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葛尔丹打败满清入主中原是不是葛尔丹比康熙更“伟大”？
首先，我们得明确“伟大”这个词在历史评价中的含义。通常，一个被认为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质：
深远的政治影响力： 他的决策和行动对当时的政治格局、社会发展产生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卓越的军事才能： 能够指挥军队取得胜利，尤其是在面对强大对手时。
高超的政治智慧： 能够处理复杂的政治局势，平衡各方利益，维系政权稳定。
对民族或国家发展的贡献： 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提升国家实力，或是在危难时刻挽救国家。
个人品质与品格： 如远见、坚韧、仁德、公正等，虽然这一点相对主观，但常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维度。
现在，我们来设想一下这个“如果”。
葛尔丹打败满清入主中原的情景：
如果葛尔丹真的成功了，这意味着他不仅具备了非凡的军事才能，能够击败如日中天、疆域辽阔的清朝；更重要的是，他还需要展现出超乎想象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能力，才能在战胜满清之后，稳固自己的统治，并有效治理这个庞大的、刚刚经历过巨大动荡的中原。
从“成事”的角度来看：
单从“入主中原”这一结果来看，葛尔丹无疑取得了比康熙更大的“功绩”。康熙虽然统一了中国，平定了三藩之乱，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但他的对手是明朝残余势力和内部的分裂势力。而葛尔丹挑战的是已经建立起强大统治体系的满清帝国。如果他成功了，这本身就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壮举，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将是毋庸置疑的。
从这个角度看，葛尔丹会因为其“开创性”的成功而被赋予极高的评价。 他可能被视为一位能够扭转乾坤、重塑历史的伟大战士和政治家。他的战略眼光、战场决断、以及对各部落的整合能力，将会被反复提及和歌颂。他打破了满清的统治，将中原置于新的领导之下，这在历史的进程中，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变局”。
但“伟大”是否仅仅是“成功”？
然而，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复杂而多维度的。仅仅“入主中原”这一项“成功”，是否就能让他比康熙“更伟大”？这里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伟大”的另一个层面：统治的质量和对后世的影响。
康熙皇帝的“伟大”之处：
康熙皇帝的伟大，并非仅仅在于他“坐稳了江山”。他的伟大更多体现在：
1. 巩固与统一： 他以雷霆手段平定了三藩之乱，消灭了南明政权，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这为之后二百多年的稳定统治奠定了基础。
2. 治国理政： 他勤于政务，虚心纳谏，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如收纳汉官、推广科举等，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汉融合。
3. 文化与开明： 他尊重汉族文化，编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对文化事业有一定贡献。他还曾与西方传教士交流，对西方科技有一定的了解和引进。
4. 抵御外侮： 他北抗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又收复台湾，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
5. 塑造制度： 他继承和发展了清初以来的政治制度，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皇权，虽然这也有负面影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清朝政治的走向。
如果葛尔丹成功入主中原，他将面临的挑战：
