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我国将取消社会抚养费,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该如何落实?会带来哪些影响?

回答
社会抚养费的终结:一场深刻的生育政策调整及其落实之道与深远影响

我国生育政策正迎来一场颠覆性的变革——社会抚养费的取消,以及生育情况与户籍、入学、就业等关键民生事项的全面脱钩。这项意义重大的调整,标志着生育政策从“控制”向“服务”的根本性转变,势必在社会层面激起层层涟漪,带来多维度、深层次的影响。如何将其落地生根,又将如何塑造我们未来的社会图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 如何落地:精细化设计与系统性保障是关键

社会抚养费的取消并非简单的一纸宣告,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密的顶层设计和细致的执行操作。以下几个方面是其落实的关键:

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废止相关法律条款: 首当其冲的是需要对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社会抚养费的条款进行修订或废止。这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立法程序,确保合法性和严肃性。
修订配套法规: 同时,还需要梳理和修订与户籍管理、义务教育、劳动就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明确取消生育数量限制后,这些领域的办理流程和依据。例如,在户籍管理中,要明确新生儿落户不再受生育数量影响的办理细则。

2. 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生育支持服务优化: 取消社会抚养费,意味着政府在生育领域的角色将转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包括但不限于:
普惠性母婴保健服务: 加大对孕产妇保健、新生儿筛查、疫苗接种等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确保所有家庭都能获得基本的生育健康保障,降低生育的经济和健康风险。
生育家庭支持政策细化: 在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并考虑提供经济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 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多层次、多类别的托育选择,解决年轻父母的后顾之忧。
家庭教育指导与咨询: 建立健全面向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帮助家长科学育儿。
教育公平与入学保障:
户籍与入学脱钩: 确保取消生育数量限制后,儿童的入学不因家庭生育情况而受到任何歧视。入学政策应更多地考虑居住地、学区划片等因素,保障所有适龄儿童都能就近入学。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长期来看,需要持续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教育差距,为所有儿童提供公平优质的教育机会。

3. 加强就业公平与权益保障:
消除就业歧视: 在招聘信息发布、入职体检、员工管理等环节,要严厉禁止以个人生育情况作为招聘或晋升的限制条件。
完善劳动保障法律: 健全劳动合同法,明确用人单位在员工生育期间的权益保障责任,包括保留岗位、支付生育津贴、保障产假和陪产假等,防止因生育而导致的职业发展中断。
推广灵活就业模式: 鼓励和支持灵活就业、在家办公等模式,为有生育需求的劳动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就业选择。

4. 强化宣传引导与观念转变:
正面宣传生育价值: 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生育的社会价值、家庭价值,鼓励适龄人群生育,营造积极健康的生育文化。
纠正陈旧观念: 对于一些地方可能存在的将生育与特定社会待遇挂钩的陈旧观念,需要通过政策解读和公众教育来引导和纠正,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地。
媒体责任: 媒体应承担起传播正确生育观和家庭观的责任,避免传播可能引起焦虑或歧视的信息。

5. 建立监督与评估机制:
畅通投诉与举报渠道: 对于违反政策规定,在户籍、入学、就业等方面对个人生育情况进行歧视的行为,应建立畅通的投诉和举报渠道,并及时处理。
定期评估政策效果: 建立对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定期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优化相关政策和服务。

二、 会带来哪些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

社会抚养费的取消以及生育情况与民生事项的全面脱钩,将深刻改变我国的人口发展格局和社会生态。

(一) 积极影响:释放生育潜能,促进社会公平

1. 释放生育潜能,优化人口结构:
打破生育壁垒: 取消社会抚养费,消除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尤其对于有生育意愿但担心额外费用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利好。
提升生育意愿: 结合国家推出的其他生育支持政策,有望逐步提升全社会的生育意愿,缓解低生育率带来的长远挑战。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适度提升生育率,有助于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人力资源支撑。

2. 促进社会公平,提升民众福祉:
消弭生育歧视: 将生育情况与户籍、入学、就业等脱钩,是实现生育公平、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一步。这意味着无论家庭生育了多少孩子,其在基本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上都应享有同等的权利。
减轻家庭负担: 从长远来看,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化,将大幅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使生育回归其应有的社会和家庭属性,而非一项需要额外“罚款”的负担。
提升女性权益: 减少因生育数量而对女性职业发展和个人权益造成的潜在影响,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让女性在生育和事业发展之间有更多的选择自由。

