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是归浙江布政使节制吗？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明朝的省制和地方官制说起。
明朝的省制与布政使司
明朝初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改以“承宣布政使司”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通常俗称“省”。每个布政使司下辖若干府、州、县。浙江地区在明代，就隶属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的最高长官是布政使，一人，正三品，是主管一省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布政使下面，则设有左右布政使参议，两人，从三品。
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的设置
那么，这个“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就明确地指向了浙江布政使司的左参议。
“两浙”：这是对浙江地区的传统称谓，明代浙江布政使司管辖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浙江省加上部分江苏南部地区（如苏州、松江等）。因此，在称呼上用“两浙”来指代浙江布政使司的辖区是常见的。
“承宣布政”：这是布政使司的正式称谓，也表明了其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性质。
“左参议”：这是布政使司下设的具体官职。
参议的角色与职能
参议的设置，是为了分担布政使繁重的政务。布政使一人，往往难以独力处理好一省的巨量事务，尤其是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因此，设立参议来辅助布政使成为必然。
左参议和右参议的主要职能是：
1. 协助布政使处理日常政务：他们参与布政使司的各项会议，对重要事务进行审议，并根据布政使的指示分管一部分具体工作。例如，可能分管钱粮、户籍、刑名、驿传等某一方面。
2. 代表布政使：在某些场合，参议可以代表布政使出席会议或处理公务。
3. 监察与纠察：参议也负有监察下属官员、纠察不法之事的职责，体现了其在布政使节制下的一种监督和辅助作用。
4. 议事与建议：他们向布政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与地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总结来说，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是浙江布政使节制下的一个重要官员。他直接隶属于浙江布政使，是布政使的副手和助手，共同构成浙江布政使司的行政核心。说他“归浙江布政使节制”，是完全准确的。他的存在和职能都是围绕着辅助布政使更好地管理浙江地区的具体行政事务而展开的。
这种层层递进、分工明确的官僚体系，是明朝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体现。参议的存在，不仅能够分担布政使的压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制衡和监督作用，确保了地方政务的正常运行。
网友意见
两浙是浙江的一种别称，查熹宗实录，洪承畴天启二年就已经从浙江按察司佥事升浙江布政使司右参议了，后来天启五年才从浙江去了陕西。因为宋代两浙路就是明代浙江的大部分地区，故而另称也正常。
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了？
“两浙”只不过是“浙江”的另一种称呼罢了，作为行政区，在唐朝有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在宋朝有两浙路，南宋时期分为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其实也并非仅仅是后来的浙江省，还包括今苏南苏州、常州等地），元朝时有江浙行省，范围更大。
到明朝设浙江行省（后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两浙”（浙东、浙西）的说法仍然常常被作为“浙江”的别称而使用，甚至官方也常使用“两浙”这个名词，何况题主所说的所谓“洪承畴小记”（这个我没看过，看起来应该是私人所著）。
譬如明朝设有“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从三品衙门，总辖两浙、江南等处盐政。
不过题主说“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是归浙江布政使节制”，这种说法恐怕有些问题。
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有左、右布政使（从二品）、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等官，按现代的说法，这些官员的确是布政司的编制，而且左右布政使也的确官品最高，在明初洪武年间初设布政使时，确实是掌一省之政。
但到永乐时向各省派出总兵镇守，宣德以后“镇守中官”、“镇守文臣”、“镇守总兵”并立，“三堂”形成，“镇守中官”成为实际上的一省之长，再以后巡抚成为一省军政首脑，所谓的掌一省之政的左右布政使早就沦为了巡抚的属官，何况是明末天启年间，再说左右参政、左右参议归浙江布政使节制，恐怕是很成问题的。
实际上，左右布政使早就成了闲职，但布政司的左右参政、左右参议等官员，却是有实际权职的，他们常常被下放到各“道”，如“分守道”、“督粮道”、“督册道”等分区性的道和业务性的道，分道理事。同样这么干的还有各提刑按察司，譬如浙江按察司派出副使、佥事等官员，分巡浙东道、浙西道，抑或是整饬兵备的杭严兵备道、宁绍兵备道等。
