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魏国李悝变法、秦国商鞅变法成功,并使魏国和秦国强大起来,而韩国的申不害变法却失败呢?

回答
要探究魏国李悝变法、秦国商鞅变法以及韩国申不害变法之间的成败差异,我们不能仅仅看变法的具体措施,更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历史土壤、社会基础以及执行者的能力和时势。这三位政治家,虽然都力图通过改革富国强兵,但其命运却截然不同。

李悝变法,发生在中国大变革的春秋末期,当时周天子权威衰微,诸侯争霸,各国都在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出路。李悝是魏文侯的重臣,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旧的贵族制度正在瓦解。李悝变法的核心在于“尽地力”,鼓励耕战,也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重视军事力量。他颁布了《法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统一了法律,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清晰的框架。更重要的是,他推行了“食兵之制”,将士兵的粮饷与作战表现挂钩,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积极性。同时,他还任用了如吴起这样的能臣,确保了政策的有效执行。

李悝变法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契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农业是立国之本,发展农业生产能够直接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兵源。而“耕战”的理念,则直接回应了诸侯争霸的现实需求。魏国在李悝变法的推动下,国力迅速增长,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之一,甚至一度占据了黄河中下游的战略要地。变法的成功,也得益于魏文侯的鼎力支持。文侯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君主,他能够听取李悝的建议,并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权力,这是变法能够顺利推行的关键。

相比之下,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在时间上比李悝变法稍晚,但其力度和影响更为深远。商鞅变法的背景是秦国相对落后,但有着强烈的进取之心。他所面对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旧的贵族势力依然强大,阻力重重。商鞅的变法,在“耕战”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法治和中央集权。他推行了“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政策,承认土地私有,鼓励自由买卖,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他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军事上,他建立了严密的军功爵制,将爵位和赏赐与军功直接挂钩,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有着非凡的执行力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他不畏权贵,严刑峻法,对触犯法律的人,无论身份高低,一律严惩不贷。这种铁腕手段,虽然一度引起恐慌,但却有效地打破了旧势力的束缚,为新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秦国本身有着更为淳朴的民风和对君主的高度忠诚,这为商鞅推行激进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秦孝公对商鞅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孝公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太子作为例子来执行商鞅的法律,这种决心和魄力,保证了变法的彻底性。秦国因此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国力迅速崛起,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韩国的申不害变法为何会失败呢?申不害是韩国宣王时期的重臣,他所处的时代,韩国虽然在地理上处于中原腹地,拥有肥沃的土地,但却四面受敌,夹在魏、秦、楚等强国之间,生存空间十分狭窄。申不害变法,以“君人南面之术”为核心,也就是强调君主权力的运用,注重“术”和“势”。他主张君主应当善于驾驭臣下,通过赏罚不明、不露锋芒的方式,牢牢掌握权力,防止臣下专权。他试图通过改革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然而,申不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韩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难以在一片混乱的时代中独善其身。四面强敌环伺,使得韩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面临巨大的压力,任何内部的改革都需要承受巨大的外部风险。其次,申不害的变法过于侧重于君主权术的运用,而忽略了经济和军事基础的根本性改革。韩国虽然有肥沃的土地,但其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提升,军事力量也相对薄弱,无法与周边强国抗衡。

更重要的是,申不害的改革并没有得到韩国君主的充分支持和信任,尤其是后期。虽然宣王一度信任申不害,但当变法触及到一些旧有势力和贵族利益时,改革的力度便大打折扣。与李悝和商鞅不同,申不害的改革更偏向于“驭臣”,而非“富民强兵”的直接手段。他过于强调君主的个人能力和权谋,而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全体民众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中的机制。韩国的贵族和官僚阶层,由于变法没有触动其根本利益,也缺乏强大的外部压力来迫使他们接受改革,因此对改革的态度更为消极,甚至暗中阻挠。

总而言之,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的成功,是由于它们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得到了君主的有力支持,并且在执行过程中能够坚定不移地推进。而申不害变法的失败,则是因为韩国国情和外部环境的限制,以及改革本身侧重点的偏差,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未得到君主和主要利益集团的持续支持。这正如任何改革,若要成功,不仅需要先进的理念,更需要与时俱进的措施,以及强大而坚定的政治推动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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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定法》这篇有介绍过申不害变法。

