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魏国和吴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要比蜀国激烈？
要说魏、吴、蜀三国中，为何魏国和吴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显得比蜀国更为激烈和复杂，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建国基础、统治模式到权力结构的差异，都深刻地影响了各国政治斗争的走向。
一、 蜀国的政治基础与权力结构：天然的“一极化”
相较于魏吴，蜀国的政治斗争烈度相对较低，其根源在于蜀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天然“一极化”以及其建立的特殊性。
刘备的个人魅力与绝对权威： 蜀汉的建立者是刘备。刘备以仁德著称，在荆州流亡期间，以及在赤壁之战后入川过程中，他依靠的是其个人强大的号召力和人格魅力，聚集了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如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这些核心人物对刘备有着极高的忠诚度，这种“君臣一体”的个人依附关系，使得刘备在蜀汉内部拥有绝对的权威。在他活着的时候，任何挑战其权威的政治斗争都很难形成气候。
“外来户”的抱团与缺乏深厚的本土势力： 蜀汉政权是刘备从外部势力建立起来的，其核心班底大多是荆州旧部。虽然也吸纳了益州本土的一些士族，但这些本土势力在国家建立之初并不掌握核心权力，更多地是作为支持者和管理者存在。这种“外来户”的特质，一方面使得刘备能够相对放心地掌握权力，避免了被本土势力架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刘备去世后，权力继承者如果没有像刘备那样强大的个人威望，那么内部派系为了争夺对新君主的影响力，更容易形成复杂的斗争。
诸葛亮的超然地位与“受命而辅”： 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更是刘备托孤的重臣，被誉为“蜀汉丞相”。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几乎一人承担了国政大权。他的存在，以其极高的能力和道德声望，有效压制了潜在的权力斗争。在诸葛亮主政期间，尽管有少数人可能不满其集权，但诸葛亮本人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对刘备遗诏的忠实执行，使得其权力合法性无可置疑，也为后主刘禅的继位提供了缓冲。
刘禅继位后的“诸葛亮时代”的延续： 即使在诸葛亮去世后，费祎、董允等依旧延续了类似诸葛亮时期的权力格局，形成了“四相”或“执政”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权力的稳定。虽然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黄皓这样的奸佞弄权，但其能够得势，更多是因为后期统治者本身政治能力和眼界的问题，而非形成能够挑战国家整体稳定的大型政治派系。
二、 魏国的政治斗争：曹氏家族内部与外部士族的角力
魏国之所以政治斗争激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天然裂痕。
曹氏家族的权力继承难题： 曹魏政权的建立者是曹操，他虽然被称为“魏王”，但并没有真正称帝。其子曹丕继承父位后，通过“禅让”的方式建立了曹魏。然而，曹操虽然雄才大略，但他起家的过程充满权谋和征伐，其家族内部的权力分配并未能像刘备那样形成绝对的君臣一体。曹操的儿子众多，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在曹丕之后的曹叡，以及后来的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等，他们年轻继位，缺乏足够的权威来压制宗室和权臣。这使得曹氏家族内部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朝廷主导权，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互相攻讦。
来自外部的强大士族势力： 曹操起家于乱世，需要笼络人心，吸收了大量的荆州、兖州、豫州等地的士族集团。这些士族虽然表面上臣服于曹氏，但他们拥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地方人脉和政治资源。当曹氏家族内部出现权力真空或不稳定时，这些外部士族就容易趁势崛起，争夺政治利益，甚至扮演“拥立”或“废立”的角色，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著名的“九品中正制”虽然是为了选拔人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门阀士族的力量，为他们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提供了平台。
