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入关三十多万兵力，精锐不过数万。在冷兵器时代，却灭了2亿人口的大明，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三百年前的旧事，今天看来仍旧令人咋舌。” 提起那段满洲铁骑席卷中原，最终建立清朝的历史，许多人心中都会涌起类似的感慨。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塞外民族，在短短几十年间，竟能将疆域辽阔、人口两亿的大明王朝推翻，这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次惊天动地的权力转移。而关于满洲入关兵力“三十多万，精锐不过数万”的说法，也常常引发人们的好奇：以如此相对有限的力量，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要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数字上，而需要深入探究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以及满洲人的自身特质。
时代洪流中的“天命所归”：大明的积重难返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当满洲人跨过山海关时，大明王朝早已是病入膏肓。从内部来看，连年的天灾、官员腐败、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早已将社会矛盾推向了顶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已经深入腹地，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了致命威胁。可以说，大明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民心，统治的合法性摇摇欲坠。
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洲人的出现，对于许多已经厌倦了明朝统治的百姓来说，反而可能是一种“解脱”或“希望”。尤其是在经历了李自成攻占北京屠戮官绅之后，一些明朝的遗老遗少和官僚士绅，出于对“乱臣贼子”的恐惧，反而选择了“拥立”清朝，以求秩序的恢复和自身的利益保障。吴三桂“引狼入室”的故事，正是这种复杂心态的集中体现。
精锐的军事机器：八旗制度的威力
虽然满洲入关的总兵力可能不如传说中的那样庞大，但其核心的“精锐”——也就是八旗兵，其战斗力却是毋庸置疑的。这背后是满洲人精心构建的军事制度——八旗制度。
1. 高度集权的军事组织： 八旗并非简单的军队编制，而是一种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于一体的社会组织。旗主掌握着军队和民众，形成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军事力量。这种制度使得兵源充足、训练有素，并且能够迅速动员和集结。
2. 骑兵优势的发挥： 满洲人世代生活在东北的广袤草原和森林地带，精通骑射，擅长野战。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广阔的平原非常适合骑兵的驰骋。而明军虽然也有骑兵，但其整体的战术和装备，尤其是在机动性和冲击力上，已经无法与八旗骑兵抗衡。满洲骑兵的“冲锋陷阵、迂回包抄”等战术，对明军步兵构成了巨大的杀伤力。
3. 先进的武器装备（相对而言）： 满洲人不仅有优良的马匹和弓箭，在火器方面也积极学习和引进。虽然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在火器上取得压倒性优势，但在入关初期，他们也装备了一定数量的火器，并且善于将其与骑兵战术相结合，形成混合兵种的优势。
4. 严明的军纪与强大的战斗意志： 相较于当时已经腐化不堪、士气低落的明军，八旗兵的军纪更加严明，士兵的战斗意志也更为高昂。他们视征服为荣耀，带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掠夺动机，这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往往表现出惊人的凶悍和顽强。
战略与战术的运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满洲人的成功并非仅仅依赖于军事力量的强大，更在于其高超的战略和战术运用。
1. 避实击虚，远程奔袭： 满洲人深谙“避强击弱”的道理。他们并不急于与明军主力在有利地形下决战，而是利用其强大的骑兵机动性，进行远距离的奔袭，攻击明朝的薄弱环节，如粮草基地、军事重镇，或者直接绕过明军据点，直插腹地。这种战术让明军疲于奔命，难以形成有效的防御。
2. 围城打援与分化瓦解： 攻占城市时，满洲人善于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既可以消耗守军，又可以吸引援军前来，然后在野战中歼灭这些援军。同时，他们也积极拉拢和招降明朝的官员和将领，通过分化瓦解，削弱明朝的抵抗力量。许多汉族降将的加入，不仅为清军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人力，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3. 心理战与宣传： 满洲人也懂得利用心理战。他们会散布各种有利的宣传，例如强调“替天行道”，推翻腐败的明朝，以及对愿意归降的百姓和官员施以恩惠，以争取人心。这种宣传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往往能收到奇效。
4. 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与利用： 满洲人并非一味地推崇自己的文化，而是能够学习和利用汉族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在统治过程中，保留了许多明朝的官僚体系和文化传统，并吸引大量的汉族士人参与治理。这种“以汉治汉”的策略，大大降低了统治的阻力，并巩固了其统治基础。
