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过程中，中医药是否能像疫情中的表现一样有较高的治愈率?

抗战时期，中医药的表现与我们在近年疫情中所见，确实存在一些可比性，但要说“治愈率”能否达到相同的高度，则需要细致地审视当时的时代背景、医疗条件以及中医药本身的特点。这绝非一句简单的“能”或“不能”可以概括，其中涉及诸多复杂因素。

时代背景与医疗现实的巨大差异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抗战时期与现代疫情时期在医疗条件上的天壤之别。

现代疫情： 疫情发生时，我们拥有相对完善的现代医学体系，包括先进的诊断技术（如核酸检测、影像学检查）、系统化的治疗方案（抗病毒药物、呼吸支持设备、重症监护等）、以及科学的流行病学监测和防控体系。在这种基础上，中医药的参与更多是作为一种辅助疗法，其疗效是在现代医学框架下被观察和验证的，并且有明确的疗效评价标准。即便如此，现代医学本身在面对全新病毒时，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并非一开始就具备高治愈率。

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中国乃至全球的医疗水平都 far from 现代。
诊断手段落后： 对于疾病的诊断，高度依赖于医生的望闻问切，缺乏现代化的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设备。很多疾病的病因不明，尤其是细菌或病毒感染，很难在病理层面得到精确诊断。
医疗资源匮乏： 战争摧毁了大量的医疗设施，医生和药材极度短缺。即使是西医治疗，也受到药品供应和技术条件的极大限制。很多战士和民众根本无法获得及时和有效的医疗救治。
卫生条件恶劣： 战场环境、后方营地乃至乡村地区，卫生条件都非常差，极易引发各种传染病，如伤寒、霍乱、痢疾、疟疾等，这些疾病在当时造成的死亡率远高于很多其他病症。

中医药在抗战中的作用与体现

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中医药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其“治愈率”的评价也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1. 应对传染病和外伤的基石：
外伤处理： 战场上最直接的伤害是外伤，包括枪伤、炮伤、刀伤等。中医药在处理创伤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如生肌止血、消肿止痛的中药，在防止感染、促进伤口愈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外用药如紫金锭、如意金黄散等，对处理感染和化脓有一定效果。虽然无法替代现代的抗生素来彻底消灭细菌感染，但在当时缺乏这些药物的情况下，中医药在控制创面感染、减少死亡方面不可或缺。
疫病防治： 抗战时期爆发的各种传染病，如霍乱、伤寒、疟疾等，对军队和民众造成了巨大威胁。中医药在辨证论治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疾病的症状，如发热、腹泻、呕吐等，开出相应的方剂。例如，针对湿热疫毒的疾病，会使用甘露消毒丹等方剂；针对霍乱，也会有相应的温里散寒、止泻止呕的方药。这些中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病人的痛苦，减缓了病情的发展，并且在一些案例中，确实达到了“治愈”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这些治疗是与改善卫生条件、隔离病人等措施相结合的。

2. 提高身体抵抗力与辅助治疗：
扶正固本： 中医药强调“扶正固本”，通过调理身体的整体机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力，帮助身体自身抵抗疾病。在缺乏特效西药的情况下，这种通过调整体质来应对疾病的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很多补益类中药，如人参、黄芪等，在当时被广泛用于恢复体力和增强体质。
缓解症状与减轻痛苦： 即使不能完全“治愈”某些严重的感染性疾病，中医药在缓解发烧、咳嗽、腹泻等症状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使其能够更好地接受后续的治疗或生存下去。

3. 历史记录中的案例与局限性：
“战时防痨运动”： 尽管不是直接的抗感染疗法，但在“战时防痨运动”中，中医药也参与其中，通过调理身体机能来帮助患者对抗肺结核。
个人经验与集体的经验： 抗战时期，许多中医名家和民间中医，根据当时的流行病和战伤情况，总结出了许多有效的验方和治疗经验。例如，在一些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都有中医参与治疗伤病员。
“治愈率”的界定困难： 在那个时代，我们很难像今天这样进行大规模、对照严谨的临床试验来量化“治愈率”。很多时候，“治愈”的标准可能比较宽泛，比如病人能够恢复基本活动能力，或者症状得到明显缓解。而且，当时的中医和西医之间也存在一些合作和交流，比如西医在抗菌方面有优势，中医在改善全身症状方面有优势，联合治疗的效果可能更好。
非传染病的影响： 抗战时期，除了传染病，营养不良、恶劣的生存环境、精神创伤等也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中医药在这些方面也有其调理和支持作用，但这些作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某个特定疾病的“治愈率”。

