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巴黎圣母院起火后，很多网友将圆明园与之对比？

很多人认为圆明园与巴黎圣母院无法对比。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遗产”（heritage）在人类生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它仅仅是一个景观的地标吗？当然不是。

保存下来的文物与“过去”有关，因而具有“价值”，这些“价值”与正在展开的“国家叙事”有关系。因此，遗产成为了民族精神的物质体现。

正如福柯所言，“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对构成，就没有权力关系，也没有任何知识不预设和构成权力关系”。众所周知，在近代以来，文化艺术品和艺术品的收藏与公共教育高度相关，它们事实上是“治理”的一部分：即国家如何间接地诱导其公民的行为态度和形式。

一个“想像的共同体”的共同身份取决于文化意义，是文化意义将每个成员单独地绑定到一个大的国家叙事之中。民族遗产正是这些意义的强大来源，通过保护与重建国家遗产这一行为，国家“意义”的宏大工程也处于不断的重建之中，“如果没有教堂、城堡和乡间别墅，没有花园、茅草屋和灌木篱墙，没有特拉法尔加、敦刻尔克和马弗京……“英格兰”这个词还能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们回到本题。同样作为民族国家的遗产的损失，二者如何不能相比？圆明园被烧毁被认为是中国的国耻，我相信，最真诚的民族主义者也会将巴黎圣母院起火当做法国的国耻。

那么这个话题之下就隐藏了一个叙事的冲突：民族主义的一方认为，圆明园是“中国的”；另一方则认为，巴黎圣母院是“人类的”。

事实上，“属于全人类”的“遗产”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概念，这种观念如果向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对“远方的陌生人”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兴起。它依赖于这样一个理念：存在一个我们可以彼此共情，共享记忆的“人类共同体”。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是“民族的”遗产赋予了民族国家公民以公共身份和政治生活的内容；那么，“全人类的”遗产为世界人类带来了什么认同吗？“我是一个创造的光辉文明的人类中的一员”?

我不是要拒斥一个“人类共同体”—— 而是，我们就不应该假装它存在过！

我们暂且不提人类共同体，连一个“遗产共同体”都未曾真实存在：我们有一个相对正面的例子，（假如不存在拖欠会费的）联合国；但世界遗产组织的运作同样是高度迎合民族国家的政治议程的。当巴黎圣母院在号召世界捐款的时候，它依然在依靠一个民族国家来维护，并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贡献力量，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你捐给马克龙的每一元钱，都完完全全地用在了保卫民族国家的事业上！”

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难道这个问题只是反映了一种民族主义泛滥的声音吗？在缺乏一个“人类共同体”的情况下，去要求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追求“遗产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这是否是舍本逐末？

当然你们也许会问了：到底是应该先有共同体的实体，还是应该先有认同来塑造共同体?

这个鸡与蛋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作答。

但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下面简单地靠“应然”批判一种预设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无视其产生的现实土壤，除了产生更大的对立之外，这对问题本身并无帮助。

这两件事怎么能够相比呢，巴黎圣母院被烧了是事故，圆明园被烧了是强盗放的火，性质完全不同嘛，这两件事可以关联起来，是因为巴黎圣母院坐落在当年火烧圆明园的强盗国家之一。

巴黎圣母院被烧了，我也觉得挺可惜，但也就是感觉可惜而已，我绝不会像每次回顾圆明园那段历史那样痛心。

巴黎圣母院被烧了，我也不会幸灾乐祸，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人，不像某些法国土人一样一听中国的负面报道就幸灾乐祸。

至于法国小白脸总统说要向全世界募捐来重修巴黎圣母院，小zei，你看着我的口型，听好了——在你们把当年从圆明园抢走的东西还回来之前，别指望我们给你捐一分钱。

巴黎圣母院失火，第一反应是白帽白袍，第二反应是圆明园，别说出来，这都无可厚非。

第三反应是圣母，也别说，求你了，成熟一点。

第四反应才会是哥特式，好了，大大方方地表达惋惜，赞美歌颂吧。这不是虚伪，这是脱离了低级神经系统反射的高级情感。

二战时，中国饱受邻国日本的蹂躏，这是广为人知的，给中华儿女留下的伤痛更无须多言。

当年美国准备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我们也都知道最后原子弹投放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当年梁思成表示如果出于战略需要对日本进行轰炸，唯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不能轰炸，要把那里的珍贵的古建筑当作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来看待，不应该在战争中摧毁。