3. 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释放消费潜力: 年轻家庭的增加,特别是二孩、三孩家庭的抚养,将直接带动母婴用品、教育培训、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促进人力资本投资: 更多家庭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和健康上,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更优质的人力资源。

(二) 潜在挑战与应对:审慎前行,防范风险

1. 短期内生育率提升的局限性:
高昂的养育成本: 尽管取消了社会抚养费,但教育、住房、医疗等高昂的养育成本仍然是制约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单纯取消抚养费可能不足以显著提升生育率。
生育观念根深蒂固: 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部分人群的生育观念已发生转变,倾向于少生优生。生育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
“政策惯性”的挑战: 在一些基层执行层面,可能仍存在对过去政策的“惯性”思维,需要通过培训和监督来确保新政策的落地。

2. 公共服务资源压力增加:
教育资源紧张: 如果生育率出现一定程度的提升,短期内会对现有的教育资源(幼儿园、中小学)造成压力,尤其是在一些人口流入较大的城市。
医疗保健系统挑战: 妇幼保健、儿童医疗等相关服务也需要及时调整和扩容,以满足可能增加的需求。
社会保障体系调整: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长期来看,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3. “隐形”的生育歧视可能出现:
隐性门槛: 尽管法律上脱钩,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单位或领域可能会出现“隐形”的生育数量偏好或限制,例如在招聘时更青睐未婚未育或已育一孩的求职者,这需要更有效的监督和法律约束。
信息不对称: 部分求职者可能因为担心就业受到影响,而选择隐瞒生育状况,这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应对挑战的建议:

持续加大对生育支持的投入: 重点在普惠性托育服务、育儿补贴、税收优惠、延长产假育儿假等具体措施上发力,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和养育成本。
优化和均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提前规划,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投入和区域均衡配置,应对可能出现的人口变化。
强化反就业歧视的执法力度: 建立健全举报机制,严厉打击在就业招聘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形式的生育歧视。
推动生育观念的理性回归: 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形成科学、理性的生育观和家庭观,强调生育的价值与责任。
关注新出生人口的长期发展: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着眼长远,关注每一位新出生人口的成长和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总而言之,社会抚养费的取消和生育情况与民生事项的脱钩,是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向,体现了国家对人口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公民权利保障的提升。这项政策的落实,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系统性的设计、精细化的执行和持续性的优化,让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真正惠及民众,为国家人口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细心耕耘的全新篇章。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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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都不用制定什么新的政策,把劳动法落到实处,把房子税收占比降低或许更加有帮助。

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了,无非是时间、收入、支出带来的诸多压力,单个穷并不能降低生育率,普遍是越贫穷的地区生育率越高,但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穷就会降低生育率。

工业化、教育水平、城镇化都会降低生育率,相反能拉起来的因素非常少,比如年轻人的闲暇福利和收入,现在做什么尝试不会提高生育率,而是想办法让生育率下降的慢一些,即便补贴也大概率只是降低下降的速度。落实劳动法让年轻人闲暇时间,房地产税收占比下降让年轻人有储蓄,毕竟多数城市隐形税收就能超过总房价的一半,且是很多家庭的最主要支出,刚需相当于背负贷款和利息纳税,重税之下不少城市公共资源依旧稀缺,导致内卷进一步加剧,重税下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到优质的公共资源,不少站好位置的人还能从中获利,层层盘剥。

有人天真的以为放开多胎后年轻人生育有得选,其实多数时候没得选,让生育主力军有的选才是政策努力的方向,希望最终结果不是针对不生的人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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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锅多重夹生的饭,需要很大智慧、很大精力、很长时间才能吃下去。

第一重夹生:从一对夫妻一个孩到一对夫妻三个孩的剧烈震荡,不会因为上边一句话就立刻扭过弯来。因为一对夫妻一个孩已经从最初的强制转变为综合配套整体约束,例如教育、住房、医疗、婚姻、就业乃至工作时间、奶头乐等等,综合约束和压制生孩欲望。严格来说,后者才是决定性的,这也是为何开放1.5个孩子、全面二孩都没有立刻起效的深层原因。

开放三孩乃至取消社会抚养费也一样,不改变整个社会的态势、文化,或者说,继续整体上我们跟西方有样学样,中国人的生孩愿望仍然无法提高。

第二重夹生:从前年开始到去年为高潮,妄图给中华民族腾笼换鸟的邪恶力量多次试探在中国开放移民的可能性,但都遭到了真正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暂时搁浅。这也是不愿意对过去既有的压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方针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体制真的进行改变,而妄图继续沿着西方国家错误道路前行在实践中的失败。然而,在本土生孩愿望不会马上调整过来的时候,这股引进移民、祸乱中华的力量不会停止,会不断的在各个领域冒出来,鼓噪是非。

