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西方对比当时的中国，在军事上有哪些优势？
一、火器技术的飞跃与普及
这是17世纪西方军事优势最直观也是最核心的一点。
步枪的进化： 17世纪是滑膛枪（如火绳枪、 the matchlock musket）逐渐被更先进的燧发枪（the flintlock musket）取代的关键时期。燧发枪的优点在于：
可靠性： 相比火绳枪，燧发枪在潮湿天气下不易受潮熄灭，大大提高了射击的可靠性。
操作简便： 士兵无需时刻照管火绳，可以更专注于瞄准和战术。
射速提升： 虽然依旧缓慢，但相比之前的火绳枪，燧发枪的装填和射击效率有所提升。
普遍装备： 到17世纪末，欧洲军队已经普遍装备燧发枪，将其作为制式武器，而火绳枪则逐渐被淘汰。
火炮的改进与应用：
铸造技术： 欧洲在火炮铸造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能够制造出更坚固、更精确、射程更远的火炮。铁质火炮取代了早期的青铜火炮，成本更低，产量也更大。
弹药革新： 散弹（shot）和链弹（chain shot）等新型弹药的出现，使得火炮在对付步兵密集阵列和敌方船只时威力倍增。
战术应用： 欧洲军队更早地将火炮作为独立兵种，发展出专业的炮兵部队，并且在野战和攻城战中都能灵活运用，形成强大的火力压制。
中国火器的滞后：
技术更新缓慢： 虽然中国在明朝时期也引入并发展了火器，如红夷大炮等，但与欧洲同期相比，其技术的更新速度和普及程度明显不足。
生产与维护问题： 尽管有引进，但中国在火器（尤其是大型火炮）的标准化生产、可靠性维护以及熟练炮手的培养方面，与欧洲存在差距。
战术观念： 中国军队在战术上，对火器的依赖和整合程度，不如欧洲军队。火器更多时候是作为辅助性武器，而非决定性的力量。
二、军事组织与训练的专业化
常备军的建立与职业化： 欧洲各国（如法国的路易十四时期）大力发展常备军，士兵领取军饷，全职进行军事训练。这带来了：
纪律性与协同性： 职业士兵的纪律性更强，能够更好地执行复杂的战术动作，如步枪兵的齐射、装填、推进等。
战术执行力： 规整的步兵方阵（如线式战术 the line tactics）能够在战场上提供稳定的火力输出和强大的冲击力。
指挥的统一： 常备军的层级化指挥体系更清晰，战术命令能够得到有效传达和执行。
中国军队的特点：
兵役制度的复杂性： 中国军队的来源更加多样，既有世袭的卫所兵，也有征发的民兵，还有一些募兵。这种混合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训练的统一性和士兵的职业素养。
训练的周期性： 训练往往与战时需求挂钩，缺乏欧洲常备军那样持续、系统性的训练。
军阀化倾向： 在某些时期，地方将领对军队的控制力过强，也可能影响到中央集权的军事调动和训练。
三、军事理论与战略思想的进步
战术创新：
线式战术： 17世纪欧洲发展出更为精细的线式战术，步兵排成单列或双列横队，通过轮流射击（volley fire）来最大化火力输出，并且能保持战场上的机动性。
军事工程学： 攻城战技术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更坚固的棱堡式防御工事，能够抵御重型火炮的轰击，也使得攻城方需要更精密的攻城器械和战术。
战略思维：
大规模战争的组织： 欧洲国家开始能够组织更大规模、更长周期的跨国战争，需要更复杂的后勤保障和战略规划。
海军的作用： 海军在欧洲军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控制海上就能保障贸易、运输军队和封锁敌人，这与中国海陆并重的军事传统有所不同。
中国军事思想的侧重：
《孙子兵法》的传承： 中国军事思想依然深受《孙子兵法》等古代经典的影响，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己知彼”，在战略层面有其独到之处。
侧重骑兵和步兵配合： 传统上，中国军队更侧重于骑兵的冲击力，以及步兵、骑兵、弓弩手的配合，在面对大规模、高强度的火器打击时，传统的协同方式可能显得力不从心。
四、海军的建设与海权思想
战列舰的出现： 17世纪是风帆战列舰（ships of the line）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些拥有多层炮甲板、装备数十甚至上百门火炮的巨舰，是海上力量的绝对核心。
火力与防护： 战列舰的炮火密度和威力，足以摧毁任何陆地上的防御工事，也能在海战中压倒一切敌舰。
航海技术： 欧洲在造船、导航、航海技术上的优势，使其能够进行远洋航行，进行海外扩张和军事投送。
中国海军的现状：
重视内河和沿海防御： 中国的海军（如明朝的水师）更侧重于沿海防御、内河巡逻和运粮，对于远洋作战和大规模海战的经验与装备相对不足。
技术代差： 与欧洲先进的战列舰相比，中国的舰船在火力、船体结构和航海能力上都存在明显差距。
总结来说，17世纪西方军事优势的关键在于：
1. 技术领先： 尤其是火器（步枪、火炮）的持续革新和普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火力密度和杀伤力。
2. 组织高效： 常备军制度造就了高度专业化、纪律严明、协同作战能力强的军队。
3. 理论先进： 战术（如线式战术）和军事工程学不断发展，适应了新的战争形态。
