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中国历史发现于境外史料而未见于中国史籍？

写一个和高赞回答类似，泰国华裔国王郑信入贡清朝的事，算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上清朝朝贡体系虚实的微小补充。

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郑信登位称王之后，即努力于重新与清朝建立关系，可惜清廷听信河仙镇鄚士麟的谗言，对郑信印象恶劣，不予承认。郑信近十年经过6次艰辛的遣使入清求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廷态度才转变，准许其入贡。

乾隆四十六年（1781），郑信派出满载货物的十一艘货船出发，正式遣使入贡，并奉上勘合表文，据说是郑信亲自拟定的，底稿现今尚存泰国暹廷尚书室存档内，新加坡许云樵教授曾将之译为中文，录于下：

维佛历二三二四年，小历一一四三年，驮那补利朝入朝中国勘合表文云：
室利阿踰陀耶大城国之胜利君主，念及与北京朝廷之邦交，乃饬正使丕耶孙陀罗阿沛，副使銮毗阇耶娑尼诃，三使銮婆遮那毗摩罗，通事坤婆遮那毗支多罗，办事万毗毗陀伐遮，敬具金叶表文及方物，并牡象一头，牝象一头，共计二头，循旧例前来进贡于大清国大皇帝陛下。
一，室利阿踰陀耶国请进一言，正使丕耶孙陀罗阿沛返国申诉，谓北京之职官抚院前次曾勒令缴交接纳贡品税，计银三十斤，凡此大清国大皇帝陛下知否？其品德为如何乎？此室利阿踰陀耶国所欲进禀者一也。
一，室利阿踰陀耶国大小使臣前此赍贡品出发，辄遭幽禁于京都下链之屋内，不得游览。凡此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得知否？恐或有枉法之处，此是室利阿踰陀耶国所欲进禀者一也。
一，泰国新胜利君主尝遣使出发，总督抚院不使大小使臣乘泰国原船返国，勒令乘坐中国船归航；大小使臣泣诉亦不听，反令吏胥索银四片，谓为受诉费，大清国大皇帝陛下知否？此室利阿踰陀耶国所欲进禀者一也。
一，泰国攻略疆土，获哀夷战俘，别有名单，前曾解送晋京，若辈在泰国皆有定居，而中国置之不理，且已不拟再与缅甸构兵矣，则恳开恩将该哀夷人等释归，无弃置不顾。
一，室利阿踰陀耶国送归为风飘往泰国之中国渔夫三十五名，尝予以银钱、布疋、鱼米、膳食等，每次计银一仃，白米三十五桶，每桶值钱一铢，共计银八两三铢，合计银一斤八两三铢。一次滇军为缅所破，缅执送囚禁，泰军往讨得之，凡一十九名，护送至北京，费银钱、布疋、鱼米、膳食等，计开：银一斤十二两；衣袴每人一套，每套值银一铢二两；计银七两二钱；白米十九桶，每桶一铢，计银四两三铢，合计银二斤三两三铢二钱。又一次三名，计银九两，衣袴每人一套，每套一铢二钱，计银一两二钱；白米三桶，每桶一铢，计银三铢，合银十两三铢二钱。总计三条，共去银四斤三两二铢。大清国皇帝陛下知否？此数乃室利阿踰陀耶国君奉献北京朝廷，以资修好者。
一，泰国拟重建新都，乞免货船抽分三次，每次三艘。倘中国皇帝准许，室利阿踰陀耶国即备船载白米、苏枋，并其他货品，出发前往，计广州一艘，宁波一艘，厦门一艘，发售其货，以易非禁品之砖石，每地一艘，一也。
一，乞于中国雇伙长驾泰国货船前往日本装载铜斤二船，一也。
一，室利阿踰陀耶国奉献贡外之贡于大清国大皇帝陛下以示敦睦，计开苏枋一万担，象牙一百担，锡三百担，犀角一担，藤黄一百担，胡椒三千担，牡象一头，希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哂纳。
昔勘合例盖驼纽印，此番遍觅该驼纽印不得，暂盖象首印为凭。

许云樵认为此勘合表文当时的译本已经不存，便用《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条乾隆皇帝的上谕，即对此勘合表文的批复，做了一个比较，就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具体可参看《郑昭入贡清廷考》。

197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庄吉发教授发表《暹罗王郑昭入贡清庭考》，从台北故宫《军机处档》引用了此勘合表文的抄文，录于下：

暹罗国长郑昭叩首上贡大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伏以赫赫天朝，万国悦贡，巍巍圣德，八方被泽，至暹罗尤荷荣宠，历受藩封，是以代代供贡，不敢少怠。自遭缅匪之后，昭虽复土报仇，奈求绍裔无人，以致贡典久疏。兹群吏黎庶既已推昭为长，理合遵例朝贡，但初定之邦，府库未充，兼昭生长海隅，不谙大典，贡礼诚难合式。俯思皇恩广荡，必沾涵育，昭不胜惶恐感戴之至。
虔备金表一张；公象一只，母象一只；沉香，外二斤，内一斤，共三斤；龙涎香，外一斤，内八两，共一斤八两；金刚钻，外七两，内三两，共十两；西洋毯，外二领，内一领，共三领；孔雀尾，外十屏，内五屏，共十五屏；翠皮，外六百张，内三百张，共九百张；象牙外三百斤，内一百五十斤，共四百五十斤；犀角，外六个，内三个，共九个；降真香，外一百斤，内五十斤，共一百五十斤；檀香，外一百斤，内五十斤，共一百五十斤；白胶香，外一百斤，内五十斤，共一百五十斤；樟脑，外一百斤，内五十斤，共一百五十斤；荜揆，外一百斤，内五十斤，共一百五十斤；白荳蔻，外三百斤，内一百五十斤，共四百五十斤；藤黄，外三百斤，内一百五十斤，共四百五十斤；大枫子，外三百斤，内一百五十斤，共四百五十斤；乌木，外三百斤，内一百五十斤，共四百五十斤；桂皮，外一百斤，内五十斤，共一百五十斤；甘密皮，外一百斤，内五十斤，共一百五十斤；苏木，外三十担，内十五担，共四十五担。特差贡使丕雅逊呑亚那突、郎丕彩悉呢霞喔抚突、郎拔察那丕汶知突汶丕匹夸遮办事，匍赴金阙恭进。
屡沐天恩，奈暹土初定，无以为报，除正贡物外，另敬备公象一只，犀角一担，象牙一百担，洋锡三百担，藤黄一百担，胡椒三千担，苏木一万担。本诚心欲一进献，惟恐有碍越例之愆，是以不敢列入贡单之内，恳蒙容纳俯伏上进，昭不胜感激冒呈。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请者，暹罗自遭[缅]匪之后，百端待兴，乞免抽分三帮，每帮船三艘，并请给照，载货前往广东、厦门、宁波三处发买，并采购非禁品之建筑材料，并恳请令行商代觅伙长，往贩日本购买铜斤，实为德便。

两相比较，其中通商免税（抽分）、雇佣向导去日本买铜的要求是一致的，尤其是“贡外之贡”数量惊人的相符，可见确实应该是同一篇表文。

不过其他内容翻译却大相径庭，表文原文中并没有奉正朔用乾隆年号；“念及与北京朝廷之邦交”前来进贡，被翻译成了“叩首上贡”；前面几条向乾隆帝申诉种种冤曲，以及送还中国渔民、滇军示好的段落根本没有翻译，而是被改成“伏以赫赫天朝，万国悦贡，巍巍圣德，八方被泽，至暹罗尤荷荣宠，历受藩封，是以代代供贡，不敢少怠”这种朝贡的套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郑信这次提都没提“请封”，且“贡外之贡”的数量极大，估计是想获得更多回赐，更像是来做生意的。

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事林广记》元代版本

《事林广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日用类百科全书，最早的已知版本是由南宋福建人陈元靓编纂的，这套日用百科全书收藏有很多自宋朝以来与当时民间生活有关的资料，并开拓了类书附载插图的体例，浅显易懂，因此成书后流傅广泛，一直使用至明代，现存有17个不同版本，其中三个可以追溯到元代（宋版已经不存），我找到了一个由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至顺年间的西园精舍本（1330-1333左右）

卷四的卷首就是一副大元混一图，向读者直观地展现元朝广阔的疆域，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有趣的是，这份地图更像是南宋和金朝行政信息的拼接版，而没有展现我们所熟悉的元代行省，甚至还包括有早已灭国的西夏和其他与当时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地理信息，可见编者当时还无法获得最潮流的一手咨询（也有可能是编者懒得去刻新地图的图板，直接把旧的图板给拼接了一下）但是如果留意目录的话，我发现，编者其实是知道行省的存在的

而在具体介绍各地行政区划的部分，作者却是按照元代各个行省的划分来进行介绍的，

比如，辽阳行省

甘肃行省（而非大元混一图中的西夏）

湖广行省

江浙行省

四川行省

书中还能看到日本收藏者做的笔记

收藏者之一妙覺寺常住日兴的印章

收藏者之二佐伯候毛利高标字培松藏书画之印

书中插画的人物造型，蒙古特色明显

有一个奇葩案件，大约可以称作“1670年一个郑氏商人在马尼拉的遭遇”，不仅未见于中文史料，就连使用英文的学者也对它关注甚少，以至于我仅仅在一部研究亚洲性文化多样性的专著中找到了对它的详细描述，据说这也是菲律宾第一次有记录的同性犯罪案件……虽然原书是以文化史的角度叙写和分析这个案件，不过由于这篇文章是少有的对这则稀见史料的一次描述和挖掘，因此在其他方面也很有启发性。个人认为此案可以作为对郑经时期明郑与马尼拉关系的补充，也可反映出当时郑氏、马尼拉西班牙人和马尼拉华人三者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能让我们对郑氏2年后放弃征伐吕宋的行动作一个更全面的思考。这里就稍微翻译一下该文对于案件描述的部分。

1670年一个郑氏商人在马尼拉的遭遇

Lousu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华人官员，他经常往来于马尼拉的巴里安（Parián），那是西班牙当局给华人划定的社区。1670年，殖民地的皇家审问院发现他犯有鸡奸罪并决定对他判处死刑。关于Lousu越轨活动的记录并不详尽，但他似乎确实享受着与生活在巴里安的几位华人男性间的鸡奸行为，并特别钟爱其中的一个。记录没有告诉我们关于Lousu密友的事，不过他们姓名的散佚使我们有理由推测他们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且极有可能比那位台湾政治家要年轻。

