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清两朝税收收入为何差距那么悬殊?

回答
明清两朝在税收收入上的巨大差异,绝非简单的数字波动,而是背后深刻的经济结构、制度设计、甚至是对外贸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理解这种悬殊,我们得深入剖析它们各自的税收体系。

明朝:从初期蓬勃到后期衰败的税收轨迹

明朝的税收体系,尤其是在早期,是相对高效且能支撑其庞大帝国运转的。

早期(洪武、永乐时期):
土地税(田赋)是绝对主力: 明初,朱元璋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高度重视农业,推行屯田制,鼓励垦荒,这为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土地税收。田赋制度以里甲为基本单位,将农民编入里甲,按户轮流承担差役,但后期逐渐折算为钱粮缴纳。
漕运和盐引(专卖)的贡献: 漕运是解决南北粮运的关键,虽然成本高昂,但保证了财政的稳定。盐业作为基础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制度,国家通过发行盐引来控制食盐的生产和销售,盐税和盐引的销售是仅次于田赋的重要收入来源。
市舶司和海外贸易: 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虽然消耗巨大,但也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兴盛,市舶司的税收虽然不是主体,但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赋役合一的初步尝试: 随着时间推移,明朝开始尝试将徭役折算为银两缴纳,这被称为“一条鞭法”的萌芽。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征收,但也为后期出现“银荒”埋下了伏笔。

中期(成化、弘治时期):
“一条鞭法”的推广: “一条鞭法”在明朝中后期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它将田赋、徭役、杂税等名目繁多的税收合并征收,主要以银两计算,并以土地面积和质量作为主要征收依据。
优点: 这项改革极大地简化了征收程序,增加了征收效率,同时也促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可以通过出售农产品来换取白银缴纳赋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弹性。
弊端: 然而,“一条鞭法”也埋下了隐患。它过度依赖白银,一旦海外白银流入减少,或者国内白银产量不高,就会出现财政危机。此外,虽然名目合并了,但税负并未减轻,很多地方的税负不均问题仍然存在,甚至加剧。

后期(万历、崇祯时期):
财政枯竭与税赋负担加重: 万历皇帝三十年不早朝,朝政废弛,军事开支却日益增长(如万历三大征)。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被迫采取各种手段增加税收,例如加征矿税、商税,甚至重新征收一些被取消的旧税。
白银流入的波动影响: 此时,全球白银的流入(尤其是来自美洲)对明朝的财政至关重要。一旦白银流入减少,国内的通货紧缩就会加剧,农民的税赋负担无形中加重,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换取相同的白银。
税制的不公平与低效率: 尽管有“一条鞭法”,但税制依然存在诸多不公平和漏洞。官僚腐败、地方豪强包庇,导致税收流失严重,真正能进入国库的远少于应征的数额。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富有的地主反而比贫苦农民承担更少的税负。
战乱与灾荒的双重打击: 后期,连年不断的战乱(如农民起义、后金崛起)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不仅破坏了生产力,导致赋税收入锐减,还增加了巨额的军费开支,使得财政状况急转直下。

清朝:从继承到创新的税收体系

清朝在税收上,既有对明朝制度的继承,也有因应时代变化而进行的改革与创新。

早期(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盛世的税收基础
继承并完善“一条鞭法”: 清初基本沿用了明末的一条鞭法,并将征收的地丁银(将人丁税摊入田赋)作为主要税收来源。这意味着税收负担主要依附于土地,而非人口。
摊丁入亩的改革(雍正时期): 这是清朝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将历代以来的人头税(丁税)摊入到田赋中,以土地面积和质量作为征收的主要依据。
积极意义: 这个政策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减轻了人口增长对税收负担的压力,鼓励生育,同时也解决了人头税在人口流动和统计上的诸多弊端。人口多并不直接意味着税多,而是土地多税多,这在理论上更加公平,也减轻了底层人民的直接税负,为社会稳定和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
对财政的影响: 表面上看,这使得人丁税消失了,但实际上,人丁税是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的,摊入田赋后,虽然单看田赋数字没有变化,但失去了一个随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收入增长点。不过,雍正时期通过严厉的财政整顿和增加隐性的税收(如火耗)来弥补了这一影响。
火耗(耗羡)的合法化与统征: 在“摊丁入亩”的同时,雍正为了弥补丁银摊入后的财政缺口,将过去地方征收田赋时“火耗”(征收白银时由于熔铸、损耗等产生的额外费用)合法化,并允许地方官员在征收时收取一定比例的火耗,然后将这部分收入集中起来,以“养廉银”等名目发放给官员,以增加其收入,减少贪腐。
正面效应: 规范了火耗,减少了随意加征的现象,并为官员提供了合法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
负面效应: 尽管如此,火耗的收取比例常常失控,导致实际税负高于法定税负,给农民带来额外负担,也是后续社会矛盾的隐患。
商业税的征收: 清朝同样重视商业税,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但总体而言,商业税在国家税收总额中的比重,相对于西方列强而言,仍显不足。而且,商业税的征收常常受到地方官员的随意性影响,税率不稳定。
盐业专卖和关税: 盐业专卖仍然是重要的收入来源。清朝也通过海关征收关税,尤其是在对外贸易增多的情况下,海关税收的重要性逐渐提升。

