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继承了商朝的哪些文化？和印度恒河文明的雅利安人外来入侵有何区别？
周朝如何承袭商朝文化？
周朝取代商朝，并非简单的暴力革命，而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虽然周人最终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商朝的文化，反而继承了大量物质和精神遗产。
政治制度与权力合法性： 商朝晚期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政治制度，例如分封制在一定程度上已有所体现。周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分封制”，将王室宗亲和功臣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这种制度不仅巩固了周天子的统治，也为日后中国地方割据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周朝继承并发展了“天命”思想。商朝已经有“天命”的观念，认为君王的统治权来自上天。周朝则将“天命”理论系统化，提出了“明德配天”和“敬天保民”的口号。他们认为商纣王因为德行败坏而丧失了天命，周文王、周武王则因有德行而获得天命，建立周朝。这是一种“合法性”的政治叙事，为周朝统治提供了正当性，也成为后世王朝统治的普遍观念。
礼乐制度的奠基： 这是周朝对商朝文化最显著的继承与创新。商朝已有祭祀和宴飨的仪式，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的“礼”。周公旦在辅佐周成王时期，主持制定了周礼，包括祭祀、朝会、婚丧嫁娶等一系列规范。这些礼仪制度不仅是统治阶层行为的准则，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礼乐文明”。周朝继承了商朝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并将其融入到礼仪体系中，但将原本比较原始的宗教祭祀，发展成为一套严谨、等级分明的礼仪制度。礼乐的目的是“别尊卑，明等级”，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同时，音乐和舞蹈也成为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商朝的巫术音乐有所不同，更具教化意义。
宗法制度的强化： 尽管商朝也有宗族观念，但周朝将宗法制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家族制度，并与政治制度相结合。以父子血缘关系为基础，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形成了严格的宗族体系。这种制度不仅规范了家庭内部的秩序，也深刻影响了周朝的政治结构，诸侯国往往也以宗法关系与周天子联系在一起。
文字与记录方式： 周朝继承了商朝的甲骨文和金文（商朝称之为“钟鼎文”）。虽然周朝的青铜器铭文在字形和风格上与商朝有所不同，例如更趋于规整、线条化，但其基本系统仍然是继承自商朝的文字。周朝的金文内容也更加丰富，不仅记录祭祀和战争，还涉及政治、法律、土地交易等，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
技术与工艺： 青铜铸造技术是商朝的辉煌成就，周朝继续掌握并发展了这一技术。虽然周朝青铜器的风格与商朝有所区别，如更趋向于浑厚、庄重，但其铸造工艺的精湛程度依然令人惊叹，许多青铜器上的纹饰和造型仍然能看到商朝的影子，如饕餮纹等。
总而言之，周朝并非凭空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明，而是建立在对商朝文化的高度继承和改造之上。这种继承，与其说是“外来”的征服者，不如说是“内部”的权力交接和文化整合。
与印度恒河文明中雅利安人的“外来入侵”有何区别？
将周朝的文化承袭与印度恒河文明中的雅利安人“外来入侵”进行比较，能够更鲜明地映衬出周朝文化发展的独特性。这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来源”和“互动模式”：
来源：
周朝文化： 周朝文化主体上是本土发展的，虽然周人来自岐周（今陕西一带），与商朝的中心区域（今河南、山东一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黄河流域文明圈内的不同族群。可以说，周朝是商朝文明的“继承者”，而非完全意义上的“外来者”。他们共享了早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元素。
雅利安人与恒河文明： 雅利安人是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伊朗高原或更北方的中亚地区迁徙而来的印欧语系民族。他们迁入南亚次大陆时，当地已经存在着印度河流域文明（哈拉帕文明）的遗址和居民。雅利安人的到来，是一个典型的外来民族迁徙和征服的过程。
互动模式：
周朝与商朝： 周朝取代商朝后，虽然存在征服和统治，但更强调的是“同化”与“融合”。周朝统治者通过确立新的政治道德（如“德”）、完善社会制度（礼乐、宗法），努力将商朝遗民整合到周朝的统治秩序中。商朝遗民的文化并没有被完全压制，而是与周朝文化相互作用，共同孕育了更成熟的周文化。这是一个“内部演变与整合”的模式。周朝人并没有试图消灭商朝人的语言、习俗，而是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并加以改造和提升。
雅利安人与印度河流域文明（及早期印度文明）： 雅利安人的到来，是一个“征服与取代”（至少在初期是这样）以及“文化输入与改造”的过程。雅利安人带来了他们独特的语言（梵语）、宗教（吠陀信仰）、社会组织（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和生活方式。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可能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居民有关联）发生了冲突，并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文化主导地位。虽然也有融合，但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表现得更为强势和独立，例如吠陀经典的形成和梵语的传播，以及种姓制度的根深蒂固，都显示出一种鲜明的文化输入和重塑。这是一个“外来文化输入与主导”的模式。
