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清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指导下，如果满清晚灭亡一段时间，整个中国是否会彻底被肢解？
首先，“满清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这句话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它暗示了满清政权在面对外部侵略时，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其统治阶级的利益之下，甚至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苟延残喘，并且在内部，它将汉族等主体民族视为“家奴”，缺乏真正的民族平等待遇，从而加剧了民族矛盾。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分析“如果满清晚灭亡一段时间”可能带来的后果。
如果满清晚灭亡一段时间，而不是我们熟知的历史进程（即满清统治土崩瓦解，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得以延续），那么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境，它们共同作用，最终导向“彻底肢解”的可能性：
一、 外部列强的瓜分野心更加赤裸和直接：
历史告诉我们，晚清时期，列强早已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欲滴。但即使在满清统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列强采取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即在既得利益基础上，维持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体，但将其变成各方势力划分势力范围的“公共殖民地”。
如果满清晚灭亡一段时间，且其统治力量进一步衰弱，但未形成有效的替代性权力中心，那么这种“瓜分”的性质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列强之间的制衡可能会减弱，因为一个摇摇欲坠的满清政权，在某些时刻甚至可能成为列强互相牵制的工具。一旦这个工具消失，而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列强直接瓜分的动力和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势力范围的固化与扩张： 俄国在中俄边境的扩张，日本在东北和台湾的野心，英国在西南和长江流域的利益，法国在南方沿海的势力，德国在胶东半岛的驻军，美国在“门户开放”下的机会，这些都已经有了现实的苗头。满清统治的真空，将为它们提供更直接、更便利的机会，将现有的势力范围转化为直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例如，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吞并外东北，日本可能完全控制朝鲜并进一步向中国东北推进，英国可能会将缅甸与云南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将长江流域纳入其保护范围。
“属国”制度的变本加厉： 即使不直接吞并，列强也会强化对中国各地的控制，将其变为名副其实的“属国”。中央政府的权力真空，使得地方督抚和军阀更易被外国势力收买或控制，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由外国势力扶持的“小中国”。
二、 内部力量的离心与分裂：
满清末年，中央政府的权威早已衰落，地方实力派坐大。如果满清的灭亡来得更晚、更混乱，这种趋势只会加剧。
军阀割据的失控： 辛亥革命的发生，恰恰是因为满清的统治已经无法维系，而袁世凯等军阀趁势崛起。如果满清晚灭亡一段时间，其统治的彻底瓦解，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最后一点合法性也随之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军阀，包括那些已经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军阀，将更有理由宣布独立，或者形成更加稳固的、独立于任何中央权威的势力范围。东北的张作霖、北洋的段祺瑞、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西南的滇军和桂系，以及南方各省的实力派，都可能在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来整合的情况下，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
民族主义的异化与地方主义的抬头： 晚清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反满”情绪，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当满清政权消失后，如果未能及时建立起一个能够凝聚各民族的新的国家认同，那么单纯的“汉族主义”或者地方自治的呼声可能会在某些地区被放大。尤其是在一些非汉族聚居的地区，例如蒙古、西藏、新疆等，外部势力的渗透和挑唆，加上中央政府的缺位，极有可能导致这些地区的分离倾向，甚至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宣布独立。
经济利益的割裂： 各地的经济发展本来就不平衡，再加上列强的经济渗透，一旦失去中央政府的统筹和规划，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可能被进一步削弱，甚至沦为被外部势力控制的经济附庸，地方的经济利益驱动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分裂。
三、 缺乏有效的国家整合力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变革时期，最需要的是能够整合国内力量、抵御外部侵略的强大中央政府。
革命党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但其本身也存在局限性，未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革命政党，并能有效控制全国。如果满清晚灭亡一段时间，并且是以一种更加混乱、更加无序的方式，那么革命党可能在清算满清余孽、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遭遇更大的困难，甚至可能因为内部的派系斗争而无法有效应对外部威胁和国内的分裂。
“家奴”心态的遗毒： “满清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中的“家奴”心态，不仅仅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态度，也可能体现在社会各个层面。如果缺乏对民族平等、国家统一的深刻认识，那么即使在满清灭亡后，也可能出现地方精英或官僚，为了维护自身在特定区域的利益，而选择与外部势力合作，将本国领土变为外国势力范围的现象。这种“家奴”式的政治思维，如果未能及时得到纠正，将是国家分裂的重要内在因素。
那么，“彻底肢解”会是一种怎样的图景？
“彻底肢解”意味着中国不再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完整的国家而存在，而是分裂成若干个部分，这些部分可能：