当时梁思成对美军上校说：

上校先生，要是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想到四万万中国人蒙受的深重灾难，我是恨不得马上炸沉日本四岛的。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的责任感，让我马上冷静了下来。上校先生，您大概知道，“建筑”这一词在英语里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艺”的意思。所谓“巨大”并非指它面积与体积，而是指它是人类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发展的综合体。因而，建筑又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

不是所有人都是梁思成，也不是所有人能理解他。

正如当时谴责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那个雨果， 也正是热爱着巴黎圣母院的那个雨果。

退一万步，抢圆明园的法国还是拿破仑三世当政，当年的法国都没了都多久了，合计着清政府干的破事还要我们现在来背锅？

换句话说，我国要是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如若那些曾向前清上贡称臣的国家拍手称快，您说我们应该怎么看他们？亦或是其他国家有识之士又会怎么看他们？

别做自己讨厌的人。

另外，我看到有用户用以下事例去质疑为圣母院感到遗憾的网友：

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顾国际舆论强烈抗议，用炸药和大炮摧毁两尊巴米扬大佛。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不顾考古学家反对，将伊拉克巴比伦用作军事基地，战壕一直挖到古迹遗址中，在遗址上修建停车场和直升机停机坪，动用重型装备，使用化学物质……使已有5000余年历史的古迹损毁更严重。
2003年12月，伊朗南部克尔曼省发生地震，有2000多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巴姆古堡在地震中几乎被完全摧毁。
2010年3月，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郊的世界文化遗产卡苏比王陵失火，王陵内主建筑物严重受损。
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该国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受损严重：巴德冈王宫广场几乎全部损毁，加德满都王宫广场90%被夷为平地，帕坦王宫广场3座主要庙宇全部倒塌。
2017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位于阿拉伯国家的82处世界遗产中，已有17处因为遭受战乱威胁而列入“濒危清单”。其中，叙利亚的6处世界遗产悉数受到“严重影响”，所处地点包括巴尔米拉市以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城市之一的阿勒颇。
2018年9月2日晚，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国家博物馆发生火灾。火势始终无法控制，馆内2000万件藏品恐怕都已被烧毁。
……

我可以很明确的说，我相信绝大部分为圣母院感到遗憾的网友，无论是面对我国还是外国的文化遗产遭受的损害，一定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小人得志一般的幸灾乐祸。

甩出这些受损的文化遗产想证明什么？合计着您是前清的遗老遗少？

正因为我们自己失去过，才不想别人也失去。看看官方态度吧，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大国风范！：

上学的曾经学过：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共同构成的。而“大义凛然”的网友看不到圣母院本来就是世界性的。

为圣母院感到遗憾 ≠ 不为圆明园感到心酸难过 ≠ 不心疼牺牲的消防员 ≠ 不遗憾于中国流失的文物 ≠ 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 ≠ 不爱国 ≠ 不为其他国家文化遗产遭受损失而遗憾……

但总有人把上述情况中的“≠”换成“=”，唉。

天道的确好轮回，正如我们也在这个轮回上。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这是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

从这封信手稿的潦草程度中，我们可以看到雨果对待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震惊或者惋惜，而是一种愤怒。

事实上，在原文当中，雨果也很难隐藏起他的愤怒:

法兰西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今天，帝国居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现在，我证实，发生了一次偷窃，有两名窃贼。
先生，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全部赞誉。

法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家:

它是如此历史悠久，又是如此浅薄浮夸。

第一个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同新中国建交的是它，勾结达赖、阻碍奥运圣火传递的也是它。

它是浪漫之都，又四处充满着恶臭和难民。

它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卢浮宫名满世界，现在却处处飘扬着绿色的旗帜。

它的战功彪炳史册，却在与德意志的战争中像条爬虫。

拿破仑是它的孩子，美利坚从它手中接过自由女神，“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法兰西投降之前占领巴黎”却也成了无法反驳的梗。

