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东迁，宗周老百姓留给了秦国，后来秦国人被视为夷狄，曾经是文明中心宗周的遗民百姓怎么看待这件事？
一、 平王东迁的背景与影响
东周的开端，西周的衰落： 平王东迁并非平白无故，而是周王室衰微、内乱频发的必然结果。申侯因为与周平王联手伐犬戎的协议被违背，加上周平王对他的忌惮，导致了申侯与犬戎联合攻打镐京。周平王逃离镐京，最终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启了东周时代。
失去“宗主国”的地位： 镐京，作为周朝的都城，承载着数百年来的辉煌历史和文化传统，是周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失去镐京，不仅是地理上的迁移，更是象征着周王室权威的衰落，其“宗主国”的地位受到极大挑战。
宗周百姓的悲剧： 镐京的陷落和周平王的逃亡，意味着原先生活在宗周地区的百姓，其社会秩序被打破，生活环境被战乱摧毁。他们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经历了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痛苦。
二、 秦国与“夷狄”的认知演变
秦的起源与周朝的恩怨： 秦的祖先是商朝遗民，被周文王封于秦地（今甘肃天水一带），负责管理犬戎。秦的早期发展受到边疆环境和与犬戎交往的影响，其习俗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原地区存在差异。
“戎”的标签与文化隔阂： 在春秋早期，周朝王室和中原各国对秦的称呼常带有“戎”字，暗示其属于“边陲”、“蛮夷”之类。这既有地理位置的因素，也有文化习俗上的差异。秦的军事力量和扩张行为，在一些中原士大夫眼中，也显得粗犷野蛮。
秦的崛起与中原的警惕： 随着秦国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断吞并周边国家，其影响力日益扩大。这种崛起在中原各国，尤其是那些长期以来占据文化优越感的核心地区，引起了警惕和不安。将秦国视为“夷狄”，是一种文化上的傲慢，也是在政治上将其边缘化、妖魔化的手段。
“夷狄”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 需要注意的是，“夷狄”的定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族群之间是流动的。周朝自身就是融合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产物。中原诸侯也常常互相指责对方为“戎”、“狄”。“夷狄”更多的是一种相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标签。
三、 宗周遗民百姓如何看待此事？
对于留在宗周地区的老百姓而言，平王东迁、秦国接管的事件，以及后来自己被归为“秦国人”，其感受必然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失落与屈辱：
辉煌的过去与残酷的现实： 他们曾经是“宗周”的子民，生活在周朝文明的中心，感受着王室的荣光和礼乐的熏陶。如今，他们的家园被战乱摧毁，赖以生存的政治中心消失，自己也从“周朝百姓”变成了“秦国人”。这种身份的转变，是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和屈辱感。
对周朝的忠诚与失落的信仰： 尽管周朝王室已经衰微，但许多百姓仍对周朝怀有忠诚和敬畏之心。看着王室的尊严扫地，自己的生活失去依靠，他们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助。他们或许会怀念过去那个强大的、统一的周朝。
2. 对秦国的复杂情感：
恐惧与敌意： 对于习惯了周朝温和统治的宗周百姓来说，秦国人尤其是早期秦国人的形象，可能带着野蛮、粗鲁的刻板印象。秦国士兵的到来，很可能伴随着征服的痕迹，如掠夺、征兵等，这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恐惧和敌意。
无奈的接受： 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秦国的统治。这种接受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非认同。
观察与评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遗民也会观察秦国的政策和行事风格。如果秦国能够带来秩序、稳定和一定程度的繁荣，他们的态度可能会有所转变。但即使如此，他们心中的“宗周情结”也不会轻易消失。
文化上的优越感： 即使被迫生活在秦国统治下，他们仍然可能保持着对自身文化（源自周朝）的优越感。他们可能会认为秦国人是粗鄙的，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文明继承者。这种优越感会让他们在内心深处与秦国保持距离。
3. 对“夷狄”标签的感受：
自嘲与愤慨： 当他们听说自己被中原其他国家视为“夷狄”，成为“秦国人”的一部分时，内心必然充满了自嘲和愤慨。他们会想：“我们曾经是宗周的百姓，是礼乐文明的守护者，怎么会和‘夷狄’混为一谈？”