在那时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收到了一封请愿信，要求宽赦由于鸡奸罪指控和死刑判决已经被监禁了几个月的Lousu。这封信来自Pangsebuan，Lousu作为官员效力于他。Pangsebuan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发言很有分量。他是台湾政府和军队（estados y armas）的总督同时是台湾“国王”（Rey de isla Hermossa）的堂兄弟，后者郑经以Sipuan（世藩）的名号被西班牙人所知，是先前郑成功（Koxinga）的长子和继承人。因此，想必是这种地位赋予他的信件权威和力量，而不是他用自己那简短而虚情假意的外交辞令所陈述的乏味事实。出于这些原因，他不想作具体的说明，Pangsebuan承认他的官员Lousu身为在马尼拉的外国人“可能无意地违反了当地的法律而遭到监禁。”然而，因为对西班牙当局的友好和亲善精神以及西班牙法律对正当性怀有信心，他认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他的官员将会得到宽容、公平和正义的处理。

在考虑过Pangsebuan的请求后，皇家审问院询问了教士Aluertto Collares的观点，他是一位著名而博学的多明我会托钵修士，在巴里安社区任职了24年，因此十分了解中国人的情况。作为一个头脑冷静的牧师，Fray Collares竭力劝总告督不要草率行动。仔细阅读信件之后，Collares提出了一个带有偏向性的妥协计划，这显示出他的精明和务实，甚至是阴险狡诈。第一，他让总督意识到这个案件对于华人社区的巴里安领袖产生的影响，Collares联络了他们而后者因为Lousu的死刑判决而感到愤怒和焦急，便设法接触了Lousu向他传达了关切。这些领袖们担心Pangsebuan的信件在总督那里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认为总督忽视了那封信件而显示出极大的冒犯；更不要说Pangsebuan自己，也将因此受到严重的冒犯：“如果他的信件没起作用，我毫不怀疑（Pangsebuan）将会受到相当冒犯，”Collares评论道。用从前发生的事件作为暗示，Collares警告总督这个案子可能会上升为新的冲突并劝他不要草率地对待华人们地抗议：

“使用何种手段来维护这些地区的良好秩序完全取决于您，但是我并不怀疑，由于这些中国人的怒火此处将会产生一些骚动而这足以使我们感到强烈的不安。“

第二，Collares重新唤起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对当下西属马尼拉和台湾“国王”间关系的定义，而这种关系应当被保持。第三，他提醒总督马尼拉和台湾之间的货物与人员来往既不罕见也并非微不足道。像Collares陈述的那样，鉴于这些人在两地间来往的便利性，从台湾来的访客不应对法律显示出无知。

他的解决方案狡猾而无耻。对于待解决案件所涉及的两个人，他建议“将一个人用以伸张正义而另一个用以处理国家事务和社会治安，”这样就能够同时保证法制与外交。如果被赦免的是Lousu，Collares推测“如果您屈尊满足Pangsebuan的请求，没有人能够以没有尽心服侍国王来指责您的宽容……您可能会遭到那些发现您过错的正直之士袭击，”但是，归根到底，“您的宽宏大量将使您赢得更多东西以还击这些不幸。”对于不采取这种做法的结果，Collares则悲观地给出警告，表示这将是难以接受的。“那些中国人将会明白我们对他们的领袖漠不关心而这里将发生骚乱，”与此同时，相反地，“这将给邻国树立一个坏的印象……如果来自他们贵族的请愿和祈求对我们的决定无法起到多大作用的话。”

那么这位了不起的多明我会神父能否准确地代表巴里安华人的担忧呢？看起来他确实做到了。皇家审问院被迫考虑了一群中国异教徒商人和舢板船主所呈递的请愿书中的要求，他们的绝望与真切的恐惧跃然纸上。Pangsebuan，他们在请愿书中提到，将不满足于仅仅向总督写信。根据华人请愿书的签署者所写，Pangsebuan向在巴里安的华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更有力地将自己的希望传达给总督；他敦促他们尽一切努力使他的官员被释放，如果他们无法保证Lousu的人身自由，他就将间接地对他们在台湾的亲人使用暴力手段：

“我们从Pangsebuan那里接到命令……我们所有人请求释放中国异教徒Lousu……像他这样品德优良的人被关押在公共监狱将是一种耻辱……不仅仅是监禁，还被判处了死刑……如果死刑被执行那么毫无疑问地，就像来自Pangsebuan因此也就是来自世藩，我们的国王，他的堂兄弟的规劝那样，他将把怒火施加在我们的父亲、儿子、母亲和其他亲人身上。因为作为一位权威而可怕的国王，他（世藩）会将这一切归结为我们的疏忽和不作为。”

因此巴里安的华人们尝试使当局同时释放Lousu和他的同伴（compañero），出于失败后对自己人身、财产和亲人的担忧。他们在请愿书中乞求总督一起宽恕两个被指控者并将Lousu安全地遣送回台湾，这样他“可能会在国王面前表述他自己的经历来作为（马尼拉和台湾间）友好关系的证明。”

案件到此便结束了，至于Lousu在得到缓刑后的命运如何，我们似乎是无从得知了。关于文中Lousu的上司，这位地位甚高、颇有权威甚至还与郑经有兄弟关系的“Pangsebuan”是谁，杭行教授在其专著Co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中把这个人辨认为冯锡范，从发音来看确实这是唯一可能的结论。而李毓中教授在翻译印度塞维亚档案馆的西班牙档案时却没有辨认出这位为Lousu求情的人是谁，大约是因为“郑经的堂兄弟”这点听起来确实比较不可思议。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称冯锡范为“台湾政府和军队的总督”，这点也比较特别。以我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所见，1672年到台湾的英国人似乎认为身为陈永华侄子的陈绳武（Pompo）方是当时东宁最具权威、最受郑经宠信之人，甚至他的意见可以直接代表陈永华的意见。

回到这则案件本身，不难从中解读出一些有趣的信息。西班牙总督和冯锡范两个十七世纪的流氓式人物谈论法律公平正义，颇有讽刺意味。而多明我会的托钵修士Collares一人斡旋明郑、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和巴里安华人三者间的关系，企图同时满足外交、法制和治安上的需求，可见其精通世故以及非常之调解才能。这位Collares使马尼拉华人参与到这一案件中，借当地华人社区解决明郑和西班牙当局的矛盾，被作者评价是“务实、阴险狡诈、不合乎道义”的，可见当时马尼拉的华人处境最是艰难，常常夹在明郑与西班牙人之间又同时变为两大势力间冲突的牺牲品，这点在1662年马尼拉大屠杀发生后也有典型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华人社区的代表并非永久性移民，而是服务于明郑方面的商人和船主，因为贸易需要暂时居留马尼拉，其亲属则都在台湾。也就是说实际上明郑的海商在海外华人社区中也起到一定的领导和保护作用，可以看作明郑政治、军事影响力的一种延伸。尽管明郑官方似乎并未直接表现出这种意图，但是明郑的商人或是海外代理人自发地成为了海外华人社区中的保护者和领袖，这亦是其海外影响力的具象化。

参考

Reyes, A.G.Raquel & Clarence-Smith, G.William. Sexual Diversity in Asia, c.600-1950. London: Routledge, 2012

似乎这位“冯锡范”的信件在AGI档案官网中存有西语译本原稿，不过我不懂西语就辨认不出了。

淞沪会战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里有一部分战士被送到了PNG做劳工的记载主要来自澳洲和巴布亚里新几内亚（PNG）的的资料，

这是上海离PNG的距离，一路没吃没喝，虚弱者被丢下海，不顺眼着被日军刺刀挑死者无数，到了PNG的拉包尔给日本人做工也是九死一生，偷吃东西的战士都会日军召集土著们围观，公开处决。

被送的主要是国军86军部分被俘将士，部分留在上海英租界的八百壮士的将士，甚至还有新四军被俘将士，国共的都有。

在澳大利亚档案馆能查到PNG的拉包尔战争公墓378名中国军人是在公墓里面的，但是经历过火山毁灭性打击的拉包尔战争公墓，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墓地了，只留存在澳洲档案馆的文字记录里：

能找到这批烈士墓里面，只有3个保存下来的，最完好的是六十七师上尉吴坤，来自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这是凤凰大佬在为烈士献花：

二战期间，拉包尔成为日军在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之一，先后约有1600多位中国军人被押送到拉包尔集中营当劳工。除去运输途中死亡的中国军人，在战俘营中死亡的中国军人达653人，剩下约1000人在1946年被美国海军送回中国。这600多名抗战英雄的遗骨从此流落海外。

都在说政治史，顺手补充个物质文明相关的。

看到这题想起了两样：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里面帖木儿帝国使节对中国北方几个重要建筑当年的状态的描写。
《五山十刹图》，日本僧人对南宋大寺细致入微的摹画。

以下都是建筑史和设计史的非常宝贵的史料。先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也只能从比较靠谱的外国对中国记载里找到了吧。（此处自动踢开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

帖木儿使节在记述里写到了肃州，甘州，兰州，正定，北京。

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就是提到了张掖的大佛寺15世纪的样子。大佛当时的状况、和一个他不写我们都不会知道存在过的“天球”塔（应该是一个特殊的转轮藏殿），详细到可以直接还原。

真定府里面，隆兴寺转轮藏和大悲阁当时的状况。这可是在梁思成之前几百年的文字记录。转轮藏今天已经严重受损。对比今天的大悲阁，能明显看出后世重铸的观音和浮雕都是严重简略版的了。

（这么一群穆斯林大使，来中国一个佛寺一个佛寺认真看，挑后世最经典的写，字里行间还充满赞赏。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很正常。）

之后还有北京城刚落成的宫殿的状况。明代早期的仪卫还有大量宫廷大象的记载让我很是感兴趣。

之后就是著名的永乐三大殿火灾的珍贵的第一手记录。使臣记载永乐皇帝当时正好不在皇宫。还有皇帝之后的罪己诏。都很有意思。

似乎这个使臣是在说奉天殿的柱子不是木制的？

（嗯，我喜欢这本书还因为有我家乡兰州的黄河浮桥明代的状态，还顺便夸我府的姑娘漂亮。莫名开心~）

五山十刹图是日本来南宋求法的僧人对南宋最高等级禅寺的超级精细的记录。

可能在当时宋人眼里这些日本来的家伙简直是强迫症。

但是在国内这些宋代大寺的建筑和家具一件都没留下，这些图绘就成了研究南宋建筑和家具、室内装修布置以及南宋人民生活方式的最最珍贵的资料。

比如，这些日本和尚不厌其烦的画了宁波阿育王寺的洗脸处（水舩）。放牙药的地方，搭手巾的地方，火炉子在哪里，啥都画。

连厕所都画这么仔细。图上部是大便槽、下面是洗手池，什么净手的灰、去味儿的香炉，挂手巾的栏杆都画上了。

我会在心里默默脑补这个日本和尚画厕所图时候镇江金山寺和尚们的表情……

还有家具：

平面图带来的历史信息也非常丰富。

哎。。有这么几个不厌其烦记录你家一草一木的强迫症邻居，有时好像也挺好嘛...

