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军严重的下克上是怎么造成的？
一、 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土壤
1. 天皇至上与神圣化： 明治维新后，日本确立了“天皇陛下”作为国家最高元首的神圣地位。军人被灌输效忠天皇是至高无上的义务，天皇的意志被视为绝对的真理。这种意识形态为军官甚至下级军官将“天皇的意志”曲解并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他们认为政府的决策不符合“天皇的意志”时，便可能采取自行其是的行动。
2. 武士道精神的变质与极端化： 日本传统武士道强调忠诚、勇敢、荣誉和牺牲。在军国主义的包装下，武士道被扭曲为一种极端排外的、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帝国荣耀的意识形态。它鼓励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尽管下克上恰恰是挑战权威），但也潜藏着一种“为天皇献身”的极端逻辑，这在某些情况下会演变成对军纪和法制的蔑视。当认为某个行为是“忠于天皇”时，即使违反了更高级的命令，也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
3. 对西方文明的警惕与“本土优先”：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一方面学习西方技术和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文明及其可能带来的“腐蚀”保持警惕。军部，尤其是陆军，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以维护日本固有价值和抵制西方影响为由，排斥文官政府的影响力。
二、 陆海军之间的尖锐矛盾与权力斗争
1. 陆海军的独立性与“陆海分立”体制： 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在体制上相对独立，各自拥有独立的参谋本部、军事院校和装备发展体系，甚至各自拥有自己的政治派别。这种“陆海分立”的体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协调机构来统一指挥和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2. 资源和预算的争夺： 陆海军之间在国家预算、资源分配和政治影响力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双方常常互相攻击，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例如，陆军视海军为“国贼”，海军则看不起陆军的军事思想，这种互相敌视加剧了内部的不团结。
3. 对海军航海至上主义与陆军大陆政策的对立： 海军战略上更倾向于海权论和海外扩张，以控制海洋和发展海军力量为优先。而陆军则长期坚持大陆政策，着眼于朝鲜、中国大陆的战略利益，并视苏联为主要威胁。这种战略上的分歧也导致了双方在政治和军事行动上的分歧和冲突。
三、 政治体制的软弱与文官政府的失能
1. 政党政治的早期和不成熟： 日本的议会民主制度在二战前仍然处于发展初期，政党之间的腐败、派系斗争和缺乏坚定的政治理念，使得文官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削弱。这为军部介入政治提供了空间。
2. 军部在政府中的特权地位： 日本宪法规定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并且有权直接向天皇报告。这意味着军部拥有绕过内阁直接影响天皇决策的权力，并且在内阁决策过程中拥有否决权。当内阁与军部的意见不一致时，军部可以通过集体辞职等方式来瘫痪政府，迫使政府接受其意志。
3. 对军部的政治干预容忍甚至纵容： 一些政治家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或是出于对军人“效忠”的敬畏，对军部干政往往采取容忍甚至迎合的态度，未能有效制约军部的膨胀。
四、 军官培养体系与内部文化
1. 军事院校的意识形态灌输： 日本的陆海军士官学校和陆海军大学校不仅教授军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对学员进行极端民族主义、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洗脑。这种教育模式培养了一批忠于自身军事团体，但对外部世界和国家整体利益缺乏清晰认识的军官。
2. “作战优先”的文化： 军部内部长期存在一种“作战优先”的文化，即认为军事行动的成功是至高无上的，可以为此打破一切常规和规则。这种文化使得军官在面对政治阻力或不利局面时，更容易诉诸武力或暗杀等极端手段来解决问题。
3. “军官团”的集体意识与排他性： 军官群体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和排他性，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精英，对国家的命运负有特殊的责任，并且对外界的批评和质疑带有天然的敌意。这种心理使得他们更容易将政府的妥协或外交努力视为“软弱”和“背叛”。
