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特点。
西周初年,周朝建立起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宗法制这个制度,第一是讲血缘,第二是讲尊卑礼法。另外,周朝到秦汉时期,中国的官吏制度也并不算太完善,一个普通的士大夫瞬间而成为国家重臣的例子屡见不鲜。
再说说曹刿跟鲁庄公的关系。从宗谱上看,鲁国的祖先是伯禽,是周公旦的长子,而周公旦又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曹刿的祖先叫曹叔振铎,也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换句话说,从血缘上说,曹刿跟鲁庄公其实只是同宗各支的远亲。他们之间虽然尊卑有别,但二者并不是说不上话的。
另外,从封地上看,曹刿的祖先封地于曹国,而鲁国就在曹国的旁边。从这个角度上说,双方的交流应该也还是比较多的。
用一个都能听懂的例子来说,曹刿与鲁庄公的关系大致可以类比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汉献帝。尽管在初次登场时刘备只不过是无一官半职的织席贩履之徒,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山靖王之后,按辈分来说则是汉献帝的叔叔,这也是“刘皇叔”这个称呼的由来。此外,刘备与刘表、刘璋这些一方诸侯也都是沾亲带故。这也是为什么刘备大多数时候虽然落魄,但仍然可以与这些宗亲见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古代社会里,宗族关系的地位其实比今天要重得多。比如说,一个平民李四通过科举而做官,最后成了二品大员,这个地位自然是很高了。但即便如此,如果他们家族的族长找他聊天——哪怕后者就是个普通百姓,前者也是不敢怠慢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很多官员做事如果没有宗族势力在背后撑腰,一些政策也是推行不下去的。
第二,我们要知道春秋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特点。
曹刿论战的年代是公元前680年前后,此时距离孔子的出生尚有13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周朝的礼法体系还没有完全崩溃,教育只是贵族和士大夫阶层之间一种文化传承,有教无类只是一个传说。
这个特点意味着什么呢?在春秋时代只要你能写字、会背诗,你不需要额外展示任何东西,就已经能清楚地告诉别人“我不是普通人”。往大了一点说,“礼”是一种规矩,有时候单纯依靠“规矩”这个东西本身,大家就足以辨明同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写这么两段文字:
第一段:
张三说,“李四是个王八蛋,要教训他一下,他才会老实”。(见《张三回忆录》,198页)
第二段:
张三说,“李四是个王八蛋,要教训他一下,他才会老实”[1]。
[1] 王五等 编,张三 著.张三回忆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199页。
这两段文字放到你面前,哪怕你没有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你大概也知道写后面这段话的人是一个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懂得一定的学术规范的人,因为不进入这个系统的人大概率不会使用这种引文表述方式。换句话说,后面这个人写东西的时候,即便不说“我是个博士”,你也能猜到这个人的身份。
与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公安干警在侦破绑架、敲诈、勒索等案件的时候,经常会根据嫌疑人的行文特点来推测其受教育程度。这里面最常见的两个“密码”就是“得的地”的用法以及标点符号是否准确。大体上说,“得的地”和标点符号使用地越准确,写信人的受教育水平也就越高——而这些东西,基本上是藏不住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曹刿要见鲁庄公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过程。只要曹刿能给鲁庄公写一封措辞得体的信,鲁庄公自然也就明白曹刿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第三,我们也得知道曹刿论战的历史背景。
曹刿论战的“战”指的是长勺之战。长勺之战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齐襄公死后,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分别从鲁国与莒国返回齐国争夺君位,最后公子小白得胜,继位成为齐桓公。而护送公子纠即位的鲁庄公被齐军所打败,“仅以身免”。齐桓公即位后,准备再次进攻鲁国。这就是长勺之战前的情况。
齐国的军力本来就强于鲁国,而鲁国之前又遭遇到了一场惨败,所以此时的鲁国从上到下都是非常恐惧的。这时的鲁国,跟8月时的张一鸣特别像。根据史书的记载:
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
也就是说,当时齐桓公只是先给鲁庄公写了一封信,说你给我把公子纠杀了,然后再把召忽、管仲这两个人给我送过来,否则我就打你。结果鲁庄公一听,二话不说就杀了公子纠,召忽选择了自杀,管仲也主动“请囚”。按道理说,鲁庄公已经够听话了,可齐国怎么样呢?
