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周朝的宗周和成周与明代的两京制一样吗?

回答
周朝的宗周和成周,以及明代的两京制,虽然都涉及“两京”的概念,但其内涵、功能以及历史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简单地划为等同。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力求让您清楚地理解其中的差异。

首先,我们来分析周朝的宗周和成周。

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地理概念,它们并非明代两京制那样作为政治制度的两个并列的中心。

宗周: 通常指的是周朝的都城,也就是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宗”字带有宗庙、宗室的意味,这里可以理解为周朝王室的根本、发祥地、祖宗所在之地。宗周是周朝王朝的第一个都城,是周文王、周武王定都并建立王朝的核心所在地。它承载着周朝的祖制、礼乐制度的根基,是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核心。
成周: 指的是洛邑(今河南洛阳)。“成”字有成就、建立的含义。成周的建立,是在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安抚东方以及更好地控制广阔的疆域而设立的。成周的意义在于:
政治意义: 它是一个新兴的政治中心,是周公东征平定叛乱后,为了“居成周而治天下”,作为向东方的政治辐射和控制的据点。它代表着周王朝对东方的统治和礼乐制度的推行。
象征意义: 成周被视为“天下之中”,是周公旦“制礼作乐”的重要实践地,是周朝文明向东方传播的枢纽。周公曾在此举行重要的祭祀活动,进一步确立了周朝的统治合法性。
军事和地理意义: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易于调动军队,号令四方。

宗周与成周的关系,更像是“原点与拓展”、“发祥地与新中心”的关系,而非两个平等的、并存的政治运作中心。 周朝的权力核心仍然在宗周(镐京)。成周更多是一个东方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辐射中心,是王朝疆域拓展和统治深化的象征。周王在重大事务上仍然以宗周为本。

接下来,我们看明代的两京制。

明代两京制,指的是明朝将京师(南京)和北京(顺天府)作为两个重要的政治中心。

京师(南京): 最初是明朝的开国都城,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政治起点。南京的都城地位持续了近六十年。
北京(顺天府): 永乐皇帝迁都后,北京成为明朝的实际政治中心。

明代两京制的特点在于:

双重政治中心: 两个城市都拥有高度的政治功能,是国家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工与互补: 虽然北京是实际的统治中心,但南京依然保留了大量的政治机构,例如六部中的某些司、都察院、宗人府、文书省等等(具体机构设置有变化)。南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储备、后勤、对南方区域的震慑和管理等功能,同时也保留了作为“陪都”的象征意义和一定的政治职能。
政治格局的体现: 两京制是明朝政治格局的反映。它既有统一的中央权力核心(北京),也保留了前朝都城的政治遗产,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分权或设置储备,这与当时明朝的统治疆域、政治稳定性和历史传承有关。
制度性设计: 两京制是一种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是明朝统治者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政治考量而确立的。

现在,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两者的异同:

相似之处(非常有限,仅是概念上的模糊联系):

都涉及两个重要的地理空间作为政治或文化上的“中心”。

根本性差异:

1. 性质与功能:
宗周与成周: 更偏向于王朝早期奠基、巩固和拓展疆域的地理与战略重心。宗周是根本,成周是东方的重要据点和辐射中心。它们的性质更像是王室发祥地与新兴政治基地的关系。
两京制: 是明朝成熟政治制度的体现,两个城市都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共同构成国家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虽然职责有主次之分,但都是国家权力运作的载体。

2. 权力中心:
宗周与成周: 周朝的权力绝对核心始终是宗周(镐京)。成周虽然重要,但并非与宗周平起平坐的权力中心,更像是其延伸或次级中心。
两京制: 北京是明朝的实际政治中心,但南京也保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和职能,某种程度上是并存的政治力量点(尽管北京是主导)。

3. 制度渊源:
宗周与成周: 是周朝建立初期的历史发展和战略需求自然形成的。成周的建立是对前代都城(商朝的殷)和东方局势的政治回应。
两京制: 是明朝统治者主动构建的政治制度,是对首都迁移后政治格局的重新安排。

4. 历史定位:
宗周与成周: 是周朝早期奠基时期重要的地理布局,是理解周朝政治地理结构的关键。
两京制: 是明朝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一种陪都或双都设置模式,体现了古代王朝在政治中心设置上的多样化考量。

举例说明:

想象一下,宗周就像是一个家族的老宅,是祖宗牌位所在地,根基深厚。而成周则像是这个家族在另一个重要地区新购置的、用于管理和拓展业务的分号或办事处,虽然也很有权势,但最终的决策权和核心价值仍然在老宅。

而明代的两京制,更像是家族在两个不同的重要城市都设立了总部,一个总部是总公司(北京),负责日常运营;另一个总部则是分公司或地区总部(南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和运营能力,能够独立处理一部分事务,并在需要时与总公司协同运作。

总结:

周朝的宗周和成周,虽然都是周朝重要的都城,并且都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它们的性质、功能以及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宗周是周朝王室的根本,是最初的政治、文化核心;成周则是周朝东征后的战略性建立,是东方的重要政治辐射和控制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发祥地与拓展中心”的关系。