它是如此傲慢与无礼，又是如此谦逊与优雅。

它无耻到去掠夺一个落后国家的财宝，毁灭如此瑰丽的殿堂。

却又正义到有主流人士站出来质疑、呵斥这种无耻的行径。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出了一个雨果。

八国联军也只出了一个雨果。

于是这封信进入了初中的语文课本。

教育部的用意很明显:

不是要我们淡忘耻辱，恰恰相反，要让我们的孩子都记得这段屈辱的历史，

但是同样要让孩子们知道的，不是文明背后的野蛮和仇恨，而是人间自有正义在。

这种正义的精神，才是人类真正宝贵的财富。

还是这个雨果，他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同样誉满人间。

《巴黎圣母院》中的教堂敲钟人卡西莫多，在丑陋的外表下，是一颗善良的魂灵。

而看似正直伟岸的副主教克洛德，却道貌岸然，心如蛇蝎。

雨果用他的小说和自己的举动告诉我们，唯有善良和博爱，才能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灯塔，照亮悠长岁月的航道。

也唯有正义和勇敢，才会在千百年之后得到人们的传颂。

今天有人把圆明园搬出来和巴黎圣母院相提并论，并不奇怪。

因为这实在很好联想到。

若是雨果泉下有知，又不知会作何感想。

然而当我听到这个轰动的新闻时，

脑海里却没有圆明园的漫天大火，

只有圣母院钟楼里敲钟人的身影，

在火光中渐渐湮灭。

卡西莫多没有家了。

又看到张公子 @张佳玮 的回答，

卡西莫多没有家了——他设定住在钟楼里。现在正面和钟楼似乎还好。

那个敲钟人的身影，似乎还在。

然而我希望他的精神不要埋葬在15世纪法兰西冰冷残酷的烟云里，

而在今天的另外一个国家发光发热。

如果说「圣母院烧掉」之后被认为是「报应」，那早年「雷峰塔倒掉」，确实是法海的报应。

不过这倒是说明董仲舒先生的天人合一理论这么多年了还是有一批拥护者：“天意示警”来了，马克龙大统领岂不是要下“罪己诏”了。

而如何报怨？以何报？以何应？这是个问题。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的选择是并不强求每个人都以德，而是以直报怨：直接的指出错误，并不追求等价的报复。仅此足以，否则便是以怨报怨了。恰恰孔子也是以恕为道的：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就全世界的盟军而言，对法西斯都能秉持着“以直报怨”，通过审判予以惩罚，而在当时我国的处理方针上甚至采取了“以德报怨”：

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
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虽然这样的举措在历史上到底如何，我无法评议，但至少展现了一个大国的风度。

并非是不允许人们去批评英法火烧圆明园，也并非说法兰西人民不应该承担这份责任，而不应该是通过这样的“报应”的方式，用所谓“天意示警”的方式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祖辈的错误。人类岁月文明的产物不能成为大家“口角”的牺牲品。

这就好比科隆大教堂不能因为犹太人的冤魂就天天着火，或者说以色列的犹太老兄一心想着去炸科隆大教堂就能被说成“天降正义”。

我们确实不应该将巴黎圣母院付之一炬的必然性将之同火烧圆明园联系起来，我们并不需要通过这样的同态复仇，这样的冤冤相报去为解决“国耻”。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上古时代的原则放在现今这个文明社会是极为不恰当的。

这样的契机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反省的。

“到底应该怎样”？

圆明园固然主要是被付之一炬的，但是砍树捡砖淘宝的总不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

雷峰夕照确然很美，但目前我们看到的雷峰塔确确实实是个新东西，老东西在民国时期倒的。

本来的雷峰塔也没多大，就一小撮。也许是白娘子出来了，也许是美杜莎进化了，但总之在1924年它是倒掉了。

在当时的一片欧风美语之中，雷峰塔倒了本来修修还能有个样子，但没人愿意管。倒是因为听说塔砖有灵丹妙用，当地群众一人一块，到最后雷峰塔倒真的倒了。

这之后贤人志士跑过去西湖，倒是只能看看那个残存的基座了，毕竟砖都塌了。当时算是个愤怒作者的周树人投稿写了篇著名的《雷峰塔的倒掉》，也算是为这个轶事留了个名：

雷峰塔塌了，这可能是法海的报应。但是如果说因为当地老表一人一块砖算是把雷峰塔拆了，那可不能把这笔账算在法海头上。

圣母院着了，马克龙立马说要修，这不是法国人民的报应，但是如果马克龙说“外面那么多小马甲，老子位子都不保，这个教堂就不修了，让圣母管去吧”，那确实法国人民的报应来了。

