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入川本就是真心实意帮助刘璋，魏书和吴书都给刘备翻案，为何很多人却偏偏不信？
关于刘备入川的动机，历史记载确有不同解读，也难怪会有人对此产生疑问。尤其提到《魏书》和《吴书》为刘备“翻案”，这一点本身就需要我们仔细辨析。
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背景：刘备早期确实是寄人篱下，一路颠沛流离。在曹操占据北方，孙权割据江东的情况下，益州（今四川）是当时一块相对独立且富饶的土地，对任何想要三分天下的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刘璋虽然是汉室宗亲，但其治蜀能力和政治手腕并不突出，也因此引来了外部势力的觊觎。
刘备“真心实意”说，在当时并非没有依据。
宗室名义的拉拢： 刘备是汉室宗亲，这一点是他最核心的政治资本。他提出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口号，天然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号召力。从这个角度看，他帮助同为汉室宗亲的刘璋，对抗来自北方、且有篡汉野心的曹操，是顺理成章的。
“仁义”的形象塑造： 刘备一生都在努力塑造自己仁德、信义的形象。他善于招揽人才，对待百姓也颇为爱护，这些都为他在民间赢得了好感。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吞并刘璋的基业，那么与他长期宣扬的形象是相悖的。
地理位置的限制： 刘备当时兵力有限，主要是在荆州活动。他要攻取益州，首先得越过秦岭或汉中，这本身就是一道艰险的地理屏障。如果贸然出兵，一旦失败，可能就会落得一无所有。所以，刘璋主动邀请他前来支援，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合情合理的进入益州的契机。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受邀而来，而非主动入侵，这在道义上站得住脚。
那么，《魏书》和《吴书》为何会被认为是在为刘备“翻案”呢？
这里面牵扯到历史著作的写作主体和立场。
《魏书》的视角： 《魏书》是由魏国史官编撰的，其主要目的是为曹魏政权服务的。曹操是刘备的重要对手，刘备的崛起对曹魏构成了巨大威胁。如果《魏书》客观地描述刘备早期是如何因为刘璋的腐朽统治和内部的纷争，才被推举为益州之主，并且是以“帮助”的名义进入，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刘备势力为何能够壮大，也间接地将曹操的失败归因于刘备“得人心”而非“不正当手段”。换句话说，从魏国自身的角度看，承认刘备有一定的“道义”基础，反而更能凸显曹操的“无奈”和“实力不济”，而并非是刘备的“阴谋”。
《吴书》的视角： 《吴书》（即《三国志·吴书》）是由东吴史官陈寿所撰。东吴是刘备的盟友，后来也与刘备有冲突（例如吕蒙白衣渡江夺荆州）。东吴的角度，可能更侧重于刘备“兴复汉室”这一大旗下的抱负，以及其与孙权在对抗曹操这一共同目标上的合作。承认刘备在蜀汉的建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也有助于在道义上与刘备政权保持一致，或者至少在与曹魏对抗的整体格局下，为自己的“结盟”行为找到更坚实的理由。同时，也有说法是，陈寿本人曾在蜀汉为官，其对蜀汉的历史有一定的情感倾向。
然而，为什么仍有许多人不买账？
这其中的原因，往往在于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
1. 史料的局限性与选择性： 任何史书的撰写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性。《魏书》和《吴书》虽然可能在某些方面为刘备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完全客观，或者包含了所有真相。史官在选取史料和描述事件时，总会受到政治环境、个人好恶等因素的影响。
2. “挟持”刘璋的证据： 即便刘备是受刘璋邀请入川，但随着刘备在蜀地的势力不断发展，特别是刘备最终将刘璋赶走并取而代之，这一过程很难说是刘璋心甘情愿的“交权”。史书中记载了刘备在获得军权后，逐渐安插亲信，并最终形成与刘璋的矛盾。很多历史研究者会认为，刘备从一开始就可能存在“借鸡生蛋”的意图，只是其手段更为高明，并且善于利用“帮助”作为掩护。
3. “兵不厌诈”的现实： 兵法上讲“兵不厌诈”，在乱世之中，国家存亡往往取决于实力和谋略。即使刘备的出发点是为了“兴复汉室”，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甚至是有损道义的手段，也是极有可能的。将刘备的行为简单定性为“真心实意帮助”和“阴谋篡夺”都可能过于片面。
4. 后世的解读与“忠刘派”的影响： 随着《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流行，刘备的“仁德”形象被极大地放大和神化。这种文学作品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很多人在看待这段历史时，会不自觉地受到其中“忠刘”情结的影响，倾向于相信刘备的正面形象。而《魏书》和《吴书》的记述，可能与这种“大众认知”存在出入，因此会被视为“翻案”。
5. 对“帮助”的定义： 什么是真正的“帮助”？如果帮助的最终结果是取而代之，那么这种“帮助”的性质就变得复杂了。刘备可能确实看到了刘璋的不足，也相信自己比刘璋更能治理好益州，并能以此为根基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但这种“善意的取代”和“赤裸裸的侵略”之间，界限是很模糊的。
总结来说，