明代的两京制,则是一种成熟的政治制度安排,北京是实际的政治中心,而南京则保留了重要的政治职能和地位,是一种并存的政治格局。两者在制度层面和历史背景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用“一样”来形容它们是站不住脚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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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都城制度很复杂,很多人都说不明白。我觉得杨宽的《西周史》可能是讲的最清楚的。参照这本书写一篇回答。

实际上周朝的都城有很多个,最著名的是镐京和洛邑。

周以前的都城称呼为邑,夏称夏邑,商称商邑,而周代又多了很多称呼。宗周,成周。镐京,洛师。也有沿袭以前的用法,称呼为新大邑,洛邑。

周人在迁往周原以后,把周原【今宝鸡】那块地方叫做周。那块地方既是周灭商以前的都城,也是周建立之后,周王待的最多的地方【铭文中显示】。

丰是周文王建立的,而到了周武王时期又在离丰25里左右的地方建立了镐京,镐京建立后,丰邑继续作为都城使用,常常也有周王居住,所以二者也合称丰镐【今西安附近】。

关于【周原】、【丰】、【镐】在史料记载中并不多,而史料记载最多的则是另一座都城成周【今洛阳】。包括儒家的五经和遗留下来的《逸周书》和《史记》都有大量记载。

这应该也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因为新都成周所在的洛阳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是历史久远的古都,并且是夏商古都。所以导致西周人当时就很重视这里。

《说文解字注》中说夏字的含义是

中國之人也。
以別於北方狄、東北貉、南方蠻閩、西方羌、西南焦僥、東方夷也。夏、引伸之義爲大也。

而现代考古发掘的《何尊》铭文记载建都洛阳这样一件事时,也提到了【中国】一词。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


史记中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更详细,和《逸周书》也相似。都有这样一句话,自洛汭到伊汭,是夏王朝的故居。也就说在西周人看来,伊洛河所在地方是被称作【中国人】的夏王朝的故都。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关于这句话的解释有很多。

【集解】: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後居阳翟。”

徐广说夏都初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古属洛阳】后来在阳翟【今禹州】

【索隐】: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正义】: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则居阳城为禹避商均时,非都之也。帝王世纪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是。”

【索隐】注解说,有夏之旧都在伊洛河平原,平易无险固。《括地志》认为阳城只是禹所居,并非夏都。

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也。”

而《汲冢古文》中所说的夏都斟寻,即夏朝中晚期的都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正好与当代考古挖掘的夏都【二里头】符合。


所以周武王当时计划在此建都,并且【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但是,这样的营建是应该是草创,武王回到周原后就病重,最后留下遗愿给周公。这也就是《何尊》前文所记载的遗愿。

这个遗愿由周公完成,既因为这件事是武王遗愿,又因为洛阳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夏之居的历史地位。还由儒家元圣周公营建,作为周王朝统治天下的象征。所以这件事很重要,所以要花大笔墨来记述,所以仅在《尚书》中,就有两篇直接描写过程,还有间接来写的。

《召诰》序中记载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欲以为都,故成王居焉。

在正文中记载更是详细记载了过程。召诰是辅政二大臣之一的召公所告诫成王的。

○正义曰:周公之作洛邑,将以反政于王,故召公述其迁洛之意。今王来居洛邑,继上天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土地王中之处

而《洛诰》则记载了另一位辅政大臣周公告诫成王的话。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后至,经营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吏反,注“遣使”同。作《洛诰》。
  洛诰既成洛邑,将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义。

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于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为治。为治之道,当事神训民,谨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则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获太平之美矣。”
我乃继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视东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为民明君之治。言欲为民明君,必当治土中,故为王营洛邑也。

大意也是要继承文武二王的遗志,安定天下。建都洛阳【土中】(即中国同义)是与继承天命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还第一次在洛阳用殷商的礼仪为礼典,象征继承殷商的正统。

周公曰:“王居此洛邑,当始举殷家祭祀以为礼典,祀于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礼无文法应祀者,亦次秩而祀之。


《礼记正义》记载这件事是在明堂举行的,明堂据《逸周书》记载是五宫之一,周公在明堂朝诸侯,制礼作乐,归政于成王。

故曰,受列土于周室。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

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者,周公摄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礼作乐者,《书传》云:“周公将制礼作乐,优游三年,而不能作。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则为人子不能扬父之功烈德泽,然后营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会。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而况导之以礼乐乎?”其度量六年则颁,故郑注《尚书·康王之诰》云:“摄政六年,颁度量,制其礼乐。成王即位,乃始用之。”故《洛诰》云:“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是摄政七年冬也。郑云“犹用殷礼”者,至成王即位,乃用周礼是也。


成周营建是与周王朝制礼作乐,继承前朝正统,在天下之中【中国】的地方统治天下;成王亲政,继承天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才叫做【成周】,成王也才因此叫做成王。象征周道自此而成。