齐桓公也没想到鲁庄公已经被吓成这样了,只是写了一封信就办成了这么大的事。所以,齐桓公在齐桓公看来,鲁国就是个软柿子,他也就有了攻打鲁国的想法。
而在鲁国来说,这种时候很多人能跑的早就跑了,突然来了一个说“我有办法打赢”的人,鲁庄公能不想见一见么?
所以,你以为的曹刿见鲁庄公可能是曹刿到了宫廷门口,说“我要见君”,就有人把曹刿带过去了。但实际上的曹刿见鲁庄公可能是曹刿先找了自己家族里某个在朝任职的亲戚,然后这个亲戚再去找鲁庄公说:“现在国家很危险,眼看着齐国人就要打过来了。我听说有个人有办法打败齐国。这个人水平很高,而且还是咱们姬家的人,按辈分说你还得喊他一声二大爷。这是他写给你的信。这个人你要不要见一下”?
至于说鲁庄公让曹刿来打这场仗,也是不对的。从《左传》里的记述看,曹刿并不是这场战役的指挥者,他只是在鲁庄公身边出谋划策作为辅助而已——曹刿跟那些将领并不认识,实际上也指挥不动他们。在长勺之战中,曹刿起到的作用是及时制止鲁庄公的错误决策,或者说制止鲁庄公下命令。
受电视剧的影响,今天很多人以为的古代战争就是主帅喊一句“冲啊”,然后所有人跟着上。实际上在通讯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主帅就是喊破了嗓子也不见得能让多少人听见,更何况一般来说指挥官并不会直接在一线冲锋,不然主帅一旦被打死,这仗就不用打了。在长勺之战这样的战役中,鲁庄公与曹刿会在远处观察敌人的阵型,然后根据敌人阵型的变动指挥作战。当然,鲁庄公要指挥部队,肯定靠得也不是喊,而是让身边的人通过旗鼓等信号来给前线的将士下达命令。
所以,在这场战役中,实际的指挥过程是这样的:
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曹刿的“可”与“未可”都是对鲁庄公说的。听与不听,还得是鲁庄公自己拿主意。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核心,那就是鲁庄公为什么会听曹刿这样的“乡野之人”的意见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如果鲁国其他的将领有能退敌的主意,怎么可能轮到曹刿出手呢?这跟当年抗战一样,你总不能指望一个说“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我们还是投降吧”的人,能坚决抗日吧?
补充一个重要因素:
题主的问题是,鲁公怎么会让一个乡间村夫曹刿来打这么关键的战役?
但实际的情况是:
鲁庄公实为长勺之战鲁军的最高统帅,曹刿的位置相对更接近于贴身参谋兼侍卫,并非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官——也就是说,长勺之战这场关键的战役是鲁庄公亲自来【打】的,而非让曹刿来【打】。
当然,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为什么鲁庄公在长勺之战期间要让一个疑似“乡间村夫”的曹刿做自己的贴身参谋兼侍卫?