最典型的当然是郑和下西洋了。很多国家的史料都可以佐证或者补充关于郑和下西洋途中的各种细节。未来郑和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就是挖掘其他国家史料中和郑和有关的内容

比如从威尼斯人孔蒂在印度的见闻可以知道郑和舰队中的船只实际大小能够匹敌威尼斯的大船

比如从葡萄牙人在印度的见闻可以知道郑和当年确实有在海外设立官厂货栈，从黑蜀黍的口中可以知道郑和舰队确实直航过东非，而且还可能派出分支舰队去往周边各处交易番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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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分不清船只大小”“孔蒂的见闻录不是亲眼所见”

你乎杠精的水平真是愈发的叹为观止了

沙俄的外交档案表明，清朝的大学士富察·马齐，原来是沙俄的内鬼。

国内的史料记载中，富察·马齐出身高贵，和清朝皇室关系匪浅，他的侄女是乾隆的原配孝贤纯皇后，他的侄子是富察·傅恒。他本人也是历经康雍二朝的高官，自康熙中叶起，始终居于高位，其间历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等要职。

马齐去世后，乾隆赏银五千两治丧，赠太傅，给谥文穆，数年后又令入祀贤良祠。他可以说是荣誉满身。

乾隆更是对他高度评价：

乾隆帝：“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举朝大臣未有及者。”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清朝和沙俄谈判期间，背叛了清朝，充当了沙俄的内鬼。最终使得清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条约内容完全倒向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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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莫斯科外交部档案》记载，当年沙俄的使臣在北京时，通过一位法国传教士结识了马齐，并用价值2000卢布的皮货，作为礼物交换，让马齐在边境问题上协助沙俄。

^[1]

沙俄使臣还把马齐称为“当权的机密顾问”。

^[2]

而且还高度肯定了马齐的贡献。

最后结果就是这个，《布连斯奇条约》签订，沙俄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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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富察大人是没见过钱么？还是说沙俄的皮货真就是这么有诱惑力？为了这么点皮货就背叛了大清。

不知道康雍乾知道了后，会不会吐血？

参考

1. ^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
2. ^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

鸦片的输入量，尤其是1858年前鸦片的输入量。

从至少1800年，清朝就把鸦片列为严禁进口的违法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华鸦片贸易是通过走私形成。有伶仃洋商的趸船，有澳门的烟窑，有在粤闽浙苏沿海省份流动，与渔民、村民零散交易的“番船”……走私的形式和渠道非常多，清朝官方完全不能掌控。导致中国官方在1800~1840年期间，从来没有对鸦片输入量有过调查。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鸦片虽然在法律意义上依然是违禁品，但清朝对鸦片走私活动的查处已经基本废弛，在1842~1858年期间，也没有对鸦片输入量有过调查。

1858年，依照《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对鸦片征税，鸦片成为合法药品之后，才开始有官方统计数字。

但是，做生意的商人，都要有账本。

垄断印度鸦片生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出于最基本的、对经营盈亏进行核算的要求，要对每年鸦片产量、销量（加尔各答鸦片拍卖行交易情况）等情况做详细统计。

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旗昌洋行等鸦片贸易的中间商，也都有各自的详细经营核算报告。

特别是在1827年年底，由怡和洋行出资，创办英文行业刊物《广州登记册Canton Register》，对鸦片在华销量和广州鸦片价格行情走势进行逐年统计，相当于行业参考报告。

时至今日，对十八~十九世纪对华鸦片贸易这一课题的研究，外国鸦片贩子在这一时期向中国输入多少鸦片，导致中国有多少白银外流等情况，主要依靠这些外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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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问题下，另一位答主 @叉叉叉 ，又提到了一个历史悠久的谣传——“明朝宋景星的《天工开物》，被满清列为禁书，到了近代才从日本找到”。

十多年前，互联网上就有这种谣言，不知道辟谣多少次了，到现在，居然还有人拿出来说事。本来不打算过问了，不过这位答主却很不请愿承认这个错误。

只好把证据列出来，特意辟谣了：

《天工开物》在清朝不仅从来没有被禁，反而还得到官方的推崇和收录。清朝康熙年间，官方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就收录了《天工开物》

我要说的这个事情，虽然中国也不是没记载，但是通过外国史料，却发现了光凭中国史料所看不到的真相，进一步可以引申到对古代中华帝国朝贡体系虚与实的思考。这两个外国的分别是暹罗和朝鲜，而主题则是当今泰国却克里王朝和中国清朝建立宗藩关系的过程。

18世纪后期，出身华裔的达信南征北战，中兴暹罗，但不幸为却克里之驱除，成了历史的牺牲品。昭披耶却克里（拉玛一世）得国后，对外继续保持前朝所确立的同中国清朝的宗藩关系，冒称达信（清朝称为郑昭）之子，使用汉名“郑华”，于1784年遣使来华朝贡并“请封”。1786年，正式获得乾隆皇帝的册封，诰印由使臣赍回。清朝与却克里王朝的宗藩关系，就此确立。中国早期的中泰关系史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著作，谈到这段历史时都遵循的是清朝官方口径。

表面上看，这又是一个为“万国来朝”的神话锦上添花的一例。但是外国史料的发掘，却让我们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泰国学者在泰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档案中发现了1784年暹罗给清廷“金叶表”和“勘合信”的原件。原件上的豆芽文就不必贴出来了，下面贴一下“金叶表”汉译：

这是一封来自大城府（译者注：当时暹罗虽已经迁都，但仍习惯称“大城府”即阿瑜陀耶）最高统治者陛下的信件。根据古老的皇室传统，陛下（译者注：指拉玛一世）已接过皇位。考虑到我们与大清国最高统治者陛下贯的皇室友谊,我们任命使节团人员如下：（名单略，正使头衔为“帕”，相当于伯爵）。他们将携带皇室的金叶信、皇室贡品以及勘合信的中文版本，按照伟大的统治者们遗留下来的古老皇室传统，向大清国皇帝陛下进贡（译者注：泰语原意为奉献）。（贡品单略）

“勘合信”的汉译是：

这是一封来自大城府最高统治者陛下的信件。遵循千古流传的古老的皇室传统，伟大的陛下已接过皇位。考虑到我们与大清国最高统治者陛下一贯的皇室友谊，我们任命使节团人员如下：（名单略）。他们将携带皇室金信与皇室贡品前来。
遵循千古流传的古老的皇室传统，使者们负责携带上述礼物并进贡给大清国皇帝陛下。当首席使者、第二使者、第三使者、同事和办事等人到达后，我们请求获得大清国皇帝陛下与我大城府皇室的友好关系，您将看到我们的使者以及所有外交官员被带到您面前向您行跪拜之礼，表达他们的敬意。当他们完成了使命后，请允许他们自由返回,以保皇室友谊完满。皇室勘合信一般都会用骆驼章盖上印记。这一次，我们找不到骆驼印章，因此我们加盖了“Ai-yaraphot”章来作为证明。这封皇室信件周五已经发出，即七月的第一日，Chunla1146年，龙年，本世纪第6年。

当然，以上汉译并非清朝时期的汉译，而是现代学者根据原件进行的翻译。从原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暹罗接受了朝贡体系，使用了“进贡”或“奉献”这类词汇，并允许使臣叩头表达敬意。但在政治上丝毫没有向清朝称臣的意思，甚至自称“伟大的陛下”，可以说他们寻求的是两国的平等交往与友好关系，更没有奉清“正朔”。这样的文书如果原汁原味地被翻译成中文，难道不会触及乾隆皇帝的逆鳞吗？

暹罗国王的“金叶表”在清朝官书中语焉不详，仅提到“接暹羅國鄭華稟稱，因伊父鄭昭病故，臨終囑其尊奉天朝，永求福庇”数语。然而，暹罗入贡之事却被朝鲜王朝的使臣捕捉到了，也抄录了暹罗国王“金叶表”的汉译全文，因此我们可以在《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中看到这个“金叶表”送到清廷时是怎样的状态：

暹羅國長鄭華, 叩首叩首, 上貢大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伏以皇恩浩蕩, 澤及遐荒, 聖德宏敷, 光臨海隅。 念故父任政暹羅, 遣使朝貢, 業蒙容納, 不勝榮幸, 何期更邀隆遇, 格外加恩懷? 遠屬國無微不照 使華感激無地, 補報無門。 玆華繼嗣父業, 當續父志, 供奉貢典, 不敢少忽。 聿修厥職, 永效忠誠。 但華僻處海隅, 遐荒粗定, 今備方物來朝, 貢禮誠難合式。 俯思鴻慈, 鑑華悃忱, 必沾涵育。 玆謹虔備金葉表文。（礼品单略）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原意完全被篡改了，语调相当“肉麻”，成了标准的属邦对上国的表文。而且，还虚构了暹罗国书原文中所没有的“郑华”子承父业的内容。究竟是谁做的手脚呢？按照中暹交往体制，文书不是清方翻译的（1752年暹罗曾将“番书”直接带到北京，四译馆无法翻译，乾隆令交贡使带回译成汉文），一般由暹罗华人所充当的通事来进行翻译。也就是说，这些通事为了迎合清朝口味，将原来并无称臣之意的“金叶表”按宗藩体制的话语进行了歪曲和篡改。

乾隆帝当然是看不到暹罗文原件的，满足于“万国来朝”的他龙颜大悦，批准“册封”暹罗国王。册封制书是：

我國家誕膺天眷，統御萬方，聲教覃敷，遐邇率服。爾暹羅地隔重洋，向修職貢，自遭緬匪破滅之後，人民地土，悉就摧殘，實堪惻憫。前攝國長事鄭昭，當舉國被兵之後，收合餘燼，保有一方，不廢朝貢。其嗣鄭華，克承父志，遣使航海遠來，具見忱悃。朕撫綬方夏，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設暹羅舊王後嗣尚存，自當擇其嫡派，俾守世封。茲聞其舊裔皆因兵革淪亡，鄭氏攝國長事，既閱再世，用能保其土宇，輯和民人，該國臣庶，共所推戴。用是特頒朝命，封爾鄭華為暹羅國王，錫之誥印。該國王尚其恪修職事，慎守藩封，撫輯番民，勿替前業，以副朕懷柔海邦、興廢繼絕之至意。

