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答此题。
洒家手里有五种《南明史》,也就是钱海岳、顾诚、司徒琳、南炳文四种同名书再加谢国桢《南明史略》。
以篇幅而论,顾本南明史煌煌七十余万言,引用书目上百种,观点鲜明,多有惊人之语。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本书真就伟大到无以复加。钱本南明史三百五十多万字,十四册的纪传体巨著,考究人物数千名,多为正史所不载。相对于顾本,钱本有个更为显著的优点——有正史不可缺少的志和表。
志和表是记述制度的,钱本有历、兵、食货、选举、礼、艺文诸志,有阁臣、七卿、诸王、封爵诸表,列传已是一本记录南明史的纲领性文本,还多了分门别类的列传详细考定人物。
无可否认,顾本南明史对于一些问题所提出的观点以及对这些观点的论证都是极为精彩而且颇有振聋发聩之意,但这也不代表着这些问题经过顾诚的论述而成为定论,相反,有些顾诚在南明史中考证的问题甚至大有问题。
比如韩王定武政权问题。顾诚在南明史里对这个政权予以否定,认为这个人物都是杜撰的,还由此拿出民国南明史大家孟森的考证说事,最后得出了一个“孟森读书少”的结论(具体内容明天我用电脑补上文字)。韩王问题,孟森是最早发现并介入研究的,时间在民国二十四年前后,一年半之后孟病逝,因这个问题所写的《后明韩主》一文也就堪称是这位明清史大家的绝笔之作了。此文后由陶元珍先生补充说明,写出《后明韩主续考》一文,在目前来说算得上是最完善的考证。这个学术问题在史学界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以目前来说韩王名字就有朱本铉、朱亶塉、朱璟溧三种说法。钱本南明史采用的是朱璟溧,顾本采用的是无中生有。钱本是兼容了各种史料里的说法,还提到了朱亶塉,而顾本则是全盘否定,甚至还给异见者一个“读书少”的名头。
在南明诸将领当中,郝摇旗的记载是比较多比较有系统的,孟森先生说‘摇旗等久不见于史’,只能说明他自己所见史料甚少。——顾诚《南明史》第三十二章第二节 《关于“韩主定武”政权的考辨》
韩王存在与否,不做过多叙述。上几篇名字自己查。《湖广总督祖泽远为飞报密擒渠逆叛党并获金印银印及伪爵关防敕札以沮贼谋以弥内患事题本》、《刑部尚书图海等为申报擒获逆王大叛用奠封疆事题本载明秦府永寿王子存梧在河南按察司供词》、《河南巡抚亢得时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题本贴黄》。这些文档就是著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文档,所谓的《明清档案》是也。民国的钱海岳看过,想必共和国的顾诚也看过。查一下民国三十三年的《文史杂志》第三卷的七、八期合刊上陶元珍先生所著《后名韩主续考》一文,再对照顾的这篇,看看这俩在史料和观点上有多少不同,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顾本南明史说参考了一千多地方志,钱本也不遑多让,因为钱海岳虽然没说,但是书目都在《南明史》第十四册的附录里列着呢,甚至是远在西北的新疆的地方志,都有所涉及。
拿顾本来说,看完之后拿着现成的观点去抽不同观点人的脸是很顺手的,因为里面对于问题考证很详细了。但是,七十万字的议叙结合无论如何都没有三百五十万近乎原始史料的东西隐藏的内涵多。
很简单,比如想研究南明时期内阁制度的人,可以从钱本里很快找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是顾本里连南明阁臣数量的一半都未曾说到。比如想了解南明礼法的人直接去查钱本南明史的礼志就可以了,顾本好想并没有提到多少。至于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清复明运动、不出名的节点人物在南明史里的表演,顾本涉及的就更少了。
比如,你可能知道左良玉死了之后他儿子投降了,但是你知道他儿子的老丈人是女真人?还是一个在明朝军队里官至左都督的女真人?而且还是镇守关宁的官至左都督的女真人?其实这人一点都不重要,但真要是研究相关问题比如《明末清初少数民族对明朝军队的渗透问题》,这个人恐怕就是难得的史料了。哦对了,这人的列传在钱海岳南明史第五册,左良玉列传后面。
大致来说,顾本基于阶级观,钱本基于民族观,司徒琳的基于外国人看中国,南炳文的是尽量平和的去叙述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谢国桢的是这段历史的大致脉络。顾颇有那种农民革命运动是推进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动力的意思,闯、献之流是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腐朽的明王朝残余势力作为落后的愚昧的腐朽力量,只能是在失败的大路上策马而前一路狂奔,连带着把具有进步性的农民阶级都给拖累了,这恐怕是与顾生活在那个特殊意识形态时期而养成的历史观有很大关系。而钱海岳写南明史的时候却是国家危难时期,日寇进逼,山河沦陷,无数同胞奋起反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有海外侨胞甚至是山大王们,只要是抗日,就是符合当时的民心所向。这种观念下,史可法黄道周作为朝廷官员毅然报国而死的事情尤为可嘉,先是杀官而反后来却投诚朝廷最后誓死不降的刘国能李万庆刘文秀李定国等人自然值得大书特书,而前期为虎作伥后来反正报国而死的李成栋之流也算是有股忠义之气了,至于投降异族的孙可望郑芝龙钱谦益之流就是千夫所指。很正常,当时就是在抗日,赵登禹张自忠将军力战殉国尤为可嘉,合作抗日而死的左权将军也值得大书特书,就算是曾经投降过敌人后来却继续抗日的马占山也是忠义之士,而汪精卫周佛海溥仪殷汝耕之流就是千夫所指了。
简单来说就是:顾本《南明史》是一块马蹄金,而钱本《南明史》是一个金矿。顾本都是冶炼好了的,拿来就能用;钱本则是得自己亲手提取之后才知道哪是矿渣哪是宝贝。
所以,无外乎好坏。各有精美,异不害同,相得益彰才是对这几位已逝的史学大家最大的尊敬。
之前是手机,所以没展开说,现在补充一下。
其实论顾先生《南明史》,不得不提他之前的一部著作——《明末农民战争史》,学界通常简称其为《农战史》。建国以来,农民战争史专著和专题研究论文相当之不少,毕竟农民战争研究一度是史学界的一门显学,譬如多卷本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宋辽金元卷等等,以及各代农战史。