五、 具体事件的催化作用
1. “二二六事件”（1936年）： 这次由年轻少壮派陆军军官发动的未遂政变，虽然最终被平息，但它暴露了军部内部的激进势力以及对政府的蔑视态度。事件后，原本对军部有所制约的陆军高层也变得更加保守和激进，政府对军部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
2. “九一八事变”（1931年）： 关东军在未得到中央政府明确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发动了入侵中国东北的战争。这次事件成为军部权力膨胀的转折点，也显示了地方军阀可以绕过中央擅自行动的事实。中央政府对此事采取了默许和追认的态度，进一步助长了军部的气焰。
3. 其他一系列政治暗杀和暴力事件： 在1930年代，日本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政治家、财阀和军方开明派的暗杀事件，这些事件多数与军部内的激进势力有关。这些暗杀活动制造了恐怖气氛，迫使政治家和官僚在军部面前更加畏惧和退让。
下克上的具体表现形式：
擅自发动军事行动： 如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绕过中央政府自行开战。
政治暗杀与恐吓： 针对反对军国主义政策的政治家、官员进行暗杀，制造政治恐怖。
政变尝试与威胁： 如二二六事件，以及对政府决策的军事威胁。
操纵舆论与情报： 军部通过控制媒体和情报系统，塑造公众舆论，以支持其军事政策。
军队内部的个人恩怨与派系斗争演化为政治行动： 某些军官出于个人野心或派系矛盾，将个人目标与“国家大义”混淆，导致越级行动。
将文官政府的决策视为“不忠于天皇”： 当政府的决策（如外交妥协）不符合军部的激进主张时，军官们就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政府。
总结来说， 日军严重的下克上现象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由以下几个关键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极端民族主义和天皇崇拜的意识形态基础。
陆海军之间尖锐的权力斗争和部门利益。
日本政治体制的软弱和文官政府的失能。
军事教育和内部文化的极端化。
一系列关键历史事件的催化和强化作用。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军部，特别是陆军中的激进势力，能够逐渐突破文官政府的约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最终将日本推向了全面战争和毁灭的深渊。
网友意见
有一真一假两种下克上。
一种是真的。日本的高级军官大多出身于军校，以一种类似于科举制的方式进入军队。低级军官大多是出身行伍的老兵。在这种情况下，低级部队下克上实际上是底层军事能力更优秀的体现。不过这种下克上应该不多。正规军队里这种情况都不多。
一种是假的。我们常说的下克上，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类似于二二六兵变性质的、高级军官策动、低级士兵执行的兵变，这种实际上是军事政变，不是一般来说的“下克上”。还有一种，是日本那些无法无天的“参谋”。二战日本有很多参谋，经常越过战区指挥官直接改变战略去部署师团作战。这种事情被认为是“下克上”。其实这种下克上是假的。很早就有网友指出，这是为日本昭和天皇洗地的一种言论。因为这些参谋实际上是作为天皇代理人出现在前线的。其实际地位相当于明初内阁的低品官员和清代军机处的低品大臣。这种下克上的本质是日本昭和天皇亲自指挥战争，战后美国洗脱日本天皇罪行时将其剥离，于是出现了低级官员“毫无凭据”的指挥军队的怪现象。
实际上怎么可能呢？你自己没有职权，背后又没有关系背景，能力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也没什么威望，结果所有人都对你言听计从，难道你是天命之子吗？
一旦去掉日本天皇，这些参谋的行为就只能视为下克上。实际上他们是“上克下”。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表面上看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私自行动。但实际情况呢？1931年9月19日，日本内阁就已经下令关东军停止进攻，但关东军无视其决定继续侵略。事后日本内阁垮台，而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亲自为将领授勋。所以事情是很明显的，这压根就不是什么下克上。
因此，二战时日军严重的下克上是怎么造成的？大概，是战后出于冷战需要造成的吧。毕竟，1948年，包括安腾百福在内的大量法西斯分子都被释放了，他们的事业还焕发出了第二春。
麦克阿瑟宪法，相当于日本成功的资本主义革命。二二六相当于日本失败了的资本主义革命，甚至类无产阶级革命。唉，反正日本这种古今杂陈，土洋苟且的政治别扭劲儿，居然还一直被人叫好，真的苦死一干日本有志青年了。日德两个战争策源地，当年都是社会革命很不彻底的社会，以至于内部张力太大了，最后居然引发亿人死亡级别的超级大浩劫。这又是一个热力学问题，而且是终极的容器问题。
最根本的一点，皇军无主。