制书的暹罗文版本是：

大清国皇帝陛下写给大城府的统治者陛下的皇室信件，愿友谊长存。因大城府与北京相隔万里，大城府的统治者陛下不远千里遣诸使前来hong（译者注：泰语“授封”），按照传统献上贡品。我们明白大城府政府仍然很珍惜与北京的皇室友谊。大清国皇帝陛下对此甚感欣慰。现在，大清国皇帝陛下授封大城府的统治者陛下为大城府国王。我们同样授予您一枚骆驼章以便在勘合信上盖章。我们希望大城府的统治者陛下管理好人民、土地和财产。无物阙遗，您将获得长久安稳的统治。请勿使大清国皇帝陛下担忧。

此外，暹罗还保留了一份回赐礼单，共有110卷（匹？）各种绸缎，这是不见中国记载的。

在暹罗文文书中，除了保留了册封暹罗国王这一基本事实外，其他展现天朝优越性的语句以及涉及郑昭、“郑华”关系的语句被删改殆尽，两国之间的关系被形容为“友谊”。显然，这种修改跟对“金叶表”的修改是基于同一逻辑。

清暹国书的不同语言版本说明，首先，暹罗还是认可并加入了中华秩序，因为“进贡”、“授封”这种术语也出现于暹罗语版本中。其次，除了使用朝贡册封的基本形式和术语外，暹罗还是认为自己与中国是平等友好关系，并未自我矮化、“至诚事大”，把自己当成中国属国，说明其对中华秩序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利用，内心从未接受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第三，国书遭通事篡改，以适应朝贡体系的需要，这不仅是中暹交往的惯例，恐怕在中国同其他非汉字文化圈国家中也难免这种现象。包括隋日国书事件也与此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暹罗的真实动机，不外乎是对华贸易的需求。这就是古代中华帝国朝贡体系的虚与实。如果没有暹罗本国档案保存至今，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些有趣的内幕，没准儿还真以为暹罗就是中国“孝子”呢！

相关回答：

参考文献：

• 普拉宾-马诺马威博：《论中国-暹罗的朝贡关系》，收入王元周编《中华秩序的理想、事实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7—119页。
• 王巨新：《清代中泰关系》，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大唐安西都护府的结局。

19 世纪末，在现在的蒙古国杭爱省（就是封燕然山铭发现地杭爱山所在的那个蒙古国省份），出土了一块《九姓回鹘可汗碑》，碑文分别用粟特文、突厥文和汉文3种文字铭刻。

这个碑文，记录了回鹘三位可汗的事迹，明确了这三位可汗的经历，就能确认大唐安西都护的真正历史结局。

关于北庭、安西的最后历史，有三位回鹘可汗非常关键——怀信可汗、腾里可汗、保义可汗。

怀信可汗（公元795-805在位），在790年后代替了残暴又无能的回鹘大相颉干迦斯执政（这个颉干迦斯曾于790年袭杀大唐最后的北庭都护府节度使杨袭古，而怀信可汗曾为此与之发生争执），并率军反攻吐蕃，成功收复了北庭地区，包括庭州和西州。但庭州和西州的收复时间无法确定，估计在790-805年之间。

很多资料都以790年北庭丢失作为吐蕃开始攻占西域的标志，认为安西应该也在不久之后叶因为孤立无援丢失，但是这之后怀信可汗收复了北庭。

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

腾里可汗（公元805-808在位），怀信可汗之子，即位后曾率军援救了被吐蕃围攻的安西都护府，时间应在公元805年到808年之间。

《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碑文详细记载了腾里可汗救援龟兹，与唐朝的安西守军联手，将吐蕃大军一举歼灭。

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

安西四镇的方位，西疏勒，东焉耆，中龟兹，南于阗。于阗在塔里木盆地南段，其他三个在天山附近。

你如果要问北边是啥，北边就是北庭都护府，北庭和安西隔着个天山山脉。如果北庭不失，回鹘便可以救援安西。

龟兹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也是安西军最后的据点。于术就是原唐朝安西都护府所辖于术守捉城的所在地，西距龟兹460里，东距焉耆70里。

这是一次长途追袭。

吐蕃军队先败于龟兹，尔后又被围歼于于术城中。这一战大约发生在805-808年之间，也就是怀信可汗驾崩后，保义可汗即位前的腾里可汗的三年执政期。

此战的胜利，也标志着回鹘势力开始在天山南麓站稳脚跟。

保义可汗（公元808-821年在位），怀信可汗之子，腾里可汗的兄弟，即位后，在西域用兵，且攻势不弱，为以后的回鹘西迁打下了基础。

百姓与狂寇合纵，有亏职贡，天可汗躬总师旅，大败贼兵，奔逐至珍珠河，俘掠人民，万万有余，驰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归来。

珍珠河即真珠河，也就是今天的锡尔河上游，此地接近唐朝的历史名城碎叶，也是安西都护府所辖范围。

此后，北庭、安西的多数地区明确属于回鹘汗国势力的影响范围。

摩尼教是回鹘汗国的国教，回鹘对摩尼教的重视可以说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曾请求盟友唐朝在全国也推广摩尼教。

有一份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到的摩尼文所写的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的跋文里说，这部诗集是在光明使者诞生之后的546年（公元762或763年）开始抄写的，但没有能够抄完，随后封存在焉耆的一所寺院里。

回鹘保义可汗在位期间（808-821年），在一些摩尼教高僧的帮助下，终于抄完了这部篇幅很长的诗集（目前只有两页保存下来）。这篇《摩尼教赞美诗集》的跋文里，在赞颂回鹘可汗及其家族成员之后，列举了北庭、龟兹、高昌、佉沙（疏勒）、拨换、焉耆、于术等城镇的摩尼教支持者以及听者（nywš’g’n，Auditor），这其中包括留在当地的唐朝官人，如龟兹节度使，拨换的曹侍郎，焉耆的唐副使。

这也是为什么在龟兹的出土文物里，很少看到吐蕃进占的痕迹。

史籍中明确被吐蕃攻占的于阗和敦煌，曾出土过大量吐蕃占领时期的文物，很多文书采用吐蕃文字，而且出土文书有各种吐蕃军队、官员的记载。

同样也是于阗，在一份编号为“hedin24”的民间收藏的出土文书中，记录了“乘驼人桑宜在神山堡发现异常”，于阗国王下令“人畜一切尽收入坎城防备”，记录者为汉名官职典史、判官，最后落款为“节度副使都督王尉迟曜”，年份为“贞元十四年闰四月四日辰时”。

这一年，是公元798年。

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798年，安西四镇里的南大门于阗，仍在西域唐军手里。这以后，西域唐军的盟友回鹘汗国，也会进入一段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

差不多与此同时，公元794年，中唐名将韦皋亦诱使吐蕃盟友南诏背叛吐蕃，重新与唐朝结盟。公元801年，韦皋兵分九路攻吐蕃，大破吐蕃。

拔城七、军镇五、户三千，擒生六千，斩首万余级
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
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

经过一系列打击，九世纪开始，后院起火的吐蕃国势开始由盛转衰，扩张势头明显减弱。

公元821年，保义可汗去世后，唐蕃长庆会盟，约定互不侵攻。

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回鹘庞特勤部西迁安西故地。

公元842年前后，庞特勤在焉耆称叶护，所部称安西回鹘，后称可汗。如果按照传统说法，北庭和安西从公元808年后开始就被吐蕃经营几十年，恐怕庞特勤西迁的过程不会像史书描写得这么平淡。

所以，历史上安西都护府最后的唐军，最终结局应是在回鹘势力的援助下，坚守住了龟兹，随后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万里一孤城，尽是白发兵。

小彩蛋：龟兹的库木土拉石窟中，曾发现“大唐大顺五年五月三十日沙弥法晴”的题记。1928年黄文弼先生来此调查时，该题名尚存，今已损毁不见。

又是一个不存在的年份，因为大顺年号只有两年，大顺五年相当于公元894年，13年后的907年，唐朝正式宣告灭亡。

《天工开物》我大明宋应星编撰，在清代由于政治原因并没有得到发行并在中国消逝。一直到300多年后的民国初年，有一个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也就是说在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几乎在中国绝迹，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

满清蛮夷，历史的罪人！

说明一下，我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我是生产力主义。这种促进生产力的书都能禁，真没什么好洗的。

再说明一下，我也不是粉明朝，明朝有明朝的问题，一个朝代几百年，有兴旺有衰败，但放到历史长河来看，明朝问题是问题，但满清的行径是耻辱，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以警后人的。不要厚脸皮争辩，我会打脸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两句可是慈禧下的诏书，擦都擦不掉的。

那个，居然有人质疑我没有看过……上图

879年黄巢破番禺（广州城），屠杀穆斯林（阿拉伯、波斯人等）、犹太教徒及拜火教徒等12万。

阿拉伯《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杀胡商12万”

阿拉伯学者马素第的《黄金草原》一说是杀了20万胡商。

当时是震惊了伊斯兰世界，所以阿拉伯史很多有此事记录，但我们历史典籍记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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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我一跳，大家争论的点是不是有点歪了？

首先声明一下，我大学不是学史的，转行了。也不研究宗教。这杀胡商的事，我很早很早就听说过，只是不作深入了解，恰好看到这问题，随手一答，也不严谨。

今天我翻了一下这个话题下的回答，原来年初1月份就有个“匿名用户”回答过黄巢屠广州这个问题。我这属于重复了，他引用的史料是《中国印度见闻录》，这份是一个名为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和一个阿拉伯学者西拉菲共同完成的手稿，此手稿先后经叙利亚的柯尔柏图书馆，塞尼来伯爵图书馆，最终现在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至于可信程度，我觉得是可信的，不然这三家图书馆不会收藏。中华书局后来将此手稿汉译出版。

马素第《黄金草原》说杀害，加逃亡饿死，溺死等近20Ｗ胡商……此数据与大多数记载12Ｗ的数据有出入。

为什么阿拉伯史很多确信是12Ｗ呢？因为“护照”。《中国印度见闻录》作者强调过唐政府按人头收税的，阿拉伯人不傻，不会多报多交税吧？

这是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3133ed6c710d，可供参考。侵权删除。

另，著名汉学家魏斐德在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中也提到“黄巢让军队屠城，放火，劫掠，单单外国人就被杀了12万，广州几乎被摧毁”。有说全城各种百姓总数被屠了20Ｗ，这倒与马素第所说的20Ｗ有相似之处。