所以，左右参政、左右参议虽然编制在布政司，是布政司的“堂上官”，却大多长驻地方，虽然是布政司的派出单位，却主要对巡抚负责，而不是对左右布政使负责，按题主的说法，他们更应该说是受浙江巡抚节制。
而对于洪承畴而言，按照《熹宗实录》在天启二年的记载：
浙江按察司佥事洪承畴为本省布政使司右参议，宁绍兵备道。
很显然，他这个浙江右参议，实际管的是宁绍兵备道，驻地在浙江宁波府。
一般情况下，兵备道官员应该是从按察司派出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而洪承畴之前确实就是浙江按察司佥事，看这意思是要给洪承畴升官，因为右参议是从四品，所以改寄衔布政司了，但他仍旧是归浙江巡抚节制，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关于明朝的“兵备道”：
明朝各省按察司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本就有分道巡察之责，既巡察民政、财政、学政，也巡察军政。
至于明朝地方上的各种“道”，比如“兵备道”、“分巡道”、“分守道”等等，和中央的十三道监察御史的“道”并非一个概念，地方上的“道”一般包括一个或几个府县、卫所；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一个省太大，“省政府”为了更好地行使职能，就派出了一些临时机构，离开省府到各府县去管理各项具体事务，比如征收赋税、管理地方治安等等，说白了就是“分片”管理。
而具体到明朝，就是从省的布政司、按察司两个衙门派出一些属官，去地方上行使职能，布政司除了左右布政使以外，还有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按察司除了按察使以外还有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
明廷在一些要冲之地，或者加强分巡道的军事职能，或者增设整饬兵备副使或佥事，当地及附近的卫所官军听其节制，从而导致了“兵备道”的设置。
兵备道设置之初，皆称“整饬兵备”，而无“道”之说，也就是说，兵备道的设置与内阁、巡抚一样，都有一个由临时性的权宜到永久性的定制的过渡。
对于明代省之下，府县之上的“道”而言，成化以前主要是“分巡道”、“分守道”，同时负担着地方治安、边境防御及催征田粮赋役的职责，但军事职能逐渐明显。
成化至嘉靖年间，由于内地的社会骚乱、北部边境的蒙古内侵，以及东南沿海的倭变，兵备道大量出现。其主要职能是整饬兵备，统领地区的军事力量，或镇压内乱，或抗御外侮。
隆庆、万历及此后的天启、崇祯年间，兵备道已遍布各地，成了巡抚之下的地方主要军政机关，它们统领军队、管辖府县，听命于督抚，同时取代了当地的分巡道、分守道，成为“道”的主体。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虽然兵备道的官员表面上是从按察司派出的，但实际上是受各督抚直接节制的，并不听命于按察使，所谓的“副使”、“佥事”，基本就相当于一个确定官位品级的“加衔”。
明后期地方治安问题上升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各巡抚通过提督军务强化了军事功能，兵备道则通过兼分巡、分守道强化了行政及监察功能。
明后期国家地方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同属关系：
在北部边境地区，形成了总督——巡抚——兵备道（含分巡、分守、兵粮等道）——府县、卫所的统属关系；
在内地，没有总督这一层，为巡抚——兵备道——府县、卫所的统属关系。
但是，与作为中央都察院派出的权力机关巡抚一样，作为省按察司派出权力机关的兵备道与法定的府县权力机关相比，也表现出其“权宜”性。
首先，明廷始终将兵备道视为权宜机构，地方发生动荡时增设，一旦动荡平息即予撤除。
其次，兵备道虽然在后期也管理地方民政事务，但它最明显的特征还是军事职能，即“整饬兵备”，所以虽然属于按察司系统，但其设置及革除均由兵部负责，故《明会典》将其纳入“兵部”的统属之下。
除此之外，各兵备道并不像府县官那样，有历代相承因而约定俗成并通过“诸司职掌”确认的职掌，而是根据各地情况的不一样，通过“敕书”的方式，增加其行政、财政监察及其他方面的职掌，成为同一级别的军政首脑。
我贴几张万历十年前后明代兵备道及其统属表，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
至于“还有感觉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很少有当过知府的”
如果研究明朝内阁大学士在入阁前的仕宦履历，会发现的确如此，有地方任职经历的内阁大学士很少。
据统计的162位内阁阁臣，任过地方官职的人太少，只有21人，占阁臣总数的近13%，而其余人入阁前一直是任京职，占阁臣总数的87%多。
用今天的任官标准评判，就是没有经过基层锻炼，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不习世务。
明代进士是非常注重在京受职和任职的，因为身处天子脚下，可供利用的政治资源十分丰富，升迁机遇非常多，这对他们的仕途影响至关重要，一旦外任，则有终生不复有京任的可能。
所以明代有不少进士要千方百计逃避外任，宁可等待数年，阁臣们的入仕经历也恰好说明了明代进士喜欢留京任职是普遍现象。这一方面主要归因于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实行及“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之制的引导和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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