皇军本来是国军，长州军阀为了方便自己办事，就把天皇抬出来扣文官的大帽子，搞出了一个统帅权独立，拿实际上屁用不顶的天皇（三代都是）当做国军之主，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做主，于是国军就变成了皇军。
但问题是，随着长州军阀过度信任陆士、陆大这个序列培养出来的所谓“专业军官”，田中义一倒台之后，到了二战之前皇军的领导层已经完全被这群专业军官控制了。
由是带来的问题是，这些专业军官彼此之间讲的是江湖规矩，不是什么狗屁军纪军法。
记性不好的不妨回忆一下长沙货拉拉案到目前为止的办案过程，官僚机构彼此之间走流程，得什么过节能撕破脸皮不死不休？
干犯军法是可以枪毙人的，你砸人家前程，谁还没个老师同学了？面子不要给的吗？所以战前皇军内部最大的家法其实是编入预备役，工资还得留一份咧。
别说区区下克上，226按照陆军自己的习俗都不准备大操大办的，是昭和天皇威胁要御驾亲征才开了杀戒。
海军更拉风，救出我自己的人，其他一切雨我无瓜。
次要的一点，下克上也不是什么情况都行的，也得分情况。
石原莞尔坚决反对扩大对华事态，他这个下就克不动上，被赶去预备役，最后连个战犯都没混上。
盖因这批专业军官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鼓励进攻，张罗进攻就能得高分、拿军刀、当大官、挣大钱，长此以往，不张罗进攻就不能升官。
所以省部的大佬看见那些下克上的参谋，第一反应是这些都是资质优异的可造之材，护着点将来背不住就可传衣钵，又怎么肯出力责罚呢？
侵华战争打了两三年，省部越打心里越没底，于是几次三番向下征求意见，结果师团、总军报上来的全部都是我这里形势大大滴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种，不这么说当年就在学校里拿不到分，以后更是升不了官。
那既然形势这么好，那就接着打呗。
还有些基本理智的军官早就被这群奋斗逼给卷没影了。
二战中皇军屈指可数的几个明白人不是在预备役，就是在旮旯里摸鱼，参本和军令部的优差就不要想屁吃了。
要我说哪国的做题家都特么一个操行。
你在皇军里做战术题，你说当前情况不宜进攻，应该防御，然后教官当头一个八嘎：你敢说皇军打不赢？
你现在在知乎和老师们讲不要做那么多题，老师们照样当头一个八嘎：你敢反对教育公平？
我看呐，都是药丸的节奏。
“下克上”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十五世纪，那是日本的战国时代，战乱频仍，地方大名对抗幕府将军、家臣反叛家主、农民驱逐武士……总而言之，“下克上”就是指身居下位的人战胜或推翻了身居上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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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中国热播，该剧讲述了一个佃农的女儿最终成为富商的故事，女主角阿信因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成为励志的典范，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阿信更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因为家庭极端贫困，年仅7岁的小阿信不得不离家去当女佣，饱受管家的虐待，少女时又差点被父亲卖去当妓女，她的母亲也被迫当过女招待、搬运工，两个姐姐也是从小出去务工，在丝厂做工的大姐因积劳成疾，正是19岁的花季就离开了人世。
《阿信》剧照
小阿信的遭遇正是二十世纪早期日本农民家庭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日本，由于一战爆发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使得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是经济繁荣带来的财富主要落在了财阀的手中，财阀是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大企业（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的通称，这四大家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的3/4，日本所有私人银行存款的1/3，所有信托存款的3/4，所有人寿保险单的1/5。所以，普通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反而得承受物价上涨的痛苦。
财阀一面残酷地剥削劳动者，一面与政党勾结操纵金融和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贫富的悬殊，尤其是农村完全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中。
当时日本的农民中，只有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5英亩以上的土地，很多家庭是佃农，因为地租高、债务重沦为赤贫，农民们除了耕耘土地之外，还需养蚕，进城做工贴补家用，即使这样也难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
