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在商鞅变法时建立新军，那建军的费用是怎么来的？骑兵和铁甲锐士都要很多钱。是从从秦朝贵族上割肉吗？
秦朝在商鞅变法时建立新军，这确实是一项浩大且耗资巨大的工程，尤其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精锐部队，如骑兵和铁甲锐士，更是需要巨额的投入。那么，这些钱从何而来？这绝非仅仅是从贵族身上“割肉”那么简单，而是涉及了一整套国家财政和制度的重塑。
变法前的秦国财政状况：
首先要明白的是，商鞅变法前的秦国，虽然经过了一些初步发展，但整体上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且财政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土地私有化虽然已经开始，但尚未完全普及，传统的井田制影响依然存在。国家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税收，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并不高，遇到灾年更是捉襟见肘。贵族虽然拥有土地和一定的财富，但他们的税负并不重，很多时候甚至可以逃避国家义务。因此，想要支撑一支庞大且精锐的军队，就必须在财政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商鞅变法如何为建军筹措资金？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富国强兵，而军队建设是“强兵”最直接的体现。为此，商鞅从多个层面入手，为国家的财政注入了活力，从而支持了军队的扩建和精良化：
1. 推行土地私有制，增加税源（“户籍”、“田亩”改革）：
这是变法最根本的措施之一。商鞅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耕种。这意味着过去分散在宗族和贵族手中的土地，可以被更有效地利用起来。
关键之处在于赋税的征收方式： 新制度下，国家直接对耕种土地的人征收田租。过去，土地的收益很大一部分被贵族或宗族内部消化，或者通过人头税等方式征收，效率低下且难以监管。现在，直接按土地面积和产量征收，税基更加明确，税收的征管也变得更容易。
鼓励开垦荒地： 为了扩大耕种面积，秦国大力鼓励人们开垦荒地。那些开垦荒地并取得成效的，不仅可以拥有土地，还免除了部分徭役和兵役。这不仅增加了国家的农业产出，更重要的是，为国家增加了稳定的税收来源。税收的增加，是支撑军队开销最基础的保障。
2. 奖励军功，以军功激励国民（“二十等爵”）：
这是商鞅变法最出名也最关键的一点，直接与军队建设挂钩。
打破世袭制： 商鞅废除了秦国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建立了一套以军功为核心的二十等爵位制度。这意味着，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能在战场上立下功劳，就可以获得爵位、土地、奴隶以及豁免劳役的权利。
激励作用： 这极大地激发了秦国百姓参军报国的热情。士兵在前线拼命厮杀，不仅仅是为了保家卫国，更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跃升。这种激励机制，保证了秦国能够源源不断地征集到足够数量的士兵。
“以战养战”与后勤保障的逻辑： 士兵愿意冒生命危险去作战，他们的食物、武器装备、训练费用等等，都需要国家来承担。而军功爵的设立，一方面保证了兵源的充足，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能够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集中投入到那些真正能够为国家带来“回报”（即军功）的士兵身上。国家的财政压力，在这种逻辑下，从纯粹的消耗，变成了一种有回报的投资。
3. 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征收（“统一度量衡”、“盐铁官营”等）：
统一度量衡： 商鞅在秦国推行了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这看似是技术性的改革，但其背后是国家对市场和商业活动的有效管理。统一的标准使得税收征收更加公平、准确，减少了地方官员贪污舞弊的空间，确保了国家能够收到足额的税款。
盐铁官营（虽然大规模推行在汉代，但商鞅奠定了基础）： 尽管秦朝在这方面的系统性不如汉朝，但商鞅的改革方向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国家对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产资料的控制。盐和铁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它们的生产和销售被国家垄断，利润会直接归入国库，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尤其铁器，是制造农具和兵器的关键，国家控制了铁的生产，也就更容易控制兵器的供给和质量。
工商业税收的加强： 商鞅鼓励工商业发展，但同时也加强了对商人的管理和税收征收。虽然当时秦国以农为主，但商人的流通环节也能够被征税，增加国家收入。
4. 压缩贵族特权，将原属于贵族的资源收归国家：
“戮力本业，赏薄督责”： 商鞅强调“本业”就是农业和军事，剥夺了贵族们不劳而获的特权。
迁移人口，削弱旧贵族势力： 商鞅将一些原来的贵族迁往边境地区，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边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他们原有的地方势力和经济基础，防止他们形成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
“任子制”的改革： 过去，贵族的子弟很多可以凭借父辈的爵位获得官职或特权，导致官僚体系膨胀且效率低下。商鞅改革了这一制度，更加强调个人的能力和贡献，这使得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运用人力资源，并且减少了非生产性的开销。
