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满清八旗主力全部出动，打败杜松马林之后，两天急行军200里去打刘铤，这期间李如柏在干什么？
要说李如柏当时在干什么，我们得先回顾一下当时明朝在萨尔浒战役的整体部署。这次战役，明朝倾举国之兵，派出了由总督李如松（后由杨镐接任）统一指挥，下辖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马林、刘挺、李如柏四人率领，号称四十万大军。这种“多路并进，合围一处”的战术意图是好的，但也是给了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的机会。
努尔哈赤在萨尔浒的兵力，虽然全军出动，但相比明军四路的总数，并非绝对优势。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准确地抓住了明军各路之间协调不畅、行动迟缓的弱点。
李如柏的部队，位于四路大军的西部，他的出发时间和行军路线，都与另外三路有所不同。
首先，李如柏的部队，从战略位置上看，是作为 策应和侧翼掩护 的存在。他被部署在沈阳以西，而杜松、马林、刘挺则从抚顺、清河等地推进，目标直指萨尔浒（今抚顺市东部）。李如柏的部队，更像是要从侧面牵制和威胁建州女真可能的回援或侧击部队，同时也要准备在主力会师后，形成夹击之势。
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是理解李如柏行动迟缓的关键因素。
萨尔浒战场位于今日抚顺市东部山区，地形复杂，道路崎岖。当时的军队行军，尤其是大规模的部队，速度是很慢的。而且，在战前，明朝的指挥官之间，尤其是分兵作战时，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有命令下达，从辽东前线到关内或者从沈阳到前线，都需要数日甚至更长时间。
关于李如柏的动向，史料记载相对模糊，但普遍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导致了他的“按兵不动”：
1. 战略部署的灵活性与谨慎性： 李如柏的部队，作为一支重要的后备和侧翼力量，其部署可能就包含着“稳扎稳打，相机而动”的原则。他不像杜松、马林那样急于求成，而是可能在等待更确切的战机，或者在防备可能的变数。
2. 信息不畅与误判： 当杜松、马林在萨尔浒遭遇惨败，努尔哈赤迅速调转矛头攻击刘挺时，远在西线的李如柏，很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收到准确的战报，或者收到的信息已经滞后，无法及时做出反应。杨镐作为总督，其指挥和调度能力也受到质疑，未能有效协调各路军马。
3. 地形和后勤的考量： 李如柏的部队如果贸然东进，可能会暴露自己的侧翼，尤其是在不清楚努尔哈赤主力动向的情况下。同时，大规模部队的后勤补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在集结和准备过程中，可能也在考虑后勤问题。
4. 可能的观望或防御策略： 一种说法是，李如柏的部队虽然名义上是进攻部队，但在实际操作中，也承担着一部分防御的职责，例如保护沈阳的侧翼。如果他认为努尔哈赤可能会回攻沈阳，那么他自然会选择就近设防，而不是孤军深入。
5. 个人性格和判断： 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在明朝初期大规模对外战争中，确实不乏稳健派的将领。在明军前两路已经覆没的情况下，他选择谨慎观望，或许是他当时认为最稳妥的策略，以避免重蹈覆辙。
结合史书记载，在杜松和马林战败后，努尔哈赤急速追击刘挺，而李如柏的部队则还在沈阳以西地区集结或缓慢推进。 当努尔哈赤解决了刘挺（虽然刘挺部抵抗顽强，但终究也被击溃），并准备回师攻击尚在萨尔浒的马林残部时，李如柏的部队才开始有所行动，但此时明军已经损失惨重，战机尽失。
