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满清没有入关，明朝能否完成资本主义转换？

虽然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算键史圈的日经问题了，不过今天看到 @李子寒泉 的回答，我也来凑个热闹。其实作为一个键史问题，李公你还是太严肃了些，真的一本正经地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大论战，那我就纯粹聊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严重暴论可能性存在。

首先，我觉得，应该也是包括李子寒泉在内很多人的想法——并非“明朝本身有意识地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明朝的体制存在一些市场经济成长的前提，而政府权力的逐步衰落则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就现在越来越多的明初史料来看，并不能得出明朝从制度设计上就是所谓“抑制商业”，相反，明初的制度设计相比前代对中小型工商业者更为友好，管制也更轻，尤其与宋相比，大量原先的官营领域比如说制铁，都向民间开放了，明代的民营经济相比前代是更为活跃的。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它也并不乐见工商业者的力量过于增强，那样不利于以编户齐民为基本原则的统治。而出于国防和财政上的要求，它也会强制工商业者进行一些非市场经济的行为，尤其体现在明的盐茶专卖领域，某种程度上就是官方强买强卖。而作为一个在财政上倾向于保守政策的王朝，明中前期通行的实物税制，官方对铸币、开矿、远洋贸易等开拓性事业没有兴趣，这些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随着明中后期官方行政权力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收缩，专卖制度的废弛，海贸管理上的退让，以及财政体系的货币化改革，都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但是这种促进不是明官方有意识的一种主导行为，反而是行政机构在社会经济领域管控里下降下的被动适应。更直白地说，17世纪中后期中国完成资本主义转换的可能性越大，那么明朝或者说明朝既有的体系框架能够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觉得到此为止，我们应该是有共识的。问题出在后面，“但是明末江南地区商人的“资产阶级”意识并没有觉醒，从来没有哪个商人或者商会，一定限度就感到专制主义对于它的束缚与妨碍，它的逐渐伸展起来的实力，更一步步地迫使专制主义者向它就范、向它寻求妥协的途径”——这个观点我有些不同意见。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我认为不能完全追寻西方视角看待这个问题，而国内视点目前则过于关注江南的动向了。

第一，明末江南商人积极向“士”阶级靠拢，这一点并不构成一个反证，东西方的社会情况迥异，西方相对强大的城市自治体系，以及强大的封建体系下君主很多时候依赖市民阶层对抗贵族使得西欧商人更为强势，但其积极寻求和旧体系下贵族联合的趋势我认为与中国商人积极向“士”靠拢并无本质区别。西方资产主义发展途径中，资本商人与封建贵族并非截然对立的两者，无论光荣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其结局与其说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地主，不如说两者合流了；同样的，江南商人积极寻求与宋明时代掌握国家权利的士人阶层合作，乃至成为士人的一份子，只要其主要经济活动依然与市场经济有关，就不能说其放弃了向“自主”的资产阶级的转化。

第二，但我也承认江南商人不能成为“自觉的资产阶级”，理由并非在于其向“士”靠拢，而是——这批人确实过于软弱，缺少染指暴力的野心。迫使专制主义向资产阶级妥协，暴力（尤其在东方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暴力才有最终的话语权。然而江南商人不存在可能性，不代表明朝其他地区的商人没有掌握暴力的尝试和企图，倘若我们将视角转向福建，又会有什么观察结果呢？受益于15世纪开始蓬勃发展的全球贸易的福建海商明显具备更多的开拓精神（体现在东南亚大量的移民活动），也更有运用暴力为自己谋取权力的自觉，从汪直到郑成功，这个集团虽然有颇多不成熟之处，还逃不开“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限制，但一次又一次运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也一次比一次接近权力的核心。到明朝末年为止，不管郑芝龙有心还是无意，这一群体的最终形态郑氏集团已经是一个拥兵数万，海船数千，一门两总兵，继承人受教于东南文坛领袖，横跨军、政、财界的庞然大物，之后甚至一度主导了隆武政局。到了这个地步，还能完全肯定地说，晚明的资产阶级完全不具备“自觉”吗？