一定程度上,对于人口的焦虑,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对于生孩的焦虑,三重焦虑、三重力量会反复博弈。尤其是掌握权柄的对人口的焦虑,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犯下更大的错误。

第三重夹生: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下层民众育儿成本相对提升,资本主义相关制度随经济基础扩张而扩张挤压社会主义提供的公共育儿扶持,而富人人数太少,玩命生也生不过穷人。也即,富人无法填补人口缺口,却又不愿意放松对财富的攫取,舒缓本国穷人的育儿愿望,必然导致其倾向于引进不花钱的移民来填补其掌握的生产资料运行所需的劳动力缺口。这也是西方国家在人口问题上的悖论:那么有钱,为什么生育率还那么低。中国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这一态势导致解决生育率问题,必须在贫富差距上下功夫。要么缩小贫富差距,提高育儿公共产品供应能力,真正缓解中下层民众育儿负担;要么提高贫富差距,压制中下层民众相对生活水平,使其必须依靠多生孩子、多出劳动力来维护家庭生活水平。

最后说一句,随着国有企业所代表的公有制比重不断缩小,其直接表现就是政府调控经济行为、社会现象的能力越来越低。前者如基本农副产品忽涨忽落,政府应对越来越吃力,后者如育儿问题持续多年无法改善。育儿问题或者说社会问题的本质仍然是经济问题,当政府手中所掌握的经济力量不断相对下滑,对社会经济现象、社会现象的引导和控制能力,也必将不断下滑,甚至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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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波新政策不像看起来那么“硬”——虽然文件结尾非常强硬的规定了“狠抓落实、取得实效、每年向XXX汇报这种狠话,但如果你往上翻一翻,整套政策要求实现的目标本身是没有那么硬的。更多是在描述应该做到什么,而不是要实现什么效果。把地基拆了,上面一座楼如果自己有路子就让他在那里戳着好了。乐观地说,应该不至于闹到不生孩子就扒房牵牛那一步。

以一个一二线城市中产青年的视角来看,这一波所谓的促生育政策对你生娃差不多就是“提供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持”。这很正常。知乎众永远不要觉得一项政策针对你,你们真的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人家对你所谓的贴脸输出,其实只是附带伤害而已。

你是大厂员工,你年薪50万的工作生个孩子回来就没了,你觉得一个“为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女性提供再就业培训公共服务”能帮到你吗?你供了一个小学生去北极圈游学觉得家底被掏空,这时候一个“全面开展课后文体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和托管服务,推动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能让你感到很欣慰吗?

但是话说回来,很多东西对你没用,但是对别人有用,而且对防止别人成为你有用。你得首先跳出你自己的老一套的生育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才能评价它有没有用。你以为你生不起孩子是因为穷吗,不,你不穷,你生不起孩子是因为你希望变得更富。这一轮政策有很多很多部分都指向了一个目的:打掉阶级跃升的期待。

这一部分内容在这一轮政策里其实非常关键,不过最近相关的内容其实已经零零散散的抖落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反而看不太出来。大概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卷是因为猴子太多桃子太少,你觉得应该多给桃子大家就不卷了。但是在人家看来更好的选择明明是直接就不给桃子了嘛。

你把家庭资源投在小朋友英语奥数乐器旅游的无效竞争上面很心疼,其实人家更心疼,人家又不是卖课的,有你费这功夫在这卷,还不如直接家里添双筷子,人家赚得更多。所以干脆,大家一起跟着我的指挥棒走,一起开子宫彩票。

你要真是万中无一的XX奇才也就算了,不是的话就随着大流一起上职高一起做蓝领嘛,我们又不是灯塔,我们哪用得起黑叔叔来做蓝领工作嘛对不对。话说职高那可真的是个好东西。真的,你不要瞧不起职高,过去我也瞧不起职高,但是回头一看上高中考大学无非就是提前预演了一遍社畜生活,去职高当个cool kids那才叫青春,是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生理能力巅峰与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匹配起来的资源优化配置。

不要担心把人轰进战五渣的职业教育里面学技术能不能学得好,机器能不能玩得6,你玩得6人工智能就不取代你了吗?不可能的。现代工业对于设计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对作为零件的人,注意是作为零件的人,要求越来越低。这个阶段的职业技能教育不是技能的培训,是技能培训的培训,有大把并不需要高深技术的蓝领工作等着你,技术教育不是让你掌握技能去适应它,而是给你打上一个标签,让你只能去适应它。

