了一句早选元良，被朱祁镇给杀了。

杨俊，正统十四年带路党朱祁镇带着太君也先到宣府，朱祁镇写信要求宣府总兵杨洪开门迎接他，杨洪为国为民没有开门。景泰二年杨洪病死，夺门之变后好人朱祁镇非常地道的把他的长子杨俊杀死，以报当年阻止卖国之仇。

于谦，当年因为没跪舔王振，被王振陷害下狱论死罪，舆论哗然，纷纷痛骂王振，于谦这才免一死，这也是朱祁镇兄弟在位时做的能事。后来夺门之变后，于谦被朱祁镇杀害，朱祁镇随后平反了王振，十月七日，赐准祭祀安葬王振。立祭祠叫“旌忠”。王公公没脸做的事，带路党朱祁镇做到了。

蒋琳，正巡抚贵州，跟造反的少数民族撕逼呢。因为素来办事比较奉公，得罪了一些人，没有和石亨等人同流合污，六月份被坐于谦党人罪给杀了。此人在贵州办的比较重要的就是传播道教，替云游道人戴月隐要了北京的官职，贵州的汉化有他很大一份功劳，因为皇帝傻逼，这事戛然而止了。

有人受明事影响，鼓吹夺门之变是没有流血的政变，他们不知道有多少坚持操守的能臣被冤杀，妻儿子女不能保全。不知道有多少无耻的贪官污吏被朱祁镇提拔，以至于抄掠民间，滥杀无辜。

还有鼓吹他是好人的，带着敌国军队，以自身影响力要求自己国家守将开门的，这不是好人，这是汉奸。杨洪开门也没有错，他是忠，而朱祁镇是唯一错的人，谁都有理由投降，他朱祁镇没有。可临了谁都没投降，就他投降了。丢人不丢人，恶心不恶心。投降就算了，后来还替也先建立寺庙感恩于他，还给王振平反立碑，杀死了当年没开门的杨洪的儿子杨俊，处死了保存明朝的于谦。

一个彻头彻尾的王八犊子，还好人呢，好人这俩字怎么这么贱呢，天天被这一群人给玷污？先不说这是不是好人，这是人吗？

另外要提一点，石亨徐有贞攻击于谦党人并不是为了师出有名，而是于谦此人一贯硬骨头，看见有坏人就弹劾，他不怕死，碰上事了就拍胸脯说这一腔热血洒到哪里好！

在夺门之变前，于谦弹劾了石亨等人的不法行径，这才是石亨杀他的主要因素。于谦当时的地位危如累卵，景泰皇帝都怕他功高震主，群臣也都嫉恨这一群奉公不讲情面的人。毕竟于谦跟他们讲情面，明朝可能就完了，土地兼并不是闹着玩的，今天你占两亩地我不说话，明天他占两亩地我不说话，大后天朝廷没地了，皇上歪脖子树走起，我去哪？

于谦此人在山西等地时，就曾经弹劾山西官吏大多骚扰民众，建议皇上直接出兵干死这群人。后来巡抚这一片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守边将领用军队开垦的田地收回国有，建立屯田，边军因此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后来的孙传庭就是因为长时间没人查田，导致地方军费筹措不了，最后被逼死了。你说于谦做的事不对？这些事都侧面反应了于谦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贤臣注定要明君才能使用，景泰算是个明君吧，两人能够默契。

夺门之变时，景泰皇帝听到外面宫中有人喧哗，很吃惊，第一句话问的很有意思，说是于谦吗？ 得知了是哥哥复位，才高兴起来，说好啊，好。

可见于谦当时已经要完犊子，他还得罪石亨，只是为了国家，他可以一句话不说，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像李鸿章那样专心做官，不该管的不管，没事搞搞东南互保，吃吃招商局的股钱，赢得生前身后名。可国家呢？于谦就没有想过要善终，因此他在这种情况下还很跳。

就这么被石亨和朱祁镇给冤杀了。明朝的臣子给了清朝的臣子一点微小的经验是真的。

《明事》是一部科普明朝历史的好读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年轻一代网友和读者中有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也确实有一桩明显的白璧之瑕，便是对将明英宗朱祁镇这个祸国害贤的昏君尽可能美化，实为一大缺憾。

而“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复辟，并杀害于谦一事，该书的描述亦大体依据《明实录》中，由明朝官方种种涂脂抹粉后的说法，亦与真实史实颇多不合。

“夺门之变”发生的根源，是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不起，而他的独子“怀献太子”朱见济已夭折。国家没有皇储，是以人心浮动。按朱元璋皇明祖训，伦序择立的第一继承人，是皇侄中最年长的朱见深，正是被朱祁钰废去的前太子，也是太上皇朱祁镇的长子。