如果葛尔丹真的统一了中国，他将不得不面对康熙所面对的，甚至更严峻的统治难题：
统治合法性： 作为一个来自漠北的统治者，如何在心理上、政治上获得广大汉族民众的认同？他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统治合法性，这比征服本身更难。
国家治理： 他需要建立一套能够有效治理这个庞大帝国的官僚体系，这涉及行政、财政、司法等各个方面。他的民族背景和文化背景，是否能让他顺利地吸纳和管理原有的汉族官僚体系，并建立起一套新的、高效的统治架构？
经济发展： 战争往往伴随着破坏。他如何恢复经济，如何处理民族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如何促进生产发展，将是巨大的考验。
文化融合： 满清入主中原，多少还存在一些文化上的联系和认同基础（尽管存在矛盾）。而葛尔丹的文化背景与中原文化差异可能更大，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间的关系，避免文化的断裂和冲突，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后续继承： 他的统治能持续多久？他的继承人是否同样具备卓越的才能？
“伟大”的衡量：长期影响与稳定性
历史人物的伟大，往往不是看他能够夺取多少权力，而是看他如何运用权力，以及他的统治给后世带来了什么。
康熙的统治，尽管也有其局限性和残酷性，但它客观上为清朝的盛世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中国社会近三百年的走向。 他的许多政策，无论好坏，都深刻地塑造了中国近代史的面貌。
如果葛尔丹成功了，他的伟大程度将取决于他能否在战胜满清后，建立起一个稳定、繁荣、并能被广泛接受的统治。 如果他的统治仅仅是短暂的，充满了内部的动荡和外部的挑战，甚至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倒退，那么即使他实现了“入主中原”的壮举，也很难被称为比康熙“更伟大”。
结论：
如果葛尔丹打败满清入主中原，从“军事成就”和“颠覆性变革”的角度看，他会因为其开创性的胜利而获得极高的评价，可能在军事才能和政治胆略上被认为超越康熙。 毕竟，他成功地做到了康熙未曾做到的事情——颠覆已有的强大王朝。
然而，“伟大”的评判，更在于其统治的质量、对社会的长远影响以及稳定性。 康熙的伟大，在于他不仅统一了中国，更在于他能够以相对长远的眼光和务实的手段治理国家，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虽然最终清朝还是走向了衰亡）。
所以，葛尔丹能否比康熙“更伟大”，关键在于他入主中原之后，能否像康熙一样，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统治体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并促进社会的发展。 如果他能做到，那么他无疑会成为一位比康熙更具有“开创性”和“变革性”的伟大人物。但如果他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导致了更大的混乱，那么即使他的军事胜利再辉煌，也难以超越康熙在历史上的“伟大”地位。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关于“成就”与“影响”的权衡。葛尔丹的“成功”会是现象级的，但康熙的“伟大”在于其统治所带来的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历史的评价，往往更倾向于那些能够长久地改变和塑造历史轨迹的人物。
网友意见
看看这两个人在正式开打之前的较量，你就会明白「伟大」这个词，并不仅仅体现在武力上。
清康熙朝中期，准噶尔汗国快速扩张，噶尔丹日益不将康熙放在眼里，战争一触即发。
而在这两位名人正式开打之前，他们的较量早就开始了。
康熙十年（1671 年），噶尔丹回归准噶尔，这一年局势图如下：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噶尔丹东侵喀尔喀蒙古，这一年的局势图如下：
在这十六年，噶尔丹统一了卫拉特蒙古，陆续兼并了今天中亚、新疆地区的各个政权，建立了准噶尔汗国。
清帝国这边儿，康熙帝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在黑龙江流域驱逐了俄国侵略者。