1. 被列强直接吞并： 例如，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外蒙古和新疆被俄国控制（或成为其保护国），西藏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沿海地区被多个西方国家瓜分。
2. 成为列强的“保护国”或“势力范围”： 就像历史上的东南亚国家或一些东欧国家一样，名义上独立，但实则被外部势力牢牢控制，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蚀，其政治、经济、外交都由外国主导。
3. 形成孤立的、地方势力割据的政权： 各地的军阀、地方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冲突，但整体上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
4. 出现多个“中国”： 比如，一个由国民党控制的南方政权，一个由北方军阀控制的政权，东北、新疆、蒙古等地则完全脱离中央控制。
总结来说， 在“满清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指导下，如果满清晚灭亡一段时间，且其灭亡过程是混乱而非有序的，那么中国被彻底肢解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主要原因在于：
外部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和机会。
内部的离心力量（军阀、地方主义）缺乏制约，反而可能被外部势力煽动和利用。
国家整合能力和民族认同尚未形成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分裂。
历史的轨迹是复杂的，我们无法预知一个完全不同的“如果”。但基于晚清的内在危机和外部压力，以及当时国际政治的格局，一个晚一些、更混乱的满清灭亡，极有可能使中国落入比我们熟知的历史更糟糕的境地——彻底的肢解，变成列强手中的玩物。这不仅是国家主权意义上的肢解，更是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的重大挫折。
网友意见
老规矩，涉及清朝的问题关评
先就题目解释几个问题，第一，所谓【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原话为【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出处也不是慈禧，而是著名保守派大臣刚毅，第二，基于第一点，【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从未成为清帝国的指导思想，他只是晚清危局中保守派的一种声音而已。
然后回答一下本问题，先说结论：在姚大力看来，清朝不仅不会导致中国被肢解，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如奥斯曼等旧式帝国被瓦解的命运，其关键就在于清代的国家建构模式。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会发现这一过程并不是随时间同步扩张的，而是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奠定了框架，此后的王朝在此基础上扩张或缩小，千年后的宋明版图与秦汉时代差异不大，而元清帝国的版图则极大的超过了秦汉帝国的疆界，传统上人们将此归因于游牧民族的征服性扩张，但是姚大力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两种国家建构模式的不同。
胡鸿在《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中将秦汉帝国的疆域限制归因于三个因素：维持大一统帝国的内部消耗、地理环境与农业经济的限制、政治组织与华夏帝国的差异度，而姚大力则着重强调了其中的第二点，并且将这一环境因素细化为“雨养农业所必需的300-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而这条线实际上与今日的黑河-腾冲线基本一致，这条线也由此勾勒出了传统帝国能够推行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以清末的视角可以大体理解为汉地十八省）总之，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传统帝国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疆域极限，对于核心区域以外的广大边疆地区，帝国难以推行郡县制的直接统治。
对于核心区域以外的边疆地区，传统帝国采取了羁縻政策，而在羁縻政策下的地区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在宋元土官、明清土司制度下通过改土归流逐渐内地化，一种是逐渐脱离附属关系甚至转变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前一种情形受到极大限制，能够改土归流的地区必须维护紧贴汉地农业社会的可垦殖地区，并且规模不能过大，因此能够真正实现改土归流的区域十分稀少。
而以元清为代表的北方王朝则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王朝的多元帝国模式，实现了将疆域扩展到广袤边疆的目标。以清代为例，清帝国将郡县以外的四夷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传统的土司地区，这与宋明帝国并无区域，二是外藩各部，包括内扎萨克、察哈尔、喀尔喀、青海、西藏等地区，具体治理事宜均由理藩院管辖，三是域外朝贡诸国，其中第二类以理藩院实现对外藩各部的统治模式正是多元帝国模式的关键。有趣的是，当清帝国试图为理藩院寻找历史渊源时，却发现只能找到元代的宣政院，在宋明之中并无类似机构，实际上“宣政院”与“理藩院”正是元清多元帝国不同于传统帝国的重要内亚资源。
在具体制度设计不同的背后是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对理想社会的差异。传统帝国将最终理想建立在差序格局的同心圆式天下观上，将教化四夷作为文明发展的方向，因此在这种天下观念中，华夷不是并列的族群，而是在文化层面上的等级差异，对于文化程度低、难以推行农业经济的边疆地区，传统帝国的终极目标是推行教化，而在难以推行汉化时则满足于羁縻政策的间接统治，但是对于元清多元帝国而言，他们并未将“车同轨，书同文”的汉化政策为最终理想，而是将内地、满洲、蒙古、新疆视为清帝国中平行的多元版块，通过理藩院在外藩各部推行内地郡县式的直接治理，力图把国家治理和保持各地区的多元性最大程度的结合起来。
清代的国家建构模式对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清末民初对大一统中国危害最大的不是满族统治，而是民族主义思潮和地方主义思潮，他们的具体表现包括汉地十八省独立建国、联省自治等多种形式，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就满洲是否属于中华民族这一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他们都认可西藏、新疆、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无疑体现出清朝对于现代中国建构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张，正是清代多元帝国体系留下的直接遗产。
