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意外事件？
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载入史册的“意外”，是如何巧妙地扰乱了历史的既定轨道：
1. 那个差点被遗忘的火药配方——火药的意外“流落”
我们现在谈论火药，总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炼丹士们在追求长生不老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它爆炸的威力。然而，火药从一种燃烧剂变成军事利器，其传播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意外”。
故事要从唐朝末年说起。当时的炼丹士们在尝试各种矿物和植物进行炼制时，发现硝石、硫磺和木炭的混合物具有强烈的燃烧和爆炸特性。起初，他们更多地将其用于制作烟火，或者作为一种“炼丹的辅助手段”。但是，随着炼丹术的不断发展和相关知识的扩散，火药的配方和制造方法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
关键的“意外”在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被官方严格控制的渠道来管理这项技术。当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时，掌握火药制造技术的工匠们为了生存，或者被雇佣，或者在逃亡中，将这项技术带到了更广阔的地域。而蒙古人的西征，则是火药传播的关键推手。
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尤其是元朝时期，阿拉伯人获得了火药的制造技术，并将其进一步传给了欧洲。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交流和改进。例如，阿拉伯人在黑火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使其稳定性更好，威力更大。
试想一下，如果火药的配方当初能够被某个强大的帝国严密地掌握并限制传播，或者如果炼丹士们仅仅满足于制作鞭炮，那么世界军事史的发展将是多么的不同？没有火药，欧洲的中世纪封建骑士将继续占据战场的主导地位；没有火药武器的威力，奥斯曼帝国或许难以轻易攻陷君士坦丁堡；没有火药驱动的炮火，大航海时代的船只也无法在战场上发挥出摧枯拉朽的作用。火药的“意外”传播，直接开启了冷兵器时代的终结，奠定了近代火器主导战场的基础，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仍可感知。
2. 一场“错误的”咖啡因摄入——咖啡豆的“解放”与文明的重塑
提到咖啡，我们总会想到它如今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为无数人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和效率上的提升。但咖啡真正走向世界，其故事充满了浪漫与奇遇。
传说，第一位发现咖啡神奇功效的人是一位叫做卡尔迪（Kaldi）的埃塞俄比亚牧羊人。据说，他注意到自己的山羊在吃了一种灌木的红色浆果后，变得异常活跃，甚至整夜不睡。好奇之下，卡尔迪也尝试了这种浆果，结果发现自己也精力充沛，思绪清晰。他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地的一位伊玛目，这位伊玛目起初认为这种果实是魔鬼的诱惑，将其扔进了火里。然而，烘烤后散发出的诱人香气，却让伊玛目改变了主意。他将烤过的果实碾碎，用热水冲泡，意外地得到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咖啡。
这段传说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它指向了一个核心事实：咖啡最初是在非洲地区被发现并少量饮用的。然而，真正让咖啡豆走向世界，并改变了许多社会的进程，则与“意外的”贸易和殖民活动息息相关。
17世纪初，荷兰商人通过贸易渠道，将咖啡豆引入了欧洲。起初，咖啡在欧洲也经历了一个不被理解甚至被宗教界抵制的阶段。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穆斯林的饮料”，具有腐蚀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并体验到它的提神作用，咖啡馆开始在欧洲各大城市兴起，尤其是在伦敦、巴黎和维也纳。
这些咖啡馆不仅仅是提供饮品的场所，它们迅速演变成思想交流、新闻传播和社会讨论的中心。在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作家、政治家们在咖啡馆里辩论思想、交流信息，甚至制定革命计划。可以说，咖啡馆成为了近代西方社会思想解放和民主进程的重要温床。
