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 劝谏能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第1页

1、

李斯上《谏逐客书》发生在公元前237年，即：

秦王政10年，

魏景闵王6年，

韩王安2年，

赵悼襄王8年，

齐王建28年，

楚幽王元年，

燕王喜18年，

秦长信侯之乱次年；

楚春申君死于李后之乱次年；

秦吕不韦一党被清算当年；

秦王政资助魏籍士人尉缭实施间谍网计划当年；

赵悼襄王入秦置酒——大抵约定了下一步联合攻燕计划——也就是赵王被秦人背刺后惆然离世的前一年。

正是在这一年，秦廷发现一直督造修渠的韩籍水利转家郑国系韩国间谍，目的是引诱秦国把力量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以消耗秦国的国力，由此延缓秦军对韩国的征伐。

要说这个理由多少有点扯，修渠的这几年秦军可从来没闲着。

为此，“秦宗室大臣”对朝中的“诸侯人来事秦者”发起了攻击，要求“一切逐客”。

于是，秦廷下达了逐客令。

李斯的上书正是发生在这一政治背景之下。

2、

有关逐客令，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这一政令是由“秦宗室大臣”提出的。

那么，这个“秦宗室大臣”由指哪些政治势力呢？

从字面来看，可能有二：

一种可能性是由宗室重臣提出；

另一种可能性是由宗室重臣和其他非宗室重臣提出——具体断句为“秦宗室、大臣”。

以上两种可能性的具体辨析不做讨论，只明确一点：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秦宗室都参与其中，甚至有可能是支持逐客的中坚力量。

至于要驱逐的“诸侯人来事秦者”，具体范围不太清楚。我们都知道，早在秦惠文王一朝时，秦廷上层就已被外籍士人所充斥——顺便讲个笑话，“秦国”有个政治势力叫“老秦人”——至始皇帝一朝，齐籍、楚籍、韩籍、魏籍、赵籍已经把控了秦廷在军、政领域上的一系列重要职务，其中王、蒙、冯三氏出现事实上的家族化和世袭化，部分外籍封君在地方上甚至拥有组织大规模叛乱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口气将秦廷的全部外籍士人清除肯定不太容易，想要执行必须要划定一个范围——比如说从秦庄襄王一朝以后入秦开始算，再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标准。总之，如何界定“诸侯人来事秦者”应该存在着某种标准以及相应的操作空间。

只是具体标准及操作空间无疑是秦廷内部的机密信息，不可能对外公开。

但从“宗室”建议驱逐“诸侯人来事秦者”的表象来看，也大抵能看出基本的内在政治逻辑，也就是：

在长信侯叛乱失败后，外戚及其同盟的外籍重臣被铲除，依附于上述重臣的各籍士人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清算，由此形成了巨大的权力空缺——于是，常年被外戚及外籍重臣压制的宗室势力尝试上位。

在这一诉求的推动下，郑国的那点破事被翻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历史傲慢地抹掉了当时尝试上位的宗室们的名字，只留下王绾以前一段漫长地空白期，闪烁其词地向我们暗示着那场权力之争的胜利者——昌平君。

似乎存在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逐客令的诉求，或许和秦宗室、楚公子在秦廷的较量有关。

3、

有关李斯被逐的因素可能有三：

一为李斯入秦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秦庄襄王逝世以后才来到秦国；

二为李斯为吕不韦一系，本身就容易进入被清算的名单；

三为李斯系楚籍士人，存在着和某些楚籍士人形成政治同盟的先天纽带。

于是，李斯上《谏逐客书》，原文如下：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壁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籍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者，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除秦穆公一朝以外，文中主要提及了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三朝的三位外籍重臣——商鞅、张仪、范雎。

其中：

商鞅在遭到政治迫害后尝试叛逃，在未果后于封地进行武装叛乱；

张仪一贯挟魏自重，在秦、魏两国间左右逢源；

范雎在制定了“远交”魏国的策略后运作秦军连年对韩、赵两国单方面用兵，最终造成了秦、韩、赵的乏力和魏国的回光返照。

公平来说，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上述重臣，毕竟商鞅之举是被逼之下的结果，张仪之举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必然选择，范雎之举虽然近乎“苏秦间齐”的翻版但也不排除单纯是策略失误，但将以上三位重臣作为对外籍士人的辩护无论如何也显得没事找事。

至于为何不选择司马错、甘茂、蒙骜举例，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李斯为何要具上述三位重臣，粗略来看原因可能有三：

一个是纯粹犯糊涂；

一个是故意为之；

一个是原本写的就不是这三位，但在秦廷公开时有所调整。

这里要再度澄清一点：

史官没长天眼，他只能记录公开的政治表象及一步分因某种原因而流出的内部信息——政治人物没那么缺心眼，并不会在暗室密谋的时候专门安排个史官做记录然后公开出去。

就以上三种可能性，如果不是第一种的话，后两种都可以说明秦王本人虽然能够接受外籍士人充斥秦廷的既成事实，但还是要顺势进行敲打。

4、

在《谏逐客令》上达秦王以后，秦廷又召回了李斯。

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名为司空马的魏籍士人被秦廷驱逐，而后在赵廷作了赵相之一，成为了李牧的重要政治盟友。

在赵王迁一朝，司空马向赵王提出割让半壁江山予秦以引诱列国合纵的计划，被赵王拒绝，于是司空马出走。

也就在赵王迁一朝中，赵廷内部出现有重臣集体变节，郭开本人已被秦廷收买，倡后、春平君至少有强烈的亲秦倾向。

再回看司空马的举动，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

司空马的政治立场也不明确，他对李牧的支持或许只是为了让郭开一党进一步依附秦廷。

5、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元前237年尉缭给秦王政的公开建议：

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尉缭说的很明白，想要收买他国重臣是需要钱的。钱没长腿，总需要有人送过去。给人送钱又需要门路，总需要一些有本事的士人。一大堆士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列国重臣府邸，总需要一些合适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秦廷找个理由驱逐一批外籍士人，再召回一部分外籍士人，就能让一切变得合理地多。

6、

综合来看，秦廷发布逐客令的诉求主要有四点：

一是对他国间谍渗透的警惕；

二是宗室势力与外籍势力的权力斗争；

三是秦王对逐渐形成家族化、世袭化的外籍势力的敲打；

四是间谍网构建所需。

至于李斯《谏逐客令》为什么会被采纳，原因或许有很多，但有一点无疑是根本，就是：

鉴于外籍士人把控秦廷上层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秦廷在此时其实根本没有彻底驱逐外籍士人的可能性，因此逐客令的诉求本身就在于斡旋、敲打、杀一儆百，而非真的要将全部外籍士人清除出去。

说到最后，相信即使一些12岁以下的年轻朋友可能领悟到一个最基础的常识：

游说成功与否的根本不在于话术，而在是否与背后的诉求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