4. 海权主导： 强大的海军力量使其能够控制海洋，投送兵力，进行远洋作战，这是中国在当时所不具备的。
这些优势的结合，使得17世纪的西方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对比当时的中国，拥有了显著的、决定性的优势，这为后来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网友意见
我也要写篇长篇历史类干货了。
其他答主说得挺不错的，不过没人讲海战。其实我国17世纪和西方的航海技术差距那是远大于陆战差距的。海战技术是个超大的话题，我没法展开，这里就讲一下导航术的差距。这也是中西方海军技术中差距最大的。导航对于舰队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讲。
17世纪欧洲的导航技术没有相应的天文学基础积累根本发展不起来。而在大洋上没法做到较为精确的导航，就和送死没什么区别。无敌舰队惨败于英国时候，很多战舰都是撤退过程中导航出了偏差，结果触礁沉没的。
我国17世纪导航术水准，基本可以以郑和下西洋的技术为准，直到鸦片战争都没长进。主要技术有两个：海道针经和过洋牵星术。听起来名字很高大上，其实非常simple。
所谓海道针经，就是通过无数次实验，记录下从一个港口到下一个港口需要沿什么方向走多少公里，中间有几次变向。也就是试出来的航路。一个标准的针经翻译成白话文基本就是这样：“出港东偏南15度走20海里，再转东偏北走50海里，再转....”。如果你问中间因为风浪偏离航向，或者走歪了怎么办...好像没办法了。所以郑和的船队一直都是沿岸航行，走一小段就要靠港重新确认位置。
《郑和航海图》中“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平吴淞江，用乙卯针一更到南汇嘴。”就是说“太仓港口开船用105 度方向，一更（2.4小时)时间到吴淞江，再往97.5 度方向航行，一更时间到南汇嘴。”下图罗盘中的乙和卯大家都能找到吧。
另一个技术叫过洋牵星术，其实就是类似于西方的等纬度航行法。就是看北极星之类的标志星体高度确定纬度。如果在海洋中迷失了，那可以按照同一个纬度进行等纬度航行，这样一来总能见到陆地。哥伦布就是这个思路发现的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也用了这个技术。不过麦哲伦更进一步，发现了南半球的标志性导航天体南十字星，让人类第一次能在南半球导航（这个发现如此重要，以至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南半球国家国旗上都是画有南十字星）。不过在17世纪，这种航行方法已被西方淘汰了。因为一支舰队想在茫茫大海中准确找到敌方港口和自己位置，还需要知道经度。
而17世纪中晚期的西方的先进导航技术，当时的中国人是学不来的，即使你是穿越者也不行。因为17世纪末期，西方人之所以能在大洋中确定经度，运用的是月距法。我直接引一段网上的描述了：
这种称为月距法的原理大概如下，首先，由天文台把各恒星的位置绘制成精确的星图，然后每隔 3小时 观测、记录月球在恒星间的位置，制成表格出版。在海上使用的时候，航海家必须观测月球与特定亮星间的相 对位置，然后根据天文台的表格计算出格林威治时间。一直到17世纪中叶，这个方法还只是纸上谈兵，因为实际上要克服的问题很多：例如由于缺少观测数据，当时尚不清楚各个恒星的位置，也不了解月球运动的规则，更缺乏能在颠簸的船上精确测量角度的工具。
月距法的前提条件，是你需要见一个天文台，然后利用牛顿定律，预测月球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位置。每个三个小时做一次预测。然后航海家从天文台拿到预测出的星图之后，对照星图和实际星空中月球的距离，来计算标准时差。从而确定经度。月距法和传统导航术差距说是吊打也不算夸张。人家可是能同时确定经纬度的。
西方舰队导航技术完爆中国的第二点就是精确地图测绘。虽然我们可以说我国古代的过洋牵星术和西方的纬度航行法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我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不懂经度纬度的意义，只是知道在这个位置星空应该是这样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想要绘出精确的地图几乎不可能，画出来的地图都是抽象派。
下边是维基词条“过洋牵星术”中，郑和海图的一段描述，很好地体现了我们只观测到现象，而不知道原理。实际上这么大段的描述，在西方地图上一个经纬度坐标就能搞定了：
海道针经和地图测绘，牵星术和月距法。这差距可以用吊打形容了
除了大家谈到的军事科技以外，更重要的是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军队职业化
当时的中国，明朝只有戚家军等少数军队是职业化的军队，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而其他大多数军队都是兵农合一的，士兵同时也是农民，平时务农，战时为兵，身份世袭，耕种份地，地位极其低下，贱民一般，军官也是世袭。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于降低养兵成本，但是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士兵的待遇低下，战斗力非常堪忧。