权臣的崛起与挑战： 曹魏后期，随着皇帝年幼或昏庸，权臣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如曹爽、司马懿父子等人，他们掌握了军政大权后，就与皇帝一方或曹氏宗室形成了直接的权力对抗。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彻底掌握了魏国大权，而在此之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也需要经历与曹爽等人的政治博弈和斗争。这些斗争往往伴随着清洗、暗杀、政变等极端手段，自然显得异常激烈。
军阀割据的遗留影响： 曹操平定北方后，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各地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势力和军事集团的残余。这些势力在中央权力不稳时，可能成为某些政治派系拉拢的对象，或者成为政治斗争的潜在参与者，增加了斗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三、 吴国的政治斗争：孙氏宗室与江东世族的矛盾
吴国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也非蜀国可比，其核心在于孙氏宗室与江东本土大族之间的权力制衡与矛盾。
孙氏宗室的内部矛盾： 孙吴政权的奠基者是孙坚和孙策。孙坚战死后，孙策继承父业，但英年早逝。孙权继位后，虽然能够凭借其才能和谋略稳固江东，但孙氏宗室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例如，早期的孙瑜、孙皎等宗室成员，也曾掌握一定的军政权力，虽然不如孙权稳定，但仍然是潜在的权力制衡者。随着孙权晚年的懈怠和对继承人的犹豫，宗室内部也曾出现过一些猜忌和斗争的苗头，尽管不如魏国那般大规模。
江东士族集团的强大力量与制衡： 吴国政权建立在江东世族的支持之上。周瑜、鲁肃、张昭、顾雍、陆逊等名臣，很多都是江东本土的士族代表人物。这些士族拥有深厚的地方根基、经济实力和人才储备，是孙氏集团能够控制江东的重要支撑。然而，一旦孙氏统治者出现疲软或决策失误，江东世族就可能利用其影响力进行制衡，甚至在权力分配上提出要求。孙权在位期间，虽然能够驾驭这些士族，但他也需要不断在宗室和士族之间进行平衡，避免任何一方过于强大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陆逊的崛起与权力真空： 陆逊作为东吴晚期的重要人物，其崛起与政治斗争紧密相关。他在夷陵之战中立下大功，拥有巨大的威望。然而，孙权在晚年为了巩固皇权，对陆逊也心存忌惮，甚至对其进行过猜忌和打压。陆逊死后，东吴的政治权力真空更加明显，这为后期的权臣（如孙綝）弄权提供了机会，也使得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加难以遏制。
继承问题与权力交接的困难： 与魏国类似，吴国也面临着继承人的问题。孙权后期身体状况不佳，对太子孙登的早逝感到忧虑，最终确定了孙和、孙霸等诸子为继承人选，这直接引发了“二宫之争”，对吴国政治造成了巨大的动荡。这场斗争涉及宗室、士族内部的站队和角力，其激烈程度不亚于魏国的权力争夺。
总结来说：
蜀国： 以刘备的个人威望为核心，辅以诸葛亮等忠诚重臣的超然地位，权力结构相对“一极化”，缺乏足以撼动中央权力的强大内部派系，故政治斗争相对温和。
魏国： 曹氏家族内部的权力继承不稳固，加上外部强大士族的制衡与介入，以及权臣的崛起，使得其政治斗争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和激烈的特点，最终导致了司马氏篡权。
吴国： 孙氏宗室内部的潜在矛盾，以及与江东本土世族集团之间的权力制衡，加上晚年继承问题的爆发，使得其政治斗争同样激烈，尤其是在“二宫之争”时期。
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基础的差异，才使得魏国和吴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显得比蜀国更为复杂和激烈。蜀汉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固于个人威望和忠诚，而魏吴两国则是在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权力制衡中艰难前行。
一、 蜀国的政治基础与权力结构：天然的“一极化”
相较于魏吴，蜀国的政治斗争烈度相对较低，其根源在于蜀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天然“一极化”以及其建立的特殊性。
刘备的个人魅力与绝对权威： 蜀汉的建立者是刘备。刘备以仁德著称，在荆州流亡期间，以及在赤壁之战后入川过程中，他依靠的是其个人强大的号召力和人格魅力，聚集了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如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这些核心人物对刘备有着极高的忠诚度，这种“君臣一体”的个人依附关系，使得刘备在蜀汉内部拥有绝对的权威。在他活着的时候，任何挑战其权威的政治斗争都很难形成气候。