第三，对郑明集团组织形式的一些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顾诚在南明史也专门提到的一点则是，郑明集团的财政体系尤其蕴含了一些新的可能。简要地说，郑明集团财政上依赖海贸的结果是其效率远超传统农耕王朝，以厦门一府之地却养得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和至少五、六万脱产战兵，这对以农耕活动为根本的传统中国政府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件事。蜀汉和曹魏间的差距不过十倍，而满清和郑明政权间的体量差距不下百倍，但面对郑明长时间内却完全不得其法，甚至需要采用杀敌八个自损一千的禁海令来彻底斩断郑明的经济来源。如果郑明政权能够得以长期存在，我认为其财政体系的高效和灵活必然会被重点研究，中国的财政体系有很大可能导向一个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结果。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更为开放和国际化的特点，郑明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却有着日、葡、荷、英多重视角的史料描述它的活动，堪称绝无仅有。

回到问题本身，满清入关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沉重一击是没有疑问的，不仅体现在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上，清中前期彻底的海禁政策对东南市场经济也造成了沉重打击，不仅中国第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刚刚具备了一定资产阶级雏形的政权彻底失败，原本蓬勃发展的海贸经济也直到康熙末年才重新发展起来。此外，某种程度上算“吸取”了前明“教训”，清超加大了对民间经济活动的管控力度，官商结合的形式更为普遍。

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并不能说中国商人不具备身为资产阶级的“自觉”这一论述是错误的，否则的话郑芝龙就应该是开国太祖而不是被满洲人羞辱虐杀的小丑了，或者说传统的惯性依然太大，以至于历史的机缘到来时，其头面人物自己都不相信有作为领袖带领一个新的集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而是选择了可耻地逃跑。虽然他的儿子国姓察觉到了这种天命的可能性，但历史的机缘已经拱手让人，而国姓终归不是李二凤那种惊才艳绝之人也没有李二凤具备的条件。

但是，不能否认明末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郑芝龙在弟弟和儿子的反复劝告下，终于下了决心，正如当年背叛颜思齐自立一样，再次倾全部身家参与一场天下豪赌，而中国的历史也就此转向。

PS:其实我就是想看第二个李二罢了，想想如果有下面的记载，多么令人喜闻乐见啊

“时太祖封郑世袭为漳王，郑世默为潮王，群臣数请就藩，上不允。二人素与太子不睦，数进恶言于上。元月太子应漳王请，入王府畅饮，以释兄弟嫌隙，回府即呕血三升不止。近臣陈永华语太宗曰：“李建成之事，殷鉴不远。”太宗怅然良久“兄弟之间，何至于此。”陈永华曰“兄弟之间，方至于此，不为唐太宗，即为隐太子”成功闻言，踌躇半刻，断然曰“大丈夫人生在世，应效唐太宗立万世伟业，岂如建成坐以待毙。

庚申，成功帅周全斌等入，伏兵于仪凤门，世袭、世默临门觉变，欲归宫府，成功跃马而出，执手铳射世袭杀之，世默以铳还击，中成功马，成功坠马不能起，世默方欲上前，全斌跃马断其马腿，再一刀斩其首。王府护卫见世袭、世默首，哄而散之。成功使甘辉入玄武湖宿卫，甘辉披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卿来此何为？”对曰：“太子以漳王、潮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钱谦益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钱谦益曰“世袭、世默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太子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太子已讨而诛之，太子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

或曰：太宗妃裴氏，乃泰西佛郎机美人，入宫前为郑世袭侧妃。”

看到 @李子寒泉 的答案提到布罗代尔，凑个热闹。因为大约七年前 @威斯特蜀黍 给我介绍了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时我就不可避免的入坑了。

先说下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我一直都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并不以为然，因为这类特征在春秋战国就出现了，《管子•轻重甲》记载北海众“聚佣而煮盐”，齐国的私人商贾北海之众，雇佣工人煮盐销售，如果按照支持“资本主义萌芽”学者们的逻辑，这已经带有明显的商品经济交易以及雇佣工人和对劳动者剥削的特点了，妥妥的“资本主义萌芽”，更不要说即便是春秋战国，商业活动已经极其丰富，出现了很多商业巨贾，甚至这些商人还侵入了政治权力，如吕不韦，乌氏倮（没错，就是寻秦记里项少龙背后的乌氏）这比所谓的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还更深入了一步，生搬硬套的话，还可以说吕不韦这些资产阶级已经觉醒要获取政治权力了。那么春秋战国资本主义了吗？显然这种逻辑说不通。。