注意,虽然这一职位不如副将、部将或参谋长一般重要,但在指挥链中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实,我们只要梳理一下长勺之战的具体始末,大致就能看出曹刿为什么能在长勺之战中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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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左传》。一些内容与网络上或影视作品中关于春秋的段子有比较大的区别,本文不就上述内容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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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85年,鲁庄公9年。
是年春季,齐国发生内乱。
鲁国趁此时机介入齐国事务,于夏季诉诸武力以逼迫齐国纳公子纠为君。
不过,由于公子小白先行抵达,鲁国的计划只能落空。
对于公子小白的捷足先登,鲁国方面并未就此认输。
是年秋季,鲁军伐齐,这支军队的统帅正是鲁庄公本人。
8月18日,鲁军被齐人击败于乾时。鲁庄公狼狈脱逃,他的车夫秦子和贴身侍卫(车右)梁子打着鲁侯的旗帜在路上引诱齐军,这才让鲁侯不至于成为齐人的俘虏。
图为乾时之战的大致形势。
原图出自 @布哈林 春秋中期图,该图实为前642年形势,与前685年有一定出入。另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春秋时期列国尚无明确的疆界概念,图中颜色更多是为了便于直观表现列国的大致范围。
图中所示,黄箭头为鲁国伐齐最有可能的路线。
在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当时鲁军已深入齐地,此时全军崩溃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兵败乾时之后,鲁侯本人大概率弃车逃向了南方泰山的山林地带,最终成功逃回了鲁国。至于秦子、梁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打着鲁侯的大旗继续在平原地区的大路上奔逃,直到被齐军抓获。
至于鲁军将士,不出意外的话应当在溃败中就作鸟兽散了。这些人里究竟有多少能够顺利逃回鲁国不太清楚,粗想一下的话——不会太多。
说到这里,需要讨论一个问题:
齐军在击败敌人以后,为什么没有遵从春秋时期的规则单纯对溃兵进行驱逐,而是直接对鲁军的高级人员进行抓捕——显然,其中肯定还存在不可避免的杀戮——当时齐军为什么要对鲁人如此痛下杀手?
有关这个问题存在3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有关春秋战争规则系战国时期的虚构内容,实际在春秋时期的战争中并未真的出现过;
第二种可能性,有关“春秋战争规则”或许只是当时战争的潜规则,类似于近代战争中双方不攻击野战医院,再类似于近代海战中不再继续攻击打白旗的舰艇而允许其退出战斗,一旦战事过于激烈双方杀红眼的将士很有可能打破这一潜规则;
第三种可能性,由于齐人对鲁国的这次军事行动十分反感,所以齐军高级指挥层主动或因无法约束下层士兵而被迫打破了战争的规则,对溃军展开了追杀及抓捕。
以上哪种可能性更高,具体看个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鲁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战争资源不会特别少。
乾时之战以后,齐国重臣鲍叔牙对鲁国进行武力威胁,要求鲁国方面处理公子纠、管仲等人。
想来,鲁国此时对自身的军事力量并没有什么底气,于是将公子纠杀死在了生窦(今山东省菏泽一带),并把管仲交给了齐国。
大抵在这一年,齐国方面任命管仲为相。
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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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庄公10年,公元前684年。
不过,齐国并未就此放过鲁国。
在这一年的1月,齐国派出军队讨伐鲁国,鲁庄公动员军队准备迎战。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
由于上一年在乾时的惨败,鲁侯此时的政治声望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更兼乾时之战还是在秋收时期进行,鲁国上下多少会对鲁侯本人有所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鲁庄公确有必要拉拢一下军队的主体——也就是国人阶层。
就曹刿的身份, @林屋公子 等朋友在答案中已经有相当全面的阐述,在这里不再做赘述。简单来说,曹刿最起码是个国人。考虑到他在长勺之战中表现出丰富的战争经验,可见他的身份十分有可能是一个士人。另外补充一点,先秦的士人普遍不脱产。