《魏书》和《吴书》对刘备入川动机的记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为刘备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道义解释，这背后可能与魏吴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史书编撰的考量有关。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刘备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行为很难用单一的“真心实意”或“阴谋诡计”来概括。很多人不相信所谓的“翻案”，可能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历史事件中更复杂、更具权谋的一面，以及对刘备形象更为理性的审视，不愿轻易被单一的叙事所说服。历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此，它允许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解读，而不是轻易地接受某种“标准答案”。
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背景：刘备早期确实是寄人篱下，一路颠沛流离。在曹操占据北方，孙权割据江东的情况下，益州（今四川）是当时一块相对独立且富饶的土地，对任何想要三分天下的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刘璋虽然是汉室宗亲，但其治蜀能力和政治手腕并不突出，也因此引来了外部势力的觊觎。
刘备“真心实意”说，在当时并非没有依据。
宗室名义的拉拢： 刘备是汉室宗亲，这一点是他最核心的政治资本。他提出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口号，天然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号召力。从这个角度看，他帮助同为汉室宗亲的刘璋，对抗来自北方、且有篡汉野心的曹操，是顺理成章的。
“仁义”的形象塑造： 刘备一生都在努力塑造自己仁德、信义的形象。他善于招揽人才，对待百姓也颇为爱护，这些都为他在民间赢得了好感。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吞并刘璋的基业，那么与他长期宣扬的形象是相悖的。
地理位置的限制： 刘备当时兵力有限，主要是在荆州活动。他要攻取益州，首先得越过秦岭或汉中，这本身就是一道艰险的地理屏障。如果贸然出兵，一旦失败，可能就会落得一无所有。所以，刘璋主动邀请他前来支援，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合情合理的进入益州的契机。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受邀而来，而非主动入侵，这在道义上站得住脚。
那么，《魏书》和《吴书》为何会被认为是在为刘备“翻案”呢？
这里面牵扯到历史著作的写作主体和立场。
《魏书》的视角： 《魏书》是由魏国史官编撰的，其主要目的是为曹魏政权服务的。曹操是刘备的重要对手，刘备的崛起对曹魏构成了巨大威胁。如果《魏书》客观地描述刘备早期是如何因为刘璋的腐朽统治和内部的纷争，才被推举为益州之主，并且是以“帮助”的名义进入，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刘备势力为何能够壮大，也间接地将曹操的失败归因于刘备“得人心”而非“不正当手段”。换句话说，从魏国自身的角度看，承认刘备有一定的“道义”基础，反而更能凸显曹操的“无奈”和“实力不济”，而并非是刘备的“阴谋”。
《吴书》的视角： 《吴书》（即《三国志·吴书》）是由东吴史官陈寿所撰。东吴是刘备的盟友，后来也与刘备有冲突（例如吕蒙白衣渡江夺荆州）。东吴的角度，可能更侧重于刘备“兴复汉室”这一大旗下的抱负，以及其与孙权在对抗曹操这一共同目标上的合作。承认刘备在蜀汉的建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也有助于在道义上与刘备政权保持一致，或者至少在与曹魏对抗的整体格局下，为自己的“结盟”行为找到更坚实的理由。同时，也有说法是，陈寿本人曾在蜀汉为官，其对蜀汉的历史有一定的情感倾向。
然而，为什么仍有许多人不买账？
这其中的原因，往往在于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
1. 史料的局限性与选择性： 任何史书的撰写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性。《魏书》和《吴书》虽然可能在某些方面为刘备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完全客观，或者包含了所有真相。史官在选取史料和描述事件时，总会受到政治环境、个人好恶等因素的影响。
2. “挟持”刘璋的证据： 即便刘备是受刘璋邀请入川，但随着刘备在蜀地的势力不断发展，特别是刘备最终将刘璋赶走并取而代之，这一过程很难说是刘璋心甘情愿的“交权”。史书中记载了刘备在获得军权后，逐渐安插亲信，并最终形成与刘璋的矛盾。很多历史研究者会认为，刘备从一开始就可能存在“借鸡生蛋”的意图，只是其手段更为高明，并且善于利用“帮助”作为掩护。
3. “兵不厌诈”的现实： 兵法上讲“兵不厌诈”，在乱世之中，国家存亡往往取决于实力和谋略。即使刘备的出发点是为了“兴复汉室”，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甚至是有损道义的手段，也是极有可能的。将刘备的行为简单定性为“真心实意帮助”和“阴谋篡夺”都可能过于片面。
4. 后世的解读与“忠刘派”的影响： 随着《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流行，刘备的“仁德”形象被极大地放大和神化。这种文学作品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很多人在看待这段历史时，会不自觉地受到其中“忠刘”情结的影响，倾向于相信刘备的正面形象。而《魏书》和《吴书》的记述，可能与这种“大众认知”存在出入，因此会被视为“翻案”。
5. 对“帮助”的定义： 什么是真正的“帮助”？如果帮助的最终结果是取而代之，那么这种“帮助”的性质就变得复杂了。刘备可能确实看到了刘璋的不足，也相信自己比刘璋更能治理好益州，并能以此为根基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但这种“善意的取代”和“赤裸裸的侵略”之间，界限是很模糊的。