16-17世纪的明代中国江南地区，所呈现的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丰富物产上的商品经济，加之大航海时代带来的世界范围的贸易，美洲白银拿来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再运到欧洲，欧洲的军事科技随之引入中国，海上商路的扩张将整个世界的商品纳入了交易轨道。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出现了江南地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景象，不过是一种较为繁荣的市场经济现象罢了。

就如李子寒泉与 @平凡的三无君 回答所列的情况，过去很多学者运用五朵金花理论以江南地区出现雇工等等带有市场经济某些特征的点说此时明代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因此，布罗代尔提出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观点一定要牢记。上世纪出于五朵金花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部分历史学家或多或少深受影响，因此生搬硬套出了很多所谓资本主义萌娃啊………萌芽说，上至春秋下至宋明清都遭到了萌芽说的荼毒，虽然近年来学界多已抛弃这套说辞，如李伯重也在他的一系列经济史论著中就多次表现对这套说辞的不以为然和否定，但是这种流毒并不容易消除。

以上结合李子寒泉和 @墨舞 等答主的答案，显然明末并未出现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整个中国古代也从未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商品或市场经济。

另一方面，我们也先要搞清什么是资本主义。

首先，我们常谓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来源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一词被马克思定义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对应的定义就演变为生产资料被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人或私人公司所拥有。资本主义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天然的对立者，成为政治术语被强化。就有了所谓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划分。

但是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甚至讲到他很不情愿用这个词来描述经济活动，如下：

但是布罗代尔无法绕开这个词，于是他尝试重新定义“资本主义”，虽然他用大幅篇章论述资本主义，不过也没给出什么明确的语句归纳。我个人对布罗代尔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理解（不知对不对）如下：

首先，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学范畴而不是政治概念，是社会经济活动。

其次资本的定义也不是马克思的生产资料，而是资产的概念，包括固定和流动资产，金钱、土地、工矿企业等等都是一种资本，这些概念还得加上积储，因为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的公式“任何社会不能停止消费，也不能停止生产”这里还得加上不能停止积储”。因为积储，才能产生资本，才能将资本投入再生产。

布罗代尔比较赞同蒲鲁东的定义

从后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布罗代尔论述的资本主义关注点是欧洲出现了一些通过掌握资产而获取利息、分红等等的人，也就是资本家。换句话说，农场主、一个工厂的老板，虽然可以算富人，但这些人恐怕算不上“资本家”，如果他们能够将手上积蓄的资产用于投资、产生资本运作的才可称之为资本家。换句话说，按布罗代尔的定义，马云啊这类拿着资本搞运作的人才是资本家，任正非这种没搞过什么资本运作连上市都没有过的企业家并不能算资本家。

而且资本主义诞生的前提是对资产有“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由行之有效的技术指导投资和固定资产的建设；最后，必须有雇佣无产者作基础”

如果以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定义来看，显然古代中国仅产生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但并没有出现成规模的运用积累的资本去做再投资获取资本收益的操作。

最后，我认为布罗代尔的资本和资本主义定义更容易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显然，要产生这种资本运作，首先要有成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有极大的商品流通市场和一定的工业，还有科学技术的大爆发和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滚滚红利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只发生在西欧，从而才能带动资本主义发展，这些古代中国全部未能产生。

如果说帝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是最不容易向资本主义转换的，大概就是明朝了。所以，这个答案毫无疑问是不可能，和满清是否入关无关。从几个方面来说：

1、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是重商主义，木有则个基础，根本无法形成规模化的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交换程序，木有自由市场经济，和商品流通，资本主义也就无从谈起。而明朝显然是重农轻商的典型，朱元璋开国伊始就制定了严格的轻商，甚至是抑商的国策。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张宏杰的《朱元璋》里有详细的描述。简而言之，明朝的基本国策就是轻商。