朱祁钰身边那帮当年力主废立的近臣，生怕朱见深继位后会反攻倒算，谋划着另外迎立藩王，选中的便是素有贤名的皇叔襄王，此议被兵部尚书于谦坚决抵制。

因为土木堡之变后临危受命，指挥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挽救社稷于危亡，于谦在朝野声望隆高。朱祁钰对于谦极为礼敬，屡加封赏，多次探视，甚至超出了一个皇帝对臣子的限度。而景泰初年的朝政大事，也都由于谦一言裁决，名为兵部尚书，实为帝国的实际首相。

于谦和商辂等内阁重臣商议，由商辂援笔《复储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复立章皇帝之孙。」而当时明宣宗子裔，仅剩下包括朱见深在内的，太上皇朱祁镇的几个儿子。

朱祁钰愿意接受此奏议，复立朱见深固然好。否则等他归天，群臣只需上书孙太后，让朱见深以血缘最亲近、年龄最长的皇侄身份继位亦可。

【十六日拟写二本，伏阙投进，本稿系臣在礼部朝房内写，主事俞钦抄誊。本内有云：陛下为宣宗章皇帝之子，当复立宣宗章皇帝之孙正位东宫，助理庶政等语。姚夔、邹干等皆称善。因写二本，大小官员佥名数多，封进不及。】——《商文毅公文集》

然而如果朱祁钰复立朱见深为储；或是朱祁钰死后，朱见深正常即位；虽然是最符合朝局稳定，社稷安宁的大局，却绝不符合朝中那些权奸宵小，如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利益。

他们谋划夺门，不止是为捞取迎立之功，亦是因他们深为嫉恨的于谦在朝中主持中枢，他们就没办法得到朝中大权，从而为所欲为。

而对于谦这样望重天下的社稷大功臣，想要致他于死地，就必须换上一个对于谦有深怨而衔恨的皇帝，并栽赃以谋反罪名。所以前太子朱见深并不符合他们心意，非太上皇朱祁镇不可。

就在《复储疏》呈于礼部，还未上报给朱祁钰的当夜，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们听闻风声，迫不及待打开宫门，迎接朱祁镇，发动了 “夺门之变”。

被囚南宫，苦盼复辟的朱祁镇，和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夺门一党达成肮脏的政治默契：一方得皇位；一方得朝权、杀于谦。

因此朱祁镇复辟后，迫不及待将于谦及许多景泰年间重臣下狱。其谋害于谦圣旨曰：

「于谦……这厮每知罪恶深重，恐朕不容，……纠合心腹都督范广等，要将总兵官（石亨）等擒杀，迎立外藩以树私恩，摇动宗社……钦此」

商辂原系朱祁镇东宫旧臣，本不在逮捕之列，朱祁镇一度还让他给自己起草复位诏书。可商辂为于谦力辩绝无迎立外藩事，举此时仍在礼部的《复储疏》为证据。

岂不知朱祁镇对此本就心知肚明，为了完成与夺门一党的约定、为了让这场政变变得师出有名，他才非杀于谦不可；是以索性将商辂也下了狱，其后从宽改罢官归乡，终其在位之日，不复召还。

是以，《明史》和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中「朱祁镇受徐有贞、石亨蒙骗，才害死于谦，事后悔悟」一说，不过是沿袭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给于谦平反时，为其生父遮丑讳过，才做的官样文章。

实质上，朱祁镇就是杀害于谦的头号罪魁祸首，罪证确凿，不容抵赖。

于谦立身甚正，“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就是由他而来，什么常例的冰敬炭敬灰色收入，从来与他绝缘。背难时家无余资，只有正屋里紧锁着明代宗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等物。遇害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

【绢帕麻菇与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入京》
【谦自值也先之变，誓不与贼俱生。尝留宿直庐，不还私第。或言宠谦太过，兴安等曰："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明史·于谦传》

血不曾冷，风孰与高！
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都知道，是于少保从瓦剌骑兵的铁蹄下，拯救了山西河北上百万百姓的身家性命。
“天下冤之”的另一面就是“天下怨之”，百姓怨恨的对象正是那个复辟成功、高居九重的大明天子。

不论古今，什么时候都缺不了污蔑英雄、落井下石的宵小。于谦遇害时，某地一个教谕小官上书，就说于谦罪当灭族，于谦荐举诸文武大臣都当一并诛杀。
只是就凉薄如朱祁镇，也知众怒不可违，若真敢如此倒行逆施，恐怕就连他自家的皇位也不稳了。毕竟杀害于谦，可是连他自己的母后孙氏都因此叹气哀伤，甚至当面斥责的。

【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复辟后，太后怜谦忠社稷，以不赏死面诘上曰: ‘何为不留谦 ?’】
【坐以谋逆，处极刑。帝意遂决，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遂溪教谕吾豫言谦罪当族，谦所荐举诸文武大臣并应诛。部议持之而止。】