这个题目下，毫无意外地充斥着各种理客中的宣言：

我想到圆明园，但我知道我是个理客中的好人。

急忙地向世人展现自己理性的独立性。

但是，我们的思想真的有这种独立性吗？

放学的午后，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无聊地翻看刚发下来的满分试卷，看着一个又一个大红的勾勾，一瞬间，心中想起某一个美国的运动品牌，然后轻笑一声，翻到下一页，并似乎立刻忘记了他的这个联想的时候，他真的是那么理性，那么独立吗？

试卷上的红勾之于某运动品牌，巴黎圣母院大火之于圆明园大火之间是否有可类比之处呢？

是什么，让这两个事情联系起来了呢？

似乎是权力。

我们因为一种特定力量的要求而学习侵略史、圆明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雨果谴责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如此等等。法国-焚烧-文化瑰宝-圆明园这样的“脑回路”被无法抹去地刻入了我们大脑记忆体中，因此，一旦触发了特定关键词（“法国”“文化瑰宝”“焚烧”），我们的脑就会自动跳出联想：

您要找的是不是：圆明园

【因此，电脑从业者回答这道题无疑是最简单的：这就是大脑计算的结果，Q.E.D.】

同样地，当我们看到一种特定形状的勾，我们的脑海里也会弹出：

您要找的是不是：某美国知名运动品牌？

但这两种联想，不同于休谟所说的习惯性的联想（比如下雨了地就会湿），不是以自然的方式，而是以强力的方式刻入我们的脑海中：前者依靠的是国家暴力机关（学校），后者依靠的是资本主义的金钱暴力（广告投放）。

这样，这些暴力便强迫我们的理性具有特定的联想和构造方式，构造出特定的后天的范畴，进而强烈地影响我们构造真理的方式和采取实践活动的方式。在这里，重要的不是真理如何，而是各个真理之间互相是如何发生关系的。

但是，每个理性自身，似乎又无法避免地必然处在这样的“已被构造状态”，无论是承认和顺从这种被构造性，还是否定和反叛这种构造性，都已无法避免地陷入在这样的构造性之中了。

因此，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如何从这种被暴力烙刻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以期获得一个所谓的“纯粹理性”的“绝对的独立性”，而是应该构建起更多的连接方式，主动地让事物和事物，真相与真相间构造更多可能的关系，而非满足于被暴力给予的特定的方式，这样，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许就能更去被暴力化，获得一个“相对的独立性”——这大约就是次好的理性吧。

中国人呐，在公开场合，公众平台，对外，不说政治不正确的话就这么难吗？

不要求你一定说政治正确的话，但不说政治不正确的话都做不到？too simple, too 娜依吾。

如果实在不行想提醒一下法国佬，也可以说：

“为巴黎圣母院被烧感到痛心，就跟看到我们的圆明园被烧一样痛心。。。”(到底一样不一样？天知道)

这尼玛还有哪个王八蛋能带节奏？

当年911, 我就跟米国同事这么说来着：

唉，恐怖分子真可恶，死这么多人，我估计你们政府一定会报复，中东将死10倍百倍的平民，愿世界和平，愿世界充满爱。。。

米国同事也只能一脸大便一样的跟我rap "peace"。

下面说说俺真实的感情：

确实人类的文明古迹被烧，感到遗憾。但不会象中国国宝被毁那么痛心。

如果带感情的化，就是：我特么还没去过。

同样想起911时纽约一小兄弟一脸悲痛。我问他咋了？他说：我到纽约2年了，双子塔就在边上，我以为随时可以去，一直没急着去。。。

唉， 遗憾那。。。

好几年之前吧，我认识一个姑娘，那时候还没有“田园”这个说法，咪蒙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但当时，这个姑娘就有一套自称体系的傲娇逻辑，给自己的多吃多占自私任性胡搅蛮缠来解释……

