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商鞅在秦国变法，身死而政不熄，而吴起在楚国变法却人死政熄？
一、 政治土壤与改革基础
秦国的变法基础： 商鞅变法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秦国长期以来寻求富强、图存图强的历史背景之上。秦国地处边陲，长期受到周边强国的压制，其君主和士大夫阶层对于变革有着天然的渴望。更重要的是，秦国的政治体制相对比较稳定，虽然也有贵族的阻挠，但秦孝公本人坚定的支持是商鞅变法能够推行的关键。秦国原本就奉行法家思想，尚武力，重农耕，商鞅的改革与之契合，更容易被接受。
楚国的变法土壤： 楚国虽然地域辽阔，国力曾经强盛，但其内部政治体制更加复杂，派系林立，权力斗争激烈。楚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旧贵族势力，他们长期把持着朝政，对任何可能损害其利益的改革都持抵触态度。吴起变法触动了这些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而楚王虽然初期支持吴起，但其统治基础并不如秦孝公那样稳固，在面对强大的政治阻力时，选择牺牲吴起来平息内部矛盾，暴露了楚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
二、 改革内容与触及利益
商鞅变法的深度与广度： 商鞅的改革可谓是“刮骨疗毒”，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方面面，并且极其严苛和细致。
政治上： 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彻底打破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和分封制，建立起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
经济上： 奖励耕战，实行什伍连坐，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强了国家对资源的控制。
法律上： 制定严酷的法律，轻罪重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包括贵族，这无疑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
思想上： “燔诗书而明法令”，焚毁儒家经典，压制诸子百家，统一思想，强化君主权威。
商鞅的改革触动了几乎所有阶层的利益，尤其是旧贵族的特权。但他的改革有一个核心是“对内不改”——对秦孝公本人及其统治不构成威胁。
吴起变法的侧重点：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虽然也着眼于富国强兵，但其重点更在于军事和政治体制的革新。
军事上： 整顿军队，裁减冗官冗兵，节约国家开支，提高军队战斗力。
政治上： 削弱楚国旧贵族的权力，试图建立更高效的行政体系。
吴起变法的触动范围相对不如商鞅那么广泛，主要集中在军政方面，特别是对旧贵族的权力进行了直接的打击。然而，吴起变法并没有像商鞅那样，建立一套完备的、能自我运转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来支撑改革。
三、 执行方式与权力依赖
商鞅的“公器私用”与“无情法”： 商鞅之所以能在秦国变法成功，关键在于他能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绑定，并且利用秦君的绝对权威来推行改革。
秦孝公的坚定支持： 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首要因素。秦孝公以“君命召，臣不敢迟”为由，顶住了国内的强大压力，为商鞅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徙木立信”的民众基础： 商鞅在变法之初，通过徙木立信，赢得了部分民众的信任，为后续的改革积累了民意基础。
严苛且公平的法律： 商鞅制定的法律，即使对自己的公子也要施加刑罚，这使得法律在民众心中树立了威严，减少了个人恩怨对法律执行的影响。
依附于君主权力： 商鞅的变法是他个人权力的实现，而他的个人权力又完全来自于秦孝公。一旦秦孝公去世，商鞅的保护伞就消失了。然而，他的改革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已经渗透到秦国的方方面面，即使他不在了，这些制度依然能够继续运行，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秦国国家运行的“公器”，而非单纯的个人意志。
吴起的“刚愎自用”与“孤家寡人”：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虽然其本人能力出众，但其个人行事风格和政治手段却存在明显的弊端。
过度激进与树敌过多： 吴起在楚国变法，虽然触及了旧贵族利益，但他自身的政治手腕却不够圆滑，招致了众多仇家，尤其是在楚悼王去世后，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靠山。
缺乏制度性保障： 吴起更多是依靠楚悼王的个人支持和自己的能力来推行改革，而未能建立起一套能够在他失势后依旧发挥作用的制度化机制。他没有商鞅那样系统的立法和民众的广泛支持（或者说，他触动利益集团的程度，比他赢得的支持要大）。
