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真的那么不堪吗？那为什么课本要为他洗地？
要理解这一点，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一件件地说。
先说说张学良身上那些“不堪”的标签是怎么来的：
“民国四公子”的“风流”轶事： 这点可能是最广为人知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张学良确实是当时的名流，生活方式也比较开放，身边围绕着不少名媛。像什么“赵四小姐”、“谷瑞玉”等等，这些故事添油加醋地流传开来，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不过，咱们也得想想，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他父亲去世后，作为少帅，他要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同时又身处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背景下，或许并非个例，只是他身份特殊，被放大了。而且，仅仅凭生活作风来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本身就有点片面。
“不抵抗”的帽子： 这是最沉重，也最让很多人不能接受的一点。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迅速沦陷，而当时张学良是东北军的最高统帅，他的一系列决策被认为是“不抵抗”。这在民族危难之际，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很多人因此认为他是有罪的，是卖国贼的帮凶。
为什么会“不抵抗”？ 这里面的原因其实很复杂，不能简单一句“不抵抗”就概括。
军事实力不足： 当时的东北军虽然人数不少，但武器装备落后，训练水平也参差不齐，与日军相比差距巨大。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求援，但得到的回应是“力求隐忍，暂守和平”。蒋介石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对日本的侵略似乎抱有幻想，不愿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担心会影响内战进程。
政治考量和蒋介石的命令： 张学良当时是蒋介石的下属，他需要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蒋介石明确指示“饬令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不得与日军发生冲突”，并且要求“严守不抵抗政策”。虽然张学良内心是抗拒的，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他在回忆中也提到，如果他悍然发动抵抗，很可能东北军会被日军迅速消灭，而他本人也会被视为挑衅者，失去合法性。
对日本实力的误判： 当时中国内部也存在对日本实力的低估，认为日本的侵略只是局部性的，可以暂时忍耐。
个人责任： 当然，作为最高指挥官，张学良也无法完全推卸责任。他在事发前对部队的部署、对情报的判断等方面，确实存在疏忽。他本人在事后也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
那么，为什么课本会“为他洗地”（或者说更全面地呈现他）？
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角度：
1. “西安事变”的功绩： 这是张学良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能够进入历史教科书的关键原因。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当时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日，但国民党政府却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作为东北少壮派的代表，深受民族危难的刺激，也看到了抗日才是唯一出路。他与蒋介石有过多次交涉，但都没有结果。最终，在多重压力和情感驱使下，他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决定。
扭转历史走向： “西安事变”的发生，直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这次事变，中国共产党将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斗争，抗战的局面可能完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是“促成”了抗日，而不是“不抵抗”。
个人牺牲：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然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但他也因此被蒋介石软禁，度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他失去了自由，也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这种“功”与“过”的对比，以及个人牺牲的维度，是教科书在评价他时一定会考虑的。
2. 历史视角的变迁与深化： 历史的研究是不断发展的。早期的历史叙述可能更侧重于简单的“黑白分明”，将人物简单地划分为“英雄”或“罪人”。但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和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能够看到历史人物行为的复杂性和所处的时代背景。
反思“不抵抗”： 今天的历史研究，更多的是去分析“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处境、国民党中央的政策、国际形势等多种因素，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张学良个人。这是一种更负责任的历史观。
突出“西安事变”的意义： 相较于“九一八事变”的争议，教科书更愿意强调“西安事变”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积极影响，因为这部分是无可争议的民族功绩。这并不意味着忽略“九一八”，而是说在整体评价中，会更突出其对民族命运的积极推动作用。
