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两次未成功的南迁有什么区别么？
第一次：崇祯年间的北方风雨飘摇与无奈撤退
第一次相对明确的“南迁意图”可以追溯到明末崇祯皇帝时期。彼时的大明王朝，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帝国，而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背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留都北京的明朝宣告灭亡。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标志着明朝统治的终结。
原因： 此时的“南迁”并非主动战略转移，而是被动局面的延续。虽然崇祯皇帝身死，但明朝的残余势力，特别是北方的一些忠诚于明朝的将领和士大夫，出于对“正统”的维护和对满清的抵制，试图在南方重新集结力量，建立新的政权。这种想法更多的是一种抵抗的姿态，希望借南方的地理优势和相对稳定的局面，继续与清军周旋。
过程与结果： 实际上，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就已经有官员和军队开始向南方溃退或转移。北京城陷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以史可法为代表的官员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弘光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并未能有效整合南方的力量，内部派系林立，腐败横行。同时，清军的追击和蚕食从未停止。最终，弘光政权在清军的攻势下迅速瓦解，标志着第一次南迁尝试的失败。这次“南迁”更像是一次权力的真空后的被动接续，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明确的战略目标。
第二次：永历年间的南明余晖与最终消亡
第二次相对集中的“南迁”浪潮发生在南明政权时期，以永历帝为代表。
背景： 在弘光政权覆灭后，南方各地仍然存在着一些拥明势力，试图延续明朝的统治。永历帝朱由榔最终被拥立在广东肇庆，建立了南明政权，但其统治基础十分薄弱，且长期受到清军的追击，不得不辗转流徙。
原因： 永历朝廷的“南迁”是一系列战略失误和内部动荡的结果。他们曾寄希望于联合南明各方势力，甚至试图与清朝的内部矛盾（如三藩之乱）相结合，以图复兴。然而，这些尝试都未能成功。南方的割据势力如鲁王、唐王等，各自为政，未能形成合力；而联合李定国等军事力量也遭遇了种种困难。最终，随着清军的步步紧逼，永历帝不得不不断向南方更偏远的地方迁徙。
过程与结果： 永历朝廷的南迁过程可谓艰难曲折。从广东的肇庆，到广西的梧州、桂林，再到云贵高原的安南（今越南）、缅甸等地。每一次迁徙都伴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动荡。永历帝的行动更多是被清军驱赶，而非主动的战略转移。最终，永历帝在缅甸被吴三桂献给清廷，并被勒死，标志着南明政权的彻底覆灭，也宣告了明朝作为一个王朝存在的彻底终结。这次南迁的结局更为凄惨和绝望，它反映了一个政权在强大外部压力下，因自身积弊和战略失误而走向灭亡的悲剧。
两次南迁的显著区别：
1. 主动性与被动性： 崇祯末期的“南迁”更多的是一种对北京失陷后的被动反应，由残余势力主动拥立新君，希望在南方重整旗鼓。而永历朝廷的“南迁”则是在清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不断被驱赶和流徙，是被动逃亡的性质更浓。
2. 政权基础与凝聚力： 第一次南迁虽然仓促，但弘光政权至少在当时得到了江南士绅和部分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永历朝廷则始终面临着南方各地军阀割据、政令不通的局面，政权基础不稳，内部凝聚力薄弱。
3. 战略视野与执行能力： 第一次南迁的拥立者，虽有复兴之志，但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和强大的执行能力。第二次南迁的永历朝廷，虽然有过联合外部势力（如三藩）的设想，但未能有效实施，其战略失误（如对清军的低估、对内部力量的误判）尤为明显。
4. 最终结局的性质： 弘光政权的灭亡是南明政权的第一次失败，但并未完全终结明朝的残余抵抗。而永历帝的被杀，标志着明朝作为一个政权的彻底终结，是一个王朝的绝唱。第一次南迁是残余力量的尝试，而第二次南迁则是王朝末日余晖的悲壮燃烧。
总而言之，明朝这两次“南迁”的努力，都未能挽救大明王朝的覆灭。它们分别代表了明朝在不同阶段的挣扎与无奈，也揭示了一个王朝从巅峰走向衰落，再到最终消亡的曲折历程。第一次更像是一次仓促的接力，而第二次则是一次绝望的逃亡。两者都充满了悲剧色彩，却也展现了历史进程中某些群体不屈的抵抗精神。
网友意见
有区别，很大的区别。
该跑的不跑，是猪；不该跑的乱跑，是猪八戒。
迁都在明朝是一直在说，永乐皇帝迁到北京以后，仁宗也在说迁都，死得早，没迁成。后来风吹草动，就有人提迁都，最大的是两次，就是题主说的土木堡和最后亡国的时候。其实就大小来说，土木堡还远不如仁宗那一次，因为一开始说就被于谦等人摁下去了。
对于帝国来说，就相当于一个人的换心手术，不是换一个心脏，而是把心脏换一个地方。如果不是一切准备妥当，而且又是政局平稳（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大概率是亡国的前兆。
朱棣把都城迁到北京花了多少代价，专家论证，事前筹备，光北京城就建了十七年。还有运河，补给，随扈等等事宜。迁都以后，南京的善后等各种工作要做。
土木堡之变的时候，正统皇帝朱祁镇是被捕了，整个北边的军力也基本上都搭了进去。这算是很危急的时刻。可是，整个帝国的运行并没有出问题啊，明朝九边还在啊。就是威胁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蒙古也先的骑兵而已。实际上，也就两万人。北京也不是完全没有兵力啊，未必不是可以一战，而且事后的事实证明，不仅可以打，还打赢了。