更进一步，“意外”地发生在摩卡（Mocha），即今天的也门港口城市。阿拉伯人曾严禁咖啡豆出口，以垄断其贸易。然而，一位名叫巴巴·布丹（Baba Budan）的印度苏菲派圣人，在前往麦加朝圣的途中，怀揣着几粒咖啡种子，秘密地将其带回了印度。这种“偷渡”行为，打破了阿拉伯人对咖啡贸易的垄断，使得咖啡的种植区域得以扩大。
我们现在生活中离不开的咖啡，其传播和普及过程，充满了各种偶然的因素：一个牧羊人的好奇，一次意外的烘烤，一次秘密的种子携带，以及商人的贸易活动。如果这些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今天的咖啡文化可能就不会如此繁荣，而欧洲的咖啡馆文化，以及由此催生的思想变革，也可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3. 那个“迷失”在爱琴海的信使——一次失败的传递，却开启了伟大的航海时代
说起航海时代，我们总会想到哥伦布、麦哲伦等探险家们为了寻找新航路而进行的壮举。然而，在他们之前，一场看似微小的“失误”，却为后来的大发现播下了种子。
故事发生在15世纪末的葡萄牙。当时的葡萄牙航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他们一直致力于探索通往东方香料之路的新航线，绕过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陆地贸易路线。他们已经沿着非洲海岸线不断前进，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
当时，一个名叫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葡萄牙水手，被国王约翰二世委以重任，要率领船队寻找一条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海上航线。他经历了艰辛的航行，最终在1498年成功抵达了印度卡利卡特，这无疑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前推移，或者把目光放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会发现一个“意外”的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达·伽马之前，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曾经派遣过另一位探险家，迪奥戈·卡恩（Diogo Cão）。卡恩的航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他沿着非洲西海岸前进，并抵达了今天的刚果河口。然而，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去寻找传说中东非的东方基督教王国——约翰教士的国度，以便与之结盟，共同对抗穆斯林势力。
卡恩在非洲的航行并非一帆风顺，他遭遇了许多困难，甚至在一次探险中，他的船队迷失了方向，在爱琴海的某个岛屿上逗留了很长时间。虽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约翰教士国度，但他在航行中绘制了详细的非洲海岸地图，并带回了关于非洲大陆的宝贵信息。
关键之处在于，这次“迷失”的航行，虽然未能完成其最初的目标，但它收集到的信息，以及对航海技术的实践，为后来的葡萄牙航海家们，包括达·伽马，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数据和航行经验。更重要的是，卡恩的这次任务未能达成目的，也进一步激发了葡萄牙王室继续探索更远的决心。如果卡恩的探险任务成功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王国，或许葡萄牙的资源和精力会被分散，对印度航线的探索也可能因此延缓。
正是这种一次次看似不成功的尝试，一次次“迷失”的航行，所积累的经验和信息，最终汇聚成了达·伽马能够成功抵达印度的基础。而这条航线的开辟，直接导致了欧洲与亚洲之间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也为后来的欧洲殖民扩张奠定了基础。一个在爱琴海短暂“迷失”的信使，他的航程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终点，却意外地指引了人类走向更广阔的海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历史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推向新的轨道。这些意外的事件，如同黑夜中的星辰，虽然微小，却能在黑暗中指引方向，改变航程，最终塑造出我们所知的世界。它们提醒我们，即使在最严谨的计划面前，也永远存在着未知的变数，而这些变数，往往蕴藏着改变一切的巨大力量。
网友意见
明仁宗的突然去世以及南京突发连环地震，导致明朝还都南京的计划从此搁浅。