日本军队的兵源主要是农民，军官中也有相当多的是农民出身。以1932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为例，337人中，农民出身的就占了40%，这些人对农村的贫困自然有着切身的体会，至于非农民出身的军官，他们也能够从自己的士兵那里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状况。这些青年军官出于爱国忠君的思想，对政界、财界的腐败十分痛恨，认为他们的上级、政客和财阀是破坏国家的国贼，他们要为腐败以及所造成的贫困负责。
于是，在少壮军人中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为了忠君爱国，必须使用非常手段，以达到诛戮国贼、革新国政的目的。在参谋本部、陆军省以及军队中，有不少高级将领和中坚将校也鼓吹这种思想，把士官学校的学生与青年军官都鼓动起来了。他们组建、加入各种秘密组织，这些秘密组织有的主张直接行动和暗杀，如“天剑党”；有的则主张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如“一夕会”、“樱会”。
主张领土扩张的人认为，满洲（中国东北）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如果得到满洲，不但可以为日本过剩的人口找到出路，还能为日本的工业提供极需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可是东北当时还在中国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下，张作霖虽然是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但对日本并非言听计从，于是关东军对他的不满与日俱增，已经有了让他下野另外扶持傀儡的计划。
1928年，随着奉军节节败退，北伐军步步逼近，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派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劝张作霖返回奉天，张作霖面对内外双重压力只好答应。关东军认为实现计划的机会来了，决定拥护张作霖返奉，等他出关后立即解除奉军武装，夺取满洲实权。田中首相禁止了关东军的计划，让关东军的将校们非常失望，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策划了暗杀张作霖的行动。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专车悄悄离开北京。4日5时30分，专车到了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的吊桥下，关东军预先安放在那里的炸弹爆炸了，炸塌的桥板正好压在张作霖的座车上，把他压成重伤，当天上午10时就死了。
张作霖被炸现场
田中听到张作霖被暗杀的消息后非常气愤，因为他派人和张作霖谈判的满蒙新五路协定①已经大半签订了，田中正想等张作霖回到沈阳后，继续威逼利诱以完成分离满蒙的阴谋。关东军的独断专行使他的阴谋落了空，田中极为愤慨地指责关东军“子女不知父母心”。
①满蒙新五路：一、敦北至图们江；二、长春至大宾；三、吉林至五常；四、延吉至海林；五、洮南至索伦。其中敦图铁路是日本最想建的，如果建成，从长春到大阪的时间不但可以缩短到35个小时，还可以避开海上敌舰的威胁。
满蒙新五路协议中的五条铁路图
张作霖被暗杀让田中有了整顿军纪的打算，他对陆相宇垣一成和海相冈田启介说过要把策划暗杀的军官交给军事法庭惩戒。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官员却坚决反对，理由是这样做就把此事公开了，一来会给陆军的声誉造成严重影响，二来会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劝田中不要将“国耻”宣扬出去。得不到支持的田中只得宣称日本军人与此事无关，但要负“警戒上的责任”。处理结果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河本大作等人被停职，但随后就被编入预备役，一件在他国领土上暗杀他国领导人、震惊全球的事件就这样不痛不痒地了结了。
河本大作
田中义一是陆军大将，作为军人出身的首相，连他都没有能力控制住这些将校，由此可见他们的跋扈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了。
重光葵是二战结束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他在战后所写的《昭和的动乱》中对张作霖事件做了这样的评论：
“军部的实况，已经到了连这种基本名分都不遵守的无统制、无纪律的地步。而隐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理由，是唯恐对国际关系发生恶劣影响，因此就给了军部一个印象，今后凡是对国际关系有恶劣影响的阴谋，就是实行了，国家也可以默认。……其恶劣影响国家也必定替他负责，当事人不受任何制裁。”