那么,面对曹刿的求见,鲁庄公此时摆也要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
现在我们在来看一下鲁庄公是如何接待曹刿的:
乃入见。
问:“何以战?”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
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有关上文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重要信息:
一个是鲁庄公正面回答了曹刿的问题,而且在两次被反驳之后还进行了补充回答;
一个是鲁庄公在这次对话中透露的内容全部都是公开信息,并不涉及到任何有关兵力、粮食、武器装备一类的军事机密。
当然,在真实的环境下,双方的会谈不可能如此简略。但是从整体上看,鲁庄公本人对曹刿的态度是只是比较端正,不见得给予了过高的认可。
有关这次会谈,《国语·鲁语上》中记录的更为详细一些: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
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
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大。”
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
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国语》中有一句值得玩味,即在于鲁庄公说的“余不爱衣食于民”。
这一句中的“衣食”如果单纯是指麻布和粮食的话,则与《左传》中的“衣食所安,弗敢专也”相矛盾——因为这种东西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鲁侯不可能“专”。就此看来,所谓的“衣食”应指一些高级食材和布匹,鲁庄公并未独享这些奢侈品,而是分给鲁国上层的大奴隶主及一些表现出众的小官或民众。
至于鲁庄公为什么要特别说明这一条,想来当时的诸侯是普遍不会把这类奢侈品“分人”的,这让鲁庄公相信自己能够得到一批人的拥护。
除此之外,鲁庄公还提到了”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不爱牲玉于神”,想来当时有很多诸侯在祭祀神灵的时候会偷偷打一些折扣,导致公布的数额与实际支出不等。
就为何要强调这一点,除了迷信因素以外,可能也有一些笼络人心的因素。我们都知道,上古时期朝堂在祭祀以后要把祭品分给宫廷里的一干人等——鲁庄公既然不打折扣,底下的人能分到的烤肉、玉石、布匹自然就会多一些,这些人对鲁庄公也就会存有一些好感。
对于鲁庄公提到的这些内容,曹刿给予了否定的态度。
在《左传》中,曹刿分别指出,前一点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后一点不能得到神灵的庇护。在《国语》中,曹刿则将两者结合,以一种民本的观点将上述两点一并否决。
对此,鲁庄公又补充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
曹刿则表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信息:
鲁庄公说自己在国内大小案件上的工作最起码能做到位,这一点是充分得到曹刿的认可的。
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互联网和电话一类便利的通讯设施,官府也不可能在基层设立完全独立于奴隶主阶级的办案系统,鲁庄公能做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实属不易。
顺便讲个笑话,商鞅变法以后秦公室能够“彻查基层”。
至于鲁庄公做得好不好,乃至具体有多好,很难有界定的标准。但他的工作得到了国人的肯定,这就显得很有说服力了。
在这种情况下,鲁庄公善待曹刿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国人的好感。
说到这里,也就可以看到 @泪痕春雨 的观点并不成立。在当时,鲁国上层统治集团并未因此事出现有剧烈的对立和分歧,曹刿本人也并未因此而得到很高的军事权限,可见说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太过牵强。
之后,鲁国的军队前去阻拦齐军: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这里说的很明白,曹刿在此时占了秦子或梁子当中一人的位置,大概率为梁子车右的位置。想来,梁子在此时还没被齐国释放,也可能在某些环节中被齐人杀死了。至于鲁庄公为什么要把曹刿安排在这个位置,大抵有以下3个因素:
其一,鲁庄公在备战阶段可能发现了曹刿确有相当的军事经验,因此特别将其安排在了这个位置;
其二,鲁庄公刚经历了上一次惨败,此时急需国人的支持,因此他特别需要表现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
其三,如果梁子并无子嗣或子嗣尚幼,那么鲁庄公就需要把梁子的位置交给一个被自己礼遇的人,这样既可以表彰梁子的牺牲精神也可以抬高曹刿的身份。
之后,双方展开决战:
公将鼓之。刿曰:“未可。”
齐人三鼓。刿曰:“可矣!”