众所周知，明成祖在位时迁都北京，但是这时候已经是永乐19年了，离朱棣病死只有3年不到。因此朱棣的皇帝生涯多数时候是在南京度过的，太子朱高炽也是一样，对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
同时，迁都北京之后明朝在漕运上的浪费巨大也成为了明仁宗即位后考虑还都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时期规定的粮长制度等等体制都是为南京而设，本身南京就处于帝国最富裕的核心地区，粮食物资转运并不构成什么过于扰民的事情，但迁都北京之后，物资运输无论是耗费还是危险系数都大大增加，这也使得仁宗下决心还都南京。
对于这样的决定，诸多大臣们也表示支持（本身当年就对朱棣强制迁都北京多有不满）
“东南转运输，每以数石而致一石”
“当今江南民力困于漕运，请还都南京，以省供亿！”
“南京实国家根本，不可不为深远巩固之谋，今明诏下颁，军民忻忭鼓舞，咸起回銮之望，乞留圣意，任将益兵，以严守备，为国家万年之计。”
“他日回銮，亦可以省东南转输劳费，此古人居重驭轻之策，不可以不加意”
“南京龙蟠虎踞，气旺地灵，水陆交通四方辐辏之地。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于此，良有以也。伏愿终丧之后，上顺天心，下慰人望，苏南方转输之劳，省北地供给之费，仍置留守于北京。以备时巡。则祖宗帝业永全，而南北之人心皆悦矣！”
于是在一片期望之中，洪熙元年三月，仁宗皇帝正式下令北京称号改为“行在”（政府临时驻地的意思），准备还都南京。
“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
“长陵崩后，仍称北京为‘行在’，则南都为京师”
与此同时，仁宗还派遣太子朱瞻基先行前往南京留守，并维修南京皇宫。正在形势一片大好，还都南京近在眼前的时候，洪熙元年五月，明仁宗突然死了。
迫切想要回南京的皇帝驾崩也就罢了，南京此时还连续发生了密集型地震（太子朱瞻基估计在南京都吓死了，此后坚决不再考虑还都南京的问题）
正统六年(1441)之前，南京的地震总共为81次，而且主要集中在洪熙和宣德年间。在之后的204年(1441-1644)里，南京有地震记载的仅仅只有30次，还不足洪熙元年的39次。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还都南京的问题被无限期搁置了下来。但考虑到仁宗皇帝的遗愿，所以朱瞻基即位后依旧保留南京的京师称号，北京照样只当行在，并继续南京皇宫的维修工作。
直到朱瞻基也去世，年幼的英宗即位，正统六年（1441），南京的京师称号被转移到北京。还都南京的事情才彻底成为泡影。
（对于评论区说“只有迁都北京才能控制北部地区，加强边防”的朋友们，敢问你能举出哪怕一个证明明朝迁都北京之后给边防带来的不是麻烦而是优势的例子吗？？？靠什么加强边防？是靠英宗天顺四年吓得避战不出光看着蒙古大军“烽火达于京师”的边军，还是靠孝宗时期停止操练派去专门负责给国丈家修别墅的京军？）
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
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还有，看看做学问人的评论到处引经据典，那些只会发除了臆测，猜想和“我认为”之外没半点实质内容的评论的人，难道就不羞愧吗？给张图膜拜一下什么叫有营养的评论：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打开腊子口，翻越岷山，来到甘南平原，心情愉悦，“三军过后尽开颜”——在川西藏区风餐露宿，又是雪山又是草地的，所有人都有些形销骨立，但在相对繁华的甘肃，人烟稠密，正是陇上麦香之时，红军好好地改善了下伙食。
教员叫来红一军团侦察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红军现在已经不缺食粮了，你们能不能想办法搞点“精神食粮”？
梁兴初心领神会道：你是想看报纸了吧？
在红军驻地不远处有个叫哈达铺的镇子，煞是热闹，虽然叫哈达铺，其实和哈达没关系，是个回民和汉民混居的镇子。
这一天，一队国军士兵耀武扬威地来到哈达铺，为首的中校更是趾高气扬，镇里的国民党党部书记、保安队长以及豪绅富商们一个个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前来迎接。这些国军正是乔装打扮后的侦察连，为首的中校正是梁兴初。
忽然，街角出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国军军官，他是国军鲁大昌部的一个少校副官，路经此地，听说有同行，倍感亲切，于是前来攀交情，梁兴初和他谈笑风生。
副官下榻的旅馆门口拴着一头骆驼，梁兴初见上面倒驮了不少报纸杂志（可见副官也是好学之人），不禁眉开眼笑，立即表明身份，并将一脸懵圈的副官五花大绑，带上报纸满载而归。
教员兴致勃勃地翻越报纸，一条消息让他眼前一亮：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和陕北的刘志丹会师了。