1930年，东京的少壮军人违反明治天皇“军人不准许政治结社”的敕令，成立了“樱会”，1931年，“樱会”成员计划在3月20日出动军队包围国会，推翻内阁，拥护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掌握政权。由于宇垣的拒绝，让这一政变胎死腹中。
这个“国内政治改造”计划失败后，少壮军人们把目标转移到了国外，决定先以武力占领满蒙，再实行“清除君侧，自夺政权”的事业。于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把“九一八事变”付诸实施的是“关东三羽鸟”，即关东军的三个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花谷正少佐，其中以坂垣和石原为核心。石原有头脑，有谋略，是二战时日本将校中少有的战略天才，坂垣沉着冷静，思维缜密，组织能力强。两人一个负责计划，一个负责行动，顺利地实施了“九一八事变”。
板垣征四郎
石原莞尔
关东军发动事变的日期本来定于9月28日，但被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察觉了，向日本外务省发去机密电报称“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引起冲突”。外相币原喜重郎据此质问陆军大臣南次郎，11日，裕仁天皇也召见了南次郎，要他整顿关东军的军纪，让南次郎感到惶恐不安。
9月14日，币原又接到了林久治郎的密电，关东军将在9月18日行动，币原郑重地质问南次郎。南次郎当即派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沈阳传达皇命，制止关东军的这一行动。但建川和板垣、石原都是“一夕会”成员，当然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建川故意把这件事透露给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中佐（“樱会”成员），桥本立刻发出“事暴露立即坚决行动”“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国内无需担心，应坚决行动”等几封密电给坂垣。
建川于9月18日傍晚到达沈阳，在坂垣的招待宴席上喝醉（是真醉还是假醉只有问建川本人了）后回旅馆睡了，晚上10时30分，日本铁路守备队柳条沟分遣队依照计划按动了爆炸铁路的电钮。“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
九一八事变图
日兵在沈阳城头向城内攻击
11点46分，一切已成定局，坂垣等人这才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报告，并要求本庄追认这一行动（可见坂垣等人对自己的司令官也实行了“下克上”）。本庄思索片刻，表示由自己负这个独断行动的责任，然后下达了攻击沈阳近郊、辽宁、长春、凤凰城和鞍山的命令，同时向驻青岛、驻朝鲜的日军司令官发出急电，请他们派兵援助，并向军部发出的电报，谎称：“北大营西的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兵，迫我守备队与之发生冲突”。
本庄繁
本庄繁布告占领沈阳
首相若槻礼次郎得到消息后，在19日上午10时，紧急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币原喜重郎宣读了林久治郎的来电。电报中，在沈阳的满铁理事、抚顺煤矿、关东军长官和警保局长都证明关东军并非自卫，使内阁成员们认定“九一八事变”不是中国军队故意挑衅、攻击日军，而是关东军有预谋的行动，加上担心这一行动会引起国际强国的制裁，于是内阁做出“事变不得扩大”的决议。南次郎把内阁的决议电告本庄繁时，还另加了两点：一、不得占领满洲。二、不得设立军政府类似机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身为军人的本庄繁似乎不知道这个天职是何物，对决议毫不理睬，继续准备出兵吉林和哈尔滨。9月21日凌晨3时，本庄收到了朝鲜军一定会来援助的回电，立即下令第2师团出兵。22日又发出进攻哈尔滨的命令。
朝鲜军越界进入中国，这更是毫无借口可寻的侵略行径，日本军部发过几次电报制止朝鲜军的行动，但毫无作用，日本海外驻军将领的嚣张跋扈可见一斑。
由于日本军部和参谋本部都严令关东军不得再将事变扩大，并派人到关东军军部监视，本庄繁只得下令停止进兵哈尔滨。
对此，坂垣和石原非常愤怒，决定孤注一掷“回国举行政变，铲除政党政治，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政府，除去三井、三菱等财阀，重新分配财富”。他们联合青年军官，阴谋在12月24日出动军队发起政变：一、袭击首相官邸，把官邸内的内阁成员全部杀掉；二、占领警视厅、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逼迫长官支持他们的行动，不服从的则一律逮捕；三、请奏天皇下令由军人组阁，让荒木贞夫任首相、建川美次任外务省大臣。
擅自发动战争侵略别国，还强迫政府予以支持，政府不支持就发动政变推翻政府，这些少壮军官可算是把“下克上”发挥到极致了。
不过这一计划泄露了，他们被迫终止行动，但第二天就有流言说关东军要在满洲独立，脱离日本，宫内省立刻派侍从官飞往沈阳，代表天皇慰问关东军（关东军当然否认有独立意图），而预备参加政变的的军官们也只是象征性地受了行政处分。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开始进攻黑龙江了。