“外来户”的抱团与缺乏深厚的本土势力： 蜀汉政权是刘备从外部势力建立起来的，其核心班底大多是荆州旧部。虽然也吸纳了益州本土的一些士族，但这些本土势力在国家建立之初并不掌握核心权力，更多地是作为支持者和管理者存在。这种“外来户”的特质，一方面使得刘备能够相对放心地掌握权力，避免了被本土势力架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刘备去世后，权力继承者如果没有像刘备那样强大的个人威望，那么内部派系为了争夺对新君主的影响力，更容易形成复杂的斗争。
诸葛亮的超然地位与“受命而辅”： 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更是刘备托孤的重臣，被誉为“蜀汉丞相”。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几乎一人承担了国政大权。他的存在，以其极高的能力和道德声望，有效压制了潜在的权力斗争。在诸葛亮主政期间，尽管有少数人可能不满其集权，但诸葛亮本人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对刘备遗诏的忠实执行，使得其权力合法性无可置疑，也为后主刘禅的继位提供了缓冲。
刘禅继位后的“诸葛亮时代”的延续： 即使在诸葛亮去世后，费祎、董允等依旧延续了类似诸葛亮时期的权力格局，形成了“四相”或“执政”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权力的稳定。虽然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黄皓这样的奸佞弄权，但其能够得势，更多是因为后期统治者本身政治能力和眼界的问题，而非形成能够挑战国家整体稳定的大型政治派系。
二、 魏国的政治斗争：曹氏家族内部与外部士族的角力
魏国之所以政治斗争激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天然裂痕。
曹氏家族的权力继承难题： 曹魏政权的建立者是曹操，他虽然被称为“魏王”，但并没有真正称帝。其子曹丕继承父位后，通过“禅让”的方式建立了曹魏。然而，曹操虽然雄才大略，但他起家的过程充满权谋和征伐，其家族内部的权力分配并未能像刘备那样形成绝对的君臣一体。曹操的儿子众多，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在曹丕之后的曹叡，以及后来的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等，他们年轻继位，缺乏足够的权威来压制宗室和权臣。这使得曹氏家族内部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朝廷主导权，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互相攻讦。
来自外部的强大士族势力： 曹操起家于乱世，需要笼络人心，吸收了大量的荆州、兖州、豫州等地的士族集团。这些士族虽然表面上臣服于曹氏，但他们拥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地方人脉和政治资源。当曹氏家族内部出现权力真空或不稳定时，这些外部士族就容易趁势崛起，争夺政治利益，甚至扮演“拥立”或“废立”的角色，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著名的“九品中正制”虽然是为了选拔人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门阀士族的力量，为他们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提供了平台。
权臣的崛起与挑战： 曹魏后期，随着皇帝年幼或昏庸，权臣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如曹爽、司马懿父子等人，他们掌握了军政大权后，就与皇帝一方或曹氏宗室形成了直接的权力对抗。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彻底掌握了魏国大权，而在此之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也需要经历与曹爽等人的政治博弈和斗争。这些斗争往往伴随着清洗、暗杀、政变等极端手段，自然显得异常激烈。
军阀割据的遗留影响： 曹操平定北方后，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各地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势力和军事集团的残余。这些势力在中央权力不稳时，可能成为某些政治派系拉拢的对象，或者成为政治斗争的潜在参与者，增加了斗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三、 吴国的政治斗争：孙氏宗室与江东世族的矛盾