这条消息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为了资本主义大某，要忍耐“搞不好还真不只是一句笑话，是值得思考的历史进程，就拿英国来说，从赫赫有名的羊吃人、济贫法，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女工和童工，确实都有不少平民阶层的苦难在里面。历史本来就是在多维中发展的，一般人看来恶的事，不是没有可能反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把政局相对稳定和平（指英格兰本身）作为英国相对于其它国家的最大优势的英国历史学家，还真为数不少。
我最近有一帖说P社实际上一直以英国崛起为主线，那么以这个为主题的著作我还真看过好几本，比如说Paul Kleber Monod的Imperial Island: A History of Britain and Its Empire, 1660-1837。以1660年作为英国崛起的转折点就带有典型的修正学派（revisionist）的痕迹，因为以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为标志，英格兰（也仅限于英格兰本土）的确开始了很长时间的相对和平安定、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时期，从结果论来说的确使得英国逐渐繁荣起来。
传统上以英国内战或光荣革命为转折点，看重的是议会统治或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这在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原因也很简单，新政体对于英国富强到底起了多少作用，还真不好量化和建立直接因果关系（例如英国的财力爆棚，直接因素是英格兰银行建立），以和平稳定为自变量就好研究多了。特别是写到莫卧儿帝国的意外乱局对于英国的重大影响的时候，搞不好更坚定了Monod等人的看法。
在大明崩溃之后，莫卧儿帝国一度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直到1700年，与印度相比英国或许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国家。英国人有手工工场，莫卧儿也有，而且莫卧儿手工业在某些方面比当时的英国还领先。根据Monod的介绍，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手工业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居于首位的是羊毛纺织业（woolen textile），其次是采矿业，包括煤、铅、锡等，再次是炼铁业（ironwork）。当时并不包括棉纺织业，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英国本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缺乏棉花。而在此同时，莫卧儿帝国已经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发展出了相当规模的棉纺织手工业（cotton textile industry），尤其集中在孟加拉最大城市达卡一带，此外炼铁和造船业也在发展中。显然莫卧儿的棉花制纺织品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在当时不仅垄断了印度洋贸易，而且远销大西洋和非洲，仅孟加拉纺织品就占据了荷兰商人在亚洲进口纺织品的五成以上（wiki)。
这种情况显然对英国纺织业和东印度公司的利益相当不利，因此英国人很早就想到过了以武力改变现状，于是在1680年代爆发了柴尔德（当时东印度公司总督）战争（Child's War），战争的结果是，强大的莫卧儿陆海军包围孟买，公司被迫屈辱求和，派出使者向奥朗则布”负金请罪“（下图）。用Monod的原话说，奥朗则布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公司也敢挑战莫卧儿皇帝，更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英印的力量对比就完全逆转了过来，他的子孙被英国人的刀枪架在了脖子上。
此时，第一件英国人没有想到，却或许改变了整个历史的戏剧性事件已经发生了，那就是正好从英国人开始干正事的1660年代开始，奥朗则布破坏了阿克巴的宗教宽容原则，转而对印度教徒收取重税。1665年加重印度教商人的关税；1669年谕令摧毁印度教寺庙和学校；并在原址上修建新的清真寺，1679年重征印度教徒人头税；1695年禁止印度教徒骑马、乘象等。1675年以煽动暴乱罪处死锡克教领袖得格·巴哈杜尔，遭到锡克人的不断反抗。他还恢复了非伊斯兰教教徒人头税，并且在其他的税收里，印度教教徒所交的税是穆斯林的两倍。