身份认同的危机： 这种标签化是对他们身份认同的巨大冲击。他们可能开始质疑自己的归属，是继续怀念已经消逝的宗周，还是认同这个被中原视为“夷狄”的秦国？
抗拒与否认： 一部分遗民可能会极力否认自己是“夷狄”，坚持自己是正统的周朝遗民，并尽力保留和传承周朝的文化习俗，以此来与秦国的所谓“夷狄”习俗区分开来。
4. 社会结构的变迁：
旧贵族的没落： 原本在宗周地位显赫的贵族，其权势和地位在秦国统治下很可能被剥夺或大大削弱。他们是遗民中最感到屈辱和不甘的一群。
平民的生存压力： 失去原有社会保障的平民，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他们可能需要适应新的税收、兵役和法律制度，生活更加艰难。
文化传统的断裂与维系： 虽然秦国统治，但宗周的许多文化传统仍然会在民间得到一定程度的维系，尤其是那些根植于生活习惯和信仰中的东西。但这种维系是艰难的，可能面临着秦国文化的冲击和同化。
总结来说，宗周老百姓看待平王东迁和秦国接管这件事，是一个充满痛苦、失落、屈辱、无奈和复杂情感的过程。
他们怀念辉煌的西周时代，为周朝的衰落和自身的命运感到悲哀。
他们对秦国怀有戒备、恐惧甚至敌意，尤其是在秦国被视为“夷狄”的背景下，这种隔阂更加深刻。
他们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不得不适应新的统治，但内心深处可能始终保持着对“宗周”的认同和对“夷狄”标签的抗拒。
这种历史遗留的情感和认知，也为后世理解中国文化融合和民族认同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即使在秦国统一六国后，那些经历过东周动荡的遗民的后代，也可能在内心深处留存着一份对曾经“宗周”的记忆和情感。
网友意见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
首先，在西周晚期的考古学证据证明西周受到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解放以来，在丰镐地区、宝鸡、扶风等西周王畿核心地区发现大量青铜器窖藏，与过去在墓葬中发现的规整青铜器窖藏不同，这些青铜器窖藏既不成套，也没有明显的摆放规律， 还有多代青铜器掩埋于一坑的现象。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青铜礼器大多用于祭祀祖先，是周人宗庙中最为宝贵的器物，要遗弃这些青铜礼器，必然是连宗庙都已经无法保护了的。这说明这些青铜窖藏是被匆忙掩埋的，器主将贵重但是搬运困难的大型青铜礼器掩埋在黄土之中，匆忙离开，显然是面临了巨大的危机。
另一个例子是西汉时期，汉武帝在长安郊外挖掘皇家池苑——昆明湖，结果挖出了厚厚的黑土，问东方朔这是怎么回事，东方朔答不上来，后来有胡人说这是烧焦的木炭。在近年来的发掘中，我们也知道了西汉的昆明湖是打破了西周镐京的地层的。
也就是说，赫赫宗周所在的镐京在西周末年的动荡中是被付之一炬了的，到西汉时期，人们已经忘记了镐京准确的地点。
在戎人的逼迫和王室的分裂双重打击下，周平王迁都成周，关中沦陷于戎人大潮之中。在春秋时期，秦人由甘肃礼县迁入关中，历经数代才站稳脚跟，开始扩大；
平王東遷，止于成周，秦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墓，秦以始大。——清华简·系年
在这段时间里，西周原王畿区域的考古学面貌为之大变，由过去整齐划一的西周风格转变为三股文化势力的融合：
1.出现大量具有戎人风格的器物，如铜鍑、短剑、带有动物纹饰风格的器物；出现大量此前属于戎人传统的屈肢葬葬式。这显示关中区域突然出现大量戎人。
2.早已淡出的商式传统大量出现，主要表现在商式陶器如侈口深腹瘪裆绳纹鬲等商式风格浓郁的陶器、腰坑殉狗等商式葬俗、突然增加的墓葬殉人。而这些商式传统的来源并非东方，而是周地以西的甘肃礼县一代，没错，这些就是秦人的传统：
成【13】王屎（纂？纘？）伐商邑，殺[宀录]子耿，飛廉東逃于商蓋氏，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14】蓋之民于朱圉，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清华简·系年
这些就是在从东方西迁之后，秦人遗留的殷商古风。
3.另一方面，西周式传统仍然存在，周式陶器依然出土较多。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春秋各国的青铜器都出现了纹样、式样上的变化，新的青铜器纹样和组合在东部诸国出现，而秦地的青铜器风格则显得尤为另类——呈现出古朴、庄重的西周风格，在各国中变化速度是最慢的；同时，秦地金文铭文字形也保持着西周的传统
这样的考古学面貌为我们还原了一个西周末年到春秋中期的周王朝旧王畿的面貌：
戎人入侵，摧陵故国。周人的天子远遁，未及逃跑或是留恋故土的周人平民仍然在戎人潮水中顽强抵抗着。带着殷商特点的秦人由甘肃礼县东迁至西周故土，驱逐戎人，成为西周遗民的保护者，遗留下来的西周工匠和官吏开始服务于秦人建立的新国，最终，三股势力在秦穆公之后基本完成了融合，一个崭新的秦文化在西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至于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嘛，青铜器、铭文等证据表目大量周人服务于秦国宫廷，显然这样的合作还是比较和谐的，我倒是对秦武王在成周耀武扬威的时候秦军中的周人是什么样的心情挺感兴趣的。