清朝的军事制度，八旗兵也是兵民合一，待遇地位比明朝的卫所士兵要好很多，是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好处在于忠诚度得到了保证，不会哗变，但是恩养之下，昔日骁勇善战的八旗精兵不过几十年就被养废了。而且时间一长，人丁繁衍，而兵额有限，八旗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
兵民合一的军户体制，在早期强人政治、尚武精神充分情况下，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但是时间一长，如果是和平年代，那么士兵们就会更关注于自己的份地产业或者干脆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不是作战训练，而如果是持续战争的话，那么士兵往往就会破产逃亡。
欧洲的军队到了17世纪，已经普遍都是专业的雇佣军，旧的封建骑士和征召农民兵已经淘汰，招兵、训练、装备采购都已经开始程序化，军队也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编制。各国政府保留一定的常备军，再根据战争需要临时招募、训练军队。
军饷按时发放
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再加上殖民掠夺，海量金银的输入，极大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而天朝还是奉行以农为本的传统低效率税收政策，海外流入的天量白银，对于明朝财政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早在16世纪，借贷记账法就已经在欧洲被广泛采用，欧洲国家的税收能力以及资金使用效率远远强过天朝，此外还有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等金融中心能够为各国国王提供筹款服务，在天朝皇帝向商人借钱那实在是成何体统。内战中的英格兰人口大约500-600万，1647年国会从苏格兰人手里把逃亡的国王查理一世赎回，就花了40万英镑，大约相当于300万两白银。法国面积和晋冀鲁豫四省相仿，当时人口大约一千几百万，路易十四后期达到了约2000万，比晋冀鲁豫四省要少不少。路易十四在法国兴建奢靡的凡尔赛宫、奖励科学和艺术、补贴工商业、发展海军、各种穷兵黩武，到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法国国债达到了24亿利弗尔，相当于2亿多两白银，这种资金筹集能力是吊打天朝的。早些年的明朝，人口上亿，每年2000万两的三饷就搞得天怨人怒，到处饥民造反。
由于高效的筹款和动员体制，欧洲国家军饷按时足额发放情况要比中国好很多，当然了，军官还是会从中吃空饷。1576年尼德兰战争中西班牙军队由于拖欠军饷而发生暴动，暴动的士兵在安特卫普屠杀了好几千人，导致尼德兰南方一度倒向了威廉·奥伦治。在三十年战争中，一些诸侯的军队也往往因为欠饷而不战瓦解。此后的欧洲国家对于军饷问题都非常重视，而且尽可能不再招募超出自己供养能力的军队。
同时期的明朝，军队经常由于欠饷哗变，明末农民起义，相当多的是由于欠饷而哗变、逃亡的士兵。到了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拖欠军饷的情况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欠饷又成为一大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
约束军纪
在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中，各路军队对地方的掠夺和屠杀，使得德意志一片荒芜，很多地方经济萧条、农田废弃，还有平民对于骚扰地方的军队的强烈反抗，使得于很多支军队本身就已经难以生存下去。除此之外，抢劫还会使军队的纪律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士兵们从平民那里抢得了足够的财物以后，对于军饷就不是那么的关心了，很多人都想着当逃兵。军队如果处于分散掠夺的状态，受到敌人的攻击，很难做出有效的反击。
三十年战争以后，欧洲各国的军事家和将军们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必须要严格约束军纪，不能放纵士兵烧杀掳掠，那会破坏地方经济，使军队无法生存下去，而且抢劫也会使军队过于跋扈不听命令。通过军饷按时发放，棍棒皮鞭等等手段，欧洲各国的军纪一般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约束，尤其是对于城市和乡村的肆意抢劫行为受到了禁止，至少在将领和军官的眼皮底下不敢胡作非为，而将官们也不会随便放纵士兵抢劫。军队到了敌国的领土，一般也保留当地行政机构，并强迫其为自己筹款筹粮，而不是直接动手抢劫。当然了，在海外殖民地，远离家乡远征，面对菜鸡一般的对手，抢劫也就不怎么管了。