2、政治层面。帝国中央集权体制的最高峰就是形成于明朝，所以丝毫不奇怪在明朝诞生了第一个国家政治组织体制化的特务机构。户口这个机制，也是基本成型于明朝的黄册。所以唐国强老师特别推崇于朱元璋那套管理体系，或许可窥一斑。两者确实存在着某种管理学意义上的曲径通幽处。废除宰相体制而内阁化，更是强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策略。

3、社会伦理和个体思想倾向。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阐述过这两个问题：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本质；社会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明朝的社会伦理，完全依托于帝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氛围下的温饱观，畸形的科举教育体系和选拔机制，又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将士大夫阉割为家臣。这也是为何明朝出现了在野的所谓“党派”。

看起来大家好像对这个问题还是很关注的，同时兼答下面评论的几个问题:

1，关于中学历史书上说的晚明时期，江南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一说。

宁信书不如无书。实质上，当时出现的只是较为“正常”的农商经济。我用了“正常”一词，是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所谓的农商经济的状态和水平，它就是粗浅和小范围的商品经济的流通交换。和资本主义体系，制度完全搭不上边。从国家政策层面，是不允许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和自由流通市场存在的，这会摧毁帝国的统治根基——建立在自给自足经济水平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互不两立的体系。

2，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要点在于明晰的产权私有化，就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和肯定，民意认可和承认的私有制，就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没有这个基础，谈资本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有，也是伪资本主义。所以，即便是到现在，我们都不能说帝国正在进行的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何况明朝！

3、不仅明朝，帝国在民国以前的封建统治，从根基上就决定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国民完全无意识私有产权制度和保护机制、儒家传统下的轻商主义、私有产权过度泛集体化、革命化的推倒重来传统等等。这些基本的要素都决定了在封建主义国家内部是不会自动产生资本主义。

所以，命题者提问本身是有问题的：明朝是不可能完成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和满清无关。帝国是不可能自发完成向资本主义转换的，和姓赵还是姓朱无关。

很多人讲，明朝一定会灭亡，所以不行。

这是一个奇异的观点。

人总是会死的，所以人类没有文明吗？

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是我已飞过。

机械唯物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内核都是相通的，他们的相通之处就是他们都脑子里只有一个滥用公式的“形式逻辑”结构，让权威和现成结论来代替思考，不曾开动脑筋，让他们懒惰而又傲慢的脑筋稍微正眼看一下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流行的明朝亡于万历的观点就不说了，最初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想从历史发展的深度来探究明末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探索行为。可是后来就变成了无知者的狂欢，踩在探索者的尸体上合影留念。对此，有人讽刺说，不如干脆说明朝亡于神农氏，或者世界上第一个从树下下来变成人的猴子。

还有一些观点说，明朝灭亡时，已经基本上完了，比如说李自成，比如说张献忠，比如说……

这种观点令人感到如此的奇异。

因为这是非常典型的循环论证。一个人死了，为什么死了？因为他死了。他不死会怎么样？他死了所以不会怎么样。

这真的不是纯种的杠精吗？

古人说，在天地之间吸收日月之精华是可以修炼成仙的。我们漫步在公园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单杠双杠天梯之类硬杠杠，这么多的杠子，整天在环境优美的公园里吸收日月之精华，大约真的会有一些成精的。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杠精存在的问题。

明代的历史之所以得到人们的深度关注，第一点固然是由于明朝是最后一个不以民族压迫为主要任务的正常古代王朝，第二点却也是由于明朝本身的历史被蒙上了太多的谬论，以至于人们很轻易地就会注意到明史观点上的各种逻辑谬误。

比如说，明明是朱元璋决定永不加赋，为什么会说是康麻子永不加赋，而且康麻子又是卖官鬻爵又是在宫廷里开庙会又是创造了几千年来不曾有过的捐税，这种谬误实在是太明显了。

比如说，努尔哈赤的后金明明就是西夏的格局，为什么一再有人说明朝这个时候就注定灭亡了，就连挫宋都没有人说一定会亡于西夏啊？挫宋还冗兵冗官冗费呢，动不动就王小波理顺方腊宋江，看起来也很惨啊。怎么连宋朝都没事儿，明朝就出事了呢？明朝也没冗兵冗官啊？就一个三饷加派后来清朝还全盘继承了，也没见出什么毛病啊。