总结来说，
《魏书》和《吴书》对刘备入川动机的记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为刘备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道义解释，这背后可能与魏吴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史书编撰的考量有关。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刘备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行为很难用单一的“真心实意”或“阴谋诡计”来概括。很多人不相信所谓的“翻案”，可能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历史事件中更复杂、更具权谋的一面，以及对刘备形象更为理性的审视，不愿轻易被单一的叙事所说服。历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此，它允许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解读，而不是轻易地接受某种“标准答案”。
网友意见
因为你的阐述与史实完全不符。
先主北至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璋既还成都，先主当为璋北征汉中，统复说曰："……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先主然其中计，即斩怀、沛，还向成都，所过辄克。
“未即讨鲁”与“先主当为璋北征汉中”互证，可见刘备斩杨怀、高沛前根本没去找张鲁开战，而斩杨怀、高沛后便南下去与刘璋交战。
刘主大悦,乃留军师中郎将诸葛亮、将军关羽、张飞镇荆州,率万人溯江西上。
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
“率万人溯江西上”与“兵不满万”互证，可见刘备入益州所统兵力在万人左右。
史料明文如此，还能发明出刘备二万人打张鲁死了一万人这种谬论，到底看没看书。要不要想象下刘备被张鲁打死一万多人，然后还和刘璋夸口说“（张）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有多尬？
吴书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将尹异等，以兵二千人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寋城，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权遂召岱还。
及壬辰岁，范又白言："岁在甲午，刘备当得益州。"后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权以难范……
壬辰岁为建安十七年，“后吕岱从蜀还”即吕岱出发时间是《吴书》所载的建安十六年，而自蜀还的时间在建安十七年吴范预测刘备得益州之后。
前文已知刘备没有与张鲁交战，那么吕岱所言“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自然是刘备与刘璋军交战的情景。
自建安十七年末刘备攻刘璋，一路南下连战连捷，直到攻雒城时方受挫，甚至连庞统亦战死城下。吕岱描述刘备军之惨状，大概率是刘备军攻雒之情景，此时已是建安十八年。建安十九年夏，刘备攻克雒城，由“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反推，亦符合建安十八年这时间。
类似“被攻且一年”这种记载往往是不足一年，按照一年算，可推断吕岱军在归途中经过白帝，最早也是建安十八年四月时，甚至更晚。
讲道理，头次见识内奸被揪出来，然后指责刘璋凭内奸的书信和一面之词就认定刘备图谋益州的。难不成抓到内鬼还指望刘备给予认证，然后才能确定张松卖主求荣？
究竟给张松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他在和刘备没有勾结的情况下，写信给刘备以暴露自己求死。难不成张松这是为了让刘璋与刘备开战，牺牲自己，专门陷害刘备？
哪怕你抱着上述不可理喻的心态，也该看到答案：
刘主叹曰:“君矫杀吾内主乎!”嫌隙始构。
刘备没认证张松内鬼身份？
（法）正既还，为（张）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而未有缘。
这“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说的不是张松和法正一条裤子要献益州给刘备？
（法）正既宣旨，阴献策於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於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溯江而西，与璋会涪。
九州春秋曰：统说备曰："……今益州国富民强……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於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刘备入川本就是真心实意的夺取益州，你说这是帮助刘璋，到底帮助刘璋啥？
历史固然可以通过不同角度解读和阐述，但也只是在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的范畴内，你大可以说刘备就是白莲花云云，但要清楚这不是历史事实。
其实这不是在粉刘备，而是以刘备为工具去粉心中那朵白莲花。
《志》上说，刘备称张鲁“自守贼”“不足虑”。你说刘备在张鲁这里“死亡且半”。你是给皇叔翻案呢，还是想黑他？不过你扬我张天师之威，我道教是要给你记一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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