在这下面有几个有意思的回答。

1，这是谣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中国历史方面没此记载，甚至破城年份跟阿拉伯人记载相差一年）

2，不可信，当时广州没有这么多人口。（《新唐书》曾记载说广州城户四万二千二百三十五，口二十二万一千五百，这是户籍登记在册的，若加上外商和流动人口，有多少不知道，估算有40Ｗ左右。至于《新唐书》与阿拉伯人记录可信不，不知道。）

3，黄巢破城后，屠城。什么人都杀。大家应该明白屠城是什么意思吧，很多全城被屠掉一半人口的记载多的是。

4，黄巢攻占泉州也杀了过10000多的胡商。

5，黄巢这人我定性为杀人狂，屠夫。至于此人杀人如麻的记载，中国史上多的上，可以了解下。意见不同，不作争论。

6，广州城曾于758年被波斯大食攻打掠夺过，此事《旧唐书》，《资治通鉴》皆有记载。

7，宗教问题。额，不讨论！我是无神论者。

８，穆斯林确实在广州犯下过滔天大恶，所以黄巢杀掉的部分胡商，我不可怜。

简单的说几个我翻书的时候看到的，我不是搞文献学、金石学的，所以也算是拾人牙慧

域外史料，特别是东亚范围的汉籍史料一直非常丰富，主要来自于朝鲜、越南、日本。和中国政治经济关系最为紧密的朝鲜尤盛，很多时候研究中国问题都需要参考来自于朝鲜的史料笔记，以补正史之阙。

举几个例子:

前几天翻崔溥《漂海录》评注，发现了一个不见于中国史籍志书的碑文——眉山万翼碑文

此碑文对于研究元明运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碑文抛去歌功颂德的部分，能够看出真正的南北大运河疏通构建应是在永乐朝

因为崔溥奉差出外时于济州岛遭遇暴风袭击，漂流至浙江台州府临海县上岸，起初被误认为倭寇缉捕，经过重重审察后，接受了明方良好接待，其中关于地方三司会审和北京诣兵部的流程记录的非常祥尽

再举个更早一点的例子:

金宗瑞的《高丽史节要》记载了部分北宋士人投奔高丽的例子，其中不少还是以进士之身来投，且多被授予官职

当然大多数人在宋朝方面都没有记载

（穆宗八年，1005）是岁宋温州文士周伫来投，授礼宾注簿。^[1]

（显宗四年，1013）宋闽人戴翼来投，授儒林郎守官令^[2]

（文宗六年，1052）宋进士张廷来，授秘书省校书郎。^[3]

（文宗十四年）以宋进士卢寅有文才，授秘书省校书郎。^[4]

有点多，不一一列举了

至于晚明时期的朝鲜史料就更多了，像：《建州闻见录》、《沈阳状启》、《沈阳日记》、《栅中日录》

比如《建州闻见录》中的“奴酋家图”（和实际勘测的有出入）

我翻阅《栅中日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的小细节，李永芳在二十九日与刘挺合兵同进之时提到：

这里的六镇藩胡，就是朝鲜李朝世宗时期，于中朝边境的瓯脱地带趁着建州左卫和毛怜卫衰落之际，将势力扩展至图们江以东，设立了六个军镇：会宁、稳城、钟城、庆元、庆兴、茂山。

看起来朝鲜已然控制了图们江沿岸土地

我起初也是这么认为，因为在明朝方面并无记载，清方除了康熙五十年，针对中朝边界的模糊状况康熙皇帝派遣乌喇总管穆克敦会同朝鲜方面巡查外，并无过多阐述。

为什么我说这个文段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为李永芳说：“六镇藩胡多在奴酋麾下”

这意味着六镇的设立根本不是说李朝将势力推进到图们江东，六军镇的地位显然更加特殊，应该是是朝鲜与女真各部杂居的状态，六镇更像是朝鲜方面的据点而非州府

在李永芳的叙事中也清楚的看到，后金起事之初的六镇是努尔哈赤的势力范围

但为何康熙勘界后六镇便大大方方的变成李朝国土了呢？

经尚书提醒，《李朝实录》记载明清战争中忽温与努尔哈赤先后大量的掳掠人口使六镇处的女真各部迁出，导致六镇区域人口比例实质上以朝鲜人为主，所以后来自然也顺水推舟

《建州闻见录》中也有一些后金与明方史料不及的地方

比如对西路杜松兵战力的肯定：

这种文段在好似开挂一般的《满文老档》中是看不见的

虽然没有直言，但王氏东华录里有相关文段侧面佐证

最近在看《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是本好书，对明清传教士史事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翻翻

看到 @菜头会飞 同学在下面引用《鞑靼征服中国史》

感觉有点尴尬，这个问题是说发现于境外史料而未见于中国史藉

不是说境外史料和中国史藉冲突

妇女地位高?

不是吧.....

真要细说，可以看看《明清史抉微》里的“悍妻现象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

上面列举的笔记小说作者多是明朝生人，所以扣这种边角史料玩话术的活儿还是尽量少干

应该贴完的

参考

1. ^ 《高丽史节要》卷二
2. ^ 《高丽史节要》卷三
3. ^ 《高丽史节要》卷四
4. ^ 《高丽史节要》卷五

去年的《中国正在说》邀请了清华大学国家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说一带一路。说了一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事。

谷魏龙是谁？

发现它的地方在印度河河谷(印度河在巴基斯坦)，写在悬崖上的一块石头上。写的是大魏使谷魏龙今向迷密使去。

【日本国在见书目】中所存留的【易纬】一书，解释了唐高宗“龙朔改革”的真相。
公元661年，干支纪年中的辛酉年，益州等地纷纷上表称有龙出现，于是唐高宗宣布把年号从显庆六年改为龙朔元年。

从龙朔元年开始，一直到10年后的咸亨元年（670年），高宗主导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改革，甚至像当年的王莽时代一样大规模更改百司官名：

尚书省废除尚书令，以左右仆射为长官并更名左右匡政，佐官也更易名称。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全部更名。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无一例外。其他机构如御史台，殿中省，内侍省，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太府监，少府监，将作监，国子监，都水监，东宫官，十六卫，还包括后宫妃嫔女官在内（“内职皆更旧号”）都进行了官名改易。
——关于改革后的具体官名，可参照【旧唐书 职官志二】

在把几乎所有唐朝的中央机构官职改名之后，高宗又在龙朔二年下令制作了新的律令格式。
可是，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制度改易，却在咸亨元年后废除了大多数内容。高宗自己推翻了自己之前所有的工作，改革运动戛然而止又回到了龙朔元年之前的样子。

如此一场扑朔迷离的政治运动让后世的治史之人产生了无限的遐想。还有人推测这是武后掌权的标志，故意通过改官名等措施标新立异，冲击传统思想。
而唐代本身也对高宗主导的这场改革讳莫如深，“至若龙朔咸亨改复之说，此皆不书。”

如此一来，这场突兀的改革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又为何最后被废除，似乎成了永远的无头公案。

幸运的是，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纬学传入日本并融合发展成为平安时代影响力极大的阴阳道（不知源义经，但知晴明公）。
正是因此，大量中国有关谶纬术数的文献在日本保留了下来。
经过后世学者的梳理，唐高宗时期这场神秘的龙朔改革的思想源头，就是来自于日本保存下来的郑玄注【易纬】。

根据日本昌泰四年（901年），干支辛酉年时，以通晓占术闻名的三善清行呈给醍醐天皇督请改元的【革命勘文】，我们得知，在郑玄注【易纬】中有“辛酉革命”之说：

【易纬】云“辛酉为革命，甲子为革令”。郑玄曰：“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蔀，合迁三百廿年。”......
【诗纬】云：“十周参聚，气生神明。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

周文王，戊午年决虞芮讼，辛酉年青龙衔图出河，甲子年赤雀衔丹书。而圣武伐纣，戊午日军渡孟津，辛酉日作泰誓，甲子日入商郊。

三善清行所引的易纬，诗纬这些条目和郑玄的注解都不见于中国文献的记载。
总结起来就是在某些特定时间点上，革命的力量会空前强大，君主需要修德攘灾，做政治上的改革以避免革命。

而在戊午，辛酉，甲子改革政治的传统记载为何会在中国失传，原因大概就是历代对纬书的篡改：

【日本国在见书目】称郑玄注【易纬】10卷，到了【隋书 经籍志】里记载就成了8卷，少了2卷内容。两唐书则记载是宋均注【易纬】9卷。
郑玄最爱以天命五德解释经书，所以他为诸纬书所作注解在隋唐被刻意删改伪造。
比如郑玄注【礼纬】，【日本国在见书目】和【隋书】都记载有3卷，但在两【唐书】内却换成了宋均注，可见郑注已经亡佚。
同样情况也见于【诗纬】，【旧唐书】著录包括郑玄和宋均两个版本，但到了欧阳修编写的【新唐书】就只剩下宋均版本了。

然而，传入日本的【易纬】因为没有敏感的政治氛围，并没有遭到政治力量的篡改，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原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辛酉革命”说虽然在中国完全消失，却在日本文献里活了下来，甚至长期保持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日本多位著名统治者均以此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直到20世纪中期（比如二战期间日本大肆庆祝“纪元2600年”）：

神武天皇即位被定为辛酉年（公元前660年，周惠王十七年）。
圣德太子在601年（辛酉年）开始改革，604年（甲子年）颁布【宪法十七条】。
桓武天皇在781年（辛酉年）即位，784年（甲子年）宣布迁都长冈京。
从天应元年（781年）到文久元年（1861年），共有19个辛酉年，改元16次。从神龟元年（724年）到元治元年（1864年）共有20个甲子年，改元16次。整体来说，辛酉年和甲子年改元比率高达80%。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

其基本情况和主要价值可以概括为：

20世纪初俄国人在黑水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驻地——达兰库布东南约30公里）发现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献。1923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整理报告《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开始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名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曾一度佚失的传奇文献《文海宝韵》。由于《文海宝韵》印刷时所使用的纸张是宋代公文旧纸，所以《文海宝韵》背面的宋代官文书同样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2000年，《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六册将这批宋代公文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名出版。这批文书主要涉及两宋之际西北地区的仓司诉讼、军队调遣、军事装备及军法等问题。虽然只有109页，但与传世典籍材料相互结合还是能给我们的宋史研究带来一些新鲜血液。