比如说，明明是崇祯执政十七年导致的失败，为什么非要说万历时代明朝就注定灭亡了呢？人家唐武宗在位一共五年就中兴大唐了，周世宗在位六年就拔掉了南唐的牙齿，你在位十七年丢下万里江山上吊，半壁江山还一动没动呢，这种非要自己安排靖康耻的皇帝，怎么说也不能把锅甩给别人啊？怎么万历就不对了？人家唐太宗晚年，不知道是为了唐高宗上位方便还是什么原因，把唐朝中央政府裁减得只有六百多人，李绩这样的大将还要故意贬斥，也没见有人往死里喷啊。明神宗不过就是将文臣之首吏部尚书空置、削弱过于强势的文臣势力而已，这也算个事儿？

那为什么就没人提明神宗打西班牙人的主意，派太监去菲律宾实地查看呢？这放电影里可就是东厂提督密访吕宋岛、明朝狗皇帝图谋侵略西班牙的铁证啊。

说到底，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历史观，还在影响我们中间很多人的认知。思想与时代的不统一，让他们的躯壳吹着空调用着电脑，脑子却还停留在深埋在地下的过去。

在地理大发现的当时，明朝并没有技术上的代差。明初就有封锁整个南洋海域的战略布局，而且有相应的海陆军事能力，明末技术交流更加深刻而频繁，西洋的冒险家又频繁活动于此，这种现实的刺激只会令明朝有更大的可能重新布局南洋和西洋。毕竟，明神宗都已经考虑逮着西班牙干一票了，后来的清圣祖一门心思还在“借师助剿”。怎么看，也是明朝比清朝更有希望。

崇祯这个人，志大才疏，是个宋太宗一样的人物，甚至还不如。他在位的时候，清兵数次入关，走的都不是辽西锦州—山海关一线，而是自蓟镇到宁夏的北部防线。然而这位奇葩竟然长期将主要资源投入到已经被事实证明没有军事价值的辽西防线，乃至于坐视明朝九边最强大的军镇之一宣府空虚，兵部尚书梁廷栋就任宣府总督以后震惊地发现宣府防线已经多年欠饷欠费，既没钱养兵又没钱维修工事修补军械，于是上书要求拨发军费，崇祯皇帝领导下的明朝对此的回应是没钱。然后清兵就从宣府入关了，梁廷栋以死谢罪。问题是他有什么罪呢？又不是他欠的账。之前袁崇焕放清兵从他面前跑到京城，罪行比梁廷栋大多了，而且锅还都是袁崇焕自己扣的，就这，袁崇焕都特别惜命，硬撑着不肯死。梁廷栋有什么好死的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还好好供着吴三桂的爸爸。

清军从长城各处不断入关，连续数次对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大规模洗劫，但是他们从来都没走过辽西。情况都这样了，你崇祯还在辽西花钱？

这不就一纯傻子吗？

就这情况，非要说锅是万历的，锅是天启的，乃至于说锅是历史周期律，都不对。

明末那情况，就是崇祯作死。

一个人得了感冒，不治都不一定会死。但是你非要跑铁人三项，就大概率会死。要是再加一场攀登珠峰……全村都去他家吃饭。

明末农民起义，很多人都说是天启七年开始的。但是其实，就是当年七月几百个饥民闹将起来杀了县令而已。事情真正闹大，已经是崇祯元年、崇祯二年的事情了。值得一提的是，天启皇帝在天启七年八月就死了，崇祯马上就继位做了皇帝，第二年才改了年号。在民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崇祯不但没有对灾区进行抚恤，反而裁减了工作岗位。

什么人，才会在收到危机信号以后采取新的措施加重危机？

明朝灭亡的时候，社会危机远没有发展到最大。很多人说宗室拖累财政，事实上明朝政府从不为此发愁，因为他们直接拖欠宗室俸禄，一拖就是几十年，实际上就是不发了。早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就有宗室闹到御前，追讨拖欠几十年的俸禄，最后官府就是发了一年了事，再闹也不给了。所以拿着这种根本就不发的账目说财政被拖累了，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只存在于GDP统计数字上的财务数字有什么用啊。就是土地兼并，明朝也没有发展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我们看明末起义领袖的事迹，都是旱灾之后出现了问题。李自成起义十几年，最后翻身都是因为赶上了中原大旱。甚至在崇祯自寻死路以前，清兵洗劫内地，农民起义军都会主动开过去和清兵作战。