文化影响的侧重点：
周朝文化影响： 周朝的文化遗产，尤其是礼乐制度、宗法制度和政治思想，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框架和价值观。这种影响是深层的、系统性的，体现在政治、伦理、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
雅利安人文化影响： 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别是宗教、哲学和语言，构成了印度文明的核心。吠陀经典、印度教、佛教的早期思想萌芽，以及梵语的地位，都体现了雅利安人文化对印度文明的根本性重塑。种姓制度更是直接源于雅利安人的社会结构，并在印度历史上长期存在，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起来，周朝继承商朝文化，更像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在老师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吸收和再创造，最终形成了更成熟、更系统化的体系，是“内部演变与整合”的典范。而雅利安人对恒河文明的影响，则更像是一位新来者，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通过征服和交流，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文明面貌，是“外来文化输入与主导”的典型案例。
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周朝文化时，更多的是看到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种在前代基础上的升华；而谈论雅利安人时，则更多的是看到一种文化碰撞、替代与重塑，一种新的文明范式的建立。这两种不同的历史进程，恰恰构成了世界文明发展中丰富多彩的不同画卷。
网友意见
谢邀。
这个问题可以凝炼成一句精辟的话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
在礼仪大师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一脉相承、代代沿袭的，在这个大脉络之下，各代不断对礼制进行修改，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周礼。
有了孔子的论断做背书，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问题有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周代的文化和礼制是对殷商的继承和扬弃，在这个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不管是早商二里岗文化还是晚商殷墟文化，都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那么在周革商命之后，殷周的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到由西土进入东国的周的呢？
对于殷周革命，许多半吊子的历史爱好者不免把它想象成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彻底替代，认为殷商文化在纣王身死国破之后就被周清除干净，这种认识显然是缺乏历史常识的。在周革商命之后，多份文献都证明，周不仅没有扫除庞大的殷商贵族阶层，还将殷商的贵族阶层收为己用，被吸纳的殷商贵族反而成为后来熠熠生辉的周文化起源的重要基础：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用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2]
在对殷周贵族的文诰《大诰》中，作为周政权实际统治者的周公旦告诉殷遗民：你们听话就让你们继续保有宗邑和居所，不听话我将奉天命干死你。
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3]
周公旦同时也许诺让商人在周王廷中任职。
这样的统治术下，顺服的殷商旧贵族很快和西土武士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政治结构。君臣关系大幅发展，开始取代自然的血缘关系，成为主要的政治关系，并开始缔造新的文化形态（虽然这个进程将延续至春秋战国）。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宫，公命告同卿事寮。隹十月，（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命，舍三事命，遝卿事寮、遝诸尹、遝里君、遝百工、遝诸侯、（诸）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戊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贝王。明公赐太师鬯，金，牛曰用祷。赐令鬯，金，牛，曰用祷。乃令曰今我唯令女（汝）二人大遝于乃寮乃友事，作册令，敢扬明公尹人贮，用作父丁宝尊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隽册。[4]
在著名的令方彝铭文中，西周初年成康时期重要领带人——明保受到天子任命，管理周王朝的最高官署卿士寮。
在受命之后，赏赐作器者“作册令”，任命作册令在卿士寮担任职事。
在这件器中我们不难发现，明保为周公旦之子，是西周政治集团的高级贵族，那么令的族属是什么呢？
在铭文末尾的“用光父丁”中，我们可知令在祭祀先人时使用了殷商文化中普遍而周文化中不见的“日名”，可见令应当是服务于周的殷商遗民。其职务“作册”更是透露出令利用自己的书写技能服务于周王朝，服务于其主君明保。
公來鑄武王。成王異鼎。隹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賞乍册大白馬。大揚皇天尹大保休。用乍且丁寶尊彝。隽册。[5]