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君主统治下的印度教（绝大多数臣民）国家，此举不能用一时脑抽来解释，长远来说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实现无底洞一般的统一南亚的大业，甚至可以说本意不差，但是他玩翻车了，过快过激的改革显然让大多数印度教、锡克教王公、刹帝利无法再忍受，反而点燃了全印起义的烽火。1667－1675年，普什图人在印度与阿富汗边境起义；1672年印度教徒萨特纳米教派农民起义；1679年德里印度教徒聚集于大清真寺抗议。特别困扰晚年的奥朗则布的是西瓦吉领导的马拉塔人起义，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源源不断的进攻莫卧儿帝国，成为莫卧儿帝国的劲敌。莫卧儿版的”大魔咒“开始逐渐爆发，最终一发而不可收。
1707年奥朗则布在内外交困中死去，留下一个大烂摊子，由于莫卧儿的体制对君主个人能力要求太高，此后的几任莫卧儿皇帝逐渐被各地总督、王公架空，形势更加恶化。英国、法国则趁机在印度南部富庶的卡纳蒂克地区扩张势力，与阿科特（Arcot）总督不断发生冲突，即”卡纳蒂克战争“，从wiki列的名单来看，这次战争莫卧儿方面足足战死了2名总督和2名海德拉巴王公，损失是相当的惨重，与英法、马拉塔人、波斯人等多线作战使得帝国加速走向崩溃。
1757年6月，英国人又收到了一副天降大礼，正当马拉塔军队挺进德里之时，在普拉西战场上，对孟加拉总督素有不满的骑兵将领米尔-贾法尔突然率左翼数万大军临阵倒戈，放英军入关。。。啊不，入孟加拉。对于英国征服印度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众说纷纭，在我看来，这件事的影响至少是不可逆的。在印度本土，之前英国甚至法国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殖民据点存在，但是孟加拉之战，标志着英国势力从点变成了面，基本站稳了脚跟，获得了几近无限的印度兵源地。从此开始，东印度公司的地面部队急速扩张。据Gerald Bryant介绍，数据为：
1749年：3,000人
1763年：26,000人
1778年：67,000人（已超过了和平时代英国陆军的数量）
1817年：至少120,000人（根据中文资料）
巧的是，按Monod所说，1760年代到1780年代，英国本土的棉纺织业正好得到了飞速发展。例如原先还只是一个集市小镇的曼彻斯特迅速发展成为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因为从海外引进的棉花基本上是在利物浦登陆。而珍妮纺纱机等发明的诞生大大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棉花进口的主要产地是十三州南部和印度，而正是在18世纪英国这两个殖民地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直接占领孟加拉后，英国可靠的棉花来源应该更是显著增加了。
于此同时，印度棉纺织业的末日也来临了，在被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后，英国政府为促进本土纺织业发展，对印度纺织品实施高额关税或禁运，印度棉纺织工场不堪打击纷纷破产关门，人力返回到了农业和棉花种植业。此后印度人口急速增长，但却越发贫困。
这里倒不是说，如果没这两件事的话发生工业革命的就是印度了，首先钢铁和煤炭产业的发展，还是因英国自己内因为主（英国历史学界的稳定压倒一切流，还有一个主要自信来源估计就是法国革命军全民总动员后对经济造成自爆）。其次，在科技、军事尤其是海军技术方面，1700年前的英国确实也领先于印度，只是不能说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与奥朗则布发生冲突时，印度人也能派出一支舰队袭扰或占据大西洋沿岸，那就可以说双方还在一个级别了。当科技的优势与孟加拉的人力相结合之后，胜利的天平开始不可避免地大大倒向了英国人一方，此后虽然为了阻止英国坐大，法国、荷兰与马拉塔迈索尔等国结盟，帮助他们西化军队，但仅仅是开拓创新精神已经不足以挽回大局。
不过动乱等意外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我看确实不能忽略，而加税又确实往往成为导火索。从这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的运气又是相当的不好，毕竟不能啥好事都让他们得了。现在的美国史料都不怎么提“英王横征暴敛，人民为自由奋起反抗”之类的桥段了，这点倒是可以直接看看《大国崛起》里耶鲁教授的说法。十三州不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加的税太多，而是英国议会未经十三州议会允许和表决通过就在本土来了个少数服从多数，直接决定加税，使得十三州议会的地方代表权遭到了剥夺。相对于英国本土而言，十三州实在是太不能忍耐了，而这又一次改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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