更何况,职高这个东西它学技术也许有争议,但是找对象生孩子它真的没有争议。想当初我初中毕业之后两三年,如果不是莆田系给力,在高考之前就得先去喝某些老同学的满月酒了。真要是能拉下脸来把实用主义贯彻到极致,我提一个纯粹的,不负责任的脑洞哈,让职高的孩子们十五六岁就把娃生下来,生下来直接送去老一辈三十岁社畜家里养着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化抚养,没有马前卒赚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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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公示一下过去收了多少社会抚养费?用途是什么?


暂住证298元一个的时候,无证人员清理可积极了。

等到暂住证免费办理了,查处无证人员就没多少人愿意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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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弟出生在东南某省的十八线小县城里,我是老大,没罚钱,他是老二,罚了一万。

一万块钱搁到二十多年前,真是个天文数字,刚一开始,我爸妈因为交不起罚款,带着我俩躲了很长时间,后来东拼西凑,最终把罚款还上了,才敢回家。

说实话,刚一开始我很不理解他们的行为,为什么这么麻烦,还要生个弟弟。去年我结婚以后,逐渐明白了他们的心情,新生命出生的喜悦,是这世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无法比拟的,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抚养他,是一个人的使命,是一个人尝试超越自身自私本性的抗争,虽然很多时候大部分父母也很难战胜自己的自私,但血缘亲情,确实是人类离利他主义最近的一种状态。

现在我和妻子生活在某一线城市,房贷压得我俩鸭梨山大,生孩子的计划也没有提上日程,但是从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上来说,我和妻子计划要孩子,而且肯定多于一个。

我的这种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剖析其实非常的多余,因为对于我的那些留在了东南某省十八线县城里的小学老同学来说,他们想多要孩子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我和老婆就是喜欢孩子,罚钱也得生,生得多多的,砸锅卖铁也要养。”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都带着由衷的笑容,那种笑容和互相调侃谁的房子大、谁的车子好、谁的老婆漂亮时的尴尬笑容完全不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笑容中甚至带着田野间泥土的芳香。

这种芳香是中国土地上养育的人独有的。我到过西方几个国家,也留过学,最长的住过两年,短的几周,他们确实很礼貌,可也仅仅止于礼貌,甚至是在家人之间。那种礼貌里深深的透着一种自私,所有事物止于“我的皮肤之上”的自私,只要超出他们本身的范围,他们的脸上就会泛起那种意味深长,却又极其塑料的微笑。

而这种芳香的存续,不仅仅靠我们老一辈人拼上了性命去守护这片土地。与其说他们在守护这片土地,不如说他们是在拼死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人,和这带着泥土芳香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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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日本毕业的博士后师兄聊天。

他特别提到,日本有一个问题很突出,而且是政府和社会都没办法介入的,那就是日本年轻人不愿意搞性生活了——他们没有性趣了。

换言之,日本少子化不仅是不敢生,还是压根就排斥性生活。

当前,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生育问题时,天然认为我国年轻人不存在上述问题,只是因为生活压力而不敢要孩子。

师兄说:“日本年轻人遇到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思想准备,但我们难保遇到这个问题。”

这次发布的政策,似乎对中国年轻人性生活本身并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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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抚养费这笔账,什么时候可以真的算清楚?现在取消,那么之前需要缴纳没交的还要不要交?已经缴纳的还退不退?如果前后处理方式不一,那么是不是告诉大家依法的老实人活该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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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是官宣第一次承认从过去几十年如一日的计划生育政策,全面转变成为现在的“积极生育”政策。

用本次(2021年6月26日)发布的红头文件来说就是:

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促进代际和谐,增强社会整体活力。

那么,这对于国内广大不明真相的瓜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德国的人口政策变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国内借鉴和参考。


众所周知, 德国人对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魜拳问题,基本上都是通过“岁月静好”来自我解决。

那么,如果到了涉及“升存拳”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1935年,在纽伦堡妇女大会上演讲时,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明确提出:

“妇女所拥有的平等权利在于,她们在其自然所定的生活领域内收获了她们理应获得的高度尊重……德国妇女有自己的战场:带着她们为国家所生的每一个孩子,为民族的斗争事业奋斗。”

几乎没人能够想到,这句话会在86年后的的德国重新上演:德国某城市的社区群内甚至已经出现了“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区已婚育龄妇女随防员,请你们把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发到私信里”这样的现实画面。