谢邀。
1、需要知道的是，西周时期（包括春秋前期）的国家形态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简而言之，那时的国家更加像是城邦国家，也就是其文化影响、行政权力基本上局限于一个城市之中，在城市之外的广袤区域内，国家是无力干涉的。
那时的国家组织形式，是一种被称作“国野”制度的模式，“国”，就是城市，靠近城市的区域被称作“郊”，居住在城市和“郊”中的人，被统称为“国人”，国人的身份，类似于古希腊的自由公民，他们用于一定的财产，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利，国家有重大事件时，国君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有权利对政局进行批评（比如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的事件，乡校就是国人议论朝政的地方）。当他们对政治不满时，也会采用激烈的手段进行抗议（比如西周时期著名的“国人暴动”，国人起来推翻周厉王。类似的时间在春秋时也发生过很多次）。国人对国家主要担负兵役、力役等义务，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
而在郊以外的地方，被称作“野”，野，也就是田野，主要是耕地。居住在“野”中的人，就叫做“野人”，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资格参加军队，主要工作是在田地中进行耕种，为国家提供粮食。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奴隶，也有的人认为他们也是自由民，但身份显然低于国人。
无论国人还是野人，他们都是以宗族的形式聚居在一起，没有人能脱离宗族而单独存在，那样的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无法生存的。
国、郊、野这三块，就是国家力量所能覆盖的地方，——其实是很小很小的区域。在此之外，就是国家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了，在这广袤的区域内，大多数地方是了无人迹的旷野。
所以，西周（包括春秋前期），所谓的国家基本就是一个一个点状的城市，虽然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城市，但城市和城市之间是孤立的点状分布，并没有今天领土的概念。
2、那时的国家既然是点状的城邦国家，那在这些城邦之间，就是大片的区脱，这其中大多数是无人的荒野，但也有很多地方聚居着很多蛮族。——换言之，那时的华夏国家和戎狄是交错而居。
举个例子，鲁隐公七年（公元前716年，周桓王四年），周天子派一位叫“凡伯”的大夫去鲁国访问，结果这位凡伯走到楚丘这个地方，被一群戎人给劫持了。楚丘在什么地方呢？它就在今天山东省成武县西南、曹县东南30里的地方，这可是中原腹地，但依旧居住着戎人，并且能劫持天子使节。
就说宗周之地，也是戎人遍布，譬如大荔戎，其居住地在大荔，今天陕西仍有大荔县，距西安不过一百余公里。又有陆浑戎，原居瓜州，后被秦国所逼迫，为晋惠公所诱，迁徙到伊洛一带（即今河南省洛阳伊川县附近）。其原居地瓜州，古人以为是敦煌，实则大谬，后来顾颉刚考证，即为凤翔一带，距离西安也是近在咫尺。
《国语》记载“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这是说周宣王和姜氏戎在千亩大战，结果战败。所谓千亩，即周之籍田，必然就是镐京城外，则姜氏戎所居地，也必然距离镐京不远。
关于戎人之分布，《后汉书·西羌传》有如下记载：“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自陇山以东至于伊洛，恰是宗周至成周之间，是周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戎人依旧如此错杂期间。
3、如第一条所说，当时的国家其实是点状的城邦，所以周王室东迁至成周，不仅仅是迁都，而更是迁国。
所谓迁国，就是把整个国家的人全部迁走，而不仅仅是移动政府机构和贵族公务员。关于西周时代的迁国，举一个例子：郑国始封地在今陕西省华县，故此华县古称郑县。然而郑国的第一代国君郑桓公敏锐地觉察出宗周形势的危机，于是事先把整个郑国东迁到洛阳移动，在那里重新修建城市，是以称“新郑”。这次迁徙的时间在周室东迁稍早时，《史记》记载“东徙其民雒东”，可知是将全国人民一起搬走的。
第一条中也说了，当时的中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未开辟的荒原，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人。所以郑国迁徙到新郑之后，《左传》记载“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这是后世子产回忆其先祖开辟之艰难时说的话，可知郑人新迁之时筚路蓝缕之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倘若郑国不迁其民而只迁其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周王室的迁移，也是如此，不可能仅仅是政府官员的搬迁，在这个迁徙过程中，除了各大贵族之外，国人、野人必然也是一同迁徙的。在那个人口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这么大量的资源周王室是不可能抛弃的。