这件作册大方鼎铭文末尾的“隽册”和令方彝铭文末尾的“隽册”显示这两件器的器主作册大和作册令当为同族，都在成康之际服务于明保（作册令里的皇天尹大保应该是明保而非召公奭），说明殷商贵族已经利用先进的文字技能以族服事于周了。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周在宣称获得天命之后，不仅没有对殷商赶尽杀绝，还充分吸收了殷商文化的代表——殷贵族，那么后来出现的灿烂周文化显然不会是与殷商隔绝、另起炉灶。
那么，把这个问题澄清之后，哪些文化是周文化由殷商文化中汲取继承而来的呢？
首先，绝对不能不提的是青铜器铸造技术和青铜礼器的利用。
实际上，殷周革命绝不是周吸收商文化的开始，在考古发掘中我们知道，在远早于殷周革命的早商时期，周文化的形成就与商文化的西进密切相关。
在商革夏命的战争中，先商下七垣文化联合东夷岳石文化，取代了位于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夏王朝的霸权，在早商剪除夏人影响的战争中，早商二里岗文化越过三门峡进入关中盆地东部地区。而在紧接着的“二里岗旋风”中，朝气蓬勃的早商二里岗文化更是越过关中中部的耀县、西安一线，进军至岐山下的周原地区。
一路凯歌的殷商人在关中地区建立了大量殖民据点，在这些据点中，殷商文化与本地文化结合，形成了北村类型和京当类型两个地方类型，并将先进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带到关中地区。
在商代中期的“白家庄崩溃”中，强盛一时的二里岗商文化突然收缩，进入动荡期。在殷墟的晚商文化重新站稳脚跟之后，再也没有尝试进入关中平原。此时关中平原的商文化要么蜕变为新的本土青铜文化（老牛坡文化），要么被本土的先周、羌等文化所吸收吞并。
在商文化退却之后，先周文化茁壮发展起来，虽然和商文化差别巨大，但是其青铜礼器的发展显然是基于商文化的。
先周文化的青铜器虽然基于殷商，但是也发展出其特色，如柱状实足的鼎和方座簋等。
所以，在殷周革命之前，周的青铜文化是受到殷商的深刻影响的。甚至可以说，周的青铜文化源头在商。
而在殷周革命之后，周人吸收了大量殷商遗民，这些殷商遗民中当然有大量曾经服事于商贵族的青铜工匠。周人将殷商遗民一部分安置在新营建的成周，所以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洛阳发现大量的青铜冶炼遗址：
河南洛阳北窑遗址是已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铸铜遗址，是研究西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和水平的代表性遗存。遗址位于洛阳东北郊北窑村西南，北倚邙山，东临瀍河，西北与庞家沟西周墓地相邻，面积10余万平方米。1973～1975年钻探，1973～1974年发掘800平方米，1975～1978年发掘2500平方米。发现有房址、陶窑、窖穴、墓葬、祭祀坑等遗迹，出土了熔炉残壁和陶范、手工工具、日用陶器、卜骨等遗物。年代主要在西周早、中期。[6]
另有大批殷商遗民则被分封给各地诸侯，被带往王国的四方封国，将青铜铸造技术更加广泛的传播。
周在吸收了殷商先进冶炼技术和青铜礼制的基础上，周又创造出新的青铜文化，具体来说就是殷商时代以“爵-觚-尊”为核心的酒器组合在祭祀中的核心地位被周文化的“鼎-簋”组合替代，代表西周中期的先祖祭祀从商迷幻的、原始宗教式的“狄俄倪索斯式”祭祀转向了严整的、注重仪式形式的全新祭祀形式。[7]
说完青铜，我们再说说影响更加深远的书写文化。
说到书写，许多对历史有基本了解的朋友不难联想到商代盛行的甲骨文。实际上在周革商命之前，周已经接受了最具代表性的商文化元素——龟卜和甲骨文，这在考古中已经得到证实。
而在周革商命之后，周人对于商人文字系统更是几乎全盘接受。现在为我们提供破解西周历史关键线索的西周金文显然也是基于殷商金文发展起来的。
丁巳。王省夒京。王易小臣俞夒貝。唯王來正夷方。隹王十祀。又五肜日。[8]
这件小臣艅犀尊为帝辛（纣王）十年铸造，其铭文体例、书体和铸造技术和西周早期的青铜铭文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显然，西周的金文传统正源于殷商。
除了金文之外，用于统治的文书系统也是周人利用商文化的产物。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9]
商人拥有长期的书写历史，这些文字记录为管理幅员广大的国土和日趋复杂的国家机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上文中提到的作册令和作册大都是通过“作册”技能获得周贵族赏识，进入国家机构中服事的文书类官员。
青幽高祖，才微灵处。于武王既践殷，微史烈祖迺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围于周，卑处角。惟乙祖弼匹厥辟，远猷腹心，兹纳璘明，亚祖辛，敏毓子孙 。繁福多釐，齐禄炽光，宜其禋祀。胡迟文考乙公竞爽，得纯无谏，农啬越历。帷辟孝友，史墙夙夜不坠
在史墙盘铭文中，作器者史墙历数其所属的微史氏族先祖圣德，陈明其祖先在周革商命后即以殷商遗民的身份世代服务于周天子。很多学者认为微氏族就是纣王庶兄、后来的宋国始祖微子启的后人，可见殷人文官氏族服务于周的情况贯彻从早到晚的整个西周。
而正是这些文书系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周代文献资料，为后世编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文献。可以说，离开商人创造的书写传统，想要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想要开启后来的灿烂历史，都是不太可能的。
除了这些，周人还在宗法、分封等政治领域，武器、服饰、饮食等物质领域，音乐、纹饰等文化领域继承和发展了商文化，商周的文化融合缔造了灿烂的中国上古文化。
所以说，雅利安人对古印度的征服显然不能和商周革命等量齐观，前者是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取代，而后者则复杂得多，一方面周文化的形成和商文化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商文化是周文化重要的基础元素；另一方面，在周革商命之后大量继承和发展商文化，让两族文化充分融合，形成了华夏文化灿烂而坚实的基础。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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