个人命运与改革的捆绑： 相比于商鞅，吴起的个人命运与楚国改革的捆绑更为紧密。他的改革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个人权威和楚悼王庇护之上的。一旦他被刺杀，他所代表的改革力量就失去了核心，导致政熄。
四、 改革的“制度化”与“去个人化”
商鞅变法的制度化： 商鞅的改革，最关键的是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他不仅提出了改革的方针，更通过严密的法律体系、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军功爵制度等，将改革成果固化下来。这些制度一旦建立，便具有了自我运行的能力，即使执行者（商鞅本人）不在了，这些制度仍然能够按照既定的规则运作。例如，军功爵制度鼓励了秦国士兵的士气，郡县制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些都是制度的力量。
吴起变法的去个人化不足： 相反，吴起的改革虽然触及了要害，但其制度性建设相对薄弱。他更多依赖于君王的信任和个人的威望来推动，缺乏能够将他的理念和政策长久延续下去的制度保障。当他这个“引擎”停止运转时，整个改革的动力便随之消失。
五、 个人命运与政治遗产
商鞅的“身死而道存”： 商鞅虽然被秦惠文王车裂，但他的改革成果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秦国国家机器运转的内在逻辑。秦国上下已经习惯了新的制度，贵族的权力被削弱，耕战的理念深入人心。他的“道”（即他的改革理念和制度）已经成为秦国的“法”。即使他死了，他的改革精神和制度依然在推动秦国向前发展。
吴起的“人死政熄”：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虽然短期内带来了积极影响，但他被杀，使得他所倡导的变革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具有号召力的旗帜。楚国旧贵族借此机会重新掌握了话语权，之前的改革成果被搁置甚至推翻。他的“政”完全是他个人政治影响力的体现，一旦失去了他这个人，这个“政”也就随之熄灭。
总结来说，商鞅变法身死而政不熄，是因为他的改革触及了国家运作的根本，建立了严密的、具有自我运行能力的制度体系，并且得到了秦君的坚定支持，获得了民众的一定基础。他的改革是“为公器”而设，虽然他本人是改革的推行者，但改革本身已经超越了他个人。而吴起变法人死政熄，则是因为他的改革虽然锐利，但未能充分建立起制度化的保障，在个人能力和君主支持消失后，便无法抵挡旧势力的反扑。他的改革更像是“为个人而行”，虽然目标是国家，但缺乏制度的“去个人化”和“固化”过程。
这其中，制度的建设和权力基础的稳固是区分两者命运的关键。商鞅的成功在于他不仅提出了伟大的改革蓝图，更将其制度化、法律化，使其成为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吴起虽然也曾锐意进取，但在制度建设上的不足，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他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
网友意见
商鞅变法成功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通过军爵制快速形成了新的利益阶层，并能压制住旧贵族，其他改革措施都有先例可循。而吴起变法类似于建国的“三反五反”，只抓政治不抓经济民生。
我们先梳理下春秋战国的变法得失。
中华5000年历史，唯一的一次“变法狂潮”就发生在春秋战国。变法的目的都是加强中央政府对国家资源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以应对激增的战争支出。在变法措施上，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1、扩大税基，以土地私有制改革激发农民种地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
2、打击旧贵族，向农民直接征税，防止税收被贵族截留；
3、实施国营政策，国家控制自然资源和物资买卖，赚取高额收益。
商鞅变法在制度层面彻底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取得了成功。
一、管仲变法
第一，促进农业生产。将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农户，土地不能买卖和转让。管仲没有打破当时的土地制度，只是重新分配了。
第二、开创盐铁专营之先河。盐池和矿山的所有权是国家，开放给民间生产和经营，政府进行统购统销，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第三、开国营色情行业。当时设置了7500间妓院，由国家统一管理，从中收取税收。管仲被称为妓院祖师爷。
第四、重视商业，鼓励贸易和消费。但春秋时期农业生产力低下，并不具备商业的条件，这一举措对当时齐国的财政收入影响有限。
管仲没能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旧贵族没有解决，齐国一世而衰。
二、晋国版打土豪分田地
先是晋献公“打土豪”，即打击公族，公元前669年尽杀群公子，本家四代通通杀死。
