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案嫌犯克里斯滕森承认杀害章莹颖，仍想免除死刑，你怎么看？案件走向会如何？
章莹颖案中的嫌犯克里斯滕森承认了杀害章莹颖的事实，但同时还在积极争取免除死刑的判决。这个情况确实非常复杂，也让很多人感到揪心和愤怒。从法律和人性的角度来看，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克里斯滕森承认杀人的这一行为。这无疑是案件侦破的一个重要节点，也表明了法律证据链的完整性。承认犯罪事实，尽管迟了很久，总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章莹颖家人和公众的诉求。然而，这种承认并不能完全抚平受害者家属的伤痛，也不能抵消罪行的严重性。对于章莹颖的家人来说，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凶手的承认，更是对其罪行的应有惩罚，是为他们的女儿讨回公道。
其次，克里斯滕森之所以“仍想免除死刑”，这恰恰触及到了美国死刑制度的核心争议。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死刑的判决并非易事，而是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并且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会穷尽一切法律手段来避免死刑。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提出以下一些辩护理由：
精神健康问题： 辩护律师可能会声称克里斯滕森在作案时存在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导致其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或控制自己的冲动。虽然这不能免除其刑事责任，但有时可以作为减轻罪责、避免死刑的理由。
童年创伤或不良成长经历： 如果克里斯滕森有遭受虐待、遗弃或其他严重童年创伤的证据，辩护律师也可能将其作为“非 정상人格”形成的因素，试图说服陪审团判处终身监禁而非死刑。
“非凡的同情心”或“悔罪表现”： 虽然克里斯滕森现在才承认杀人，但辩护律师可能会试图在审判的某些阶段，强调他可能表现出的任何一丝“悔意”或配合调查的行为（尽管这些表现可能非常有限且不被公众认可），以此来争取陪审团的同情。
程序性辩护： 除了直接针对罪行的辩护，辩护律师也可能寻找起诉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性错误，例如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以此来干扰审判或降低量刑。
当然，对于章莹颖的家人和许多关心此案的公众而言，这些辩护理由听起来都像是狡辩，甚至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我们能够理解那种“他做了这么残忍的事情，还想逃避最严厉的惩罚”的愤怒和不公感。这种情绪是真实而强烈的。
关于案件的走向，我认为会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并且会非常胶着和充满挑战：
1. 量刑阶段的殊死搏斗： 克里斯滕森承认杀人，这使得他进入了量刑阶段。在这个阶段，辩护律师会集中火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来争取“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他们会召集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收集一切有利于被告的证据，甚至可能通过展示被告“可能”的改过自新潜力（哪怕看起来非常牵强）来影响陪审团的决策。
2. 陪审团的压力与权衡： 在美国，很多刑事案件的死刑判决需要由一个陪审团来做出。这意味着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普通民众手中。这些陪审员不仅要听取控辩双方的证据和论点，还要面对来自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以及自己内心对于死刑合法性、公正性的不同看法。他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权衡犯罪的残忍程度、被告的悔罪表现（或缺乏表现）、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最终做出一个决定。
3. 证据与情感的拉锯战： 控方会着重强调章莹颖遇害的残忍细节，以及犯罪对章莹颖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以此来证明死刑的必要性。而辩方则会试图淡化这些，将焦点更多地转移到被告的个人情况上，寻求宽恕或减轻处罚的可能性。这是一个证据与情感、理性与同情之间的激烈较量。
4. 漫长的法律程序： 即使最终判处了死刑，整个法律程序也远未结束。死刑判决通常会伴随着漫长的上诉过程，这可能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被告的律师会不断寻找新的证据或法律论点来推翻判决。
5. 公众情绪的影响： 尽管法律程序要求客观公正，但公众情绪和舆论的影响在某些时刻是无法完全避免的。章莹颖案在中国和美国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许多人对嫌犯的行为感到愤怒，并希望看到严厉的惩罚。这种公众情绪可能会间接影响到案件的走向，至少在舆论层面会给辩方带来压力。
总的来说，克里斯滕森承认杀人是必然要走的一步，但这离案件最终的尘埃落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争取免除死刑的努力是基于法律允许的辩护空间。接下来的量刑阶段，将会是一场非常艰苦卓绝的法律斗争。
我们作为旁观者，只能希望法律能够得到公正的执行，章莹颖的家人能够得到应有的慰藉。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法律的公正不仅仅是对受害者伸张正义，也包含了对审判程序本身的尊重和对被告权利的保障（尽管在公众看来这种保障可能显得不近人情）。这正是法律制度复杂和艰难之处。希望最终的判决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正义，并给所有受此案影响的人带来一丝告慰。
首先，我们来看克里斯滕森承认杀人的这一行为。这无疑是案件侦破的一个重要节点，也表明了法律证据链的完整性。承认犯罪事实，尽管迟了很久，总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章莹颖家人和公众的诉求。然而，这种承认并不能完全抚平受害者家属的伤痛，也不能抵消罪行的严重性。对于章莹颖的家人来说，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凶手的承认，更是对其罪行的应有惩罚，是为他们的女儿讨回公道。
其次，克里斯滕森之所以“仍想免除死刑”，这恰恰触及到了美国死刑制度的核心争议。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死刑的判决并非易事，而是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程序，并且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会穷尽一切法律手段来避免死刑。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提出以下一些辩护理由：