因此定鼎一次也有了新王朝定都建国的含义,定都与建国联系在一起。

定鼎,新王朝定都建国的意思。语出《左传》:“(周)成王定鼎于郏鄏(今洛阳)。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因为这件事很重要,记载也很多。所以即使周朝都城很多,但《周礼·大司徒》在建都那一栏中志记载了建都洛阳的标准。也因此,东都成周是周王朝统治天下的象征。放置九鼎的所在。

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马融云:“王国,东都王城,今河南县是也。”


因此东都也有如下的政治作用。设立有中央机构,作为诸侯朝贡的中心,设置有成周八师,以征讨不服的诸侯。

成周是周王朝统治四方的中心 529页
成周建成后,东西两都并立···但是在具体的政治作用上,东都却比西都重要的多。因为成周正是四方的中心,对于四方诸侯以及周围的夷狄部族的事,都必须由成周的中央政权机构来管理。543页
成周成为征收四方贡赋的中心,粮食财务积储中心,从而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544页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朝制度和后世不同的地方,在于很多事情并非需要周王自己的来亲自做,而是可以让臣下代行。周王并非待在一地。更多的是征伐巡幸四方。因此洛邑的中央政权机构并非需要周王待在洛邑亲自管理。

[疏]“王曰公予”至“四辅”○正义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为君于周。”谓顺公之言,行天子之政于洛邑也。“至洛邑当命公后,立公之世子为国君,公当留辅我也。

如杨宽所说,成周营建后,由周公留守成周和支持东都政务。蔡沈以为是后世的留守,留后之义。这是错误,因为当时并未有这种制度,但成王留周公治洛是正确的。周公有治理东都,监管百官,保民和司为四辅的大权。周公之子也继承了这一职位。

注意:留守、留后即后世两京制中的留都。皇帝在两京间巡幸,另一都则置留守。安史之乱前,长安和洛阳轮流为留都。安史之乱后,洛阳长期为留都。明代的南京也是长期作为留都


所以说周代的宗周与成周和明代的两京制是不一样的。周代实际上并非仅仅两都,而宗周和成周只是分别是两座连起来的西都和东都而已。西都作为陕西王畿的象征,东都作为统治东方天下的象征。而周王自己并非一直居住在这两座都城。


杨宽认为,“东都成周大规模营建是西周初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同时分设东西两都以加强对东西部的管理是古代政治历史上的创举,对加强全国统一有重要作用。因为全国面积广大,僻居西方的国都不便于管理中原和东北南三方的政务。司马迁说武王成王营建洛邑居九鼎焉,就是说把洛邑建成国都,九鼎是国都的象征。至于说复都丰镐是说丰镐原是国都所在。把洛邑称为成周,丰镐称为宗周正是两都并立的原因。成周之所以叫做成和成王叫做成的原因是一样的。

成周和宗周是对称的。宗周因为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而得名,而成周是因为建成统治四方的中心而得名。自从成周建立以后,西都宗周的京畿和东都成周的京畿就沟通联结起来,有所谓邦畿千里之说,成为周朝中央政权相互联结的两个中心。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周朝的宗周和成周与明代的两京制是不一样的。周朝统治天下的中心就是在成周,诸侯朝贡也只来成周。如《竹书纪年》中记载周王会诸侯也只在东都会。而不见西都的记载。但是周王待在东都的时间要少于待在关中诸都的时间。也就是说周朝的政治中心并非完全跟着周王为转移。周朝的政治权力相对分散和多层级。

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
 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
  冬十月,归自东都,大事于太庙。
自武王至穆王享国百年。
  以下都于西郑。
 九年,王会诸侯于东都,遂狩于甫。
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而明代的两京制则明显是从唐宋以来发展过来的。政治中心完全跟着天子转移,天子转移到哪里,朝贡就到哪里。

所以唐开元名相所写的“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就写在玄宗待在洛阳的期间。如果玄宗在西安,那就是万国赴西秦。

唐代官方文献记载了这一留都制度。大抵在于,皇帝巡幸一都时,一都是政治中心。

若车驾巡幸在京,则都一人留守,以总卿贰之职;在都,则京亦如之。

又如明太祖建都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以为留都;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


明代制度也是如此,最初建都南京的明朝,在成祖巡幸北京以后以南京为留都。由于两京路途遥远,所以明代皇帝不喜欢在两京间巡幸。所以南京长期作为留都。

这也和唐安史之乱后洛阳长期作为留都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唐朝是因为藩镇割据无力东幸,而明朝可能是因为路途遥远?

会度自兴元来,因延英奏事,帝语及巡幸。度曰:“国家营创两都,盖备巡幸。然自艰难已来,此事遂绝。


而战国时候的西周和东周是周考王搞出来的,周考王把自己仅剩的土地分封给其弟。为桓公。后来又分裂为西周公和东周公。这是两个建立在东都王畿上的两个诸侯国。

在分封完王畿之后,周天子就没有王畿,于是借住在二周。

【索隐】: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长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巩,乃袭父号曰东周惠公。於是有东西二周也。按:系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是也。

最后一任周王死后没有新王,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归于秦国。秦十五年灭,归于汉。

正义按:王赧卒後,天下无主三十五年,七雄并争。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十五年,海内咸归於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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