春秋时期，有过许多次迁国或迁邑的事例，每次迁徙都是尽迁其民，由此可知周室东迁，也应如此。
至于有没有留下了的人，这个得分情况来说。诚如第一条所言，当时不管国人还是野人，都是以宗族为纽带聚居在一起，搬迁时，倘若整个宗族都迁走，那宗族内成员几乎一定是要追随的，在当时的那个生产力之下，离开了宗族，个人是无法存活的。倘若宗族要留下来呢？如果宗族足够强大，那倒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这里有个例子，是西虢（在今宝鸡附近）东迁时，在原地又留下了一个国家，史称“小虢”，有学者认为这就是西虢搬迁后遗留在当地的虢人遗族（当然也有人认为小虢是西虢东迁后，占领了原虢地的戎人）。
倘若留下的宗族不够强大，那只能是丢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靠近戎则成为戎人，靠近秦则成为秦人，如此而已。据说平王东迁时，有个大夫叫辛有的，路过伊川（今河南洛阳伊川县附近），见有人披散了头发，在野地里进行祭祀，他就非常感慨，说“这地方过不了一百年，就要变成戎人的地方了吧。”后来陆浑戎果然迁徙到这地方。从而留下了“披发伊川”的典故。——这其实就是华夏人民戎化的一个例子吧。
4、至于秦人，他们当然不是戎狄，从秦人发展的轨迹来看，周室还是基本把他们视作诸夏的，举个很简单的证据，周平王册封秦襄公为诸侯，爵位为伯爵，而非蛮夷所用的子爵，由此可知在天子眼中，秦和戎狄蛮夷是不同的。何况秦赵同祖，倘若秦为蛮夷，那赵氏又是什么？
所谓“秦国人被视为蛮夷”，这话出自《史记·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说实话，我严重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这是说的秦孝公时的情况，但只要读过左传就知道，整个春秋时期，秦国虽地处西陲，但其力量却是中原争霸中的重要一环，秦晋之间的种种恩怨也就不说了，就说伍子胥灭楚那次，是谁救的楚国？这样的一流强国，可不能用“僻在雍州”四字所能解释的。
至于说“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这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数数春秋中秦国参与的会盟还少吗？
历史上骂秦国骂得最狠的一次，那当然就是著名的吕相绝秦了，吕相代表晋国到秦国去，和秦国绝交，那洋洋洒洒一篇雄文，历数秦穆公到秦桓公百余年间秦晋之间的交往，把秦国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其中却没有一丝一毫视其为夷狄的地方。——如果当时诸侯真的视秦为夷狄，吕相是没有理由放过这个喷点的。
《秦本纪》中的“夷狄遇之”这句话，除了《史记》再无别的出处，我严重怀疑这是司马迁的创作，是司马迁为了突出秦孝公变法的光辉形象，而特意虚构了变法之前秦国受尽委屈的形象。
退一步讲，就算这句话是真的，当时秦国真的被“夷狄遇之”，那也不过是地域歧视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我们今天说“河南人都是骗子”（郑重声明：我严重的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河南人听到这话心里肯定会不舒服，但要说他们真的会在乎这事吗？我看不见得。
所以，综上所述，是题主你想多了。
国人是要带走的。野人能带就带。
当时的平民百姓分为国人与野人。
国人是诸侯士大夫的亲族部落出身，除了种田外，还要承担兵役，同时有参与重大议会的权利。
野人是被征服的部落，没有参军的义务也，没有参与议会的权利。
西周的对外分封基本就是画一片地给贵族，再让贵族带着国人去打，打赢了就是诸侯，打输了。。。下辈子注意点。
春秋后，野人也要当兵就没什么国野之别了。
答案是所有百姓就是都跟着走了。
不要用现代的社会认识去理解3000年前的社会。
在那个社会里不存在独立的家庭。
什么是独立家庭，就是如今这样，经济独立，血脉独立的人组成的家庭。他们听从政府，而非是家族
为什么没有，因为独立的家庭，不可能在大族中间生活。
其实一直到南北朝的东晋时期，所谓独立家庭还是很稀有，那时候有一个叫“乞活军”光熙元年（306），并州百姓及士兵官吏两万余户在刺史司马腾率领下逃难求食，就谷冀州。为什么历史中会提及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很特殊，他们就是由独立的家庭组成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在当时非常罕见。
那个时代，所有官员背后都是大族，而一个大族有几千人甚至上万人。
周王迁都，就是带着所有人离开镐京。
镐京中的居民，其实都属于各个大族，而匠人，商人，他们也是各个家族的成员，所以王走了，他的家族走了，同样他们也会跟着走。
他们不走，就会被后来的大族，掠夺财产过程中杀死或者俘获变成奴隶。是你你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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