齐师败绩。
公将驰之。刿曰:“未可。”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
遂逐齐师。
从《左传》原文来看,曹刿在当时两次制止了鲁庄公的军令,且在制止时都没有给予任何解释,直到战斗结束以后才进行说明。
单就这一叙事本身来看,此事确实有点莫名其妙,场面上大概就是——统帅刚想要下达一些重要命令,旁边的一个参谋人员说了一句不行,于是统帅想都不想就把这一命令取消了——这么一看,似乎鲁庄公完全是个缺心眼,曹刿完全是个语言障碍患者。这一点显然与事实不符。
对此,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史料中的记录实为当时的公开信息。在实际的军事行动当中,鲁庄公与曹刿之间肯定有一些具体的沟通,但这些沟通实在绝密的环境中进行的。至于《左传》中记述的“既克,公问其故”,是指在战争结束以后鲁庄公与曹刿以公开的形式向其他参战人员解释。
就长勺之战的内容来看,曹刿在当时还没有获得太高的指挥权限。至于鲁庄公把曹刿安排同一辆战车上的这个位置,本来也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只要确定曹刿有一些真本事,再排除他是齐国间谍的可能性就可以了。
截止到此为止,题主的问题也就解释清楚了。不过,齐、鲁之间的纠缠并未因长勺之战的介绍而告一段落。
2月,鲁国在击败齐军以后,趁机攻击宋国。
3月,宋国对宿地的民众进行了迁徙。有关宿地,即戚地,当时或为周属,此时大抵被宋国攻取,宋军将当地民众迁往了宿迁。
6月,齐国与宋国联合攻打鲁国。齐、宋联军直接攻击到了曲阜周边的郎地,并驻扎在了该地。
图为是年齐宋对鲁的大致攻势。
在兵临城下之际,鲁公子偃公开建议鲁庄公对宋军进行攻击,称宋军的军容不整,只要击败了宋军就能迫使齐军退兵。
鲁庄公对公子偃的提议给予了否决。
之后,公子偃擅自从南门秘密出动,他给战马蒙上虎皮,对宋军展开了突袭。鲁庄公则率领军队随之行动,在曲阜西部的乘丘大败宋军,齐军被迫撤退。
从乘丘之战的过程来看,鲁国当时明显有政治表演的成分,先是通过通过公开否决公子偃的提议使宋军麻痹,而后以部将擅自偷袭的方式击败了宋军,还维护了鲁侯遵从礼法的形象。
之后,齐国不再和鲁国较劲,于是年10月转向灭掉了谭国。
至于宋国,它在第二年又去讨伐鲁国,结果再度被鲁军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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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的话:
曹刿论战事件属于鲁国在战败后自救活动的一部分。
在这一阶段,鲁公室主动拉拢国人,再兼之前的一些政绩,使鲁国迅速恢复了军事实力。最终多次战斗中数次击败了齐、宋的进攻。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反映了长久以来的一些错误认识。
比如说曹刿的身份问题。一般的观念,是将曹刿想象成一个村夫。在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讲解了曹刿的身份并不如大部分人想象的那么低微。有的人甚至认为曹刿很有可能出自曹国贵族。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如此,曹刿的身份也谈不上多么高贵。因为他即便“祖上曾经阔过”,如今也不是什么权贵。
比如说鲁国的用人问题。一般的观念里,是将先秦的鲁国想象成一个等级森严、莲花争霸的封建国家。其实这是将后来村儒们搞出来的、以清代政治为代表、但是至少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越来越森严的等级制度错误套用了。先秦时代的等级制的确很严格,奴隶就是奴隶,贵族就是贵族,野人就是野人,国人就是国人,但是由于群体内部的分工较为粗率,他们往往是以群体而不是个体的形式活动的,这导致他们内部会存有一些较为宽泛的平等气息。这种平等气息倒不是真的平等,而是当事人将内部交流习惯错误地用在了外部交流上。说白了就是“没事儿谁整天端架子”。
鲁国在一般人想象中,是一个儒学兴盛、莲花争霸的国家。但是其实并不是。鲁国一方面高举礼乐大旗,批判这个审判那个,一方面是较早进行改革的国家。
以前谈过这件事:
鲁国挺有意思。改革他们搞得最早,保守他们喊得最响。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开始搞“初税亩”。这个号称是土地私有化的开端。实际上就是打破了旧的贵族集体土地所有制。儒家逮着这个骂了一顿“非礼”。
鲁成公元年 (公元前590年),鲁国有开始“作丘甲”,扩充武备。