与疫情中表现的对比分析

将抗战时期的中医药表现与疫情中的表现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差异点：

治疗模式的不同：
疫情中：中医药更多是作为辅助疗法，与现代医学的抗病毒药物、呼吸支持等协同作用。其疗效是在现代医学手段的基础上被观察和验证的。
抗战时期：中医药很多时候是作为主要疗法或唯一的疗法，在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的背景下发挥作用。

疾病的性质：
疫情中：我们面对的是明确的病毒或细菌，并有针对性的现代药物（如抗生素、抗病毒药物）。
抗战时期：许多疾病的病因不明，治疗主要依赖于经验和对症治疗。

评价标准：
疫情中：有明确的临床指标和研究方法来评估中医药的疗效和“治愈率”。
抗战时期：对“治愈率”的评价更多是基于经验总结和临床观察，缺乏精确的量化数据。

结论

总的来说，抗战时期中医药的表现 不能简单地用“治愈率”来量化，更不能直接与现代疫情中中医药作为辅助疗法所展现出的表现相提并论。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那个医疗条件极为落后、外部环境极其恶劣的战争年代，中医药凭借其辨证论治的优势、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对人体整体的调理能力，在稳定军心、救治伤病员、缓解传染病痛苦、提高生存率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医学的不足，是中国人民在艰苦抗战中赖以生存和战斗的重要医学力量之一。

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医药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其整体性、适应性以及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撑下去”的能力，而非现代医学所能精确定义的“高治愈率”。它以一种朴素而坚韧的方式，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008上海电影制片厂拍过一部电影，名字叫做《盘尼西林1944》，讲的是游击队员和日军伪军为两箱青霉素进行的殊死搏斗，最后付出多人牺牲的代价将青霉素带回根据地。可以想象，这两箱青霉素可以挽救多少受伤抗日将士的生命。

1928年9月15日，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使他在全世界赢得了25个名誉学位、15个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以及其他140多项荣誉，其中包括1945诺年贝尔医学奖。

这个诺贝尔医学奖的授予很大程度上因为青霉素在二战期间挽救的无数性命。二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最严重的战争，仅中国就有3500万的伤亡人口。这些伤亡人数中，有很多死于药物匮乏，其中最主要的药物就是青霉素。在我国抗战时期，一瓶青霉素最高时可以值一根金条。

直到1944年9月，美国留学回来的樊庆笙与当时的卫生署防疫处长汤飞凡用从美国得来的3株青霉素菌种，制作出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使得中国也可以自己生产盘尼西林了，但当时中国仍然无法实现量产。按1944年的价格，一支青霉素约200美元，一吨大概400多万支（40万单位针剂），大概8亿多美元。

按照二战期间价格，德军的MP40冲锋枪单价是24美元，1943年一顿青霉素能买3400多万支冲锋枪。T34坦克最贵时价格约为2.7万美元，一吨青霉素在最贵时能买3万辆这样的坦克。

如果中医能够起到替代青霉素的作用，哪怕还是缺医少药，但只要替代一吨青霉素，我们就能拥有足以购买3万辆T34坦克或几千万支冲锋枪的资金。一吨青霉素也就400万支，按照一个抗生素疗程7支计算，只够60万受伤者使用，占中国伤亡人数的2%不到。而3万辆坦克又是什么概念，日本从1931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所有坦克的总产量不足10000辆。

可惜了，再脑残的抗日神剧也拍不出《金疮药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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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本回答仅针对现代吹牛逼的中医骗子和中医粉，什么扶正祛邪、什么固本培元、什么邪不能侵、什么超越科学，扯那么多，青霉素都比不过。对于在抗日战争中，为人民群众和抗日将士们服务的医务工作者，无论中医西医，我皆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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