其史料价值无外乎宋朝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两项。其中的许多记载填补了现存传世史料的许多不足和空白。此外，这批文献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等。尤其是在司法、经济制度方面，由于文书记载的案件来自于基层，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关子、会子、交旁等票据在文书中已经出现。但如何将文献中出现的各类职官、物品、票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合理解释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关于黑水城文献的利用情况及研究者存在的问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研究员指出：

黑水城文献发现于20世纪初期的1907年至1909年，并由此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西夏学。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研究主要局限于民族语言文字学界和西夏文文献两个领域，由于文献主要庋藏于异域，历史学界对汉文文献除了通过少有的介绍性书刊略有所知外，难得窥见“庐山真面”，整理与研究也就自然无从谈起。1996年之后，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的出版，人们虽然具备了研究汉文文献的条件，但由于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对敦煌学界和唐史学界不越界、宋史学界不屑于、元史学界不关注黑水城文献的倾向，所以汉文文献一直处于一个“三不管”的境地。

而尴尬的是：

从事文书学的研究生包括部分青年研究者多有一个通病，文书学知识储备有余而通史断代史知识储备不足，关注文书材料有余而兼及传世典籍不足，文书与传世史料结合不足，文书与社会、制度、事件、群体等关联不足，常常囿于文书的狭小范围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容易患上“文书狭隘征”。

这也是黑水城文献虽然非常重要，但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被宋史学界重视和利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详细内容如下：

黑水，蒙古语作Kars-khoto，意为黑城，汉语译名为哈拉浩特。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驻地——达兰库布东南约30公里。汉朝时，这里就是重要的边塞。西夏立国后，在全国设立了十二个监军司，用以掌管边境防卫。黑水城是“黑水镇燕军司”的驻所，成为西夏在西北边境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元灭西夏之后，在这里设立亦集乃路。随着时间的流逝，黑水城和尼雅、楼兰古城一样湮没于浩瀚的沙漠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以探险为名疯狂掠夺我国文物，作为文化宝库的黑水城自然成为西方探险家眼中的“猎物”。

俄国军队上校、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P.K.KOZLOV）于1907年12月25日至1909年7月26日，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遣，率队在我国西部进行了一年半的“考察”，曾两次到达黑水城进行挖掘。科兹洛夫两次在黑水城发掘文物时，仅黑水城外古塔所得，就简直是“一座拥有各种书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书库”。他在考察黑水城之后，将所得文物打成数十捆箱包，运往圣彼得堡，并于1923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他的整理报告《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掘的文物大体上分为两类，器物部分收藏在俄罗斯国立爱尔密塔什博物馆，文献部分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目前整理公布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已有8000多个编号，上海古籍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使这批珍贵的文献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名出版面世。在这批珍贵的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海宝韵》的刊布。《文海宝韵》是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所获大批文献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著名的西夏史专家聂历山就在众多的西夏文献中发现了《文海宝韵》。后来，这部书竟然找不到了。据说，20世纪30年代《文海宝韵》被拿去裱糊，随着聂历山和裱糊师的去世，这部珍贵文献的下落也就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种原因，20世纪60年代，苏联专家们出版西夏手写本和木刻本目录时均没有将其收录。几十年以后，裱糊师的家属发现了这部文献，并将其送交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保存（现为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1992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开始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进行整理、出版。1993年10月，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代表团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拍摄俄藏黑水城文献，《文海宝韵》是中方首先拍摄的一种，并将《文海宝韵》的全文收录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七册中。由于《文海宝韵》印刷时所使用的纸张是宋代公文旧纸，所以《文海宝韵》背面的宋代官文书同样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2000年，《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六册将这批宋代公文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名出版。《文海宝韵》的失而复得，使这批宋代文献重见天日。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在国内是首次公布，对这批文书进行整理、研究并加以利用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文献》中附有《附录》，据《附录》介绍，这批文书为“宋写本，未染麻纸，共109页。每页约高29.5厘米，宽37.5厘米。行数不一，字有大小。楷、行、草书皆具，非一人所书，墨色大多浓匀。有朱笔与朱、墨印。原系长短不一的卷轴装或单页文书，为西夏所得后，裁切成一般大小，并于纸背刻印西夏文蝴蝶装《文海宝韵》。入藏俄罗斯后，按《文海宝韵》的页码顺序装订成册，偶有错简。”这批文书主要涉及两宋之际西北地区的仓司诉讼、军队调、军事装备及军法等问题。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虽然只有109页，但与传世典籍材料相互结合还是能给我们的宋史研究带来一些新鲜血液。作者以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史料价值无外乎宋朝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两项。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对宋代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及政治人物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在政治制度方面，《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涉及的较大的职官有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河北河东沿边宣抚使司主管机密文字、鄜延路副都总管机密文字、廉访使者、知城、都指挥使、指挥使、兵马监押等，较小的基层官吏有承局、贴书、将司、族司等，这些职官和机构对于研究宋代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新材料。尤其一些文书的人名落款对于研究地方官员的题衔具有重要的价值，如第64页文书中的落款为：“忠翊郎权知通庆城权第七副将潘通”，提供了由知城兼任副将的实例。除此之外，《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还为我们提供了宋代公文的实物，这为结合典籍材料深入推进宋代文书制度研究，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在政治人物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薛嗣昌、陕西宣抚使范致虚、陕西制置使王庶和河北河东沿边宣抚使司掌管机密文字刘子羽。这些政治人物又和政治事件紧密相关，文书中反映出薛嗣昌在担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期间，主持了宣和末年造酒犒设西北蕃汉军兵的工作。陕西宣抚使范致虚是靖康年间陕西五路勤王部队的领导者，正史中对范致虚的勤王行动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但对范致虚在勤王失败后在陕西采取的措施以及对南宋政权的态度问题则很少涉及。通过《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可以看出，范致虚在败归潼关后，积极招收溃散兵员，并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十九日开始采用南宋纪年，说明陕西五路归于南宋领导。陕西制置使王庶是南宋初年陕西抗金的领导者，但由于和泾原帅曲端不合，最终造成延安府失守的严重后果。河北河东沿边宣抚使司掌管机密文字刘子羽是河北河东宣抚使刘韐之子。刘韐死于开封保卫战，之后由范讷担任河北河东宣抚使。南宋建立后，对于河北河东宣抚使范讷进行了调离，但是否撤销了河北河东宣抚使司，史无明文。但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可以看出，南宋初年这一机构后撤到陕西，并参与了当地的招收溃散兵员的工作。

以上简述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在政治制度及政治事件方面的价值，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学术价值绝不限于此，其反映的北宋后期兵制尤其是将兵法在西北地区的实施情况也不可小视。北宋中后期，兵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废除了自宋太祖时期实行的更戍法，转而实行将兵法。北宋更戍法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更戍军冠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通常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江南、淮南、两浙等地戍军，以三年为期轮换。出戍边远条件恶劣地区的军兵，以半年为期轮换。在出戍征战之际，一般由各种番号的禁兵指挥临时拼凑成军，各指挥与部署、钤辖等暂时委派的统兵官之间，缺乏作战配合，号令不通，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严重后果。神宗即位后，锐意于富国强兵，起用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早在宋仁宗时，文彦博曾向朝廷建议：“庆历初，陕西四路之兵，逐路始分数将，每将马步不下三二千人，各自训练，务要精熟。兼得兵将相谙，使唤之际，尽知人人所能，则鲜败事”。按照文彦博的设想每将的军队有二三千人，其中范仲淹“首分鄜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由此可知，陕西鄜延路是北宋最早实行将兵法的地区之一。不过范仲淹在任帅守期间只在鄜延路设置了六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鄜延路“第七将”应当是在王安石变法以后设置的。熙宁初，泾原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在其辖区内也开始推行军事改革，在泾原路设置七将。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以泾原路蔡挺衙教阵队于崇政殿引见，仍颁其法于诸路”，将兵法开始在北宋全国范围内初步推行。此后，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一百余“将”，每将置正副将各一人，选派有武艺又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元丰元年（1078年）四月，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以本路兵马分为九将”，鄜延路第七将应当在此时设置。鄜延路第七将虽然只是北宋时期所设置的一百多个将中的一个，但作为西北地区将兵法实施中的一个范例，我们可以采取解剖麻雀式的方法，利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对北宋后期兵制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将兵法实施后，“将”并未采取禁军编制，而是“别置将官，使之专切训练”。“将”内除正、副将外，又部将、队将、押队使臣，以及训练官等。将官序列尽管没有完全取代禁军编制，但为后来南宋屯驻大兵废弃禁兵原有编制作了准备。但两种编制并行必然造成重复设官，两大军职系统的权责关系并不明晰。虽然宋廷规定对于将官“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但仍保留了总管统制诸将的权力，使系将禁兵将官与原来总管等统兵官，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关系，有的将官是由总管等兼任，但也有一些总管等统兵官不兼将官。元祐年间针对这一弊端，对将兵法进行部分修补，任命将官担任监押、巡检，或让总管、钤辖节制诸将，出现了两大军职相互渗透的局面。宋徽宗时期，路分钤辖和路分都监如兼将官者“管辖本将军马”，不兼将官者只“管辖本路不系将屯驻、驻泊、就粮禁军”。总体来看，虽然自设置系将禁兵后，总管、钤辖之类统兵官的职权趋向式微，但仍在发挥作用。北宋末年，鄜延路“策应环庆路军马”文书中出现的“鄜延路/都总管/司之印”，说明鄜延路都总管司仍对下辖诸将具有统帅权。由于“将”内集中了宋廷的精锐部队，而“不系团结将兵处，兵官全失训练”，因此在执行重大军事作战任务时，一般勾抽将内士兵组成作战部队。随着总管、钤辖等统兵官的固定化及权限渐小，北宋后期作战部队开始采用“都统制——统制”这一新的统帅官系统，“都总管——总管”作为作战部队统帅的传统被抛弃。《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统制司”应当就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后的具体体现。

