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孙中山，他会同意修这么大的中山陵吗？
首先，我们可以从孙中山先生 本人的思想和行为 来推测。孙中山先生毕生倡导的是 革新、主义、实干，他的革命事业也并非追求个人荣华富贵或奢华的仪式感。他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事业中。因此，从他的 朴素情怀和革命目标 来看，他可能会对如此宏大、如此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陵墓感到 些许不适或审慎。
他可能会问：“这笔钱，如果拿去做教育、办实业、或者帮助那些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会不会更有意义？”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核心是“民生主义”，他对民众疾苦有着深切的关怀。一个庞大的陵墓，即便有着纪念意义，是否能直接惠及民生，他必然会认真考量。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孙中山先生 对国家、对民族的期望。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基础。他所追求的“三民主义”，最终是要实现一个强大、独立、富强的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或许能够理解，后人修建如此规模宏大的陵墓，并非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崇拜，更是对 他所代表的革命精神、对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向往 的一种 具象化和象征化 的表达。
他可能会说：“如果这陵墓能够成为激励后人奋发图强、继承革命遗志的象征，能够让人们铭记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那么，它存在的价值也是非同寻常的。” 孙中山先生也明白，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纪念。中山陵的宏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人民对孙中山先生伟大功绩的 最高认可和敬意 的体现，是对他所开创的共和时代的 一种庄严宣告。
我们还可以考虑当时的 历史背景和纪念惯例。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政府肩负着国家建设和纪念先烈的重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先贤的纪念往往伴随着庄重、宏伟的建筑。而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他的陵墓自然需要体现出其 历史地位和政治象征意义。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理需求，也可能促成了对中山陵规模的“要求”。
如果他得知中山陵的选址（紫金山）、设计理念（仿中国宫殿式建筑，融汇中西风格）、以及修建过程中所凝聚的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他可能会感受到一种 历史的厚重感和民族的情感寄托。他可能会看到，这座陵墓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归宿，更是 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那么，他是否会“同意”？ 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革命，是为了让中华民族不再受欺凌，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你们以我的名义，建起一座能够 长久地提醒大家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的地方，那我很欣慰。但记住，真正的纪念，不在于陵墓有多么壮丽，而在于你们是否真正将我所倡导的 主义落到了实处，让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让人民真正幸福起来。这座陵墓，应该成为一个 警示钟和加油站，而不是一个 结束的句号。”
他或许还会补充一句，带着他特有的那种充满力量的语气：“记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所以，与其说他会“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如说他会 审慎地考量其意义，并将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和民族发展的语境下去评价。他会关注的是，这座陵墓是否能 承载起他毕生的事业，并激励后人继续前行。如果能，那么规模上的“宏大”，或许也能被他理解和接受；如果仅仅是为了形式上的纪念，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涵的传承，那他必然会感到失望。
最终，孙中山先生是否“同意”修这么大的中山陵，这个问题，更像是在叩问我们 如何理解和传承他的精神。这宏伟的陵墓，既是对他的纪念，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鞭策。
网友意见
我倾向于中山先生在起初阶段会半推半就，毕竟他是希望安葬南京的，但中途多半会坚决撤销，因为中山陵的规模是违背他的本意的。
中山陵的选址，其实早在1912年4月就确定了，当时革命党刚刚推翻满清王朝，孙先生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他带着胡汉民等人在明孝陵一带游玩，看到紫金山四周形势，对周围众人说：“等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人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
1925年的时候，孙先生临终之际，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是效仿列宁，将尸体保存于水晶棺中，以供民众瞻仰；第二是安葬南京，因为南京是临时政府成立地，魂归南京，以示不忘辛亥革命。
对第一个要求，众人倒无异议，彼时孙文在国民党内的权威远非早年可比，已经到了说一不二的地步，中常委集体通过的决议他说否就否，这在国民党的党史中，既是空前也是绝后，将他放在水晶棺里，有助于培养孙的神格，稳定国民党形势。
但第二个要求，众人其实是反对的，包括孙夫人，都希望将孙先生安葬在北京，毕竟尸体要考虑时效，千里舟车劳顿就不说了，关键是会反复折腾遗体，但孙文坚持回南京，理由他也说了，不忘辛亥革命。
水晶棺因为时效性，最终放弃，对孙先生来说，这未必不是好事，假如他真的躺在水晶棺里，后世对他的的评价恐怕要更复杂了。
而他渴望的安葬南京，也并不是一抔黄土就能解决的，中山陵从1925年4月勘察墓址，至1929年主体工程完工，整整修了四年之久，规模完全不亚于封建皇陵，更糟糕的是，陵园面积过大，必然涉及到征地，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能给拆迁费的，许多民众被迫拆迁，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当时的孝陵卫镇长王桂芳哭诉说：“总理陵园自开始建筑以还，征收民等土地岂止万千，皆惟命是从，令迁即迁，令让即让，倾家荡产者有之，流离沟壑者有之，甚至因之而毕命以殉者亦有之，其牺牲不可谓不大。兹已迁无可迁，让无可让，只余孝陵镇一席之地藉为栖身之所。
而该会仍不体念苦衷，一纸布告，使千百颠连无告之民惊惶失措，如丧考妣，抢地呼天，哀告无门。此岂仁者为政所宜出，此更岂我向以天下为公之总理所能容哉?……我总理在天之灵，亦必大加叱责也。
从这段描述来看，陵园征地给周边民众带来无尽痛苦，于孙文的名声有害无益，无论以孙文革命领袖的立场，还是收揽民心的政治要求，都不可能支持这种大操大办中山陵，这不止是对民众的迫害，更是对孙文一生的否定：一辈子反对封建皇权，身后却住进了皇陵！
ps：孙文晚年的政治观点和早年已经相差很大了。
在1912年的时候，他是满嘴大炮，豪言十万公里铁路图。
在1917年的时候，他写了本《民权初步》，手把手教民众怎么开会，怎么议事，怎么表决，怎么安排发言顺序，怎么辩论，怎么对待反对意见，细致到了繁琐的地步，因而可操作性极强，是极好的民主入门书。
联想到他当年十万公里的铁路计划，不得不感叹孙先生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可惜大家都只盯着他的铁路画地图，没人愿意理会他的政治科普书。
但是此后经过一系列的背叛和失败，孙先生对政治越来越失望，已经不愿意像早年间那样无条件给人民民主了，而是认为民众愚昧不堪，需要政府开启民智，一定要经过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才能还政于民。
所谓军政，就是老袁那种模式，只不过老袁太高估自己实力，真拿自己当老大，控制不了地方实力派，最终玩脱了；训政，其实就是以党代国，这更倾向于列宁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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