具体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历史上男权社会，虐待了女性这么多年，现在就应该无条件优待女性，偏袒女性，算是给当年犯的错赎罪赔偿，当年男人逼女人裹小脚，不能出门，多残忍啊，现在必须还回来。

这道理在我看来很感人呢，她自己说的理直气壮。你说她在乎当年女性的悲惨命运吗？才不呢，当年欠的钱现在还回来，当年别人遭的罪，如今到她这儿要赔偿，其实她心里面恨不得旧社会女性再惨一点，当年裹小脚，今年她能开口要一千，当年要是把腿锯了，今年她就能要一万……

后来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有段时间国内盗版软件，流行一口号叫什么“版权费我们在清朝就付过了”……你们网上搜搜，可能还能找到相关的只言片语，当时好像是盗版windows某一个版本。

我觉得这逻辑也挺感人的，谁付过了？付给谁了？跟你有啥关系哈？跟你盗版这软件，这公司有啥关系啊？偷就偷了，还这么理直气壮给自己找借口？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清末不平等条约这码子事儿，这里面往深了说，哪个条约有美国的事儿，多大的事儿，这帮人都不知道也不在意，反正当年的赔款轮不着他掏，如今盗版的好处却是他占的。同样的，这些人也压痕不是在意当年被欺负——你也不用看他们嘴上说的多咬牙切齿——反过来，当年被虐的越狠，他们越开心，因为如今拿来给自己的下作辩护的理由越“充分”，当年美国人“欺负过大清”，今年我就能光明正大盗版美国软件，还理直气壮，当年要是全世界都欺负大清该多好，那他盗版全世界都是报了国仇家恨了。

你说那妹子他要真是为女性权益做点啥，我也佩服她，但怎么可能呢。搞盗版的要真是觉得大清的屈辱这事儿没完，不依不饶的不让这事儿翻篇，追溯，上国际法庭，要赔偿，甚至你就是客观宣传，那也算是个汉子，同样，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美国当年没跟大清签条约，这帮人就不盗版软件了？

法国这事儿也一样，幸灾乐祸的，就是纯坏，跟人类文明有距离，奈何还得还得被这人类社会良知给约束着，知道自己这心态不招人待见，丢人。于是翻翻历史课本，好嘞，当年你有丑，如今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混了。

这手段多着去了，哪个国家民族历史上纯白无暇啊？找不出你国的“罪证”，扩大化一点，一个“西方”，一个“白人”，就搞定了，当年白人贩卖过黑人，西班牙人屠杀过印第安人，所以现如今，我们做什么都有理由。

你对这种人，你也不用讲逻辑，讲道理，类比什么江苏人烧阿房宫啥的，没用，道理和逻辑那是文明社会讲的。

拿圆明园说事儿的这群，纯粹就是想在文明社会撒个泼，泄个欲，回头还想假装自己是个人类，而已。

法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系列：

维克多·雨果：给巴特勒上尉复信（泣血圆明园）

先生：

　　您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出色的。多谢您对我的想法予以重视。在您看来，打着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双重旗号对中国的远征，是由法国和英国共同分享的光荣，而您想知道，我对英法的这个胜利会给予多少赞誉。

　　既然您想了解我的看法，那就请往下读吧：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和巴特农神庙不一样，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如果幻想能有一个典范的话。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您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其实是一个世间独一无二的奇迹，那就是这座名园。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得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过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要是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但大家梦见过它。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

　　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还与额尔金的名字有关，这名字又使人不能不忆起巴特农神庙。从前他们对巴特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不同的只是干得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荡然无存。我们把欧洲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那儿不仅仅有艺术珍品，还有大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故事。

　　〔额尔金父子是著名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小额尔金曾任英国驻加拿大总督，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魁之一。老额尔金曾任外交官员，参加毁坏希腊雅典巴特农神庙的行动，并掠走该神庙的精美大理石雕像。）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法兰西帝国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今天，帝国居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现在，我证实，发生了一次偷窃，有两名窃贼。

　　尊敬的巴特勒先生，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全部赞誉。

　　维克多·雨果1

　　861年11月25日于高城居

法语原文

UNE LETTRE DE VICTOR HUGO

Au Capitaine Butler,

Le 25 novembre 1861

Vous me demandez mon avis, monsieur, sur l’expédition de Chine. Vous trouvez cette expédition honorable et belle, et vous êtes assez bon pour attacher quelque prix à mon sentiment ; selon vous, l’expédition de Chine, faite sous le double pavillon de la reine Victoria et de l’empereur Napoléon, est une gloire à partager entre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et vous désirez savoir quelle est la quantité d’approbation que je crois pouvoir donner à cette victoire anglaise et française.