北宋后期，陕西将兵法不仅将作战能力较强的禁军编入系将禁军，而且原属于乡兵系统的弓箭手与禁军进行混合编将。作为乡兵的弓箭手其主要任务是“防托、巡警及缓急边事”。但由于“弓箭手皆土人，习障塞蹊隧，晓羌语，耐寒苦，官未尝与兵械资粮，而每战辄使先拒贼”，因此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作战的主力部队。北宋中期以后，“禁军大率贫窘，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已成风，则知所募出征之兵，衣食仰于县官者，犹不为将校所渔猎”，而弓箭手则“守边捍御，藉为军锋，素号骁勇”，逐渐取代了禁军地位。陕西蕃汉弓箭手参加了两宋之际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其中就包括宣和年间收复燕山府之役，靖康年间鄜延路策应环庆路军马及范致虚等组织的救援开封的勤王活动，包括弓箭手在内的系将官兵跨军区作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弓箭手的正兵化必然需要改变原来衣装、器甲、粮草自备的供给体制，朝廷开始对长期戍守或参加长行作战的弓箭手予以定量的补助，同时弓箭手的叙迁也一同列入正兵体系，这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军粮诉讼文书中均有体现。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还反映了除出战系将官兵之外，战斗辅助人员的参战情况。将兵法实施后，一些羸弱的禁军剩员被裁，充当州县或军队中“白直人”。军队中的白直人兵除负担各种杂役外，多与马军配合出战。这些白直人兵的差拨、分配权在将领，各指挥将官提出正式申请，由将领根据战斗需要进行调拨。第101页小胡等族文书中出现的“余丁”应当是保甲余丁，小胡等族文书中不论马军还是步人弓箭手，都配备有一定数量的“余丁”，这说明陕西保甲余丁可以和系“将”弓箭手相互结合，组成混合战斗序列，参加战斗。以往史学界对于宋代职役的研究多注重于路、府、州、县等行政部门，很少关注军队中的职役情况，尽管《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关于白直人和保甲余丁的记载寥寥，但毕竟为我们审视和研究军队中的职役情况提供了新的角度。

尽管宋代规定州县不得干预将内事务，但将的驻地一般都选在军事地位险要的地区，因此“将”不可能脱离作为行政区划的州县，行使独立的军事管辖权，在具体的操作中，将和州县之间不可能不产生联系，如鄜延路第七将的驻地在保安军，第七将军用物资的主管部门是保安军军资库，这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也有体现，如第58页文书是保安军给第七将的牒文，大意是说由于第七将招收新兵，需要支付招军例物，但保安军“军资库勘会得并无见在例物”，需要对士兵的例物进行纽折。第1页右半页和第16页文书也是保安军给第七将的牒文，牒文与造酒供给沿边蕃汉部队之事有关，这说明第七将所辖城寨蕃汉官兵的犒设也是由保安军负责完成的。第40页文书是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统制司吴湛给保安军的申状主要是为缴刘承信家状之事，家状一般用于立功士兵的迁补，这表明士兵的迁补工作也由作为行政部门的保安军承担。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作为军事部门的第七将，并未完全独立于作为行政部门的保安军之外，两者一般采取相互协作的方式，以寻求军事与行政之间的平衡。

当然，《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由于这批文献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等，作者学力尚浅，很难对这批文献的史料价值作出全面系统的挖掘和认识。因此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如在政治方面，我们已经基本理清了文书中涉及的重点人物、重大机构和重要事件，这些人物、机构和事件集中的时间桥段比较短，主要集中在北宋末、南宋初，完全利用黑水城文献对这些重要人物、机构作出准确、客观的评价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我们已经对范致虚领导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鄜延路“策应环庆路军马”等机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大机构相关材料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河北、河东沿边宣抚使司”这一机构仅见于文书，因此很难深入研究。在军事方面，我们以往的研究论著过多关注某一兵制，或只研究禁军、或只研究厢军、或只研究乡兵，其实在西北地区各种兵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一点在蕃兵制度中表现最为明显，如何将各种兵制交织在一起的过程、状态进行评述，并挖掘其深层次的社会动因，仍是一项值得期待的工作。在司法、经济制度方面，由于文书记载的案件来自于基层，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关子、会子、交旁等票据虽然在文书中已经出现，但不能夸大其职能和历史作用，无限制地拔高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如何将文献中出现的各类职官、物品、票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合理解释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陈瑞青：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11，p.51-54，493-504）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

　　“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那些仅住在澳门和广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冲突。……但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内地，如我们所述，他们恭敬有礼的和我们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作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这是明末西洋传教士对当时中国人的评价，这种对自己的文化自信，却还懂得夸赞他人，即使对异族并不欣赏，也要表面上知礼节的胸怀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现在有些人，不是极端崇洋媚外就是极端贬低外界（崇洋媚外占了大多数）。二者都不好

1649永历三年，大明皇太子通过澳门向教廷求助，声称明以天主为国教，希望教宗组织十字军东征挽救明帝国，然而教廷远在罗马，也无法救援。该史料在梵蒂冈被发现。

翻译稿： @树大师

身为帝国的唯一继承人，上帝在东方的代言人，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中原大皇帝的太子，朝鲜、乌斯藏、撒里维吾儿的保护者，东亚诸王国的护卫者，察哈尔部林丹汗的朋友，蒙古草原的天可汗，欧洲诸国心中东方幻想乡的王子。

在此向教宗因诺曾爵十世阁下致以问候，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您，在我们尊崇天主教为国教的伟大国度，明帝国，在鞑靼人南侵、农民暴动、军事贵族叛乱和荷兰人进攻的联合打击之下，目前的帝国已经要四分五裂了，不信上帝的野蛮鞑靼人正在帝国的各地屠杀主的羔羊。

这些东方的异教徒还在源源不断的传播他们的异端信仰，试图让主的羊群进入魔鬼的怀抱，所以请求教宗因诺曾爵十世阁下，组建十字军东征，发动一场圣战，让上帝的荣光重新照耀东方，愿天主保佑大明中兴太平。

“皇太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
“皇太后玛利亚(Maria)”
“中宫皇后海伦娜(Helena)”
敬上

原文如下：

知乎是一个分享和交流专业知识、经验和见解的问答社区，尤其是在历史话题下。这里不是发明家的领域，尤其是题目都写了“史料”二字。

这位同学想靠盲目民族主义的抖机灵、编故事，那我只能拿史料说话/打脸了。

在作者的这篇文章中相关史实部分，也就第一段前半句是对的，即“《天工开物》我大明宋应星编撰”。

• “在清代由于政治原因并没有得到发行并在中国消逝”

写过四万首诗的乾隆皇帝第一个反对，乾隆自己的一首诗词中引用过《天工开物》，这首诗的名字叫《咏宣窑霁红瓶》见《御制诗四集》巻二十一，诗曰：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

有人会说，乾隆看过不一定清朝人看过，鞑子编《四库全书》毁我中华文化，《天工开物》就被删了，你个满夷（好吧，之前有人私信就这样骂过我）......很多人认为只要《四库全书》没有收录的图书，就全部是属于四库禁毁图书，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时社会上的所有图书，可以分为四库所收书，四库存目书，四库禁毁以及四库未收书，乃至四库馆臣未见之书。不在四库全书中的其他书籍，可能属于存目书、禁毁书或未收书、未见书。近年来，国家也相继编写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

而《天工开物》在新世纪丛书的编纂中，却位居于《续修四库全书》之中，而非《四库禁毁丛刊之中。而且早在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也被全文收录，印成后颁行全国各省。

又会有人说，即便鞑子没查禁，那也不代表《天工开物》在清朝得以广泛应用，“《天工开物》在我中华绝迹三百年”，“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几乎在中国绝迹，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

然而，清朝三百年间，各类官方的、民间的图书中对于《天工开物》进行了广泛引用。此书不仅在国内广泛流通，而且成为向国外出口的书籍之一。

《（嘉庆）沅江县志》物产志：《天工开物》曰：今天下育人民者，稻居什七。
《（光绪）永寿县志》卷四：《天工开物》：石炭有三种，一日明煤，二日碎煤，三日末煤。
《（嘉庆）常德府志》卷十八：《天工开物》：凡麻可粒可油，惟火麻、胡麻二种。
《授时通考》卷二十三：《天工开物》：凡粮食米而不粉者，种类甚多，相去数百里。
《抚郡农产考略》：粱俗，呼为高粱。茎叶似粟，长如芦苇。据《天工开物》则此为芦粟，非也。穗多毛，而长花有红白二色。
............

最后，恐怕有人问，你亲眼看过吗？你这怎么就不是编造历史了！

我这儿恰巧还真有几个版本的《天工开物》，其中就有杨素卿于明末刻成而于清初修补的坊刻本。

最让我感到最魔幻的是，这位答主所引用图片的那本《天工开物》就是以清初刻本为模版再印的，莫非是要吃饭砸锅？

最后贴一张 《天工开物译注》的前言

再来给答主详细讲一讲他文中的那个小故事，答主答案中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也就是说在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几乎在中国绝迹，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

好吧，我来给答主还原一下真实的历史事实。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丁文江（1887—1936），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02年秋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受吴稚晖影响，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1906年秋，在剑桥大学学习。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双学士。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因《云南通志》引《天工开物》之矿产所见，而始得知其书。然而先生却只言北京的图书馆及私人未见有藏，却从未提及国内一本都没有云云。

丁文江先生主要攻读地质学，又是少年时期就出国留学，对传统文献学、目录学可能不了解，不知道国内其他城市藏有的版本也情有可原。可这位答主拥有海量互联网资源，还自称读过原著，答题之前不能查一下吗，真的是史从口出？

还得说一下答主的逻辑学和语文水平了。

满清蛮夷，历史的罪人！
说明一下，我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

嗯，你开心就好

再说明一下，我也不是粉明朝，明朝有明朝的问题
明朝问题是问题，但满清的行径是耻辱，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

嗯，你开心就好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两句可是慈禧下的诏书，擦都擦不掉的。

“量....与国之欢心“的前一句是“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和“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这个句话的意思到底是”用尽中国的物质来讨好列强“还是”是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去结与国之欢心“恐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吧。

慈禧有那么多可黑的地方，年青人姿势水平还是不够啊！

用一个瞎编的故事，十年前的老梗，胡扯的史料，盲目的民族主义来知乎装逼？

对不起，只能打脸了。

还想向某些网友说一句：如果将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几个满清统治者，那么历史可就真的是可有可无的废物了，您老也就老老实实做安安饿殍吧。即使明朝不亡，涌现出上百个宋应星，大明朝的”读书人“也不会发动所谓的工业革命。

当然，这也不妨碍一些人做精神“明朝士大夫”。

（此答主答案评论区）

希望知乎还是知乎，是知识的互动，思想的碰撞，而不是一味分享刚编的故事，至少在历史话题下我会坚守我的底线。

这位大哥戏真多，怕不是被迫害妄想症吧。

所有封建王朝都是臭狗屎，朱家这泡屎尿还是您趁热吃了吧!