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我看回答里大家都看不起申不害改革内容。

申不害改革的东西不重要?太重要了好吧。申不害说过,“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功劳和能力脱钩,收入和职务脱钩。《韩非子》认为,秦国就是缺了申不害的这一套,才会被魏冉、范睢之流把控。

申不害失败的原因,该篇也有介绍,主要是太保守,没有彻底废除旧制:

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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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变法真的失败了吗?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其实并没有,后人之所以觉得申不害变法失败了,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弄明白韩昭侯使用申不害变法的真正目的。

做任何事情之前,只有先确定目标,才能有针对性的去做,否则就像一艘在大海上失去了方向的航船,不知因何而出发,更不知到往何处去。

韩昭侯使用申不害变法的根本目的就不是使韩国变成一个一流强国,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贵族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很多人觉得变法的目的就一定是让国家变富变强,其实这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一种单一的主观思维,不可取。

当然了,如果现实条件允许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变法一跃而起,那国君当然愿意不惜代价的去成就一个超级强国,可是现实中会因为很多的因素受制于人。

一个国家想要真正变的强大,需要天时和地利两个条件,天时的意思是指天下国家的实力处于一种均势,谁也不比谁强,谁也不比谁弱,只有在这种天时条件下,国君才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外界力量的干预,只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内部就可以了。

地利条件是指一个国家的地形位置不受其他国家制约,同时国内还得有丰富的民生资源用来发展经济,比如土地、盐铁等。

魏国李悝变法能够成功是因为取得了先发优势,趁着当时七国无独强的天下格局,以时间换空间,快速抓住这一机会窗口一跃而起。

秦国商鞅变法能够成功是因为秦国外有河西高原,函关天险等屏障摆脱外国的干预,内有关中平原,渭水流域等地利之便,没有这些因素,商鞅既使有回天之术也无能为力。

再来看看韩国,韩昭侯启用申不害变法是在公元前三五一年,首先,韩国变法的时间上就处于一个尴尬且不利的节点。

魏国那时候经过魏文侯变法已经成为战国首霸,当时魏国国君已经是魏惠王执政,其势力如日中天;齐国在东方靠着渔盐之利也在冉冉升起,俨然另一个霸主就要呼之欲出;秦国商鞅变法正在如火如荼天翻地覆的进行;楚国经过吴起变法后有效削弱楚国贵族的势力,能够更加快速调动国内资源蚕食中原,这种国际时局下,韩国变法的天时已经丧失。


上图是战国初期韩国的地理位置,被魏国东西包夹,北连赵,南通楚,西并秦,可以说是一个四战之地,同时又被最强大的魏国死死压制,韩国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又已经丧失。

其次,在丧失天时和地理的优势下,韩国的地利又不足以支撑韩国成为一流强国,秦国有关中平原可以耕种,有渭水流域可以坐享货运和渔利之便,齐国有山川大海,可以煮盐,可以炼铁,楚国更是水网密布,山岳成群,这些国家即使丧失一些优势,也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强大起来。

可是韩国除了有铁矿以外,还有什么,先发优势没了,地理优势也没了,仅存的铁矿优势也并不是一家独有,这种条件下,想要通过变法成为一流强国简直就是难如登天,除非列国君王全部选择装聋作哑,不去干涉韩国的发展,才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强国。

这里也仅仅只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强国,离超级强国还有很大的距离,想要成为超级强国,就必须对外扩张,建立相对安全的战略防线,要扩张,东西两面得打破魏国的封锁,南面得击败楚国,西面又得能够扛住秦国的兵锋,也就是说,韩国需要同时具备三线作战的兵力和后勤补给。

而韩国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根本做不到,所以韩国注定成为不了一个超级强国。

那既然成不了一流强国,申不害变法又是为了什么,这就回到了题主所问的问题之中。

韩昭侯之所以任用申不害进行变法,是因为他需要通过变法削弱韩国贵族,以达到收回权利和更加有效整合国内资源的目的。

韩昭侯正是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想着去做那种不切实际的美梦,如果硬是要违背现实,那现实就会告诉他怎样做人。