这哪看出来明朝社会要灭亡了？

完全就是崇祯非要作死嘛。说到底，崇祯一直到最后上吊，也不过就是丢了山西一个省和北京一座城。后来山西还抓住机会反攻李自成。明朝十几个省，丢了一个省，不过就是十个指头伤了一个而已，结果吓得自己抹脖子上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怂的人？

在制度承载的生产力远没有发展到极致的情况下，在社会矛盾远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的情况下，因为决策者决策失误一波带走，这简直就是“主观能动性影响历史发展”的典型案例！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很明确地指出，历史有其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但是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部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会发挥重要的参与作用。

崇祯就是一个典型啊。

我们现在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谈到的支撑因素之一，就是庞大的人力资源，旺盛的社会消费，较高的人口素质，巨大的国内市场。在当时的世界上，这几个因素最集中的所在，就是明朝。就算这些因素在当时还没有让明朝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肯定不能说明朝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再说了，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凭空出现的。断言不可能，或者阴险一点虽然没有断言不可能但是拐着弯变着法说不可能，本质上不就是想说“中国不行”吗？最后再给说可以有机会的人扣个“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帽子。

这年头，猪八戒怎么那么多，到处都流行倒打一耙？

在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是他们尽可能地集结本国力量压榨外部世界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

在非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是他们尽可能地集结本国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要支持非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

这是很简单明白的道理。

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支持民族主义的同时，我们要防范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

分清主次，是具有良好逻辑能力的人基本素质。

具备良好逻辑能力却没有这样的基本素质，那是不可能的。

具备良好逻辑能力却没有表现出基本的素质，说明他们已经被错误的思想洗脑，以至于失去了基本的自知之明。

所以，“煽动逆向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最可恶。

不可能。

首先，没有鞑清，大萌不一样药丸？哪个封建王朝能活过300年？

接替大萌的王朝，也一样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核心的问题不是什么制度，而是外部刺激。

没有一个体量超级巨大的外部市场，中国这种和欧洲体量差不多的经济体，要完成资本主义，不过是做梦而已。

荷兰可以在16世纪就走向资本主义，因为它体量小，最多两百多万人口的国家，还不如同时代中国一个人口多点的府，吃下一部分国际贸易市场，搞搞流通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的经济力量在荷兰经济版图中的中占比就超过了旧贵族。

英国可以在17世纪走向资本主义，同样是因为它体量小，几百万人口的国家，体量也不过是同时代中国的一个中小省份，吃下一部分欧洲市场和中东市场，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可以超过旧贵族。

你想想，19世纪中期，整个世界都比17世纪富裕，英国独有印度这么大的殖民地，商品远销全球，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都是英国的倾销市场，而那会英国产业工人最多也就400万左右的样子（当时英国人口大概一千万出头，城镇化率50%左右，城镇人口也不可能全是工人）。

中国在那个时代，就算是把周边从日本到印度这一圈的国家殖民了，培育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力量，都一样是不够压制旧地主的。至于欧洲，那么远，航海技术不够，你就能卖点瓷器和丝绸之类被当成奢侈品的玩意，就一点奢侈品能养出多大的工商业势力？

中国为什么搞不来资本主义，因为古代全世界都太穷了，技术水平不够交通也不方便，物流成本就让很多商品走不出国门，内外部市场就更小了。

对比下，远洋交通技术远不如19世纪中期，人口远比19世纪少的那些时代，就算你开海贸易，那点外部市场能培养出多少产业工人？能有一百万？丢在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那点工商业的力量翻得起多大的水花？

整个欧洲，整体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那都是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技术扩散到他们那一圈离英国最近的国家后才发生的事情。

至于技术发展方面，中国本身的经济结构注定了，没有外部刺激，内部发展速度必定是缓慢的。

人口密度过大，农业严重内卷化不止会让农业无法资本主义化，过多的廉价劳动力会逆向淘汰萌芽状态的水力机械，水力机械是机械工业的基础，基础都打不起来，发展个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