时间倒回55年前。

作为罗马尼亚“百年一出”的人物,被德国最高层称为“德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齐奥塞斯库不仅在权力登顶的过程中手段狠辣,掌权后更是展现出强悍的自我意志。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甚至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1976年,他又接管了罗马尼亚意识形态委员会,并出版了多种文集;通过个人崇拜的操作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当代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家”的地步。

而自从1965年他坐上罗共总书记的职位后,就至死都没有动过。除了罗共总书记之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成为罗马尼亚一切的主宰,甚至连罗马尼亚一平方米种的玉米数量都要由他亲自决定。同时,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家属)在罗马尼亚谠政军界担任要职的则不下30人。

然鹅,腚于一鶎的齐奥塞斯库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百密一疏”:罗马尼亚的人口规模远远无法支撑自己的鸿鹄之志。

从1950年代以来,罗马尼亚的人口出生数量便开始快速下降,并在1966年达到最低值。为了应对人口急剧下降, 罗共决定将罗马尼亚居民人口从当时的 2300 万增加到 3000 万。

1966 年 10 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授权通过770法令,规定除以下的情况以外的堕胎和避孕均为非法:

45 岁以上的女性 (后来被降至 40 岁)、已经生育至少4个孩子的女性(后来被提升为 5 个)、可能会因为生育而有生命危险的女性、由于QJ和/或乱伦而怀孕的女性。

为了执行770法令,整个国家机器都开始全力运作。罗马尼亚官方不仅宣称“胎儿是国家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并且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4个孩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囚禁的处罚、妇女月经期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甚至,就连教科书中的性教育定义也被改写,主要关注做母亲的好处,包括作为英雄母亲给祖国带来多个孩子的所能得到的荣誉和精神满足。

为保证770法令的严格落实,整个罗马尼亚社会都被严格控制:避孕药从货架上消失、所有女性都被迫被妇科医生每月检查身体、任何被检查出的怀孕都被跟踪保证分娩、 秘密警察则在各个医院严密关注着院内的各项手术。同时,齐奥塞斯库还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这些执法者也被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称为“月经警察”。

1966年~1967年,罗马尼亚出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不仅造就了罗马尼亚历史上最大的婴儿潮,而且每名妇女的子女数也从1.9猛增至3.7。

然鹅,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荒诞生育政策、尤其是“月经警察”的强力“执法”,却给罗马尼亚的妇女和婴儿带来了巨大灾难:

家庭经济压力的持续山大,导致罗马尼亚人开始千方百计寻求绕过法令的方法。许多妇女不愿成为生育机器,铤而走险偷越国境想到邻国寻求庇护,却被当作“叛国者”遭到边防军的射杀;罗马尼亚国内地下流产与堕胎服务应运而生,却因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的无法保证导致怀孕妇女死亡率不断上升。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罗马尼亚国内妇产医院、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的数量远远无法应对大量出生的婴儿,致使许多新生婴儿因得不到及时护理而死亡,仅仅在“新生育政策”实行后的一年内该国婴幼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并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为此,齐奥塞斯库还特意下令规定之后婴儿出生一个月后才能发出生证。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此一来,那些未满月就夭折了的婴儿就不会被计算在死亡婴儿的统计中,婴幼儿死亡率也就会“大幅降低”。

事实上,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期间,不仅罗马尼亚的孕妇死亡率一跃成为全欧洲最高,而且与邻国的儿童死亡率多年来一直持续下降相比,罗马尼亚的儿童死亡率却一路飙升至邻国的10倍以上。同时,770法令还导致大量儿童最终只能生活在孤儿院 ,因为父母无力抚养。

当时,几乎没人能想到,正是这些Decreţei( *来源于罗马尼亚语 字 decret,意思是"法令",用来指称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出生的罗马尼亚人),最终成为了导致齐奥塞斯库灭亡的重要原因。

在《魔鬼经济学》一书中,史蒂芬·列维特、斯蒂芬·杜宾纳提出:在母亲的堕胎请求被拒绝后而出生的孩子(尤其是被送到孤儿院的孤儿)更有可能犯罪、或在成年后拒绝承认权威。

而在1989年,年纪最大的 Decreţei 已经22岁,处于大多数革命者的一般年龄范围内。由于罗马尼亚是当时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里唯一具有“变态”生育法律的国家,因此,在770 法令推出后出生的 Decreţei ,实际上也成为了在1989年猛烈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人。