当然了,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即使韩昭侯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知,可也避免不了会产生侥幸之心。

比如说,我现在比以前强大了,那么我能不能再强大一些,能不能更强大一些,能不能摆脱他国控制,能不能称霸等等。

不断的试探有时可以收获意外之喜,可有时也会招致不测之祸。

就像图中的小黄鸭,能够套路成功是因为对方愿意配合你,喜欢你才愿意进入你的圈套,千万不要以为对方傻,这个世上谁都不傻,当你觉得对方傻的时候,其实自己才是真正的傻子。

韩昭侯就犯了一个掩耳盗铃般的极其幼稚的错误,他以为他国不会干预,他以为即使干预,他也能挡得住别国的进攻,殊不知,就连韩国的适当强大,都是别国故意的默许。

适当强大可以,过度强大可就犯忌讳了,结果,就被魏惠王挥师压境直接陈兵韩国国都新郑,数十年变法成果毁于一旦,之后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齐国在韩国奄奄一息的时候发兵救助,在马陵伏击魏军,庞绢被杀,魏军主力被灭,魏国霸权衰落。

经过变法使得韩国在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初见成效,稍见成效后的韩昭侯膨胀了,以至于开始追求着不合时宜的强国梦,最终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清醒过后的韩昭侯开始注重实事求是,即深刻明白韩国为什么要变法,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不会引来列国的攻伐。

韩国变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韩国太弱了,这个弱不是指军力和国力上的弱,而是国君权利上的弱,国君权利弱就没办法调动国内资源为己所用,调动不了资源臣子就敢于以下犯上,甚至欺君弑君。

看看韩国以前都发生过什么,国相侠累被刺客聂政刺杀于相府,国相韩廆被刺客刺杀于朝堂,国君韩哀侯被刺客刺杀于朝堂。


《资治通鉴》公元前三九七年
三月,盗杀韩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以黄金百镒为政母寿,欲因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韩人暴其尸于市,购问,莫能识。


《资治通鉴》公元前三七一年
韩严遂弑哀侯,国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韩廆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令人刺韩廆于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韩廆,兼及哀侯。


如果把这三起刺杀事件单一的看,很难看出其中奥妙,仅仅以为就只是一起单一的报仇刺杀事件,如果把这些事件连起来看,就会发现事情背后不仅仅是刺客刺杀那么简单。

韩国势力最强的三大贵族,韩氏、严氏、侠氏,这三大家族垄断着韩国的多数资源,他们如果联手,国君分分钟下台。

聂政刺杀侠累,堂堂一国之相被一个刺客轻易刺杀,还是死在了防备最为严密的自己家中,仅仅用聂政勇猛就可以解释一切吗?死后连个凶手的来历都无法查明,仅仅毁容灭尸就能够欲盖弥彰吗?开玩笑。

有时候不能只看到书上记载了什么,更要看到书上没有记载什么。

聂政即使再勇猛善战,也不可能凭借一人之力冲进相府手刃侠累,想要行刺成功,首先得熟悉丞相府的地形布局,还得知道侠累的准确位置,这些工作没有内应是没办法独立完成的。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侠累的亲兵护卫团已经被严遂的个人势力渗透进去了,侠累的一举一动都在严遂的掌握之中,卧底负责情报传递和聂政能够进入相府的任务,聂政负责当场行刺,至于是否有人负责聂政逃跑计划,已经不重要了,即使聂政能够全身而退,他也注定会死于非命,因为当事人知道的太多,知道的越多,越不利于幕后大佬的安全和名声。

而聂政刺杀侠累以后,韩国国君没有任何表态,即没有处置严遂,也没有善抚侠氏一族,甚至对侠氏一族连句最廉价的,没有任何成本的言语上的安慰都没有,仅仅是把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暴街百日和杀掉一个来历不明的自称是聂政姐姐的女子就草草了事。