《西方战争艺术》一书中提到一个例子：一队法国士兵逃跑时，乘船过河逃走并付了酬金，而追来的奥地利士兵由于没有钱支付船主酬金而放弃了追击。两军对于船主的财产都给予了足够的尊重。而明清和民国军阀经常都是以”城破之后，大抢三天“之类的来鼓舞士气，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军队往往比土匪抢劫更凶狠。
由于西方军队的装备战术改进、组织性、专业性程度提高，军队的战败一方伤亡率持续下降。《西方战争艺术》一书中列举的数据：三十年战争时期，战胜一方伤亡率12.5%，战败一方37.4%；17世纪后期，战胜一方12.6%，战败一方降至27.6%；到了18世纪，战胜一方仍然是12.5%，而战败一方进一步降至21.9%。战败一方也能够通过自己平日的专业训练和战术素养，保持组织性和队形尽可能完整，不会出现明清的那种兵败如山倒，不战而逃，自相践踏，主将仅以身免等等丑态。由于战败承受的损失降低，将领们更敢于大胆进攻、果断决战、实施各种迂回包抄等战术。
到17世纪，中国在军事方面就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背后其实体现了从科学技术到管理体制的全方位差距。
谢邀，清朝两次雅克萨之战大家都知道，但是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之前的乌扎拉村之战的可能很少：
乌扎拉村之战：中俄第一次军事对抗，这场仗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被俄军哥萨克给打得落花流水，有了其后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
这是哥萨克来的时候。
两次雅克萨之战的最终结果，初中历史教科书上有。不多废话。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中其实有三点值得注意：
1、第一次清军对俄军（乌扎拉），清军以近乎三倍的兵力围攻俄军，采用的是传统的清军弓箭+火炮+三眼铳的打法，因为清朝刚刚开国，离明朝灭亡也不过十年，可以认为是清军对付明军堡垒已经打顺了手的战术，惨败。
2、清军增援以后，和俄军对峙，这次采用的是火炮+火绳枪对射的打法，这一次有进步，但是没占到优势，到冬季以后被迫撤兵。
3、清军采用朝鲜鸟枪兵，和俄军在江面遭遇，因为火器数量占优势，这次获取全胜，但是也是惨胜，因为鸟枪不能完全压制俄军火器。
清军和朝鲜在此战中火绳枪的水平，基本上在西方1550~1600年间的轻型火绳枪水准。
哥萨克装备的火枪，大致上是重型火绳枪和非常少的燧发枪（型号存疑），但是数量上占据劣势，基本上在西方火器1600~1650年间的水准。
即便在单兵火器上，虽然嘴上说没有多大差距，但是现实是实实在在的有起码半个世纪的差距。
在战术上，八旗军队已经是东亚素质较高，军事纪律较强的部队，然而比之俄军两次雅克萨之战所表现出的凶悍和顽强仍然可以说估计严重不足，远远超出了中国军队对于军纪和顽强程度的认识，乌扎拉村之战中清军指挥官低估俄军反扑能力，错误的误判俄军在承受一定伤亡后可以抓俘虏，实际这种错觉来自中国自古以来对阵双方，在一个较低的伤亡率即可造成崩溃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整个东亚地区都比较适用，但是当针对目标变成了西方火器（武装）团伙的时候，就没有作用，此时的哥萨克应该还是冷热兵器混装，先进火器比例还不高，即便这样，乌扎拉村之战就是这样两支武器差距在50年左右的军队，在实战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伤亡比，已经在鸦片战争前近两百年，就为中国军队敲响了警钟。
在堡垒攻防战中，俄军采用的的西式堡垒建筑技术更是完全颠覆了清军对军事堡垒的认知，因为这个主要涉及第二次雅克萨之战，这里就不多说。
所以说，和一般观点不同，即便是不算大的火器和技术代差，也造成了惊人的可怕情景，只不过第一因为冲突烈度不高，还没有引起清廷对西方单兵火器发展的进一步重视；第二，清廷在雅克萨之战中吸取教训，开始后金以后第二轮铸造加强威力火炮的高潮，使清军火炮在17世纪晚期基本达到西方17世纪初期的水准；第三，其后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清军进一步提升火器水准，在18世纪中晚期使线性阵列的水平，在乾隆时期基本达到西方17世纪中期的水准。但是这正是封建军队最终难以突破的技术瓶颈（奥斯曼土耳其混成军队也类似）。因为再后面西方火器的零部件化水准和工业化生产，是依靠封建经济条件下的熟练工匠和一般非专业化工具，低精度工具很难达到的高度。或者换个方式说，正是满蒙八旗军队后来150年的对内、外战争高水准英勇表现，给帝国的中央一种错觉：只要足够英勇，人数和武器数量足够，辅以经过改良的火器（相对于自身而言），即可战无不胜。
最终到鸦片战争时，依靠人力和数量优势，已经不能掩盖战术上的相对代差，以及武器的决定性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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