总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因此，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不能简单地将满洲的胜利归结于“少数民族征服多数民族”的奇迹，而是要看到这是 “天时、地利、人和”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天时： 大明王朝内部的崩溃和农民起义的爆发，创造了历史的真空和混乱，为满洲人的南下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地利： 东北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满洲人的骑兵优势，而北方广阔的平原又为这种优势的发挥提供了舞台。
人和： 八旗制度本身带来的强大战斗力、精明的战略战术运用、以及对汉族社会复杂心态的利用和分化，共同促成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改朝换代。
满洲人以其相对精锐的力量，在恰当的时机，抓住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并通过一系列高效的军事和政治策略，最终实现了“马上得天下”的壮举。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是再强大的王朝，如果内部矛盾无法化解，丧失民心，也难逃覆灭的命运；而外部力量的崛起，也需要顺应历史潮流，并辅以足够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历史，既是满洲人的征服史，也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最终被时代淘汰的警示录。
网友意见
有些人总说入关，但绝口不提为何建州能够入关。
如此给了国内入关人一种暗示，以为满清就是靠野蛮和捡漏打赢大明，以为不解决国内分配问题就能赢下美国。
然而，这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唯心主义政治神话。
可能有很多人不信，但我也不得不说：建州赢，靠的的确不是野蛮，而是公平分配，人心向背
以此战胜了大明两极分化，腐败堕落。
如下是明末辽人的民谣：
“辽人无脑，皆淮（髙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实则成梁代剜之，代吸之矣”
“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
“生于辽,不如走于胡”
“若不罢税，达子就是我投主”
如下详细解释了为何辽人要润建州：
“尝秘闻外间人言：向特怕虏杀我耳 。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 ，推衣食以养我 ，岁种地不过粟一囊 ，草数束 ， 别无差役以扰我 。而又旧日掳去人口 ，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 ，我与其死于饥俄 ， 作杇腹鬼 ， 死于兵刃 ，作断头鬼 ， 毋宁随虏去 ，犹可得一活命也。”
翻译：以前主要怕女真鞑子杀伤我们。但是今天听闻建州给我们建房子，供给我们衣食，一年种地不过收取“粟一囊 ，草数束 ”的税，也没有其他差役。而以前被抓走的人里面还有我的亲朋好友可以在当地照看我。我与其死于饥饿，做饿死鬼，与其死于兵刃，做断头鬼，不如跟着女真走，还能留一条活命。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 残辽无宁宇, 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 。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 、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 ，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 ，令其淫污妻女 ，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1621年山西道御史毕佐周总结的辽人对大明朝廷的“四大恨”
“四大恨”简略总结：明军欺凌民众，劫掠乡里；当地军士纷纷破产，卖儿卖女，家徒四壁；明军奸淫民女，逼良为娼，连本地世家大族也不放过；大明“惠虏”，大肆引入胡虏降卒和当地老百姓杂居，对他们奸淫掳掠行为毫不管制。
“建州彝地有千家庄者 ，东西南北周回千余里 ， 其地宽且肥，往年辽沈以东 ，清河 、宽奠等处与彝壤相接 ，其间苦为摇役所逼者 ， 往住窜入其中 ， 任力开垦，不差不役 ， 视为乐业彝人利其薄获 ，阳谓天朝之民也 ，相与安之，而阴实有招徕之意 … … 乃今公私之差日增月益 ，巳自不支 ， 而矿税之征朝加夕添 ，其何能任 。 况在此为苦海 ，在彼为乐地 ， 彼方为渊为丛 ， 民方为鱼为雀 ，而我方为彼为鸥 ，以故年来相率逃趋者 ，无虑十万有余 。”
总结：建州轻徭薄赋，没有差役，让辽人感觉“在此为苦海，在彼为乐地”
于是的结果就是辽地士兵和老百姓纷纷润了，投奔建州（投共），过好日子：
"辽兵六万余人,因避差徭繁重，在彼境,久假不归"
“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
“辽人与贼习,除稍能过活者尽搬移外,惟一二无依穷民 ，仍依旧巢 ,抵死不去 ,曰我搬在何(别)处 ,无过活亦死, 在此亦死, 贼来且随之而去, 即屡请之而不得也。”
到了后来，情况进一步恶化。以至于熊廷弼上书说，当地老百姓宁可冒着被女真杀害的风险，也绝不跟随明政府。他身为一方大员亲自哭泣央求，辽人都没有任何感动。
碰到和建州打仗，就望风而逃，“人人要逃”，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
