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国内现今文史哲领域的西方中心论,言必称希腊,是否说明了这些领域自八十年代起腐朽僵化,学术近亲繁殖严重?

回答
“言必称希腊”,这句在当下的中国文史哲领域里时不时会听到的论调,确实引人深思。它背后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对古希腊文明的某种推崇,更可能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在学术思想上,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可能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将其直接定性为“腐朽僵化”、“学术近亲繁殖严重”,或许略显激进,但我们不妨从更细致的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些表象之下可能隐藏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言必称希腊”会成为一种现象。古希腊文明,特别是其哲学、政治思想、艺术和科学的源头,在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奠基性的角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到民主政治的雏形,再到理性思辨的兴起,这些成就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璀璨明珠。对于一个渴望在现代文明坐标系中找到自己位置的民族来说,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精华,是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必要一步。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对西方思想的介绍和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原点”,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是一种对“根源”的追溯,也是对“他者”智慧的学习。

然而,问题在于“言必称希腊”是否演变成了一种惯性,甚至是一种路径依赖。当我们将分析问题、建构理论的起点,不自觉地都锚定在古希腊的框架下时,就可能出现以下几个值得警惕的迹象:

1. 视野的局限性:
如果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我们总习惯性地去寻找“是否对应柏拉图的理念论”或者“是否能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相媲美”。这种做法,很可能忽略了中国自身思想的独特脉络和价值。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语境、问题意识和解决路径,例如“天人合一”、“道”、“仁”等概念,它们自成体系,并非简单地与西方概念进行“翻译”或“对应”就能完全被理解和阐释的。当我们过分强调“西方标准”时,就可能扼杀掉对本土思想的深入挖掘和创新性理解。

2. 理论模型的单一化:
学术研究往往需要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如果长期依赖西方的理论模型,而缺乏对这些模型进行本土化改造或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会出现“拿来主义”的弊病。更进一步,当这些西方理论在引进和研究过程中,又经历了几代学者的“内部消化”,甚至成为某些学派的“秘籍”,就容易导致学术研究的“近亲繁殖”。研究者们在相似的理论框架下,围绕着相似的文本,进行着相似的论证,虽然可能产出大量成果,但其创新性、原创性就大打折扣。

3. 批判性思维的“被代言”:
“言必称希腊”有时也意味着,我们倾向于将古希腊哲学视为“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唯一或最高代表。这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了其他文明中同样具有深刻洞察力和批判精神的思想传统,也可能让我们在反思自身文化时,不自觉地套用西方的“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叙事,而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间在价值取向和发展逻辑上的差异性。

4. 创新动力的衰减: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当一个领域过度依赖既有的、已经成熟的范式,而忽视了新的问题、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时,其创新动力就会逐渐衰减。年轻一代的学者,如果发现自己的学术生涯很大程度上是在“继承”和“解释”前人(尤其是西方先贤)的智慧,而缺乏独立开创的土壤和激励,那么学术的活力自然难以维系。

那么,这种现象是否就直接等同于“腐朽僵化”和“近亲繁殖”呢?

“腐朽僵化” 是一个比较强烈的词汇。如果将“腐朽”理解为生命力丧失、活力不再,那么过度依赖一种范式,确实可能导致学术的“老态”,难以适应时代新的挑战和变化。但“僵化”则更侧重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固化。如果“言必称希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思维,一种不加审视的学术“政绩”,那么僵化确实是存在的。

“学术近亲繁殖” 则更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当研究者们在同一理论体系内,以相似的逻辑和材料进行反复论证,对彼此的观点进行“内部修订”而鲜有突破性进展时,就非常类似于近亲繁殖——尽管产出数量可能不少,但基因多样性不足,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抵御错误思潮的能力)会下降。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否定古希腊文明本身的价值,更非要全盘否定西方学术成果在中国文史哲研究中的作用。 恰恰相反,对古希腊文明的深入研究,是滋养我们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问题在于“度”和“方式”。

“度”:是指我们对古希腊文明的重视程度,是否已经挤压了其他同样重要的思想资源,包括我们自身的传统和非西方文明的贡献。
“方式”:是指我们研究和借鉴古希腊文明的方式。是将其作为理解世界、反思自身的“工具箱”之一,还是将其奉为“唯一真理”的“圭臬”?是积极地进行批判性借鉴和转化,还是被动地“复述”和“解释”?

