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悲伤的事,是真的悲伤。
解万英,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可能不少人已经知道我要讲哪件事。
那就直接复制网上流传的记录吧。
北 大 教 授 跳楼记
(摘自1993年1月2日《华夏周末》)
1992年10月12日,这是中国一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就在那一天的深夜里,一个身影从北京大学校园内第四教学楼五层一间教室的窗口上急坠而下,重重地摔在了满是小石子的硬地上。
13日凌晨6时许。有早起者路经“教四楼”,猛然间发现一人横倒在地。只见那人头朝向墙,且距墙根仅二三尺。脸朝上,一只眼睛、颌骨全部凹下,牙齿脱落,全身是血,脑浆外溢,并有成簇的头发和脑浆沾在裤子上,所穿的衣服上还沾有少量白灰。很显然,这是从楼上摔下致死。早起者立即报案。
不一会儿,闻讯者纷纷赶来。随着晨曦初露,前来围观的人不由吃了一惊:这不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副研究馆员(相当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济学院资料室和院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解万英吗!他怎么能从这楼上摔下来呢?
据公安机关勘察现场,发现五层的一间教室里留有死者的一件大衣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窗户开着,紧靠着窗户的地方放有一张椅子,椅子上有死者的足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窗户旁边的一张书桌上,放着一本《求是》杂志,杂志封面上部的空白处,死者用圆珠笔写下的“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赫然在目。再经法医进行尸检,最后,公安机关的结论是:“无搏斗痕迹”,“高坠至亡”。
既然现场无搏斗痕迹,法医尸检也未发现有任何异常,那么问题似乎就很简单了。尽管公安机关并没有明确说这是自杀,但人们不难从现场勘察所得到的情况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于是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个教授自杀了,成为那几天的特别奇闻,传遍了中关村一带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高科技公司。对于解教授为何“自杀”问题,虽然人们一般持审慎态度,不愿多说,但却有一种“定势”在悄然地蔓延着:解教授是在五六十年代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系里几位著名的中年教授历来观点不一,但又无权无势,且老实忠厚,辩论不赢,自己生闷气。“十四大”召开的当天,他如坐针毡,心急如焚。当从收音机里听完“十四大”政治报告后,在教室中呆坐一夜,最后在那本杂志上,写下了“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大字,左右环顾,思前想后,倍觉凄怆,面对无可挽回的绝望夜空,终于毅然决然地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挺身殉道了……
关于这件事网上一直有种声音,认为这样的“老左”多死一个,中国进步的可能性就多一分。而我对合乎情理的事情和言论很少直接批判,所以这事上也不打算说些什么。
只是羡慕一个人可以这样以一己之身,舍生取义般地去对抗时代的洪流。历史上无视时代和规则,逆天而行的人有很多,他们有些人英雄气短,有些人根本就是恶魔,有些人误打误撞的死于非命,有些人则是名流千古。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或早或晚的都生错了时代。
这使得无法去苛责他本人,也无法去怪罪那个时代,只能感叹命运让他们终究走到了这一步,也许早生五十一百年不会这样,也许两三个世纪后人们会改变看法。
只是不管是对是错,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年有人曾经愚蠢而激烈的表达了自己对时代的不屑和绝望。
传统知识分子有很多条信念,有些是合理且好的,有些是令人悲哀的。
其中一条,我不知道应该归为前者还是后者,还是永远讨论不出结果——
【我以我血荐轩辕】
写在七年后——
写下这篇的时候,当时中文互联网的舆论大环境是偏向哈耶克或者弗里德曼的,人们过于乐观的认为开放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会逐渐让“先富真的带动后富”,也相信改革的出路在于一种自下而上的,倾向于基尼系数缩小的。
这七年发生了太多变化,最主要的是这七年舆论风向的转变速度甚至堪比1978~1986年,我想说的是前一代如我辈人的愚蠢在于乘着改革开放、WTO、人口红利的东风,总是对全球化、对自由市场有乐观亲和(在现今的劳动青年来看这是对他们的合法剥削,凭什么你个老逼就能拿那么多钱,我啥也没做错累死累活当打工人),所以七年前我写下这篇,是为了提醒人们即使是通晓相关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想不明白的事情,不要觉得自己真知道答案。
而这一辈的不幸,在于他们处于平台期的经济与停滞的上升渠道,曾以为迈进了高等学府可以开阔视野,却发现可能还不如十年前的大专毕业,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崩解带动了几乎所有大国基层民众的一个保守主义崛起,甚至把今天的多数青年朋友扔到美国,特朗普还是会被选上(资源有限情况下的本国优先,传统劳动行业复兴,主体民族的反政治正确都在我们身边)。导致这个故事在今天的(且七年前尚不是)互联网用户,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令这篇文章有了更多的玩味——它和它的评论合作完成了一部跨越近40年的思想变迁小记录。
至于何为正确答案,我认为接近不可能有,你自以为的普遍都是错的,包括我刚才的这段话很大概率也是错的,现代文明和思想论在过去三百年来都是在错的和错的之间选一个看起来结果可能不那么错的。
而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管七年前还是现在我写这篇时不偏离本意的中心思想——
① 把自己永远放在一个“我很大概率是错了,再想想,再听听”的角度;
② 如果我是对的,且我坚信是对的,那我可以为它付出一切包括去死,如果我做不到,那么回到①
义和团啊,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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