Puisque vous voulez connaître mon avis, le voici :

Il y avait, dans un coin du monde, une merveille du monde : cette merveille s’appelait le Palais d’été. L’art a deux principes, l’Idée, qui produit l’art européen, et la Chimère, qui produit l’art oriental. Le Palais d’été était à l’art chimérique ce que le Parthénon est à l’art idéal. Tout ce que peut enfanter l’imagination d’un peuple presque extra-humain était là. Ce n’était pas, comme le Parthénon, une oeuvre rare et unique ; c’était une sorte d’énorme modèle de la chimère, si la chimère peut avoir un modèle. Imaginez on ne sait quelle construction inexprimable, quelque chose comme un édifice lunaire, et vous aurez le Palais d’été. (…) Il avait fallu, pour le créer, le long travail de deux générations. Cet édifice, qui avait l’énormité d’une ville, avait été bâti par les siècles, pour qui ? pour les peuples. Car ce que fait le temps appartient à l’homme. Les artistes, les poètes, les phiilosophes connaissent le Palais d’été ; Voltaire en parle. On disait : le Parthénon en Grèce, les Pyramides en Egypte, le Colisée à Rome, Notre Dame à Paris, le Palais d’été en Orient. Si on ne le voyait pas, on le rêvait. C’était une sorte d’effrayant chef-d’oeuvre inconnu, entrevu au loin dans on ne sait quel crépuscule comme une silhouette de la civilisation d’Asie sur l’horizon de la civilisation d’Europe.

Cette merveille a disparu.

Un jour, deux bandits sont entrés dans le Palais d’été. L’un a pillé, l’autre a incendié. La victoire peut être une voleuse à ce qu’il paraît. Une dévastation en grand du Palais d’été s’était faite de compte à demi entre les deux vainqueurs. On voit mêlé à tout cela le nom d’Elgin, qui a la propriété fatale de rappeler le Parthénon. Ce qu’on avait fait au Parthénon, on l’a lait au Palais d’été, plus complètement et mieux, de manière à ne rien laisser. Tous les trésors de toutes nos cathédrales réunies n’égaleraient pas ce formidable et splendide musée de l’Orient. Il n’y avait pas seulement là des chefs-d’oeuvre d’art, il y avait un entassement d’orfèvreries. Grand exploit, bonne aubaine. L’un des deux vainqueurs a rempli ses poches, ce que voyant, l’autre a rempli des coffres ; et l’on est revenu en Europe,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n riant. Telle est l’histoire des deux bandits.

Nous Européens, nous sommes les civilisés et pour nous les Chinois sont les barbares. Voilà ce que la civilisation a fait à la barbarie.

Devant l’histoire, l’un des deux bandits s’appellera la France. L’autre s’appellera l’Angletterre. Mais je proteste, et je vous remercie de m’en donner l’occasion : les crimes de ceux qui mènent ne sont pas la faute de ceux qui sont menés ; les gouvernements sont quelquefois les bandits, les peuples jamais.

L’empire français a empoché la moitié de cette victoire, et il étale aujourd’hui, avec une sorte de naïveté de propriétaire, le splendide bric-à-brac du Palais d’été. J’espère qu’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spoliée.

En attendant, il y a un vol et deux voleurs, je le constate.

Telle est, monsieur, la quantité d’approbation que je donne à l’expédition de Chine.

Quote from Manuel De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ére Leçon 61

前面有答主 @Aphroditezs 提到洗劫圆明园是为了报使团被虐杀的仇？我来反驳一下

@山羊月 的回答里探讨过这个问题，以下是引用

这根本就不是争议，多方史料表明，洗劫发生在联军得知巴夏礼使团的消息之前。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James Hevia的书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中，对于圆明园的洗劫有详细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