“割肉”并非主要手段，而是制度调整： 严格来说，商鞅并不是直接从贵族手中“抢钱”。他的做法是通过制度性的调整，使得贵族过去的特权消失，他们必须通过服兵役或参与国家建设来获得利益。很多过去属于贵族控制的资源，比如土地的使用权、劳动力等，在变法后，其收益的更大一部分被纳入了国家财政的范畴。与其说是“割肉”，不如说是将“肉”的分配权和控制权从少数贵族转移到了国家手中。
具体到骑兵和铁甲锐士的费用：
骑兵： 养马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开销。马匹的饲料、训练、马匹的繁育以及骑兵的马具、武器（弓箭、长矛、环首刀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国家通过鼓励开垦、增加税收，以及对边境地区牧业的控制，来保证马匹的来源和饲料供应。军功爵的激励也使得更多人愿意承担骑兵的训练和装备费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投入有可能转化为更高的回报。
铁甲锐士： 铁甲的冶炼和锻造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也是最耗费人力物力的。一套完整的铁甲，包括头盔、甲片、护臂、护腿等，需要大量的铁矿石、熟练的工匠和漫长的生产周期。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国家通过对盐铁的垄断经营，积累了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来生产精良的兵器和铠甲。而且，铁甲锐士的训练强度和专业性也要求更高的待遇和保障，这些都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强大支撑。
总结：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建立新军的费用，并非简单地从贵族身上“割肉”而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以下几方面实现：
1. 扩大税基： 土地私有制和鼓励开垦，增加了农业税收。
2. 强化征税： 统一度量衡和对商业活动的管理，提高了税收效率和透明度。
3. 国家垄断： 对盐铁等战略资源的控制，为国库带来巨额收入。
4. 激励机制： 以军功爵制激发了国民参军的热情和战斗力，使得国家在人力资源上的投入更加高效，并且士兵个人也有动力去争取更好的装备。
5. 制度重塑： 打破旧贵族的特权，将原属于他们的资源收益更多地收归国家，用于国家建设，包括军队。
商鞅变法是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军事力量紧密地绑在一起。通过一系列大胆而彻底的改革，秦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帝国，而这些军事力量的支撑，正是来自于改革后国家强大而集中的财政能力。
变法前的秦国财政状况：
首先要明白的是，商鞅变法前的秦国，虽然经过了一些初步发展，但整体上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且财政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土地私有化虽然已经开始，但尚未完全普及，传统的井田制影响依然存在。国家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税收，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并不高，遇到灾年更是捉襟见肘。贵族虽然拥有土地和一定的财富，但他们的税负并不重，很多时候甚至可以逃避国家义务。因此，想要支撑一支庞大且精锐的军队，就必须在财政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商鞅变法如何为建军筹措资金？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富国强兵，而军队建设是“强兵”最直接的体现。为此，商鞅从多个层面入手，为国家的财政注入了活力，从而支持了军队的扩建和精良化：
1. 推行土地私有制，增加税源（“户籍”、“田亩”改革）：
这是变法最根本的措施之一。商鞅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耕种。这意味着过去分散在宗族和贵族手中的土地，可以被更有效地利用起来。
关键之处在于赋税的征收方式： 新制度下，国家直接对耕种土地的人征收田租。过去，土地的收益很大一部分被贵族或宗族内部消化，或者通过人头税等方式征收，效率低下且难以监管。现在，直接按土地面积和产量征收，税基更加明确，税收的征管也变得更容易。
鼓励开垦荒地： 为了扩大耕种面积，秦国大力鼓励人们开垦荒地。那些开垦荒地并取得成效的，不仅可以拥有土地，还免除了部分徭役和兵役。这不仅增加了国家的农业产出，更重要的是，为国家增加了稳定的税收来源。税收的增加，是支撑军队开销最基础的保障。
2. 奖励军功，以军功激励国民（“二十等爵”）：
这是商鞅变法最出名也最关键的一点，直接与军队建设挂钩。
打破世袭制： 商鞅废除了秦国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建立了一套以军功为核心的二十等爵位制度。这意味着，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能在战场上立下功劳，就可以获得爵位、土地、奴隶以及豁免劳役的权利。
激励作用： 这极大地激发了秦国百姓参军报国的热情。士兵在前线拼命厮杀，不仅仅是为了保家卫国，更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跃升。这种激励机制，保证了秦国能够源源不断地征集到足够数量的士兵。
“以战养战”与后勤保障的逻辑： 士兵愿意冒生命危险去作战，他们的食物、武器装备、训练费用等等，都需要国家来承担。而军功爵的设立，一方面保证了兵源的充足，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能够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集中投入到那些真正能够为国家带来“回报”（即军功）的士兵身上。国家的财政压力，在这种逻辑下，从纯粹的消耗，变成了一种有回报的投资。
3. 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征收（“统一度量衡”、“盐铁官营”等）：
