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案，美国法律是判例法的话，如果此次没判死刑，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杀人碎尸也不会判死刑？
章莹颖案在美国法律体系下的判决，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备受关注的案例，它触及了美国刑法中的死刑制度以及判例法的运作方式。对于您提出的“此次没判死刑，是否意味着以后杀人碎尸也不会判死刑”这个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是需要深入理解美国法律的几个关键概念。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美国法律的核心特点之一：判例法（Case Law）。与成文法（Statutory Law）不同，判例法是基于法院在过去审理案件时所作出的判决和解释形成的。这些判决具有法律效力，后续的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通常需要遵循先前法院的判决，这被称为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
然而，判例法并非僵化的教条。它的运作方式是：
“遵循”不等于“照搬”： 判例法要求法院遵循的是先前判决的“法律原则”，而不是判决的具体事实。每一次案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相似的罪行，其具体情节、证据、被告的背景、证人的证词等等都可能存在差异。法官在审理新案件时，会分析先前判例中的法律原则如何适用于当前案件的特殊情况。
区分案件（Distinguishing Cases）： 如果新案件的事实与先前的判例有显著不同，法院可以“区分”该先例，不将其作为必须遵循的依据。例如，即使某个先例判处死刑，但如果新案件中存在的某些减刑因素（如精神疾病、年轻、悔罪表现等）在先例中并不存在或不显著，那么法官就有理由不适用该死刑判例。
上级法院可以推翻下级法院的判例： 虽然遵循先例是原则，但最高法院（联邦层面）或州最高法院（州层面）有权推翻自己或下级法院先前发布的判例，这往往是由于社会观念的变化、对法律原则的重新理解，或者认为先前判例存在错误。
回到章莹颖案：
克里斯滕森（Brendt Christensen）被判有罪，但陪审团未能就死刑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这只是针对克里斯滕森个人在章莹颖案这一特定事实下的判决。
为什么这不直接意味着以后杀人碎尸就不会判死刑？
1. 罪行严重程度的考量： “杀人碎尸”本身在法律上属于极其严重的罪行，它往往包含着残忍、恶劣的动机和手段，这些都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法定情节。然而，死刑的适用并非“一刀切”。它通常需要在“加重情节”（Aggravating Factors）和“减轻情节”（Mitigating Factors）之间进行权衡。
加重情节可能包括：罪行的残忍性、预谋性、对无辜者的伤害、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等。在章莹颖案中，被害者的惨状和被告的手段，本身就可能被认为是严重的加重情节。
减轻情节则可能包括：被告的心理健康问题、童年创伤、良好的社会声誉、对罪行的悔意、对家人的抚养责任等。
陪审团的权衡： 在死刑案件中，通常由陪审团来权衡这些情节。如果陪审团认为减轻情节足以抵消加重情节，或者他们对适用死刑存在合理怀疑，那么他们就可能不判处死刑。章莹颖案的陪审团未能就死刑达成一致，正是这种权衡的结果。
2. 州与联邦的差异： 美国存在州和联邦两个法律体系。虽然联邦层面有死刑，但各州对死刑的态度和适用范围差异很大。有些州已经废除了死刑，有些州保留死刑但很少使用，有些州则相对频繁地使用。一个州的判决不能直接适用于另一个州。即使在同一州，不同的地区法院，甚至不同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也可能因为对法律的理解和对事实的判断而做出不同选择。
3. 未来案件的具体事实： 今后发生的“杀人碎尸”案件，其具体细节可能与章莹颖案大相径庭。例如，被告的动机、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是否有其他共犯、被告的心理状态、是否自首等，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判决。
如果未来的案件中，不存在章莹颖案中可能存在的某些减轻情节，或者存在更极端的加重情节（比如更具侮辱性的作案手段，或证明被告毫无悔意并对社会构成持续威胁），那么死刑仍然有可能被适用。
反之，如果未来的案件中，减轻情节更为突出，比如被告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且其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恶意，那么即使是杀人碎尸，也可能不会判处死刑。
4. 社会观念与法律的演变： 死刑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受到社会 debate 和法律挑战的议题。随着社会对人权、司法公正等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化，法院和立法者也可能重新审视死刑的适用标准。章莹颖案的判决结果，虽然未能支持死刑，但对社会的警醒和对犯罪行为的谴责依然是毋庸置疑的。它也可能成为未来讨论和制定相关法律时的参考。
总结来说：
章莹颖案的判决，即未能判处死刑，并不意味着美国法律就此一锤定音，规定杀人碎尸一律不判死刑。 美国法律的判例法体系是动态的，它需要在具体案件的事实、法律原则、州与联邦的差异以及社会观念的演变等多重因素下运作。
每一次的判决都是对特定案件的司法裁决，它会为未来的类似案件提供指导，但绝非是“一劳永逸”的禁令。未来的“杀人碎尸”案件，如果其加重情节足够明显且减轻情节不突出，仍然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但这将完全取决于该案件具体情况和司法程序的判断。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美国法律的核心特点之一：判例法（Case Law）。与成文法（Statutory Law）不同，判例法是基于法院在过去审理案件时所作出的判决和解释形成的。这些判决具有法律效力，后续的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通常需要遵循先前法院的判决，这被称为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