以上内容，在本专栏前篇有详解，这里不再赘述。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在此期间，清帝国与准噶尔之间的三大矛盾：准噶尔扩张所产生的难民问题、进贡问题、对俄立场问题，以及在这三大矛盾中，康熙与噶尔丹的博弈。
一、难民问题
康熙十六年（1677 年），噶尔丹突袭自己的丈人兼邻居「和硕特部」，生擒其首领鄂齐尔图汗（《清史稿》记载其被杀）。
当年五月十九日，噶尔丹将战争中缴获的弓箭等兵器送到北京，向康熙帝献俘。
这种行为看似恭顺，但其实是给康熙出一道难题。
如果康熙收下，就说明清帝国认可了噶尔丹对和硕特部（与清朝为朝贡关系）侵略的行为；如果康熙不收，那就是驳了进贡者的面子，不合惯例。
当然，这种难度的题目并难不倒康熙，他是这么答复的：
「厄鲁特鄂齐尔图车臣汗与噶尔丹台吉向俱进贡，今噶尔丹台吉与鄂齐尔图车臣汗内自相残，以阵获弓矢等物来献，若径收纳，朕心不忍，可只收其常贡之物。」
翻译一下：「噶尔丹与鄂齐尔图汗以前都来进贡，现在噶尔丹把鄂齐尔图汗干掉了，又把缴获的战利品送给我，我实在不忍心收。这次我只收常规贡品，战利品就不要了。」
康熙的答复，既表达了自己对败亡者的同情，还没有伤及胜利者的面子，给出了这道题的完美答案。
然而，这只是个开头，之后噶尔丹出的难题越来越多。
从康熙十七年（1678 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 年），靖逆将军张勇多次疏报：
「甘凉近南山一带有青海蒙古庐帐数千，肃州境内有万余帐，皆系为噶尔丹所败，自西逃入内地者。」
「近时入内地行劫者，皆系被噶尔丹击败来奔、贫无所依之人。」
「传闻噶尔丹将侵吐鲁番，前哨已达哈密。」
这里的「靖逆将军张勇」，是清初大将，当时驻军甘肃。
这位老兄在《鹿鼎记》中亮过相，在小说中是一个武功还可以的侍卫，但在历史上，他是一个相当了得的人物。
在顺治朝，他率军打下了宁夏和甘肃；到了康熙朝，他又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守住了宁夏和甘肃。
打叛军的同时，他还监视着噶尔丹的一举一动，可谓分身有术。
翻译一下张勇奏报的内容：噶尔丹在天山南北四面出击，被他击败的部落、政权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这些人跑到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避难。难民贫无所依，就进入清帝国领土内劫掠，扰乱当地治安。噶尔丹灭掉吐鲁番后，其领地已经与清帝国接壤。
这又是一道难题。
这些难民因战乱走投无路，入内地劫掠，虽然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
这些人的代表是罗卜藏滚布阿拉布坦、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他俩都是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的子侄。
鄂齐尔图汗之前一直对清帝国很恭顺，要是康熙派兵打他们，道义上说不通，还有点逼良为娼的意思。
至于驱赶，也是不行，清准此时已经接壤，驱赶他们就是把他们赶回噶尔丹的统治下，与杀死他们无异。
更关键的是，清军出兵的行为很可能给被噶尔丹入侵的国家种下「他俩是一伙儿」的印象。
没关系，康熙有办法。
在今天的内蒙古西部有一大片地方，地理名词为「阿拉善沙漠」。总面积约 27 万平方公里，比江苏和山东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
这地方没啥水草，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在顺治六年，顺治帝就将原这里游牧的蒙古人移到水草丰美的河套草原，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
这样，在康熙初年，此地无人、无驻军、无行政机构，处在无政府状态。
康熙帝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地方。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康熙帝将被噶尔丹赶出家园的难民安置在阿拉善，并给他们分发食物、牲畜，让他们在此地放牧。
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清廷在此地设置「阿拉善和硕特旗」，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建立了正式的行政机构，将此地纳入清帝国的版图。