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政权在民主化运动中倒台。他与妻子同时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逮捕,经军事审讯后被秘密枪决。军事法庭对其定的罪名是“屠杀六万人民”(对罗马尼亚敏煮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在长达24年毒菜桶治中的暴政、拥有“超过10亿美元的不当财产”等。

实际上,与其他东欧国家虽然经历了动荡但却基本上都是和平过渡完全不同的是,罗马尼亚也是冷战后期唯一一个统治者被暴力推翻的东欧GCZY国家,齐奥塞斯库则是东欧唯一被处死的前最高领导人。


极具戏剧性效果的现实是,虽然德国、罗马尼亚在关于人口政策的严格(BT)程度不相上下,但政策方向和时间点却正好完全相反。

实际上,在齐奥塞斯库的770法令期间,德国却因为各种因素导致计划生育政策在1970年以前一直都未切实推广。

主要原因则是1957年德国排名第二的大学校长及其《新人口论》遭到了德国全国范围内的批判、尤其在是在big leap期间受到了德国总理的强烈反对[1],并于1960年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遭到软禁,随后又被免去德国议会常委的职务。

直到1979年6月,德国新总理接班人在德国国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正式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今年我们要力争使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今后要继续努力使它逐年下降,1985年要降到5‰左右。”

1979年8月11日,德国内阁副总理又在《柏林日报》发表长篇专文表示:

“长期地、自觉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零的主要办法,也是群众可以接受的办法。”

至此,德国进入了长达38年之久的计划生育进程。

而在德国官宣“30年计生让德国少生4亿人”的规划之下,无数德国民众(尤其是农村家庭)都遭受了【此处删除40字】等各种杯具。

1991年,是国内的羊年。

而在德国,当时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沉默的羔羊”事件。

1991年4月,德国不来梅州LC地区为了降低当年人口出生率,在该地区两位一把手的领导下对行政系统的全面动员,要求该地区两个county自5月1日到8月10日,无论头胎二胎、不问合法“非法”,一个都不许生、完全杜绝任何婴儿正常分娩。而德【此处删除35字】。

当时,该地区其中一个county还召开了扩大会议,要求所有干部必须全力以赴,实现当地一把手立下的军令状[2]:一年内由全地区计生倒数第一变为正数第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此处删除629字】。

最终,这场“百日无孩”movement的结局和后果有两个:

a、在1998~2001年,该地区两个county原本拥挤的中小学直接出现了招生严重不足的现象。b、1992年,圆满完成军令状的该county一把手升任德国不来梅州LC地委副书记,并从此踏上官场通途,先后担任德国不来梅州经贸委副主任、德国不来梅州国资委主任。

2005年,【此处删除151字】。

2012年3月,德国下克森州AK市一位怀有第二胎的妇女(克莉丝汀·梅)被当地计生人员告知其需要获得包括新户籍在内的文件才能递交生育申请。而在这背后的背景,则是AK市辖下某county过去2年的生育配额屡次超标、并遭到上级主管部门“黄牌”警告。

于是,2012年5月,决心摘牌的该county官员决定采取手段强制执法。

【此处删除422字】

该事件被当地报纸《德商报》曝光后,不仅立即引发了全德国的质疑和争论[3],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尤其是【此处删除91字】,更是引发了德国全民公愤,以及对这种操作是否违法的大讨论[4]

当时,德国坏球时报总编维克多·锡金也进行了紧急救火,一边表示“强烈反对野蛮强制引产”、计生执法需要改变,一边却又认为“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是件好事”,因为“全世界的资源养不起billions德国人”。

【此处删除881字】。


事实上,该事件仅仅只是德国无数襁滞嫷炱杯具的冰山一角。而在该事件发生之前,在德国境内关于人口政策的讨论都是充满了各种风险的高危行为。

然鹅,该事件导致的强大鱼囵压力,却并不是德国内阁做出政策调整的真正原因。

直到2015年,德国经济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双重压力,才是德国持续了长达38年[5]的人口政策最终改变的根本原因。

显然,与羔羊的lives相比,【此处删除9字】。

如今,德国正在顶着“全世界的资源养不起billions德国人”的困难而上,不仅接连放开了二孩、三孩政策,而且离当初罗马尼亚770法令的四孩“最低标准”仅一步之遥。

没人知道,这种由于man-made mistake政策而导致的代价和杯具,与德国GDP规模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