试问这是对一国之相惨死后所应该有的交代吗?对聂政毁尸灭迹这叫死无对证,处置一个寻常女子这叫替罪羔羊,如此的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其实已经说明了国君的态度。

没错,严遂敢于行刺当朝丞相就是得到了韩国国君的默许,否则,就是给严遂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如此行事。

国君为什么要这样做,还不是因为侠氏一族在韩国权势太重,杀了侠累,侠氏就会群龙无首,国君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对侠氏进行兼并重组。

同样的事情,有一就会有二,一个人因何而兴,最终就会因何而亡,一股力量衰弱,另一股力量就会崛起,侠累覆灭,严遂兴起,事情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剧本就会不断的上演。

为了制衡崛起的严遂,韩哀侯提拔韩廆为国相,故意制造矛盾,让两股力量互相内耗,然后再伺机除掉二人,彻底的解决贵族坐大的问题。

靠着侥幸能够取得一次成功,却不可能取得多次成功,因为运气不会永远眷顾同一个人。

火并侠累后尝到甜头的严遂也不是个傻子,他知道韩哀侯利用他杀侠累是为了消灭贵族的力量,杀掉侠累而不处置自己,不是国君偏爱他,是留着他去对付更多的贵族,一旦自己没有了利用价值,侠累的今天就是他严遂的明天。

无能的弱者才会选择坐以待毙,强者只会主动出击,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

于是,公元前三七一年,在一个朝会上,严遂带着刺客进入朝堂,成功刺杀韩廆和韩哀侯。

堂堂一国之君,堂堂一国之相,双双毙命于朝堂,这固然是一种讽刺,可是讽刺背后更多的还是,韩国贵族的势力实在太过于强大,强大到连国君都得小心翼翼,强大到连国君都得用阴损的手段才能剪除,强大到连国君都朝不保夕,强大到连国君随时都有可能命丧当场。

连韩哀侯这样的国君都会死于贵族之手,更不用说别的人了。韩哀侯这个人读者朋友们可能有点陌生,此人在位几十年,对内发展经济巩固民生,对外开疆拓土连同魏、赵吞并晋国剩余国土,废晋靖公为庶人,是韩国真正意义上的开国之君,如果不是被刺客杀害,那么他的谥号应该被封为韩武侯。

韩哀侯之后是韩懿侯,韩懿侯之后是韩昭侯,韩哀侯是韩昭侯的爷爷,对于自己爷爷被杀的本质原因,韩昭侯不可能不清楚,正是因为清楚,所以他才要下定决心彻底的削弱贵族,于是申不害变法应运而生。

韩国的兵力、民力、财力和地利全部分散在贵族手中,只有削弱贵族的实力才能把这些资源收回国君手中。

现在通过申不害行酷吏之术削弱贵族,收回其兵权、财政权、民事权、封地自治权,等于是拔掉了老虎嘴里的牙齿,只剩下一双虎掌,虎掌能伤到的是臣子而不是国君,这也正是韩昭侯想要看到的局面,也是韩昭侯在人生暮年罢黜申不害之法的真正原因。

申不害之法在韩国推行十几年,该达到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如果再不废除,贵族就会被彻底消灭,到时候朝堂之上没有了贵族那双虎掌的力量,谁来制衡变法派。

如果变法派一家独大,那韩国又会重蹈覆辙,以前是被贵族控制,现在是被变法派控制,无论浊水还是清水,只要淹没山头,就都是不可用之水,只有让两股力量互相制衡,国君才能够稳操权柄。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要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大明王朝1566》

韩国自申不害变法之后,再无出现刺客刺杀事件,不是说臣子变好了,是臣子变弱了,国君权利加强了,国君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手段制裁施压臣子,用不着使用刺客去对付国之重臣了。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国君没有了需求,下面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

所以如果以变法强国的视角和思路去观察申不害变法,那它无疑是失败的。

如果以削弱贵族实现中央集权的视角去观察,申不害变法不但没有失败,反而是极大的成功,当刺客在其他六国横行肆虐的时候,只有韩国是一方净土,而这也是韩昭侯使用申不害变法想要达成的真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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