一直到了郑简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38年),作为改革较早的国家,郑国子产才开始“作丘赋”。这比鲁国已经晚了足足42年了。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用田赋”。这个号称是“春秋赋税演变的最高标志”。孔子对此坚决反对,但是反对无效。
总的来说,鲁国一边最早进行改革,一边“非礼”喊得最响。左右互搏玩得相当溜。
你以为鲁国是华山派岳不群,国内整天都是一群村儒在莲花争霸。稍好点,最多也就是个事后说好吃的真香帝国。但是其实鲁国在第五层。
不然鲁国是怎么不声不响坚持到战国末期才被灭亡的?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才统一六国,鲁国一直撑到了公元前256年才被楚国干掉,长平之战都打完了(公元前260年)。
鲁国的这些表现有点像英国。我们一般印象中,英国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很多人觉得,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定充斥着反动气息。反动气息的确是充斥的,保守党也是英国的重要政党。但是英国之所以立足世界,不是因为他们反动性,而是因为他们的进步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凭借自身的进步性而立足的。比如说,早在1924年,英国的工党就开始组阁执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著名的反动疯子丘吉尔甚至主动邀请工党参与组阁。二战结束前,工党甚至将丘吉尔赶下台,直接执政。而且,为了打破教育垄断,英国也在不断推行公办教育,打击贵族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教育体制改革。当然,一开始他们的公办教育搞得就像工读学校似的,效果很差。所以这几年开始来中国学习“应试教育”了。日本也曾经学习这种“快乐教育”,近些年发现上当了, 也开始重新改回“应试教育”。应当说,建设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改革方向。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步调一致。英国的问题是政治制度改革始终跟不上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而且有时是严重跟不上发展步伐,结果不断闹乱子。苏联的问题是政治制度改革有时过于超前、结果导致后来又开始滞后,自身经济稳定性又不足。
鲁国其实就是这种英国式的国家。要说保守派,他们的村儒比谁都多。但是要说改革,他们比谁都早。
这样说起来,鲁庄公用曹刿参与指挥作战,也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你以为鲁国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腐儒,其实他们是伪装起来的实用主义者。对于鲁庄公来说,曹刿是个乡民这个身份本身,就可以激发鲁军的战斗意志。高等贵族当然恼怒于平民的崛起,期望证明自己;平民也振奋于身份的认同,愿意多出一分力。何况曹刿说得也很对。得到一个只能依靠鲁庄公自己的新人才,对于鲁庄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简直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事情了。
整件事里有一个点相对于后世来说是非常特别的,那就是为什么曹刿去见鲁庄公,能够想见就见。这大概是由于当时蓄养门客的风气很重。即便是鲁庄公这样的君主,也不会像后来的所谓皇帝一样,被守门小吏隔绝中外。我猜,守门小吏也不知道这些贸然来访、穷困潦倒、又自信满满的人,究竟会不会得到主人的青睐、一跃成为座上客,所以都会很认真地通传。
我也不打谁的脸,我就简单说一句:
《左传》中出现的有名有氏的人物,基本上全部都是贵族。
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世卿世禄的时代,所有的权力,全部掌握在贵族手中,真正的平民是不可能染指权力的。(就拿曹刿来说,你们以为他这个“曹”的氏是哪里来的?去百度一下曹姓起源可好?至于真正的乡间野夫,那是不可能有氏的。)
既然人家是士,是贵族,那么被火线提拔有什么可奇怪的吗?别看士只是贵族中的最低一等,但人家的政治地位和卿大夫都是一样的。不要一见书上说某人穷得吃不上饭,就以为人家是贫下中农了。就算穷(如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可人家照样是统治阶级,是官员的候选人。一旦机会来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比如,管仲年轻的时候,打仗逃跑,做生意失败,算是走投无路到极点了,可人家一遇到齐桓公,马上风云际会,蜕变成龙。
