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铸造青铜器的原料产地和来源？
核心原料：铜与锡的组合
商代青铜器的主要成分是铜，但纯铜性质偏软，难以铸造出精美的器物。因此，商代人巧妙地加入了锡，形成了青铜合金。根据出土器物的成分分析，商代青铜器的锡铜比例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器物的种类和用途有所调整。例如，兵器和礼器的铜锡比例就有所不同，这反映了商代人对材料特性的认知和运用。
当然，除了铜和锡，有时还会少量加入铅。铅的加入可以降低合金的熔点，改善流动性，使得铸造过程更加顺利，同时也能增加青铜的亮度。
铜的来源：寻遍山川
商代的铜矿资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区域：
殷墟周边地区（今河南安阳）： 作为商朝晚期的都城，殷墟及其周边地区必然是铜料的重要来源地之一。考古发现表明，在河南境内，特别是北部和西部，存在不少与商代有关的铜矿遗址，如河南修郑州地区就发现了商代的铜矿开采遗迹。这些近在咫尺的矿藏，为都城青铜器的生产提供了便利。
北方地区（今山西、河北）： 山西，尤其是汾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铜矿产区。比如，山西的铜矿遗址，如铜川地区，出土了大量商代的铜器和冶铜遗迹，证明了该地区在商代青铜产业中的重要地位。河北的燕山地区，同样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如著名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也发现了与商代相关的铜矿开采和冶炼遗址。这些地区的铜矿，通过陆路运输或黄河水系，得以向中原地区输送。
南方地区（今湖北、江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商代的铜矿来源也相当广泛，包括了南方的部分地区。湖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如大冶地区，拥有优质的铜矿资源。一些研究认为，商代青铜器中发现的一些铜元素同位素特征，指向了这些南方矿区的可能性。此外，江西的萍乡、九江等地，也可能为商朝提供了部分铜料。这些南方的铜矿，很可能通过水路，如长江及其支流，运输至中原地区。
甘肃与四川地区： 在更为遥远的西部，如甘肃的陇西地区，同样存在一些重要的铜矿。一些学者认为，商代青铜器中微量元素的某些特征，可能与这些西北地区的矿藏有关。四川盆地，特别是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惊人发现，虽然其青铜器风格独特，但其原料来源是否也与中原地区存在联系，至今仍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但其独立的铜矿利用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锡的来源：更为分散与精细的寻找
相对于铜，锡的矿藏分布更为分散，并且需要更为精细的加工才能提炼。商代锡的来源，主要集中在：
南方地区（今江西、湖南）： 江西和湖南是中国传统的产锡大省。尤其是江西的赣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锡矿产区。许多研究指向，这些地区的锡矿，很可能通过水运，如赣江，最终抵达中原。
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的某些地区，如湖北的孝感等地，也发现了与商代有关的锡矿开采遗迹。这些地区的锡矿，可能通过长江水系向外输送。
其他可能性： 虽然证据相对较少，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一些地区提供锡的可能性，例如一些山区或丘陵地带，也可能蕴藏着小型的锡矿床。
原料的采集与运输：一项艰巨的工程
商代的青铜器生产，并非仅仅是就近取材那么简单。为了满足庞大的青铜器铸造需求，商代统治者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原料采集和运输体系：
矿区开采与初步冶炼： 在各地的矿区，已经有了初步的采矿和冶炼活动。人们会通过露天开采或简单竖井的方式挖出矿石，然后进行简单的富集和冶炼，提取出块炼铜或铜砂。
区域集散与转运： 采集到的铜矿石或初步冶炼出的铜，需要集中到一些区域集散点进行进一步加工，或者直接通过水陆交通进行转运。例如，一些重要的冶炼中心可能就设置在矿产丰富的区域。
陆路与水路并用： 原始的道路网络和发达的水运系统共同构成了商代的交通大动脉。铜矿石和锡矿石通过牛车、人力搬运等方式运往河流码头，然后利用船只沿着黄河、长江及其支流进行长途运输。
专业化的运输队伍： 为了保证原料的稳定供应，很可能存在着专门负责原料运输的队伍，他们熟悉地理路线，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将宝贵的矿产运往都城或主要的青铜作坊。
原料的控制与政治影响
对重要矿产资源的控制，是商代国家权力运作的重要体现。商朝统治者会派遣专门的官员去管理矿区，组织劳动力进行开采和冶炼。这些矿产资源，直接关系到商朝军事力量（兵器）、政治象征（礼器）和祭祀活动（礼器）的维持，因此，对资源的垄断和分配，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那些重要的铜矿产区，甚至可能受到商王朝的直接控制，或是与当地强大的氏族建立联盟关系来获取原料。
总而言之，商代青铜器的原料来源，是一个跨越地域、跨越多种交通方式的庞大网络。从北方的燕山到南方的赣东北，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无数的矿藏被发掘，无数的劳动者付出辛勤的汗水，才汇聚成支撑起辉煌商代青铜文明的基石。对这些原料产地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商代青铜器的技术成就，更能窥探到那个时代经济、交通乃至政治的全貌。
网友意见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湖北、江西地区，具体来说就是湖北大冶、江西瑞昌等铜矿产区。
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矿开采遗迹是江西瑞昌古铜矿。该遗址1988年发现，经调查后发现采铜、炼铜遗迹。
经正式发掘，在瑞昌铜岭遗址发现商代早期（二里岗上层）时期遗物，包括生活用具和采矿工具，其中生活用品如陶斝、陶罐等与二里岗上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一致，也就是说，瑞昌铜岭至晚在商代早期中晚段的二里岗上层时期已经开始大规模开采。[1]
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瑞昌铜岭开采时间约在距今3300年前，符合商代早中期的时间，并持续开采至春秋时期。
2015~2016年，瑞昌铜岭火焰山焦碳厂遗址发掘，在商代地层中发现大量炉壁、矿渣、矿石等冶炼相关物，再次确认这些遗物属于商代二里岗上层遗物，与偃师商城陶器极其相似。[2]
基本可以确定，铜岭遗址商代遗存主体年代为中商一、二期，上限至早商晚段，下限至中商三期 ；文化内涵以中原商文化为主，有少量地方文化因素。
根据测定，瑞昌铜岭所产孔雀石、蓝铜矿品位多在0.57%~3.25%，最富矿为4.73%~9%。