精神健康问题： 辩护律师可能会声称克里斯滕森在作案时存在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导致其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或控制自己的冲动。虽然这不能免除其刑事责任，但有时可以作为减轻罪责、避免死刑的理由。
童年创伤或不良成长经历： 如果克里斯滕森有遭受虐待、遗弃或其他严重童年创伤的证据，辩护律师也可能将其作为“非 정상人格”形成的因素，试图说服陪审团判处终身监禁而非死刑。
“非凡的同情心”或“悔罪表现”： 虽然克里斯滕森现在才承认杀人，但辩护律师可能会试图在审判的某些阶段，强调他可能表现出的任何一丝“悔意”或配合调查的行为（尽管这些表现可能非常有限且不被公众认可），以此来争取陪审团的同情。
程序性辩护： 除了直接针对罪行的辩护，辩护律师也可能寻找起诉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性错误，例如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以此来干扰审判或降低量刑。
当然，对于章莹颖的家人和许多关心此案的公众而言，这些辩护理由听起来都像是狡辩，甚至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我们能够理解那种“他做了这么残忍的事情，还想逃避最严厉的惩罚”的愤怒和不公感。这种情绪是真实而强烈的。
关于案件的走向，我认为会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并且会非常胶着和充满挑战：
1. 量刑阶段的殊死搏斗： 克里斯滕森承认杀人，这使得他进入了量刑阶段。在这个阶段，辩护律师会集中火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来争取“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他们会召集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收集一切有利于被告的证据，甚至可能通过展示被告“可能”的改过自新潜力（哪怕看起来非常牵强）来影响陪审团的决策。
2. 陪审团的压力与权衡： 在美国，很多刑事案件的死刑判决需要由一个陪审团来做出。这意味着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普通民众手中。这些陪审员不仅要听取控辩双方的证据和论点，还要面对来自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以及自己内心对于死刑合法性、公正性的不同看法。他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权衡犯罪的残忍程度、被告的悔罪表现（或缺乏表现）、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最终做出一个决定。
3. 证据与情感的拉锯战： 控方会着重强调章莹颖遇害的残忍细节，以及犯罪对章莹颖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以此来证明死刑的必要性。而辩方则会试图淡化这些，将焦点更多地转移到被告的个人情况上，寻求宽恕或减轻处罚的可能性。这是一个证据与情感、理性与同情之间的激烈较量。
4. 漫长的法律程序： 即使最终判处了死刑，整个法律程序也远未结束。死刑判决通常会伴随着漫长的上诉过程，这可能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被告的律师会不断寻找新的证据或法律论点来推翻判决。
5. 公众情绪的影响： 尽管法律程序要求客观公正，但公众情绪和舆论的影响在某些时刻是无法完全避免的。章莹颖案在中国和美国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许多人对嫌犯的行为感到愤怒，并希望看到严厉的惩罚。这种公众情绪可能会间接影响到案件的走向，至少在舆论层面会给辩方带来压力。
总的来说，克里斯滕森承认杀人是必然要走的一步，但这离案件最终的尘埃落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争取免除死刑的努力是基于法律允许的辩护空间。接下来的量刑阶段，将会是一场非常艰苦卓绝的法律斗争。
我们作为旁观者，只能希望法律能够得到公正的执行，章莹颖的家人能够得到应有的慰藉。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法律的公正不仅仅是对受害者伸张正义，也包含了对审判程序本身的尊重和对被告权利的保障（尽管在公众看来这种保障可能显得不近人情）。这正是法律制度复杂和艰难之处。希望最终的判决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正义，并给所有受此案影响的人带来一丝告慰。
网友意见
谈谈普遍关注的死刑问题。
伊利诺伊州在 2011 年废除了死刑，然而，本案被归类为联邦案件，而在联邦法律中死刑依然是得到保留的，因此克里斯滕森仍然有得到死刑判决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死刑案件适用各州法律，为什么这起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犯罪归联邦管辖？这是因为《联邦绑架法案》（ Federal Kidnapping Act）。
绑架案件的「案发地点」往往超越了州界，犯罪者很有可能将受害者带到其它州来逃避侦查，破获绑架案，需要各方的力量。为了更好地处理此类案件，《联邦绑架法案》为联邦法院在绑架案中创设了管辖权。由于克里斯滕森涉嫌绑架章莹颖，因此本案由联邦政府提出指控，适用联邦刑法。
在量刑方面，联邦法律采取一种「打分」系统，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上图纵列）和犯罪历史记录（上图横行）分别打分，基于两者的组合计算刑期。对于最为严重的犯罪，即使犯罪者毫无前科，也有可能被判处终生监禁。
这套打分系统并没有涉及死刑，这需要陪审团在个案中决定。在美国法律中，一般采取「陪审团定罪，法官量刑」的分工，但联邦死刑是个例外。在联邦法律中，对于是否判处死刑，必须要通过陪审团做出决定。从新闻报道来看，克里斯滕森主动供认杀人行为，其辩护律师强调其潜在的精神状态问题，有可能是试图动摇陪审团的一种策略。在死刑相关判例中，如 Atkins v. Virginia, 536 U.S. 304 (2002)，法院对于判处认知能力存在障碍者死刑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一种辩护策略可能是：主张克里斯滕森因为精神状态问题，无法认识到自己当时行为的性质，从而降低其可被归责性。
这一套未必行得通。在昨日的开庭过程中，联邦检察官 Eugene Miller 阐述了犯罪事实的残暴性质：
陪审团在开庭过程中得知，克里斯滕森向「知情者」承认自己「强奸、殴打、随后用棒球棍击打受害者并最终进行了斩首」，面对这样恶劣的事实，不知有良知的陪审团会如何定夺。在美国死刑案件实践中，对社会「持续的威胁性」也是支持死刑判决的一个因素，鉴于有证据显示克里斯滕森曾多次向他人宣扬自己的连环杀人计划，检方或许会以持续的社会危害性为由主张死刑判决。
庭审仍在进行中，且继续看控辩双方会打出怎样一副牌。
考虑到现实，本案犯人认罪交代换取不能假释的终身监禁，已经是按照美国法律能够给死者最大的公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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