再比如,晋国有个贵族叫郤芮,晋文公即位的时候站错了队,竟然试图搞政变杀死晋文公,事败后被杀。他儿子叫郤缺,受他爹的牵连,被赶到冀这个地方去种地去了。——亲自当农民种地啊,那可真是成了“乡间野夫”,然而呢?有一次在田间种地,和妻子吃饭时相敬如宾,这一幕被路过的晋文公重臣胥臣看见,于是胥臣就向晋文公推荐,结果晋文公马上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后来官位一直升至上军元帅,开创了晋国一大世族郤氏。
还比如,曹国有一个叫公孙强的人,《左传》中说他是个“鄙人”——也就是住在城外边的人,有一次打猎时,他射下来一只白雁,他就把这种白雁送给曹伯,曹伯一见大喜,马上封他为司城,参与执政。
以上几件事情,都是士得到机遇立刻擢升的例子。而且无论管仲也好、郤缺也好、公孙强也好,别看他们之前穷困潦倒,但他们“士”的这个身份是始终存在的,而这个身份,也是他们“一遇风云便化龙”的前提。
所以,你觉得曹刿是乡间野夫?想什么呢?人家始终姓赵。
额,看到那么多回答揪着曹刿的“曹”做文章,说他是什么曹国国君的后裔,太小看古文字的复杂性了。 幸好上博楚简有一篇《曹沫之陈》,专门讲曹沫(曹刿)兵法的。这篇简文里,曹沫(曹刿)的名字实际上写作 ([告攵][禾蔑]),学者出于简化,依照传世文献写法写作“曹沫”。“[告攵] ”在古文字里作为“造”的通假字。曹刿的名字应该可以写作“造蔑”。“造”在古文里可以当“造士”讲,大概就是鲁国本土的低级士人吧,把“造”当作名字的一部分,家族应该没什么显赫的来由。只不过古文“造”与“曹”谐音,所以后世文献把他写成曹刿或曹沫。yy他家祖上曹国的纯属看着现代汉字瞎猜。
===========
补充几句吧,有些人似乎觉得通假可以任意可逆,既然“造”能通“曹”,“曹”也能通“造”。但是我要说的是,上博简中本身出现了标准“曹”字的写法。没有理由认为作为曹国的曹可以在楚简中可以写为“造”。
上博简“曹沫(造蔑)”的写法。
上博简中的“曹”
另外李零根据上博简“曹沫”的“曹(造)”还提出过可能通“郜国”的“郜”的说法,于是又可以猜测他是郜国的后裔?好像没几个答主往这方面猜吧?还不是因为曹国名气比郜国大,比较好发挥么?呵呵。从例证的角度来说,目前找不到[告攵]可以用作“郜”的例证。想推翻我的判断可以,起码要有更过硬的证据不是么?
曹刿论战,究竟论出了什么?
吴闲云
曹刿原先只是一个隐居在乡间吃素的草民。这个小青年,天天吃菜吃伤了,也想到城里去吃肉。他认为,凭着他个人的本事,凭着他胸中的“远谋”,是完全有资格能到城里去吃肉的。
初中生都学过曹刿论战。在《左传》中,古文这样记载: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古文,究竟应该怎样翻译?
难道说,把古汉字逐个逐个的替换成现代意思,再全部串联起来,就叫翻译了?是这样,但这样翻译出来的东西太简陋了。
我们还得学会揣摩古人作这段文字时的语境,才能所获更多。
怎样揣摩语境呢?就是要把通篇文字、前后内容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他表达的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意思。
不然的话,有好多的古文在直译之后,会觉得前言不搭后语。
比如这一篇,讲的是公元前684年的长勺之战。鲍叔牙率领齐国大军再次攻打鲁国,鲁公此前已经被他们打怕了好几次,这回决战,终于反败为胜。
对于两军交战的宏大场面,文中交代的极简,齐人三鼓之后,齐师就败了。就这么一两句话。因此,该文的重点,并不是在详细描述长勺之战的战争过程。
重点是什么呢?是上面的那一大段,曹刿与鲁公在战前详细谋划的对话。那么,这些对话,真的是在谋划怎样作战吗?其实也不是。
如果我们把这些对话直译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以什么条件去打仗?鲁公说了三点:
1. 他不小气,衣食物品,不敢独自享用,都会分给大家。
2. 平时祭祀,上好的贡品奉献给鬼神,从来不敢虚报数目。
3. 大小案件,虽不能件件亲自裁决,但必以实情处理,尽量公正无私,赏罚分明。
曹刿说,第一点是小惠,不行。第二点是小信,也不行。只有第三点还在道理,可以一战。
也就是说,这样翻译之后,“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就成为了曹刿认同的取胜决定性因素。
可是,这样就很不符合逻辑了。因为这一条,并不是战争获胜的根本原因。鲁公处理政务必以实情,尽量公正无私,赏罚分明。难道这样就能保证打胜仗啊?开玩笑吧!那他原先怎么老打败仗呢?