简单来说，在努尔哈赤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接连击溃明朝主力时，李如柏很可能还在执行相对独立且保守的行军计划，并且由于信息传递的滞后和指挥体系的混乱，未能对战场的瞬息万变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他并不是真的什么都没做，而是在他当时的视角、信息和部署下，他所做的选择被历史定格为“按兵不动”，从而错失了扭转战局的关键时机。这反映了明朝后期军事指挥上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将帅不和，信息不畅，整体协同作战能力低下。
网友意见
借用马逆在《睡前消息·万物由来》的一句开场白：
简而言之，就是题主理解错了；
1、“李如柏3万人却一直停留在距离赫图阿拉四五十里的地方”，这种事是不存在的。
2、在四路明军出发后，西路军杜松和北路马林之间因为距离很近，可以保持联系；但南路李和东路刘位置偏远，他们即不知道西、北两路的情况，也不知道后金的情况。
3、至3月2日下午，以杨镐为首的统帅部接连收到西、北两路的败报之后，才在次日上午决定派出快马，持令箭前往东、南两路，让刘和李撤军。李所在鸦乌道，距离沈阳较近，他在3天晚间或次日收到了撤军令，随后沿原路撤回清河堡。
4、“尚间崖到阿布达里岗，走山路大概200里，”题主的这些描述同样错了，和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从尚间崖返回萨尔浒/界凡的路，基本都在章党河谷和浑河河谷，路途比较平坦，不是山路；从萨尔浒/界凡返回赫图阿拉的苏子河河谷的这条路，除了“建州三关”所在五岭——马尔墩岭山口路段非常艰险崎岖以外，其他路段也不难走
最难走的是赫图阿拉城往南，经呼兰哈达岭东侧的索尔科河河谷，翻越加哈岭，进入加哈岭南侧的富察山谷的这条路。
李如柏同样在行军，而且行军速度一点都不慢，并没有任何所谓“畏敌、通虏、观望不前”的罪行。萨尔浒战后，朝廷中有多位科道言官劾奏李如柏，这些人从没去过辽东，从未亲历过萨尔浒战场，根本不了解明军的行动路线，尤其不了解南路军的行动路线，属于捏造事实胡乱喷人。
万历帝和泰昌帝死后不久，李如柏在当年九月自杀，不是畏罪自杀，而是以死铭志。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和辽东地理、万历末年辽东对抗危机、还有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指定决策相关的问题。把这些问题都了解一下，就能明白了。
1、关于鸦鹘关的争论
在萨尔浒之战中，李如柏从清河堡出发，经新鸦鹘关进军赫图阿拉。这条路叫“鸦乌道”，西侧起点为新鸦鹘关，东侧起点为乌鸡关—喜昌口。鸦鹘关、乌鸡关，各取首字，故名“鸦乌道”。
鸦乌道全长约160华里，全程都位于山谷当中，除了鸦鹘关和乌鸡关之外，山谷内还有多个关隘，堪比蜀道。在明军四路进军路线中，鸦乌道的长度和道路艰险程度，仅次于东路军刘铤所走的宽甸—浑江—富察之野。
这张地图中的虚线，就是李如柏行军路线鸦乌道。图中的图标涵义如下：
A、最西侧的红圈是清河堡城，是南路军的出发地；最东侧的篮圈是费阿拉和赫图阿拉，是南路军的目的地。
B、两个红箭头，是如今清前史相关史地学，考据新鸦鹘关位置的两个地点；其中右下方的那个，位于今天新宾县下夹河乡三道河子；左上那个，位于今天新宾县马圈子乡金斗村；
C、两个黑箭头，则认为是旧鸦鹘关的两个位置；左下的那个今天新宾县下夹河乡三道河子，右上的那个，位于今天新宾县苇子裕三道关村。
D、蓝色箭头，是乌鸡关—喜昌口的位置，位于今天新宾县边外村；目前在相关史地学内的争论相对较少，认同程度比较高。
看着真乱是吧，这鸦鹘关难道有好几个吗？