【此处删除71字】

哈耶克说,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一部无人性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也许不是好事情;但如果我们再也无法脱离它、被束缚在为我们选定的那些上级的身边,那么情况就不知道要糟糕多少倍。当每个人意识到他的命运就是某些人随意作出决定的结果时,他对命运的不满就会与这种意识一齐增长。

楼下保安则说,除了少数呐喊者,平时听不到他们一点声音。他们甚至害怕脚步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都会招来灾祸。他们是现实中的活死人、偷生者、隐匿者。但他们也有发出声音的时候,那就是灾祸临头时那杀猪般的最后哀嚎。


⚠️以上内容节选自公众号中的《沉默的羔羊》(原稿为《幻痛》DLC-29),感兴趣的童鞋可以在公众号或new base中查看。

参考

  1. ^ 当时,德国总理还让人向他放话称:“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
  2. ^ 实际上,该county的一把手在向地委领导立军令状时,还说了一句在当地流传至今的名言:“这一百天里,但凡有一个孩子出生,我就叫他爹。”
  3. ^ 襁滞嫷炱的手术则导致克莉丝汀·梅精神严重受创,并在强制引产数周后患上了严重头痛,多次自杀未遂。
  4. ^ 当时,愤怒言论就从德国各地涌入,纷纷指责这种行为是“ 㐩”、“等同于乷朲”。该事件不仅登上德国热搜榜榜首,而且评论累计超过了100多万条。但很快,许多帖子和评论就被德国内阁迅速删除,尤其是迅速封锁了批评德国内阁的帖子和有关内容,防止进一步讨论。
  5. ^ 2015年10月德国国会会议宣布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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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等到这一天。

感谢易富贤博士。感谢第一财经记者王羚。感谢携程网梁建章主席。感谢人大代表黄细花。他们都为此奔走呼喊了很多年。

当初计生一票否决是谁发明的,建议调查清楚。如果是勾结美国提出的,建议以叛国罪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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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治标不治本。

只要不解决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和超高的工作强度,中国的生育率永远停留在冰点。

毕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嘛。


结束抖机灵过后,我以我个人粗浅的认识说一下上述论调。

1.年轻人生育率断崖式下滑,来自于年轻人极高的社会压力,和对未来近乎绝望的悲观情绪。换句话说,配套政策和设施再完善,只要年轻人生孩子的主要阻力不解决,配套再好也没用。

从我个人来说,我个人虽然并不是不婚族,未来也有生育养育的打算,但是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大多都处于观望状态,短期内不会结婚,生孩子更是不在短期计划当中,至于原因,当然是老生常谈的房价,住房,医疗等几座大山。

以住房为例,如果大家关注住房的话,就知道,现如今一线城市房价已经到了工薪阶层可望不可及的地步,动辄七八万甚至十多万一平米的房价,使得现如今一线城市的买房主体非官即商。一线城市中只有广州的房价相对还算亲民,不过极其偏远的郊区房价基本也两万起,市郊房价三四万,市中心六七万是普遍现象。

当我们把眼光放到次一级的城市,房价会下降到没那么吓人的地步,但是到这里为止,房价依然可怕。以我个人了解的地区来说,南京杭州苏州等长三角强二线城市,平均房价基本在四万左右,这个房价已经可以和广州非市中心相提并论,而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的普通二三线城市,例如无锡,合肥,佛山,东莞等地区,平均房价也已经达到两万-三万区间,中西部的武汉基本也在这个价位。

更为要命的是,和一线城市动辄更高的工资相比,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工资和一线城市相比也有断崖式的下滑。这里我以我工作过的武汉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

上图是武汉市洪山区(含东湖高新区)3-6月左右的房价统计(图片来自网络),由于洪山区有光谷高新区的存在,这里是武汉年轻人聚居的地区,但是截至目前,光谷高新区仍然存在配套设施不齐全,地铁,道路交通规划混乱滞后,吃汉阳大气污染,土质松软影响建筑寿命等问题。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武汉洪山区和高新区一些偏远地段(例如花山,左岭,距离武汉江滩三十公里左右),房价也已经飙升到一万五左右的价格,而位于光谷相对中心的位置,房价已经基本两万起步,一些交通设施和居住环境良好的地段,房价在两万五到三万区间。而且,这个价格在以极其高速的方式上升。