然而，判例法并非僵化的教条。它的运作方式是：
“遵循”不等于“照搬”： 判例法要求法院遵循的是先前判决的“法律原则”，而不是判决的具体事实。每一次案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相似的罪行，其具体情节、证据、被告的背景、证人的证词等等都可能存在差异。法官在审理新案件时，会分析先前判例中的法律原则如何适用于当前案件的特殊情况。
区分案件（Distinguishing Cases）： 如果新案件的事实与先前的判例有显著不同，法院可以“区分”该先例，不将其作为必须遵循的依据。例如，即使某个先例判处死刑，但如果新案件中存在的某些减刑因素（如精神疾病、年轻、悔罪表现等）在先例中并不存在或不显著，那么法官就有理由不适用该死刑判例。
上级法院可以推翻下级法院的判例： 虽然遵循先例是原则，但最高法院（联邦层面）或州最高法院（州层面）有权推翻自己或下级法院先前发布的判例，这往往是由于社会观念的变化、对法律原则的重新理解，或者认为先前判例存在错误。
回到章莹颖案：
克里斯滕森（Brendt Christensen）被判有罪，但陪审团未能就死刑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这只是针对克里斯滕森个人在章莹颖案这一特定事实下的判决。
为什么这不直接意味着以后杀人碎尸就不会判死刑？
1. 罪行严重程度的考量： “杀人碎尸”本身在法律上属于极其严重的罪行，它往往包含着残忍、恶劣的动机和手段，这些都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法定情节。然而，死刑的适用并非“一刀切”。它通常需要在“加重情节”（Aggravating Factors）和“减轻情节”（Mitigating Factors）之间进行权衡。
加重情节可能包括：罪行的残忍性、预谋性、对无辜者的伤害、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等。在章莹颖案中，被害者的惨状和被告的手段，本身就可能被认为是严重的加重情节。
减轻情节则可能包括：被告的心理健康问题、童年创伤、良好的社会声誉、对罪行的悔意、对家人的抚养责任等。
陪审团的权衡： 在死刑案件中，通常由陪审团来权衡这些情节。如果陪审团认为减轻情节足以抵消加重情节，或者他们对适用死刑存在合理怀疑，那么他们就可能不判处死刑。章莹颖案的陪审团未能就死刑达成一致，正是这种权衡的结果。
2. 州与联邦的差异： 美国存在州和联邦两个法律体系。虽然联邦层面有死刑，但各州对死刑的态度和适用范围差异很大。有些州已经废除了死刑，有些州保留死刑但很少使用，有些州则相对频繁地使用。一个州的判决不能直接适用于另一个州。即使在同一州，不同的地区法院，甚至不同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也可能因为对法律的理解和对事实的判断而做出不同选择。
3. 未来案件的具体事实： 今后发生的“杀人碎尸”案件，其具体细节可能与章莹颖案大相径庭。例如，被告的动机、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是否有其他共犯、被告的心理状态、是否自首等，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判决。
如果未来的案件中，不存在章莹颖案中可能存在的某些减轻情节，或者存在更极端的加重情节（比如更具侮辱性的作案手段，或证明被告毫无悔意并对社会构成持续威胁），那么死刑仍然有可能被适用。
反之，如果未来的案件中，减轻情节更为突出，比如被告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且其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恶意，那么即使是杀人碎尸，也可能不会判处死刑。
4. 社会观念与法律的演变： 死刑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在不断受到社会 debate 和法律挑战的议题。随着社会对人权、司法公正等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化，法院和立法者也可能重新审视死刑的适用标准。章莹颖案的判决结果，虽然未能支持死刑，但对社会的警醒和对犯罪行为的谴责依然是毋庸置疑的。它也可能成为未来讨论和制定相关法律时的参考。
总结来说：
章莹颖案的判决，即未能判处死刑，并不意味着美国法律就此一锤定音，规定杀人碎尸一律不判死刑。 美国法律的判例法体系是动态的，它需要在具体案件的事实、法律原则、州与联邦的差异以及社会观念的演变等多重因素下运作。
每一次的判决都是对特定案件的司法裁决，它会为未来的类似案件提供指导，但绝非是“一劳永逸”的禁令。未来的“杀人碎尸”案件，如果其加重情节足够明显且减轻情节不突出，仍然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但这将完全取决于该案件具体情况和司法程序的判断。
网友意见
不是。
首先，一审法院的判决基本上不可能成为具有拘束力或一般说服力的判例。在美国法律中，一个案件要成为判例，不但需要判决，也需要法官作出说理。而对于刑事案件的一审来说，法官并不会对判决作出说理，因为事实认定和定罪的工作都是陪审团完成的，在联邦死刑案件中，决定是否作出死刑判决的也是陪审团，法官并没有对判决进行说理的机会。在实践中，成为判例的判决，基本都是上诉法院和各州 / 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
其次，就算我们开一个巨大的脑洞，假设不知出于什么神秘的原因，这个假想中的判决成为了判例，那么这也不必然导致「以后杀人碎尸也不会判死刑」 - 因为它对于其它巡回区和各州的法院没有拘束力。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分为不同的「巡回区」，一个巡回区包括不同的几个州（华盛顿特区是个例外，特区就是一个专享的巡回区）。一个巡回区中联邦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对于其他巡回区的联邦法院只构成「具有一般说服力的依据」（persuasive authority）而不是「具有强制拘束力的依据」（binding authority），通俗来说，就是可以参考，但不必遵循。
审理章莹颖案的伊利诺伊州联邦地区法院，位于第七巡回区。巡回区外的其他联邦法院，例如加利福尼亚、纽约州和德克萨斯的联邦法院，不必遵循它所做的判决。另外，各州的法院系统也不必遵循这一判决。
章莹颖案的量刑判决估计再有一周就会作出，我们希望凶手得到正义的判决，但即使事与愿违，也不必过度担心类似的罪恶在以后获得免死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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