那你还跑什么跑？
就象，完全可以治好的病，为什么要换心手术，那不是没事找事么？就是一怕死的家伙，妖言惑众，扰乱军心。所以于谦说，讲这种话的人，先砍了脑袋再说。
《明史.列传第五十八.于谦传》郕王监国，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
《明通鉴》纪二十四，正统十四年
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监国，集朝臣议战守。时京师疲卒赢马不满十万，人情汹汹。侍讲徐珵大言曰：“验之星象，稽之天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尚书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兵部侍郎于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
到了崇祯末年就不一样了，东边有清八旗威胁，而且入关已经五次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根本拿他没办法。只剩下宁远、山海关可守，宁远山海没了，北京也等于没了。整个中原腹地都民不聊生，西南有张献忠，更南有沙普之乱。西边有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百万而来，也只有宁武关可守。而且南迁议到最后，宁武关也没了。只有东南一带可往，这比当初南宋没好到哪里去，甚至更糟。
街头的傻瓜打架都知道，打不过，逃啊。等着请吃饭哪。
但是这时候出现很奇怪的事，其实崇祯十六年周延儒首辅的时候，就开始说南迁，就一直没迁成。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对形势误判，总认为北京还是那个北京。这事情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公开的秘密，就是掩耳盗铃，不让声张。连后宫两个皇后都在扯这个事情，弄得皇嫂张皇后差点上吊。
《三垣笔记》李清： 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泄。传闻，懿安（天启后张氏）皇后语周后云：「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且历言周短。周后（崇祯后）以闻，上大怒，遣宦者往询索传语者，懿安坚讳，上坚请，迫欲自缢，不得已，乃遣周代征，盖观其后也。
另一个原因是皇帝朱由检又怕死，又好面子。
到了崇祯十七年正月的时候，投敌的太监都已经来劝降了，不得不跑了。
初三日，大过年的，朱由检把詹事府左中允李明睿召进宫来，在德政殿里秘密召见。召见的时候也没别人，俩人唧唧咕咕谈到天黑，那肯定是把南迁的路线、护卫、补给这些事都谈妥了。结果一朝议，给事中光时亨上疏弹劾李明睿，说这是邪说，都这时候了，还在搞党争。朱由检就说，朕决定了，国君死社稷，不走了。
我去。
《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三.李邦华列传
会帝召对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帝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
《明通鉴》丁亥，诏天下勤王。命廷臣议战守，左都御史李邦华请上坚守京师，命太子监国南京。又请以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宁国。上颇心动，嗣因中允李明睿请南迁，给事中光时亨疏纠之，上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罢议。
皇帝要是不想跑，那也不是不行，那时候还提了两条建议，一个是太子以抚军的名义去南京。这个也遭到光时亨的反对，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效仿唐肃宗另立山头？
《列皇小识》文秉：大学士范景文、周邦华，拟申前请，给事光时享大声曰：『奉太子往江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露武故事乎』？
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皇帝不走，太子不走，还两个皇子定王、永王，分别之国浙、闽。明代的亲王虽多，但是从来没有分封到浙、闽这两个地方的。当然，情况不同，这也没什么不对。这哥儿俩其实也到了分封之国的年龄了，虽然这时候出去准备可能不足，而且还有危险。但是情理上没有问题啊，这不能算逃跑，也不算丢弃祖宗之地吧。要真能去成，那也为大明朝留下革命的火种啊。
《崇祯遗录》王世德 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项煜请太子抚军南京，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所阻。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亦尝言之。原任商丘知县梁以樟，从狱中上书，亦有请太子抚军南京、二王封分浙闽之议，惜皆未行。
南明为什么比南宋时间短的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死社稷”的崇祯没为社稷做好善后工作。如果你要死，那太子继位没问题，太子没了二王按序继位也没问题。如果都没了呢，听谁的？这个没安排。传说有诏书，送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人早跑光了。南方定都南京也没问题，战略储备呢，兵力分布呢，人员调配呢？都没有说。所以最后关于这些问题争半天，等争完了，弘光也完蛋了，剩下一盘散沙，就差点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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