从八十年代至今的演变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能的轨迹:

八十年代: 思想解放,积极学习西方。古希腊作为西方思想的源头,受到高度重视,这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
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 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和“消化”进入成熟阶段。学者们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可能开始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模式。
近期: 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和文化自信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西方中心论”本身,也开始呼唤对中国本土思想和非西方思想的重视。然而,某些学者的惯性思维,或者说已经形成的学术“舒适区”,仍然让他们习惯于“言必称希腊”。

因此,与其简单地将“言必称希腊”等同于“腐朽僵化”、“近亲繁殖”,不如将其视为一个信号:

它提醒我们,学术研究需要保持开放和多元,不能囿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它呼唤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挖掘和阐释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并将其置于世界思想史的坐标中进行审视。
它促使我们反思,在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中,是否存在过度依赖西方理论而忽视了本土经验和实践的问题。

当一个领域的讨论,总是绕不开某个特定的“源头”或“范式”,而对其他可能性的探索显得乏力时,那么这个领域就确实存在着“僵化”的风险,也容易陷入“近亲繁殖”的泥潭。文史哲作为关乎人类精神和文化传承的领域,更需要的是批判性的继承、开放性的对话和不断的创新。 “言必称希腊”,如果变成了一种对其他思想可能性的遮蔽,那么它就确实可能成为学术活力下降的标志。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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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攻击性太强。

你说,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第一显学是什么?就是马克思学说,可以说是建国的指导性哲学,你再怎么特色,它根本上还是西方学说,你无法绕开他来谈中国当代史。

而且,马克思学说是个庞杂的复合体,包含哲学、文化、政治、社会、经济乃至历史的方方面面。

比如,马克思构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这基本上就是当今世界最主流的一种划分方式,史学界基本都按照这个阶段进行研究。

在文学方面,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分析方法,即侧重分析角色的阶级属性,是我国文学界一种重要的文学分析方法。

在经济方面,对经济结构的划分方式和标准,还有什么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都是来自于马克思学说,你也绕不开。


马克思学说不是凭空蹦出来的,他本身就是扎根于西方社会、经济、文化所产生的,马克思自身就是受到了西方各个哲学流派的影响。你绕不开马克思,自然就绕不开这些哲学流派,你就必然要谈及黑格尔、康德等人。

由于理念论的影响,西方尤其喜爱根据事物抽象形成概念,所以概念一直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各个学科不断分化、细化,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最早都是西方提出的概念,你不承认这一点,那不就变成韩国人了么,都是我的。

我国由于历史上尊儒,导致人文学科一定程度上一直被压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已经很有突破性了,但还是在围绕六经。即便有其他学说,我们也更倾向于大一统,例如三教合一,总是想着一套学说解释一切。


无论你愿不愿意相信,但人类社会就是由概念建构的。

比如,你要讨论民族国家时,你就绕不开西方,因为这就是西方提出的理论,除非你压根不谈。你要讨论资本主义经济,你就绕不开西方经济学家。


西方为很多学科提供了一个框架和范式,以及基础研究方法,不仅是理科,文科也有很多。

当你用西方的框架、范式来研究时,你就没法避免所谓的言必称希腊(西方),除非你完全抛弃这些现成的成果,自己重新发展出一套。


西方中心论不是无根之木,18世纪以后,世界的中心的确就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贡献最多的,也就是西方,当然带来灾难最多的,也是西方。

承认这个事实,并不可耻。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局面,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刻苦钻研!

现在世界提到杂交水稻技术,那肯定是言必称袁隆平;提到氢弹,那肯定绕不开于敏构型;如果想要在文史哲领域使世界言必称中国,那就创立一种学说,可以像马克思学说那样,成为一个时代的显学,并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那时候,西方中心论不攻自破。


最后,我还是说一句,整个学术界太广了,拜西方的也只是一种声音而已。

我不是学术界的,但我个人就很反感把《西游记》说成浪漫主义小说,把《金瓶梅》说成现实主义小说,因为我们明明有更恰当的说法是,神魔志怪小说和世情小说。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西方中心论,而是这种削足适履的行为。


想了解真正的学术界,那就不要看那种所谓的名家杂文,而是去看学术论文。主流的学术论文也有将本国历史虚无化的,但绝对不是多数,西方中心论也没那么普遍,多是绕不开,没法不谈。

当然,如果你看的是高晓松、陈丹青这一类写的杂文,那确实很西方中心论,但他们压根也不是学术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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