“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
“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接着明朝政府陷入了关外“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对“辽地无人不通胡”的局面。
“ 辽人之久为奴耳目者十人而五也，南人之为奴腹心者万人而十也，凡我中华之舆地图、兵食志 、马政考 、材官传 ， 不乏胪列旧矣 ” “ 奴酋擅东方富殖 ， 㗖饵辽人 ， 而辽人久为所用，故辽中举动 ，奴酋全知之 。 ”--辽东巡抚张涛
明朝在关外的重要城市，如抚顺、清河、辽阳，等等都是“ 奸细先潜伏于城中 ”，“ 开门内应 ”的里应外合的“不战而降”模式。
甚至后金大军攻破辽阳时候，老百姓张灯结彩，妇女也穿着盛装欢迎，简直和当年欢迎我党进城的景象有一比。
‘ 民家多启扉张炬若有待 ， 妇女亦盛饰迎门 ”
毕佐周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何一旦若此 ，则我实有以失其心耳。”
“ 臣向闻攻城而破者矣 ， 未闻不攻而破者也。沈阳以吊桥绳断破 ，说者谓降夷实为之，辽阳以角楼火起破 ， 的系辽人为内应。闻辽城中私通李永芳者凡数十家 ，相与约期举事。不知二百年来休养抚字之人 ，何一旦若此 ，则我实有以失其心耳。”
这些关外的“奸细”真的是所谓的汉奸吗？他们大部分是活不下去的普通汉人老百姓。
单纯的反奸细，反1450，反五十万，能解决辽人投虏的问题吗？也完全不能。
大明两极分化，严刑峻法，贪官污吏横行，苛捐杂税到了老百姓无法容忍的地步。
人心已失，被关外人民抛弃，这是根本原因。
而反过来，建州女真能赢，也是因为一句话：“建州富殖，辽人久为所用”
努尔哈赤甚至直接宣布“打土豪分田地”，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在颁布“计丁授田”令时说：
“ 过去你们的尼堪国 ，富人多占土地 ，雇人耕种 ，吃不完的粮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 ， 也没有粮 ， 就买粮吃 ，买粮的钱财用尽后 ，乞食而生 · … 我今计田 ， 一男种粮的田五响 ， 种 棉的田一响 ，公平地分给 ” ，“ 乞丐 、和尚都给田 ”
面对着这种号召，贫富分化，贪腐严重的大明无力抵挡。
当然，后期努尔哈赤的政令执行偏颇，倒行逆施，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让孙承宗，袁崇焕等人抓住机会，反戈一击，用“以辽人守辽土”的策略，形成了对后金政权的有力挑战。
到了宁远之战，努尔哈赤干脆被打死。
不过皇太极上位后，改革弊政，后金对关外的统治基本维持了较为公平的分配，为此后入关中原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这种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女真在东北苦练数十年，慢慢收服人心，征召兵员，终于才打磨出了一支精兵劲旅，成为明末最强大的一股军阀力量。
于是西征蒙古，东讨朝鲜，形成了对大明的战略包围。
之后更是抓住机会，在农民军政权没有站稳脚跟的情况下，统战吴三桂，问鼎中原。
这就是建州胜利的真相。
毛主席讲“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原动力”，真理无疑。
不论是“投共”，还是“入关”，前提都一定是民心所向，而民心所向的前提是“公平分配”。
公平本身就是战斗力，能形成超越当地经济水平的吸引力。（如很多人看不起的东德，仍能靠公平分配大量吸引西德贫民投奔，冷战时期并非只有往西德移民的现象）
建州当年做到了，女真事实上承担了“解放”辽地，甚至“解放”关内百姓（新朝要均田免赋）的责任，最终获得了大多数老百姓的默许。
不然单靠严刑峻法，单靠剃头令，是绝不可能实现顺利征服和稳定统治的。
那种认为建州只是捡漏，只是靠屠杀镇压就能统治中原，还能同时击败南明和农民军，可以说是严重的违背常识，也是对中国人民反抗精神的严重侮辱。
一言以蔽之：
分田
明末小冰河时代造成边境严重缺粮。
北京离边境太近离粮食产区太远，百万不事农耕的北京人把边境将士的粮食吃了，发再多的银两也顶不过飞涨的粮价。加税只会让原本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被迫加入起义军。
而大清在辽宁通过大规模屠杀汉人，从死人嘴里夺取粮食来喂饱八旗士兵。穷鬼死了也不会饿的造反。（另外鬼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天命这事，崇祯祭天后，长达十七年的大旱就立马结束了。）
明军卫所兵确实没什么战力，但募兵在万历年还能把本子的“百战精锐”当成孩子吊打。但物价飞涨发的工资养不活家人。鬼才有战斗力。
知道老蒋北伐的时候有多少人吗?
总兵力十万，八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老蒋的嫡系。但老蒋就靠这一个军的嫡系，打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这些旧军阀，又收服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些新军阀。
知道建立新中国的红军有多少骨干吗？
1936年底，三大主力合计剩余3万人，十年之后以这三万人为骨干扩充的解放军，把老蒋的四百万大军打的转进台湾。
清朝入关时期的六万精锐已经不少了，比李自成、张献忠和崇祯的精锐都多。古代打仗靠的其实就是精锐，又不是民族国家，光人口多一点用没有，大明那两亿人里，恐怕有一亿九千万都不知道啥是大明。
你这个提问就是没有看过这段历史的，但凡看过这段历史也不会提出这种问题，还有个可能，是故意为之有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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