那么,武汉的工资待遇呢?实际上,尽管武汉已经是中西部地区工资待遇最高的地方之一,武汉的工资仍然给人普遍不高的印象。作者在武汉找工作时,凭借东部地区某C9小硕的身份,在武汉也只能找到一万二左右薪资的工作,全年税前收入在十六万上下,税后大概十二三万,更为重点的是,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加班文化盛行,工作制度基本达到995或者996的情况下。而且,这些公司看似很大,但是二三线城市的业务并不核心,使得在这些公司的成长性很低,即使996在这些大型公司待上五年左右的时间,目测的薪资待遇也很难超过目前收入的1.5倍,更不要说现如今996的工作难以持续五年时间,能坚持两年的都十不存一。

简而言之:目前中国的房价已经高到了极为离谱的地步,即使是双985组成的高学历家庭,两个人可能需要双双在所在城市996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才能付完所在城市郊区普通地段一百平左右的非学区房。所以如果你比我早生了五年,我衷心祝贺你可以提早上车,在房价还没那么贵的时候买房,如果你和我一样处在低谷,我希望大家能热爱生活,热爱世界,成为一个有朝气不绝望的青年人。

接下来再说996,或者说泛加班文化带来的问题。

在本人这篇又臭又长的回答中,粗浅的介绍了996的利弊。在这个回答中,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泛加班的工作制度与中年危机是共同存在,共同消亡的,只要一个行业存在强制加班到八九点甚至更多的工作制度,这个行业就必然会存在中年危机,这与行业本身的特点没有任何关系,无论它是需要青春活力的互联网,还是需要大量工作经验的传统工科。

回到三胎这个问题上来,由于加班泛滥的存在,年轻人的时间被过度压榨,劳动力被过度消耗,这会让年轻人大大降低生活欲望,例如:沉迷短视频和手游,休息时间躺尸一整天,不想洗漱做饭谈恋爱甚至床上运动等等,而床上运动的存在和延续性才是生孩子的保障。加班泛滥的996化,让年轻人们生孩子的欲望和机会已经大大降低了。而另一方面,由于和加班泛滥共同存在的中年危机的关系,年轻人们往往会出现对国家未来乐观但是对个人和家庭未来悲观的态度,从而为了规避进入中年后的极高生存风险,将生孩子养孩子的计划一再拖延,以寻求合适的机会,待到自己有足够的可持续性(例如工作稳定,有持续性副业收入,提前赚取一大笔钱从而无后顾之忧等),再进行子女后代方面的思考,如果这个机会迟迟不来或者没有希望,出于个人的生存需要,很多年轻人会选择放弃这条路。在算上中国一直以来就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大山,现如今的年轻人境遇可想而知。

2.中国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让大量未雨绸缪,设置良好的政策,难以得到合适的发挥,被迫给市场经济建设让路,从而成为空中楼阁,难以落地。

这个结论可以同时解答很多人的很多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劳动法难以贯彻实施?为什么说二胎三胎等配套政策难以落地?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过的很累,但是现状却难以改变?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有很多。

首先强调一下:我国现在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市场经济已经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对人民有着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无论是房住不炒的言论,还是养老和三胎配套,都是如此。但是,这些好的政策,由于要为市场经济让路,因此难以落地,自然成了大家眼中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我国提出的各项政策,一般都有立竿见影的明显效果,市场经济也不例外,他让我国的钱包和世界地位明显上升,并且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中。但是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而现在就到了要为市场经济解决弊端的时候。

由于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一些大中型企业可以肆无忌惮的对政府漫天要价,要求各种政策配套,经济扶持,甚至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加班保证等等,而很多地方政府由于中央的市场经济要求,将地区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因此为了这些大中型企业的落地,往往会将劳动者权益和政府自身一些已经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为牺牲品,打包给企业。这造成了很多城市,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大企业各种强行加班996的现象,如果你身在中西部一家独大的省会,这个情况会非常明显。回到三胎配套政策上,如果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地位难以改变,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再好,最后也会成为各地区为了达到招商引资目的而被牺牲打包丢掉的那个,最后这些好政策扫进了各地搁置政策的垃圾堆,长期不管。

综上,如果让我个人发表对三胎配套政策的看法,我只能说治标不治本。而如果让我说一下我个人倾向的政策目标,我认为有两个:

1.改变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地位,将人民生活幸福感的地位抬升到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高度。

2.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根据第一条的指示,将原有制定政策抓紧落实,收回部分企业在劳动保障等方面的特权,并严格保障人性化管理。

以上两条方向再结合这些配套政策,不用等宣传部,人民日报的催催催,年轻人生孩子的欲望自然会回来的,对于生命体来说,生育后代是基因延续的自然法则的表现,如果不是有政策阻碍,年轻人才不会有人跟啪啪啪和生孩子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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