康熙帝的这种做法，有三大好处。
第一，解决了这些难民的生计问题。
虽说阿拉善境内大部分地区是荒漠，但在此边缘还有些水草地。如果康熙要移帝国境内其他牧民过去放牧，人家不爱去，原因无他，太贫瘠。
但是，对这些难民就不一样了。他们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只要给牲畜、给粮食、给地方，再艰苦他们也爱去。
第二，收拢人心。
在康熙帝安置难民后，难民代表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进北京谢恩。
康熙帝对他说：
「噶尔丹攻灭鄂齐尔图车臣汗，遣使献俘，朕不忍受而却之。尔等奔来边境，侵扰边民，念系迫于饥穷，后尔又引罪自首，即予宽宥。」
翻译一下：噶尔丹攻灭你的部落，杀了你的叔叔，派人把缴获的战利品送过来，我不忍心收啊。后来你们跑到帝国边境，侵扰边民，虽然有罪，但是考虑到你们是为生计所迫，而且还有自首表现，我就宽恕你们了。
你换位思考下，你要是难民的一员，吃着人家的饭，听完这番话，能不死心塌地跟着康熙打噶尔丹呢？
第三，增强边境守卫力量。
从宏观地缘来看，阿拉善是清准两方天然的战略隔离带。
噶尔丹攻灭吐鲁番后，其领土已经与清帝国接壤，而甘肃和阿拉善，就成了清准之间的战略缓冲区。
现在，康熙帝在阿拉善地区填上了一群与噶尔丹势不两立的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清帝国边境的保卫者。噶尔丹要想通过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西部侵入，就得先啃这些硬骨头。
二、进贡问题
其实呢，在噶尔丹刚刚上位那会儿，对康熙还是很恭顺的。
《清史稿》记载：
康熙十一年（1672 年）一月二十三日，厄鲁特（即卫拉特）蒙古噶尔丹台吉疏请，如其兄僧格台吉生前之例，照常遣员进贡。
（康熙）许之。
此时的噶尔丹刚刚击败了暗杀他哥哥的仇人，掌握了准噶尔的实权。他第一时间派人来通报康熙，说自己已经控制了本部，并请求像他哥哥之前一样，向清廷进贡。
「进贡」这种事，竟然还要请求？
没错。
这里呢，我要先解释一下「进贡」这个事儿。
常打扑克的朋友应该知道，所谓「进贡」就是输了之后给赢方最好的牌，是件比较丢人的事儿。
然而，历史上的进贡，却是藩属国们所期盼的。
原因无他，好处多多。
举个例子。
顺治十二年，顺治帝确立了喀尔喀诸部贡品和清廷赏赐的定制。
喀尔喀诸部需进「九白之贡」，白驼一头、白马八匹；
作为回礼，清廷赏赐给他们的东西则是：银茶筒一（重三十两），银盆一，緞三十匹、青布七十匹。
先看看贡品的价值。
在清代，由于清廷始终控制着马匹的产地漠南蒙古（今内蒙古），供给充足，所以马的价格相当便宜，康熙年间关内一匹马的市价还不到十两白银。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喀尔喀诸部贡品的价值大概也就一百两白银。
再看看清廷赏赐的价值。
康熙年间，一匹绸缎约合白银二两，两匹布约合白银一两，银盆参考我们日用铜盆的大小，大概在八十两左右。将以上东西换算一下，那么清廷赏赐的价值就超过了二百两白银。
由上可见，喀尔喀诸部在进贡过程中所获得的赏赐，相当于其贡品价值的两倍多。更关键的是，像银器皿和丝绸、布帛这些东西，蒙古人造不出来，不进贡的话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所以，在那会儿，这些藩属国都渴望着进贡。
占便宜的事儿，谁不想干呢？
噶尔丹也是这么想的。
此时的准噶尔与沙俄常年互市，双方各取所需。
但是，俄国人能够提供的商品范围有限，并没有丝绸、瓷器等我国特产。
随着噶尔丹的扩张，其管辖的地盘和人口不断增加，之前小规模进贡所换回的赏赐，已经无法满足这个游牧帝国的日常需求。
这时，噶尔丹就开始动脑筋啦。
既然进贡与回礼的比值是固定的，也就是 1:2 左右。那么，如果我扩大分子，即进贡品的价值，那么康熙那边儿的分母也应该等比例扩大。
虽然这种想法有点一厢情愿，但噶尔丹确实将此事付诸了实践。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润）二十九日，噶尔丹遣人进贡，清单如下：
贡马四百匹、驼六十头、貂皮三百张、银鼠皮五百张、猞猁狲皮三张、沙狐皮一百张、黄狐皮二十张、活雕一只、贴金牛皮五张、鸟枪四杆。
这是一份极其昂贵的清单，各种兽皮有上千张，马驼近五百头，已经远远超出了喀尔喀蒙古「九白之贡」的范畴。
你说康熙得给他回多少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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