3. 时代背景的局限性： 任何历史人物都要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去评价。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
中国当时的国情： 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国家分裂，民族认同感虽然存在，但并非铁板一块。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也并非牢固。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组织全国性的抵抗，难度可想而知。
国际形势的影响： 当时的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大多采取绥靖政策，不愿卷入冲突。中国孤立无援，对抗强大的日本，缺乏外部支持。
所以，如果说课本“为他洗地”，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更全面的呈现和更历史化的解读：
它不会回避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责任，但会解释他所面临的困境和蒋介石的命令。
它会着重强调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将其视为民族英雄的方面。
它会展示他为了民族大义所付出的个人牺牲。
它会引导读者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及时代背景对个人选择的制约。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张学良简单地标签化。 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复杂的内心挣扎。他既有年轻时的轻狂与迷茫，也有中年后的担当与牺牲。将他看作一个“不抵抗”的罪人，或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英雄，都是过于简单化的解读。
历史的真相往往是灰色地带，需要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去理解。课本这样做，更像是提供一种引导，让我们认识到历史人物的丰富性，以及历史事件的多重面向，而不是简单地盖棺定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客观地看待张学良，也能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网友意见
1931年12月7日，张学良发表告北平各校同学书，表示本人保证“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劝同学勿空喊口号与请愿游行，应“痛下苦功，实心做事”，号召学生要做两事：研究中日关系，以求解决办法；愿当兵入伍者，先报名听候训练。
1932年8月10日《新民报》：当年李鸿章，今日张学良。
北平九日电，张学良八日下午对记者谈称：自己在东北不能抵抗侵略，处境犹如当年之李鸿章。百年之后，国人或能洞鉴之。虽至今日，张亦无时不思出关作战，收回故土。此心此志，想有人能信之。设我张氏父子不爱国，何至于今日？张学良言至此处，泪洒当场。
九一八这事尽管张学良晚年再怎么给蒋介石背锅，随着菜菜子公布密件，已经真相大白了。
蒋介石下了令，让张学良不抵抗，好压倒孙科政府让蒋介石卷土重来，然后再徐图失地。
张学良的确没抵抗（东北军自发抵抗不算）孙科政府的确倒台，蒋介石的确卷土重来。
至于徐图失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华北地区便成为了抗日前线。
此时河北省省政府设在天津，省主席兼天津市市长是有东北军背景的于学忠，此人积极主张抗日。
1935年前后，因“省政府设在天津，易与日方发生冲突”这样的原因，国府决定将省政府迁往保定。
1935年5月27日，张学良拍电报给 蒋介石，表示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工作可以在六月底完成，请求 蒋介石不要撤换于学忠（冀省遷保事現正趕速進行，決於六月底告竣，及請以不更易冀省主席與天津市長為宜）。
「若實為外交折衝計，必須易人，似宜以利用其他事，故宜以他種名義發表為宜。否則我方官吏之任免竟受外人之支配，而官吏中之奉公守法者縱能忠直供職，亦竟無以自全，誠恐一般官吏將趨入媚日之途，影響所及至為重大，國家前途不堪設想。」
于学忠1935年6月后调任陕甘边区“剿匪”，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兵谏 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后，于学忠率部在兰州发动“兰州事变”以响应。
可见蒋介石他是真觉得攘外必先安内。
说完这些就好讲张学良了。
九一八的确是蒋介石的命令。那你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的军事首长，东三省的割据者。
他蒋介石让你一枪未发，你就一枪未发，你张学良真这么干净？
你要说张学良太信任蒋介石，那说明张学良是原原本本真真实实原汤化原食的生理意义上的脑子有问题。
也就是蠢。
你要是说张学良别有居心，那他就是坏。
九一八这事，他张学良非蠢既坏。
这也是张学良一辈子的污点。
由于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
日本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
对东北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在一九三一年，东北从中国其他各省的输入，占其总输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对伪满洲国的贸易，却只占其输入的百分之四。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国最适于工业发展的区域——使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而把原料移用于它自己的工业。这给予了日本以大陆上的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
即使没有七七事变中国其余部分不再遭日本侵略，这种种变化，已完全勾销了南京国民政府可以归功于自己的任何改革给后代带来的好处以及张学良的一切功勋。
but，凡事不都有个凡事么，张学良从31年被骂到36年。
最后一把兵谏，从全民族的罪人变成了国民党的罪人。
当然，我更多还是觉得张学良是真蠢。
毕竟能无条件相信老蒋的少帅能有什么坏心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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