吴国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也非蜀国可比，其核心在于孙氏宗室与江东本土大族之间的权力制衡与矛盾。
孙氏宗室的内部矛盾： 孙吴政权的奠基者是孙坚和孙策。孙坚战死后，孙策继承父业，但英年早逝。孙权继位后，虽然能够凭借其才能和谋略稳固江东，但孙氏宗室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例如，早期的孙瑜、孙皎等宗室成员，也曾掌握一定的军政权力，虽然不如孙权稳定，但仍然是潜在的权力制衡者。随着孙权晚年的懈怠和对继承人的犹豫，宗室内部也曾出现过一些猜忌和斗争的苗头，尽管不如魏国那般大规模。
江东士族集团的强大力量与制衡： 吴国政权建立在江东世族的支持之上。周瑜、鲁肃、张昭、顾雍、陆逊等名臣，很多都是江东本土的士族代表人物。这些士族拥有深厚的地方根基、经济实力和人才储备，是孙氏集团能够控制江东的重要支撑。然而，一旦孙氏统治者出现疲软或决策失误，江东世族就可能利用其影响力进行制衡，甚至在权力分配上提出要求。孙权在位期间，虽然能够驾驭这些士族，但他也需要不断在宗室和士族之间进行平衡，避免任何一方过于强大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陆逊的崛起与权力真空： 陆逊作为东吴晚期的重要人物，其崛起与政治斗争紧密相关。他在夷陵之战中立下大功，拥有巨大的威望。然而，孙权在晚年为了巩固皇权，对陆逊也心存忌惮，甚至对其进行过猜忌和打压。陆逊死后，东吴的政治权力真空更加明显，这为后期的权臣（如孙綝）弄权提供了机会，也使得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加难以遏制。
继承问题与权力交接的困难： 与魏国类似，吴国也面临着继承人的问题。孙权后期身体状况不佳，对太子孙登的早逝感到忧虑，最终确定了孙和、孙霸等诸子为继承人选，这直接引发了“二宫之争”，对吴国政治造成了巨大的动荡。这场斗争涉及宗室、士族内部的站队和角力，其激烈程度不亚于魏国的权力争夺。
总结来说：
蜀国： 以刘备的个人威望为核心，辅以诸葛亮等忠诚重臣的超然地位，权力结构相对“一极化”，缺乏足以撼动中央权力的强大内部派系，故政治斗争相对温和。
魏国： 曹氏家族内部的权力继承不稳固，加上外部强大士族的制衡与介入，以及权臣的崛起，使得其政治斗争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和激烈的特点，最终导致了司马氏篡权。
吴国： 孙氏宗室内部的潜在矛盾，以及与江东本土世族集团之间的权力制衡，加上晚年继承问题的爆发，使得其政治斗争同样激烈，尤其是在“二宫之争”时期。
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基础的差异，才使得魏国和吴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显得比蜀国更为复杂和激烈。蜀汉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固于个人威望和忠诚，而魏吴两国则是在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权力制衡中艰难前行。
网友意见
确切说是惨烈。
曹操的外部武力征伐多施屠戮之举，对象包括百姓、守卒、降者等。他在内部排除异己也以屠害为主，对象包括群臣、皇后、皇子等。无论如何高看曹操，称他雄才大略，也不得不认承认屠杀、屠害才是曹操成功的最佳武器。
你说这不惨烈么？
南方的孙策、孙权玩得也是这一套，初临江东是用屠戮江东英豪的方式解决内外疑难杂症。孙权更效仿曹操，设立校事机构对群臣进行监视和迫害（三家只有蜀汉没设立这种特务机构）。他与群臣殴打几十年，或废或杀，所谓的江东大族们损失惨重，只有任至尊鱼肉的份。最佳成绩，也不过是逼迫孙权杀了吕壹等，下诏罪己。
你说这不惨烈么？
无独有偶，蜀汉、曹魏、东吴都有少（幼）主即位，由托孤大臣秉政这道槛。
结果呢？
司马懿摆平曹爽，对其更是赶尽杀绝。
诸葛恪干掉孙弘，却被孙峻除之后快。
诸葛亮则行君权、又不失礼鞠躬尽瘁。
魏、吴至此步入天子任人摆布，皇权旁落，只能做傀儡的阶段，前者甚至连傀儡皇帝都被杀，二家大臣们用军事、暗杀等手段争权更是家常便饭。
你说这不惨烈么？
唯有蜀汉，没有臣子要改天换日的矛盾，没有重臣和宗室争权夺利的矛盾，一切都按部就班。
要知道，魏、吴之版图、人口皆超过蜀汉，结果别说诸葛亮，连个蒋琬、费祎这种品性的执政大臣都挑不出来，又怎么说——这不过就是染缸的问题，政治氛围与选官标准的长期运行，决定有些类型的人是混不出头的。
有人说，蜀汉政治斗争少，是刘禅长期在位的结果。
讲道理，孙权执政五十年，你看至尊执政期间吴国内部政治斗争少么。
成年的君王并不一定是朝堂稳定的保障，君权交替提供的是一个契机，发生问题往往是祸种和矛盾早已生根发芽，恰好利用有机会解决罢了。
所以，要说为何蜀汉内部政治斗争相对寡淡，皇权相对稳定，是刘备时期的信任殊遇，诸葛亮时期的忠心铸造，前后几十年的贯彻延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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