朱祁镇不止杀害于谦，更大规模清洗朝堂，杀害众多京师保卫战的有功朝臣。包括内阁辅臣王文和于谦被一同杀害，曾于德胜门之战击退瓦剌首领也先的将领范广更被凌迟处死。

内阁辅臣陈循、工部尚书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被发配流放，内阁辅臣萧镃、内阁辅臣商辂、吏部尚书王直、右都御史李、右通政殷谦等罢职。其下尚有众多景泰年间的文武要员被杀害、流放、罢黜。他们大都是国家栋梁之才，却被一心党同伐异的朱祁镇清洗。

除此之外，在朱祁镇复辟后的天顺年间，更有以下种种恶行弊政：

• 平反王振，建庙祭葬招魂，甚至给瓦剌首领也先在京城建庙，感激他放自己回国的“大恩”。
• 对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夺门功臣”委以重任。

后来石亨石彪叔侄骄纵不法，图谋变乱；太监曹吉祥与其侄曹钦更公然在京师举兵造反。

至于《明事》定要将平定石、曹一党，也当做朱祁镇的所谓“功绩”，未免过于无稽。被君主宠信的太监举兵造反，唐朝之后历朝努力限制宦权，整整五百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例。

• 重用锦衣卫逯杲、门达等，推行特务统治，放纵他们纳贿弄权，制造多起冤案。

各地按察使、参政、巡按等大员因此被罢免和下狱无数，甚至连皇族宗亲也不幸免。

如他的堂叔弋阳王朱奠壏，得罪锦衣卫，竟被诬陷与其母乱伦，朱祁镇明知此事荒诞不经，为维护其佞幸的权威，也定要颠倒黑白，草菅人命，下令冤杀朱奠壏母子，并焚其尸。

甚至就连朱祁镇在瓦剌时和他相依为命的护驾功臣袁彬，只因不愿违心枉法，助纣为虐，便也被拷打下狱，流放闲置。

• 处置荆襄流民问题，举措不当，在他死后当年，便爆发上百万人参与的荆襄流民大乱。

明朝政府历时七年，出动二十五万大军，耗费钱粮无数，才将这场民变镇压下去。

• 轻信蒙古鞑靼部首领的孛来“换道入贡”的谎言，河套地区就此丢失，并导致为祸大明百年的“套寇”。
• 容纵建州女真壮大，开抚顺关马市，养虎为患，遗祸后世千秋。

关于朱祁镇的种种恶行，可参见答主此前二文：

大明天顺奇事：瓦剌太师，立庙京城；护驾英雄，下狱拷打。

丧师辱国，叫门天子，遗祸千秋：明英宗朱祁镇。

总而言之，他不但可说是明朝从人品到政绩最差劲的皇帝，也更加不是《明事》吹嘘的什么“好人”。

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数年，召还商辂为内阁首辅，给于谦平反昭雪，赦免其亲族并加恩，并在商辂力主下，追复景泰帝朱祁钰帝号，以帝皇之礼重修其陵寝。

这一方面固然是朱见深为人敦厚明智，子不类父，另一方面也是他明白朱祁镇所谓“夺门之变”，抢的其实是他自己的皇位，如不尽快于谦平反，就是让忠臣义士尽皆齿冷，长此以往，大明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便要消失殆尽了。
朱见深生为人子，又不能在诏书中明白说自己父亲的不是，如何恩将仇报，如何冤杀忠良，所以才假称「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于谦之冤岂只朱祁镇父子知晓，天下人何人不知？若当真以为这是“朱祁镇交待儿子替于谦平反”，实为滑天下之大稽。

于谦死，大明王朝少一社稷臣，帝国国势就此中衰，对士风臣心摧残不可估量。
终于演变到明末，有士子提笔写下「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道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多少个文武臣僚皆视君皇如陌路，冷眼坐视其灭亡，岂知却让东虏趁虚而入，导致衣冠沦丧、神州陆沉的历史大悲剧。
一直到南明的几十年，为何始终在强敌当前依旧众心不齐，为皇统之争内讧不止，无数品行高尚的忠臣志士皆不可免，错过或能力挽天倾的多次大好时机。
这一切的发端，都可说源于于谦的遇难。

历史何其不公，大明二百余年最优秀的大臣，偏生碰上了大明二百余年最差劲的天子；
历史又何其公正，英雄终究会流芳百世，英名与华夏民族同始终；懦夫和凶手同样也一定会遗臭万年，永远受尽子孙后人耻笑唾骂。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和岳飞这对“西湖双忠”，皆是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信念的华夏社稷之臣，他们真正忠心的从不是某家某姓皇帝，而是整个华夏文明和亿兆苍生。也真因如此，方值得我辈后人，永世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