总而言之：相较于传统帝国而言，清帝国疆域的扩张不是所谓游牧民族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是国家建构的结果，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行政上的胜利，清代留下的多元帝国体系突破了传统天下观念的限制，成为现代中国多民族格局的重要遗产，而彼时真正试图分裂中国的，除列强的外部干预外，还包括内部以汉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
说的他想不完蛋就能不完蛋似的……为什么你们要把历史描述成那么主观、唯心的东西？
还亡国灭种，还肢解……不是，1912年大清完蛋，1914年一战开打，列强哪有心思来肢解你？连p社游戏的mod制作者（kr制作组）都知道这事比德国打赢一战还不靠谱。
求求你们了，黑清有点水平，别动不动就搞宏大叙事。有空多看看清朝时人记载/书信，挖点黑料，岂不美哉
恰恰相反，只就“民国代清”来说，中国得以维持统一，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于满清将天下“让与家奴”。
我猜题主压根没读过《清帝逊位诏书》，也不知道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的“主权转移说”。
虽然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百年之间曾经涌现过无数主权方案，但在辛亥这个节点最可能实现的只有两种，这里也只讨论两种：
一、南方民党的“民族自决说” [1]
民党向来是以美国为楷模的，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就有“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武昌首义后，11月9日，黄兴去信袁世凯：
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可见，民党对辛亥革命中“革命”的认识就是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分离-联合”，即各个地方单位由帝国中分离出来，再联合为一个新的国家，在民党那里又分为两个过程：一是各省独立、建立军政府；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五族独立。虽然民党也倡议以“五族共和”为政体、以“五色旗”为旗帜，但实际上鄂军都督府并未悬挂五色旗，而是使用代表汉民族主义的十八星旗，与陈天华所说的“离英独立”一致：民党中许多人只关心汉地十八省独立，而不在乎光复“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
因此，康梁始终不看好民党方案。梁启超在辛亥之后立即写了一篇《新中国之建设问题》，提到对五族独立的忧虑：
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武昌首义后，外蒙和西藏通电独立，其中哲佛的通告是这么写的：
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代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相继脱离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
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布的通告与之相似，不再列出。以民党的“民族自决”方案，显然无法阻止边疆独立。
二、北洋政府的“主权转移说”
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以《清帝逊位诏书》为依据，其中有清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政体”、“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句，以此建立了一个由清帝到袁世凯的主权转移过程。诏书称天命已经转移，人心倾向共和，清帝顺应天命，“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实际上是“让与”袁世凯这个“家奴”。这显然也是一种“革命”，并且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商代夏、周代商”的天命说。可见，北洋政府同样认可辛亥事是一场革命，只不过这是一个“民国代清”的天命更替过程。
关于“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句究竟是主权让与的条件，抑或仅仅是让与的具体安排，向来争讼不已，且按下不论。需要注意的是，清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的“全国”，无论是指满、汉、蒙、藏、回“全体国民”（nation）[2]，还是指“国家”（state） ，即袁世凯全权组织的临时共和政府，都指向了一种不可分割的集体人格。在有贺氏看来，这种安排说明，哪怕是没有参与革命以及不赞同共和的地方和外藩也包含于民国领土之内，无需通过选举和召开国民会议进行建国[3]。与此同时，南方民党建国时仅有十七省代表，其中又仅有十四省独立，代表性明显不足。
之后的历史无需多言。南北议和后，2月12日，清帝下诏逊位。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6日，袁世凯表示接受。双方均认可“五族共和”的主权结构，北方建国方案胜出。袁世凯就任民国元首后，马上出手遏制蒙、藏分离主义，连续发《劝谕蒙藏令》、《蒙藏主权声明》。袁世凯在劝告哲佛放弃独立的信中是这么写的：
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以总揽政务权，举付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区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库伦本为民国领土……甚盼熟筹利害，使我民国受于前清之领土及统治权完全无缺。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民国得以维持国家统一，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满清将天下“让与”袁世凯这个“家奴”。它至少有两方面含义：首先，满清迅速投降，避免了南北内战，没有给边疆造成事实独立的机会；其次，民国继承清帝的法统，为民国对边疆的主权提供了法理依据。此外，民国移鼎作为肇造新夏的一个奠基性事件、模范性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人们的行为和思考，比如新中国建国时同样面临着与南方民党相似的国家尚未统一、政治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新中国是如何处理代表性问题，国家结构中又遗留有哪些清帝国的制度痕迹，相关讨论甚多，不再具表。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中国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清帝国的国家结构。这就是白鲁恂等文化取向的海外中国学者在更早的历史中寻找中国“现代国家”线索的原因，孔飞力更是将自己对中国现代国家的思考锚定到魏源、冯桂芬等人身上。在这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并非“两个中国”，而是一个连续的“中国”。
参考文献：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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