在瑞昌铜岭的发掘中，最值得一提的当是商代矿井的发现，商代矿工已经探索出将木条用藤条捆绑成框架、或用木板榫卯制作框架保护支撑矿井的技术了，可见瑞昌铜岭的开采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此类技术应当有更早的源头。
根据商代地层中的冶炼遗迹可以推测，铜岭开采的主体人群就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商人。
再来看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大冶铜绿山在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有发现先秦遗物的记录，先秦矿井中的木框被当地老百姓用于生火取暖也已经司空见惯。70年代开始，对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就已经开始，根据矿井木框碳十四测年判断，最早的井下开采时间为商代晚期，所以铜绿山开采时间的下限应当在商代晚期。
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发现了与湖北黄陂盘龙城二里岗上层时期类似的青铜工具和生活陶器，者证明在二里岗上层晚段，同时，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部分的金相特征与大冶铜矿相似[3]，也就是说接近商代中期，大冶铜绿山已经开始为殷商贵族提供铜料。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商代二里岗青铜器和二里头四期出土青铜器的金相特征也几乎一致，而与二里头二、三期铜料差异很大，很有可能大冶铜绿山、瑞昌铜矿是夏商之交时就开始开采的。很可能商代夏时，虽然占领了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域，但是并没有同时掌握二里头人的铜矿产地，不得不在江西、湖北地区另开新矿[4]。而二里头铜矿石来源尚不清楚，而富含铜且在二里头出土甚多的绿松石，有很大部分来自陕西商洛地区[5]。
也有学者指出，铜绿山铜矿丰度高、埋藏浅，在商代早期开始采掘之前，应当有很长时间的地面暴露矿石的开采历史，根据铜绿山出土的陶片判断，这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铜矿开采。[6]属于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等遗址中出土的残碎铜片证明，在远早于商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开始冶炼青铜。
在商代中期白家庄崩溃之后，商人势力撤出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江汉地区，在此之后，瑞昌、大冶的铜矿开采并没有中断，而是出现了兼具本土风格和商、周风格的大路铺文化，并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直到被楚文化代替。值得注意的是，大路铺文化除了鲜明的商风格、本土风格之外，其周代风格的来源应是鄂东北、皖西以及淮河流域的淮夷文化系统[7]。也就是说，后来西周曾国设置“君庇淮夷”、晚期鄂侯驭方叛乱“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国”的记载中，将江汉地区的土著居民称为“淮夷”，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族群概念。
荆襄之地生产铜矿的认识古来有之，《禹贡》中说：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
对于荆襄的金属，商人在建立王朝之时就非常重视，并在歌颂祖先的诗歌中还原了这段光荣岁月：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而在现代考古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看到殷商具体地对荆楚地区的开拓和经营。
首先，殷商在刚刚建立时，即二里岗下层一期即开始经营中心聚落黄陂盘龙城，并在岳阳、孝感、九江以带零星建立聚落。值得注意的是，在临近的大悟、潜山地区有二里头时期遗存。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开拓期。
在二里岗下层二期时，盘龙城的城墙和宫殿在这个时代开始兴建，大量商式风格聚落出现在江汉地区，并拓展至洞庭湖东北、鄱阳湖以西地区。在二里岗上层一期，殷商在江汉西部地区的荆门、甚至宜昌地区强势扩张，并一直在这些区域经营至白家庄崩溃时期，也是在这个时期，大冶、瑞昌的铜矿得以利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为鼎盛期。
在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崩溃前夕，商在江汉地区的影响力依然较大，但是盘龙城已经出现衰落迹象，宫殿和城垣被废弃，本地风格的器物比例增加。至殷墟时期殷商在江汉的影响力已经退至随州地区，也基本退出了江汉地区。而江汉地区也被大路铺文化（或称扬越人或南淮夷）取代，直到春秋时期楚国到来。[8]
而在西周时期，周王朝也出于各种考虑再也没有将江汉地区列入自己的领土清单，扬越的铜矿通过贡赋、贸易和军事掠夺进入周王朝。周天子也只是将曾国分封到晚商曾经的最南端——随州地区以保证随枣走廊的畅通，也就是所谓的“金道锡行”。
当然，商代的铜矿并非单一来源，中条山地区、东北的地区都有向殷墟提供铜矿的迹象，只不过没有江汉地区这么引人注目罢了。
参考
- ^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铜岭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南方文物》 1990年第3期
- ^ 张云鹏、王劲，《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新发现与初步研究》，《考古学报》 1994年第2期191-229
- ^ 彭子成、王兆荣、孙卫东等，《盘龙城商代青铜器铅同位素示踪研究》，《盘龙城：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
- ^ 李清临、朱君孝，《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看二里头四期的文化性质》，《江汉考古》 2007年第4期67-71
- ^ 叶晓红，任佳，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器物的来源初探》，《第四纪研究》- 2014年1期
- ^ 陈树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始采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湖北理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三期
- ^ 王峰，《淮河流域周代遗存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 ^ 孙卓，《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影响历程》，《江汉考古》201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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