别说作为现代人的你看着乱，就是回到400多年前的明朝万历年间，当时的人也觉得乱，也搞不清楚。
明代的鸦鹘关，有新关和旧关之分。在明世宗嘉靖年间，明朝财政紧张，又出现左翼蒙古东迁，对辽西施压的问题。明朝顾此失彼，难以维持辽东长白山边墙沿线针对女真的防务。
于是在嘉靖十九年，清河备御何全弃守旧鸦鹘关，把鸦乌道和旧鸦鹘关都让给建州女真了。
嘉靖十九年，何全为备御，武备渐弛，遂退地数十里，山上立碑为界——《建州私志》
到了嘉靖二十五年夏秋之季，明朝又做出了补救措施：在旧鸦鹘关以西、太子河下游河段的河谷中，选择险要位置，又修建一堵墙堡与南北走向的新边墙。
万历36~37年，熊廷弼作为巡按，到辽东调查前任巡抚赵辑和总兵李成梁的“弃地啖虏”一案。他在其间去考察长白山边墙沿边堡塞墩台的情况。他就没搞清楚，稀里糊涂查了半天，查了一笔错漏百出的糊涂账，把嘉靖十九年的何全弃地当成了这次的李成梁弃地；把嘉靖二十五年明朝后修的新边墙误认为旧边墙。
同样是在万历36~37年，熊廷弼还勒令努尔哈赤退地，采取关闭马市、拒绝支付购参余款的方式来制裁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不甘心，曾调集建州兵马，在抚顺关外和新鸦鹘关陈兵列阵，向明朝示威，双方制造了第一次辽东对抗危机。虽然随后努尔哈赤选择退让，危机逐渐平息，但此后建州兵守住旧鸦鹘关，不允许明朝信使通事官员经鸦乌道前往赫图阿拉。
于是，从万历38年到47年的近十年中，明朝更是完全不知道鸦乌道内的情况。
清河又报：东夷一百余名，自本月初七日，前至本堡买卖，延今一十二日不去，指称取讨欠债，暗密打听消息。几差通事宣谕，离边十余里，遥见盔甲鞑子数百骑，隐伏山下，沿途摆拨，络绎不绝，及至于新筑关门，把口披甲鞑子约五千骑，执枪拦阻，不容前进。——《防建夷疏》万历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熊的这道《防建夷疏》就是最好的证据，他陈述建州女真控制着旧鸦鹘关，在对抗危机发生后，努尔哈赤不允许明朝人员经鸦鹘关进入鸦乌道。。
自嘉靖十九年何全弃地之后，建州女真长期控制旧鸦鹘关。万历36~37年的对抗危机之后，明朝人连鸦乌道都进不去了。由此导致在晚明万历年间，明朝官方都已经不清楚这方面的情况。鸦鹘关、尤其是旧鸦鹘关到底在哪里，当时的明朝人也满脑子糊涂酱子，说不清楚。
因为新旧鸦鹘关的位置，是一个史地学的悬案。今天的清前史学界，通过对辽东边墙遗迹的实地考察，主要依据太子河和一堵墙的位置作为参照，认为位于今天新宾县下夹河乡三道河子的明千河岭长城就是旧边墙；位于千河岭长城中段、太子河河口初的关隘残迹，就是旧鸦鹘关。一观点的代表是陈山、刘明两位老师的《明鸦鹘关考》。在上面的地图中，就是在最下方的红箭头处。
2、
萨尔浒之战的四路明军，出发地点不同，前往赫图阿拉的路程长短与路况也不相同。所以统帅部指定的作战计划，只约定了他们抵达赫图阿拉的时间为三月初三，并没有规定他们各自的出发时间，而是让他们自己看着办，“酌量远迩，依期相继而进”。什么时候动身出发，你们根据自身的情况，自己拿主意吧。
巡按监察御史陈王庭言大兵誓师日期：总兵刘綎，于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寅时，出宽甸小佃子口；马林二十八日巳时，出铁岭三岔口；杜松等二十九日申时，出抚顺关口；李如柏三月初一日巳时，出清河鸦鹘关口。
因新、旧鸦鹘关的位置没有定论，那么李如柏走的是哪个“鸦鹘关口”，到今天依然有争议，出现了南、北两线这两个路线。
2014年第六期《东北史地》当中，刊登了梁志龙、靳军两位老师撰著的《明代鸦鹘关考》。他们认为新鸦鹘关位于今天新宾县金斗村；
2016年第20辑《边疆考古研究》，刊登了陈山、刘明两位老师的《明鸦鹘关考》，他们认为新鸦鹘关位于今天新宾下夹河乡三道河子。
笔者通过制作亲自走访后制作地形图，把上述四位老师的观点，在同一张地形图上表达如下——