士大夫把自己看成是与皇帝一样的特权阶层。所以，每每听人说到明代的文官集团敢和皇权作斗争是一种社会进步，我就感到尤为可笑。这不是君主立宪制下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与王权的斗争，而只是一个旧体制下的食利阶层为保护自身利益的原始冲动，只享有特权而不承担义务。中小自耕农就理所应当的奉献，而他们则享受自耕农的献祭，他们几乎就是类似教会的那种角色。明代的文官制度根本就是一种社会的倒退。

《黄金草原》

“第15章 中国中原和突厥人的国王，阿慕尔后裔们的分布，有关中国及其国王的资料，其王统和他们的政治制度等”

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

中国的皇帝居住在扬州，每个都是在位几百年的长生种……咳咳……

之前看一本书的时候发现，原来英法联军中原来有印度人，最近印度不是还叫嚣“当年印度军队都能打到北京，现在印度军队还能打到北京”。我去找了一些史料来看，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发现不仅英法联军里面有印度人，八国联军里也有印度人，最有意思的是，八国联军里还有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从哪里来的呢，怎么就进入英军进而攻打自己的国都呢？于是我发现了一本神书，知道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借助这本书，带着大家看看，英国的现代制度是怎么嫁接在19世纪末的中国的。

这本书就是《米字旗下的威海卫》

明中期以后，文化繁荣，很多文学作品一个月左右就能在日本出现

后来我大清养了一堆儒家哈巴狗修四库全书毁书无数

再后来民国以后，大量的书籍从日本回流，也是当初没想到的啊

远古的没听说过，明朝清朝有一些：

唐朝碎叶城城址的确定

碎叶城作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李白故乡，并且是中国历代王朝在西部地区设防最远的一座边陲城市，历史地位和象征意义非常高。但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缺乏，其具体位置千年来一直无法确定。成为我国西域历史之谜。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苏联托克马克市（今属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农民在田地里耕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块石头。

就是上面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大致呈长方形，边缘部分已经残损。但熟悉佛教的考古学界马上判断出来，这是一件佛教造像的基座。经过辨识，该佛像基座上共刻有41个汉字。

这41个汉字表达的意思是：唐代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为天子祈福、为死去的父母冥福。杜怀宝为何人？历史上关于杜怀宝的记录仅有寥寥数语。

《新唐书·王方翼传》：

裴行俭讨（阿史那）遮匐，奏（王方翼）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徙故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方翼筑碎叶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域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杜）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遂失蕃戎之和。

译文如下：唐高宗调露元年（即公元679年），裴行俭奉命前往西域平定突厥叛乱。为配合这次行动，后来修筑碎叶城的王方翼被封为安西都护，而杜怀宝则从安西都护调整为庭州刺史。当叛乱平定，碎叶城修筑完成后，唐高宗一道诏书又将二人职位对调，杜怀宝又被派往碎叶镇守。

中国史籍对杜怀宝的全部记载仅有《王方翼传》里的这几十个字。但这几十个字成为确定唐代碎叶城遗址的最核心证据。这尊被前苏联农民发现的佛教造像碑，很可能是杜怀宝在其位而不得重用、又远在碎叶边地的思母之情，借这尊佛教造像石来获得心理慰籍。戍守碎叶的杜怀宝将痛苦的情绪凝聚在造像之中，被历史无情遗忘，却又被后人兴奋发现，成为佐证碎叶城城址的关键证据。

经过1000多年的风吹雨打，这座仿唐代长安城的边境重镇，如今已风化为一座巨大的土堆。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发现碎叶城的城墙长达26公里，并在寺庙废墟中发掘出“开元通宝”和“大历通宝”等唐代钱币。

纠正一个回答里面的重大误差

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建国后，大概是一个军队中的文职军官，花心思考证这个日期。他寻访了不少人，毛泽东和董必武肯定是记不得了。实际上在延安时，每年就以7月1日纪念建党，如果他们记得，就应该是7月23日纪念了。最方便的当然是找与一大召开直接相关的人。

周佛海和陈公博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但居然都成为汪精卫的汉奸政府中的要员。周佛海虽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被判死列，但很快就死了。而周佛海的老婆则没有死。终于在监狱里找到周佛海的老婆。这个人让周的老婆仔细回忆。但周的老婆也不是记忆力超群的人，记不得具体的日期，不过她回忆起一个细节，就是会议召开的那天，周夫妇二人住的旅馆中，发生了一起情侣自杀殉情的案件。

有了这一线索，这个人仔细寻找1921年夏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中是否有这一殉情案件的报道。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某个旧报纸上发现了周佛海老婆所说的那个旅馆中发生的殉情案件，这一天是1921年7月23日。

注意这一细节在电影-建党伟业里面是有具体表现的，感兴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

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可不是小事，不是靠啥共产国际的档案，特此说明一下。

一说起我们中国的领土疆域，基本就是地图上的那960万平方公里，现在很多时候也算上海域了，一共大概1300万。

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在三千公里之外，我国还有一块“领土”，任何中国人都可以任意出入，听起来是不是很震惊？

这里就是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



其实斯瓦尔巴群岛早在12世纪就由最近的挪威人发现了，但也仅仅是发现而已。

1596年6月19日，荷兰探险家巴伦支也发现了的这片岛屿，并命名为"斯瓦尔巴"。此后英国、丹麦、法国等探险家也陆续来此，这也成为了人类探险北极的起点。

可是人一多了，就容易产生冲突。为了避免战争，这些国家就商量着看怎么办才好。



于是1920年，由挪威、美国、英国、爱尔兰、丹麦、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等国家在巴黎签署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决定该群岛的主权归属挪威，但各缔约国的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可以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以及科研等活动。

那个时候中国所签订的条约几乎都是丧权辱国的，有这好事儿八辈子也轮不到我们啊！



但是法国不知道怎么回事，主动派人找到了当时的北洋军阀第一把交椅段祺瑞，意思是让段祺瑞派也派个代表去签字，让中国也承认这个条约。

段祺瑞一看也没什么损失，就随便派了个人去，但也只是走了个过场，签完字就没有然后了。

毕竟这个条约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没一点作用，国内生产力低下，百姓民不聊生，跑那么又冷又远的地方搞科研？旅游？都是扯淡。



但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举动，在60年后解决了中国一个大问题！

1991年，中国三极探险第一人高登义教授应挪威卑尔根大学Y·叶新教授的邀请，参加了挪威、前苏联、中国和冰岛四国科学家北极联合科学考察。

这时的中国在北极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立足点，根本没办法长期研究。但高登义教授回国之前，Y·叶新教授送了他一本《北极指南》，书中有《斯瓦尔巴条约》的英文版。



之后中国就是通过这一个近百年的历史条约，成功获得在北极斯瓦尔巴群岛上建站的权利，并且于2003年建立了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

黄河站是北极地区的第8座国家级科学考察站。目前，与黄河站为邻的有挪威、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科考站。

而且，普通的中国公民也有权自由出入该群岛，在遵守挪威法律的前提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住多久住多久~

说个近代的。1945年10月到1946年4月，国府和苏联一直在洽商苏军撤退和接收问题。按照国府多年来的说法，斯大林意图吞并东北，“四次拖延撤军”，赖着不走大半年。

不过根据苏联方面1945年12月30日蒋经国同斯大林会谈的会谈记录，是蒋经国提出要求“延迟到2月1日撤出苏军”，而蒋经国所言“是中国政府最后一次请求”和斯大林所言“还要”表明，之前苏军延后撤军也是国府要求的。

唐宋也来，日本出版过不少中国图书，其中不少依旧是原汁原味的汉文版，这些中国图书的日本版本被称之为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在90年代出版过一套和刻本类书集成，和刻本，即日本刻本，类书则是类似于百科全书的一种书记类型，其中一套日本文禄年间的《事林广记》的《江北郡县》一节，可能记载了金代行政区划被人删改的几个字。

《事林广记》，一般认为作者是南宋人陈元靓，作品详细记载了天文、阴阳、地理、历史朝代、各地行政区划，也包括宋朝皇室的族谱，在行政区划中分成了《江北郡县》和《江南郡县》两节。

但是从和刻本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面的江北郡县和江南郡县并不以长江为界，而是分别记载了金朝末年和南宋末年的行政区划，从本书的前后题跋中可以看出，文禄年间的和刻本是根据洛阳书肆版翻印的，据考证，这里面的江北郡县并非出自原作者，而是洛阳书肆根据金末文人自发修史的内容增补的。

这里面的江北浚县，解决了金属中的很多问题，按其中有一条信息非常有意思，众所周知，金朝对于北方草原服从他的部落首领授予部落节度使的职务，根据现在通行的点校本金史的记载，一共有八位部族节度使：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乌古里部族节度使、石垒部族节度使、助鲁部族节度使、孛特本部族节度使、计鲁部族节度使、部罗火扎石合节度使、土鲁浑扎石合节度使。

但是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金史百官志里面的记载的行政区统计数字都是以泰和八年为准的，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在此之前已经撤销了，按照金史的编写体例，应该首先注明有七位部族节度使，写完七位之后，在下面一行小字补充这个被撤销的部族节度使，但是此处并没有如此安排，而是将之直接算了进去。

而在这个日本版本里面，我们终于看到了，是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时候，刻意抹掉了一个部族节度使，是谁呢？

蒙古部族节度使。

这当然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蒙古统治者似乎有些忌讳曾经臣服于辽金的历史，虽然没法不承认，但是总想方设法在史料中抹去相关记载，辽史的“阻卜”问题也是源于元朝史官对于辽朝史料的删改。

由于元朝统一全国之后修改了行政区划，所以在中国出版的事林广记也换成了相应的元朝区划，但是中国行政区划对于日本的读者来说，没有多大影响，所以在文禄和刻本里面依旧保持了洛阳书肆的原始版本，也证实了蒙古部族曾经服从于金朝，并接受册封的史实。

铁木真是否接受过金朝册封？在蒙古史书里面，普遍声称铁木真在征讨塔塔尔部后被金朝授予了“札兀惕忽里”的头衔，这个头衔是什么意思？是否代表了蒙古对金朝的服从？相关的探讨很多，但是如果蒙古部族曾经接受过金朝的册封的话，忽里——女真语“统帅”，扎兀惕——“昭武”的音译，其中一种猜想又多了新证据，所谓札兀惕忽里，意思更可能是

昭武大将军、蒙古诸部节度使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鸿茅与滴滴必须被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