统一度量衡： 商鞅在秦国推行了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这看似是技术性的改革，但其背后是国家对市场和商业活动的有效管理。统一的标准使得税收征收更加公平、准确，减少了地方官员贪污舞弊的空间，确保了国家能够收到足额的税款。
盐铁官营（虽然大规模推行在汉代，但商鞅奠定了基础）： 尽管秦朝在这方面的系统性不如汉朝，但商鞅的改革方向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国家对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产资料的控制。盐和铁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它们的生产和销售被国家垄断，利润会直接归入国库，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尤其铁器，是制造农具和兵器的关键，国家控制了铁的生产，也就更容易控制兵器的供给和质量。
工商业税收的加强： 商鞅鼓励工商业发展，但同时也加强了对商人的管理和税收征收。虽然当时秦国以农为主，但商人的流通环节也能够被征税，增加国家收入。
4. 压缩贵族特权，将原属于贵族的资源收归国家：
“戮力本业，赏薄督责”： 商鞅强调“本业”就是农业和军事，剥夺了贵族们不劳而获的特权。
迁移人口，削弱旧贵族势力： 商鞅将一些原来的贵族迁往边境地区，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边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他们原有的地方势力和经济基础，防止他们形成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
“任子制”的改革： 过去，贵族的子弟很多可以凭借父辈的爵位获得官职或特权，导致官僚体系膨胀且效率低下。商鞅改革了这一制度，更加强调个人的能力和贡献，这使得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运用人力资源，并且减少了非生产性的开销。
“割肉”并非主要手段，而是制度调整： 严格来说，商鞅并不是直接从贵族手中“抢钱”。他的做法是通过制度性的调整，使得贵族过去的特权消失，他们必须通过服兵役或参与国家建设来获得利益。很多过去属于贵族控制的资源，比如土地的使用权、劳动力等，在变法后，其收益的更大一部分被纳入了国家财政的范畴。与其说是“割肉”，不如说是将“肉”的分配权和控制权从少数贵族转移到了国家手中。
具体到骑兵和铁甲锐士的费用：
骑兵： 养马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开销。马匹的饲料、训练、马匹的繁育以及骑兵的马具、武器（弓箭、长矛、环首刀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国家通过鼓励开垦、增加税收，以及对边境地区牧业的控制，来保证马匹的来源和饲料供应。军功爵的激励也使得更多人愿意承担骑兵的训练和装备费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投入有可能转化为更高的回报。
铁甲锐士： 铁甲的冶炼和锻造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也是最耗费人力物力的。一套完整的铁甲，包括头盔、甲片、护臂、护腿等，需要大量的铁矿石、熟练的工匠和漫长的生产周期。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国家通过对盐铁的垄断经营，积累了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来生产精良的兵器和铠甲。而且，铁甲锐士的训练强度和专业性也要求更高的待遇和保障，这些都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强大支撑。
总结：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建立新军的费用，并非简单地从贵族身上“割肉”而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以下几方面实现：
1. 扩大税基： 土地私有制和鼓励开垦，增加了农业税收。
2. 强化征税： 统一度量衡和对商业活动的管理，提高了税收效率和透明度。
3. 国家垄断： 对盐铁等战略资源的控制，为国库带来巨额收入。
4. 激励机制： 以军功爵制激发了国民参军的热情和战斗力，使得国家在人力资源上的投入更加高效，并且士兵个人也有动力去争取更好的装备。
5. 制度重塑： 打破旧贵族的特权，将原属于他们的资源收益更多地收归国家，用于国家建设，包括军队。
商鞅变法是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军事力量紧密地绑在一起。通过一系列大胆而彻底的改革，秦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帝国，而这些军事力量的支撑，正是来自于改革后国家强大而集中的财政能力。
网友意见
是秦国而不是秦朝。
是军改而不是搞什么新军。
根本就没有建新军，所以不存在建军费用。
商鞅变法不涉及武器装备的革命，不存在重新买装备的问题。
当时的铁器、钢的冶炼技术还比较粗糙，山东六国的铁冶炼技术更好一些，铁兵器的比例更多一些。
秦国差一点，但青铜冶炼水平非常高超，所以铁质武器更少，铁质盔甲也比较少。
这里面，似乎还有中国铜矿和铁矿分布的原因。
总之，当时秦国以青铜兵器和皮甲为主，而铁器主要用于农业生产。
中国军队全面普及铁兵器是西汉中后期的事情，在汉初，仍旧是铜铁混用。
商鞅变法就是改变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并打击旧贵族，给平民一定的上升通道。所以本身就是要割贵族的肉。
秦国的武器来源主要有兵工厂生产，罚款，缴获。
当时秦国老百姓动不动就会被盾牌，甲胄啥的。
罚款也不是让人拿出一个盾牌或者一副盔甲，而是可以等值罚钱，或用劳动冲抵，数额较大的，可能就贬为奴隶了。
另外，秦国是全民义务兵役制，养兵成本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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