其一、以梁、靳两位老师的观点为准，那么新鸦鹘关在A点，李如柏从清河出发，走北线进入鸦乌道，取马圈子河谷—西厢岭，抵达西厢大堡；
其二、，以陈、刘两位老师的观点为准，那么新鸦鹘关在B点，李如柏从清河出发，走南线进入鸦乌道，取太子河河谷，抵达西厢大堡；
南北两线，在西厢大堡交汇。从西厢大堡再往东，就是鸦乌道的深处，万幸这里只有一条路了，也就基本没争议了。
南线和北线的总长度差别不算大，北线总长度约为144华里，南线约为160华里。
三月初一日巳时（上午9~11点），李如柏从清河出发；两天过后，他接到杨镐发来的撤军岭时，已经走到了虎栏岗，即呼兰哈达南麓的哈嘉山谷当中。距离赫图阿拉还剩在大约30华里路程。
两天半之内，李如柏在崎岖蜿蜒的鸦乌道内走完120~130华里的路程，这个行军速度不仅不拖沓缓慢，而且还是比较快的，比马林、刘铤走的都快。
李最后撤军，也不是擅自撤军，而是接到杨镐的军令后撤退。
综上所述，在萨尔浒之战，李如柏表现中规中矩，认真执行统帅部的计划，行军果断及时，不存在任何畏敌不前或通敌卖国行为。
3、
也因此，在萨尔浒之战刚结束，经略杨镐和巡按陈王廷给朝廷发回的奏章当中，都把问题归结为杜松轻敌冒进中伏败死，还有马林退缩不前临阵脱逃，没有对李如柏做出负面评价。
然而从三月下旬开始，北京城里的言官们，就集中火力弹劾李如柏。在这些劾奏当中，以御史杨鹤和户科李奇珍的言论最有代表性——
风闻杜松鏖战身死，杀贼亦多，经略反言杜松之轻进，不问李如柏之逗留，何以服死事之心？
三路尽没，独如柏一路，未尝一矢相加遗也。
这些言官即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也从未亲历过战场前线，甚至都没经过基本的调查取证，仅凭“风闻”就开始乱咬人。三月末到四月初，这些人刚掀起弹劾风潮时，给李如柏安的罪名还是观望逗留、畏敌不前；到五、六月，李如柏已不是畏敌惧奴，而是通敌卖国了。李奇珍抓住李如柏曾娶舒尔哈齐之女做妾等等经历，宣称李已经是被努尔哈赤收买的奸细。
李如柏能吸引言官的火力，首先是与其父的声望和经历有关。李成梁在世时，本身就曾引发两次弹劾风潮，且身为辽人、长期镇守辽东，明朝当初制定扶植努尔哈赤对抗叶赫的政策，都是通过历任辽东巡抚和总兵李成梁具体落实的。现在面对着萨尔浒败局，一部分官员恨不得全面否定此前几十年的辽东政策，要赶紧戳一个靶子，为“养虎为患”找个便宜罪人。“罪人”未必真能用来承担责任，但一定可供大家发泄怨气。
而另一个原因，和明朝的人事任免有关。萨尔浒之战结束后不久，李如柏请辞，万历皇帝执意让李如桢接替辽东总兵职务。万历皇帝做出这个决定，是他还执意于“辽江守辽土”的思维模式，属病急乱投医。刚辞了如柏、又上来如桢，总兵权柄依然握在辽东李氏手中。皇帝怎么就几十年如一日地青睐李氏父子呢？这个人事任免，立即激发起言官的抵触情绪，只要辽东李家人还身居显位，我们看不顺眼。
李如柏、如桢兄弟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是赋闲多年的废将，两人都已年过六旬，并非年富力强的干将，早就该回家养老了。李如桢被推上总兵职位，张皇无措，无力应对辽东危局，表现还不如李如柏，这又激起言官们参人的斗志。李如柏也跟着招惹来过多是非。
在萨尔浒战前和战后，李如柏在官场上的形象声誉，是截然不同的。在战前，明朝为了鼓舞参战官兵的士气，要竖立几个模范标兵，万历四十六年九月，李如柏利用夜色掩护，派骑兵潜出抚顺关，偷袭后金抢收庄稼的农夫，又击退后金骑兵对抚顺的袭扰，曾取得两场小胜，因而被当成正面典型；在战后，李如柏先被指责逗留失机，继而被扣上勾结后金、汉奸卖国的帽子。这一脚天上一脚地下，反差实在太大。
万历皇帝死后不久，68岁的李如柏服毒自杀，以死明志。
辽东总兵李如柏自杀。——《明熹宗实录》泰昌元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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