再说,鲁公这样处理政务,齐公同样也是这样处理政务的,齐鲁两公都是具备这个条件的。所以,用这个条件来认定鲁公会胜,是幼稚的。
难道是古人的逻辑思维很差吗?应该不是。只能说,这是后人在翻译上有误。
据我看来,曹刿与鲁公的对话,根本就没有涉及到这一仗该怎么打,也没拿出任何作战方案。谈的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一篇生硬地理解为:曹刿与鲁公是在论述这场战争获胜的因素,那逻辑必定是幼稚的,经不起推敲。
如果理解为:曹刿这是在向鲁公谈条件,要价钱,则全部都通顺了。
下面,我们就以这个思路再来看一看:
1. 鲁公说他不小气,会分衣食给大家。曹刿就说,这只是“小惠”, 小恩小惠,所施的面积太小,不管用。“民弗从也”,一个民字,一语双关,既指百姓,也指我这个草民,不从也,都不跟你去打仗。
2. 鲁公通过祭祀来说他有信誉。曹刿就说,这只是“小信”,鬼神未必会赐福给你。
鲁公说的这两点,都不是战争取胜的必然条件,曹刿也没完全反对,只说这是小惠、小信,太小了。围绕的核心是在“小”上面。表面上是在谈军国大事,实际上是嫌小了,利润太薄。
那么,只要鲁公肯加价,一旦“大”了,双方即可达成一致。
3.鲁公最后说“必以情”,不可能什么事都去操心,但具体事情,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来酌情处理,尽量公正无私,赏罚分明。对应前文,就是可以满足他“大”的要求。
于是,曹刿不再嫌小了,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既然你能这样表态,那我们向你尽忠,才有归属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否则,谁去为你卖命呢?
这一仗还没开始打,胜负都是未知数,究竟如何谋划、布局,全文中并无一个字交代。曹刿肯定不会说的,轻易一说出来,就要贬值的。
所以曹刿说道:“战场上的事,都是瞬息万变的,预先谋划没用的,你若要想打赢,就把我带着,我去为你现场指挥。”
这样,战斗究竟怎样打,鲁公到现在为止,依然心中一片黑,没有方案的。那就只有更加依赖曹刿了。
这些都是谈条件、要价钱的技巧,要靠悟性的。课本上直译出来,逻辑上就会莫名其妙。试想,各人有各人的事,大家都忙的很,谁有闲工夫坐那空谈一大堆没用的大道理呢。
从谈话结束,到战争开始,中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这句话,老师们都翻译成:鲁公和曹刿同时乘坐在一辆车上,去长勺打仗。把“与”字当作“和”字翻译了。
其实,把“与”字当作“和”字讲,是不准确的,这是后来才演变过来的。“与”字早先的本意,是“赐予”的意思,“给”的意思。
“公与之乘”,就是鲁公赏赐给了曹刿一辆车,曹刿这个布衣草民,终于成了有车族。当时的车比现在可要贵得多,因为一个大国,总共才拥有
500—1000辆车。你说贵不贵。
这样理解,前后文的意思就可以贯穿通了。
曹刿与鲁公那么大篇幅的对话,对于指导如何作战,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是空洞的。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价值巨大的,是实际的。
于是,还没开战,鲁公就先赏赐了一辆车给他了。然后,战争胜利了,曹刿就被鲁公封为大夫,从此,曹刿也就过上了吃肉的贵族生活。
这就和开头想吃肉是连贯的。以及和将来也都是连贯的,后来他再也没出过什么好主意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肉食已经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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