中后期(鸦片战争后):巨额赔款与税收结构变化
巨额赔款的压力: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这极大地消耗了国家财政。这些赔款的偿还,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财政支出,并迫使政府在税收上寻找新的来源。
海关税收的跃升: 为了偿还赔款和应对财政危机,清政府开始重视海关税收的征管。设立了海关总税务司,引入西方的管理模式,使得海关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超过了传统的田赋收入。
厘金制度的出现: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推行了“厘金”制度,这是一种对国内货物交易征收的流转税。
目的: 厘金是为了筹措军饷,应对内乱。
影响: 厘金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严重阻碍了国内商业的自由流通,增加了商品成本,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厘金的征收也存在不少腐败和混乱现象。

总结差距悬殊的原因:

1. 财政结构与税基的根本差异:
明朝后期: 严重依赖土地税,且土地兼并严重,税基日益萎缩,征收困难,同时对白银的依赖性过高,一旦白银流入减少,财政就面临危机。官员腐败、征收效率低下,导致实际入库税收与理论税收相差甚远。
清朝(尤其是中期): 虽然也依赖土地税,但“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口压力,使得税基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清朝在海关税和商业税(尽管发展不均)上有所建树,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海关税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虽然有厘金等增加的税收,但其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在总额上比明末的巨额赔款压力要小得多。

2. 制度的稳定性和执行力:
明朝后期: 政治腐败、党争激烈、官员效能低下,税制改革的推行受阻,执行不力,导致税收漏洞百出,流失严重。
清朝(前期): 康雍乾时期,中央集权相对巩固,官员的选拔和管理也相对到位(至少在前期),税制改革(如摊丁入亩、火耗合法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虽然存在弊端,但整体效率高于明末。后期虽然面临巨额赔款,但通过引入西方管理模式来加强海关税收,也显示出一定的应对能力。

3. 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外部环境:
明朝后期: 尽管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整体经济结构仍偏重于农业,加上内乱和自然灾害,经济基础遭受重创。同时,对海外白银的依赖成为其财政的“阿喀琉斯之踵”。
清朝: 前期农业生产恢复并发展,人口增长带来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中期虽然受到一些限制,但对外贸易(尤其是后期)的增长,使得海关税收成为新的税收增长点。

4. 国家面对的财政压力不同:
明朝后期: 面临的是内部农民起义和外部后金的军事威胁,军事开支巨大且效率低下,加上自身腐败导致财政黑洞,使得其收入难以支撑支出。
清朝: 早期相对稳定,中期虽然有对外战争和内部叛乱,但整体财政控制能力较强。后期虽然巨额赔款带来沉重负担,但国家仍能通过调整税收结构来应对,而非像明朝那样因财政枯竭而崩溃。

简单来说,明朝后期税收收入的悬殊,与其说是收入的“减少”,不如说是其单一且脆弱的税收体系在内忧外患下的彻底失灵,最终无法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清朝虽然在后期也面临严峻的财政挑战,但其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多元化,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够进行一些改革,在维护国家财政基本运转方面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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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算不考虑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工业化,清朝的生产力也是比明朝进步很多的。

其次,清朝虽然继承了明制,但也对明制进行了改良和革新,还继续了明朝后期的诸多制度改革。

最后,明清财税差距虽然大,但没有那么悬殊,因为清朝的耕地面积相比明朝没有增长多少,而人口至少翻了一倍,以至于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下降。

别看用白银算,清朝在鸦片战争前的税收比明朝高很多,但是用粮食算的话,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税收反而比明朝要低,就是因为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以及明清两代白银不断流入造成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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