然后晋献公之子晋惠公着手进行财政改革，开始“分田地”，将贵族占有的土地返还给农民，承认土地私有，这样原来进入公族口袋的田赋充实了现在的政府财政收入。
由于收拾了四代公族，相比齐国，晋国强势延续了较长时间，持续百年。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晋平公被合称为“晋国六霸”。
然而贵族春风吹又生，小的诸侯霸占田地，又开始一点点的蚕食财政，形成六卿专政，晋国逐渐衰落。
三、鲁国“初税亩”，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公元前 594 年，鲁国的季文子实行了“初税亩”，无论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照实际耕种田地的亩数来收税，够狠够准，税率为1/10。正式确立起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意义上的税收制度，比晋国更彻底。一下子私田兴起，“隐民”剧增，税基大大扩大，政府收入增加，国家变强大。
但只是肥了中间的贵族，其他方面鲁国维持不变，在诸侯国的存在感不高。
四、李悝变法
第一，土地政策上，沿袭鲁国的土地制度。
第二，打击贵族，废除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世袭俸禄。这一条显示了李悝相比前人的前瞻性，但执行得并不彻底，宗室贵族的儿子继续霸占田地，农业税还是收不上来。
第三，实行“平籴法”，丰年时，官府按等级买进一定数量的余粮，灾年时，官府也按平价卖出一定数量的粮食。
李悝变法有其不彻底性，一些被动过“奶酪”的贵族利益阶层一直伺机报复，李悝、魏文侯相继离世之后，改革力量没能压制住旧势力，魏国又退回到了从前。
五、吴起变法，专业打土豪
吴起也参与了李悝变法，跑到楚国后，吸取李悝变法失败的教训，将变法的核心放在打击贵族。
第一，免除贵族三代以上无功人员的官职，收回俸禄；
第二，勒令一些民愤较大的旧贵族，迁移到边远荒凉地区去垦荒生产，没收他们原来的封地，收回征税权。
吴起改革简单粗暴地直接剥夺贵族利益以弥补国家财政，迅速激化了矛盾；没有涉及农民利益，使得改革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只抓政治，不抓经济和民生，这种古代版的“三反五反”运动，即使改革多进行几年，也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公元前381年，吴起被贵族用乱箭射死，变法失败，楚国回到老样子。
六、商鞅变法
第一，“废井田，开阡陌”，照搬鲁国改革，但商鞅做得更决绝：强迫人们只能种地，堵住其他出路。资源国有化、商品重税、户籍登记、取消货币以实行以物易物，将老百姓死死地限制在土地上。
第二、控制粮食买卖和所有自然资源国有化。盐铁专营的深化。
第三，军爵制度，取消贵族所有的爵禄。商鞅直接收回特权，只以“短平快”的军功论赏；并且，全国上下，只要有军功，就能获得相应的爵位。这一军爵制度可为开天辟地，快速将贵族制度打破得彻彻底底，解决了困扰历代改革者的贵族阻扰问题。科举制与军爵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军爵制度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第四，“不许思想”的愚民政策。让农民专心务农，不致意志涣散，把人变成了种地机器。这是商鞅变法区别于改革前辈的独创，认识到了思想灌输的重要性。“只有一种思想”，与“不许思想”一脉相承。
商鞅变法很幸运地延续了下来，走出了历代改革人亡政息的怪圈，这主要是因为：
1、变法带来的财政增长十分明显，呈几何级增长，10年时间秦国财政收入增加20倍，到公元前342年，秦国财政收入超过六国总和的一半；
2、通过军爵制度巧妙地将内部矛盾以战争方式对外转移，军功客观而且快速，不像文官升迁比较主观而且缓慢，因此秦国快速形成了军人阶级这个新的利益阶层，能够压制旧贵族；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原因。
3、商鞅虽被车裂，但旧势力也一并被铲除，这是新君为稳固自身的政治斗争，与变法本身无关。
管仲开创盐铁专营政策，国营政策成为集权国家快速扩充财政收入的不二法门；
季文子建立土地私有制下的全民税收制度，解决了最基本的税基问题；
商鞅利用军爵制彻底打掉贵族这个中间层，解决了税收流失问题，国家得以能够对民众直接征税；
商鞅发扬光大历任改革者的有利措施，辅之以愚民政策的意识形态全面化，终于成功，从而将秦国国力带上新的台阶，奠定了统一六国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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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时间太短。才五六年。
二楚国王室贵族势力太强。
楚国在打下一块地盘，常常会把王室子弟任命为一地县公。（理论上不世袭，实际操作上不清楚）
这些县里 陈蔡，东西不羹四县，赋皆千乘。
一个县就是春秋中等国家的实力。（这四个县本来就是国名，陈国就是田氏的母邦）
伍子胥在吊打楚国主力，最后还是在封君的反扑中退出楚国近幾。
让商鞅去六卿时代的晋，也无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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