但是,只要单说《农战史》,则都知必然指的是顾诚先生此书,而非其他农战史。可见其影响和地位之高。
应该说《明末农民战争史》,在当时,确实开肇了一种新的系统性的史学研究方法。地方志在史学研究里的重要性,被顾先生和此书重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部书里,顾先生利用地方志推翻了很多以前的定论和所谓的历史事实。譬如一直被津津乐道的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的“荥阳大会”,顾诚先生明确说道:“
所谓荥阳大会召开的起因和议题,同基本的历史事实凿枘不相容,显然出于好事之徒的附会
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事件
根本就不存在。
这一结论,也就几句话,不注意直接就读过去算了,不会多想。但是真的深究起来,这就是个重大成果。因为建筑在这个事件上的所有其他事件以及研究,全都要推倒重来。这也是我说现代史学更重研究的原因之一。
他的这一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是通过查阅各地地方志,以及时人笔记,官方疏奏等等,确定出那个时间段,各路农民军和首领所在位置,断定出所谓大会不可能,当时各家人马,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都根本是各自为战。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多难?我印象,可能有误哈,一时间也懒得查书了,我印象里顾先生引用到的史料书目,是一千多种(看了下
@孔鲤的答案,先生自叙是地方志1000多种……),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地方志。做历史研究的人应该都知道,做考据,真正被引到的书目和史料,与查阅的数量,十比一就是非常大的比例了,很可能是几十比一,百比一。也就是说,顾先生看过但没用上的资料,至少十倍于书中所引。这些地方志散于各地图书馆,都是顾先生在寒暑假期间奔波各地图书馆查来的。我至少记得他甚至跑到过云南去查地方志。
举个例子,我写李自成和吴三桂山海关大战的时候,为查清楚山海关及九门口的渊源,以及当地士绅的一些具体事迹记载,很多史料,只有一部原版地方志里有,而这本书没有出版过,原本就藏于秦皇岛图书馆,你不去就是查不着,没法写下去。对于史料记载里的还有一些疑问,最后我解决掉的办法,是从老龙头走到角山长城,以及实地勘探一片石、九门口。实际上,这些地名所在,距离遥远,压根不在一个地方。
再譬如李自成军中的李岩问题,顾先生依然是使用地方志,推导出了李岩事迹的演绎路线,这个人物故事,甚至是出口转内销的,从中国到日本去了一圈,又转回中国,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人物,也是不存在的,是在一个原型基础上加工而来的故事。
《南明史》,顾先生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逻辑性再次发挥到了一个高度,同时摆脱很多在写《农战史》时的时代限制。对很多一直以来已经定论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拨乱反正。譬如为马士英正名,通过时人诗文、地方志、疏奏,考据出他是抗清失败被俘后牺牲的,对黄宗羲等人在这一问题的曲笔以及某些问题上的懦弱,进行了批评。
顾先生在此书中,着眼点始终是全局性的,对南明、清、农民军三方态势和优劣,一直都是齐头并进,一路读下来,一盘在中国大地上的三分大棋十分清晰,完全没有通常写纷乱年代时史书的那种顾此失彼的局促及着墨不足之缺憾,多的是读来拍案的醍醐灌顶。同时细节之处也一样不落,从党争到私人恩怨以及民生疾苦,一样不少。
故我个人以为,南明研究和史书中,顾先生此部《南明史》,无出其右者。
最后,建议看此书和《明末农民战争史》一起看,一定会有大惊喜的。其实这两部书,本就是姊妹篇,本就当一起看的。
有朋友问到对钱海岳先生《南明史》的看法,在此说一下。
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胜在史料整理和收集,确实煌煌巨制。但说到考据深度和结论性的研究成果,确实无法和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比肩。史学研究,到了现代,更多的是研究和讨论,叙述已经是其次了。两者差异,主要是因时代局限性所至。史学研究,今人的起点总是高于前人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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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就四个字:无出其右。
无论史识、史才、史学,在写南明的史书里,都是泰山北斗。
有人说是入门书,也无不可,充分说明了顾老文笔之浅白流畅。学术角度,作为一部南明断代史成就,现在依然无人出其右,无论是材料还是观点,都没有大的突破。
数数注释中涉及的书目,就足够让人放弃研究了。
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
聪明人靠统计数字和洞察来得出结论。
平庸的人仅依靠统计数字来获取信息。
笨蛋成天看个案小作文来悲鸣或自嗨。
虽然这些贵族多数人都罪不至死,比如说被杀全家的沙皇一家中的小孩,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丝毫不同情他们一家。
俄国贵族的子女罪不至死,那么在外东北地区死于俄国人屠杀的老百姓难道不无辜吗?他们的被杀只能说是天道好轮回罢了。(我一直觉得俄国末代沙皇封圣是对东罗马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的侮辱,同样是末代皇帝,同样被封圣,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是为了保卫君士坦丁堡而战死在绿教徒手上,尼古拉二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