面对关东军一再的抗命不遵，日本军部无奈之下于11月5日亮出了最后的王牌——《临参委命》②
②《临参委命》：天皇把统帅权的一部分授权给参谋总长，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内，以天皇名义代行。
在日本人心目中，天皇有着神明一样的崇高地位，可是关东军将校们接到相当于御旨的《临参委命》后，不但没有撤兵，反而认为这是不信任本庄繁，联名向参谋本部提出了抗议。
为了制止关东军，参谋总长连续五次用了《临参委命》，本庄繁迫于压力，又得知土肥原贤二正在天津制造混乱，这才停止北进，改为南下进攻锦州。参谋本部又在11月27日和28日，接连用了四次《临参委命》阻止，这才让本庄繁停止了行动。
从11月5日到28日，参谋本部一共用九次《临参委命》，可见在关东军将校的眼里，不但军令，就是天皇的敕令也形同虚设。
就在政府和参谋本部全力制止关东军的扩张行动时，日本的民意却开始转为支持关东军。由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得关东军攻城掠地的“捷报”接连不断地发回国内，极大地刺激了国民的热情，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英雄行为”，是在替国家扩展“生存空间”，政府应该予以支持。最终，连天皇都认可了关东军这一“开疆拓土”的壮举。
这样，若槻内阁对内无法控制关东军的行动，还被民众认为拖了关东军的后腿，对外又无法应付国际舆论的压力，只得在12月1日提出总辞。13日犬养毅内阁成立，少壮军人拥戴的荒木贞夫大将出任陆相。很快，内阁就奏准第4和第8师团从日本调到东北，第20师团也从朝鲜移驻满洲，让关东军顺利占领了锦州，然后又夺取了哈尔滨，完成了“九一八事变”的目的。
按理说，不经批准擅自侵略别国，违抗上级军令，不服从《临参委命》，随便哪一种行为都是严重触犯军法，应该受到惩罚的，可是由于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太过顺利，损失太过轻微，而欧美强国又因经济危机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心思过问东亚的事情，更不会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来对付日本。轻易获得了这么一大片土地，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将校们自然就成了“开疆扩土、扬威海外”的英雄了，不但没有被移交军事法庭审判，反而获得嘉奖、晋升。本庄繁于1933年4月6日升任天皇裕仁的侍从武官长， 6月19日又晋升为陆军大将，1935年12月26日更被授予了男爵爵位，成为贵族。而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更是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日本有一个著名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就是因为其父崇拜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才有了“征尔”这个名字）。
关东军将校们未经命令就侵略东北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天皇褒奖的事实，给了少壮派军官们启示和鼓励，于是他们纷纷效仿，使得“下克上”行为越发不可收拾。暗杀政府要人，发动政变，在中国故意挑起事端引发战争的事情就一件件发生了，不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最终也把自己的国家拖进了战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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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一个兵可以单挑中国军队一个班”——这种说法，在很多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中都有提及，但它是否真的属实，需要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当时的具体情况。与其说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被夸大或特定情境下的描述。首先，我们要明白，任何一场战争的胜负都不是由某个“英雄主义”的片段决定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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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如果日本海军不进攻中国，而是集中全部兵力全力攻打美国，这无疑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设想。然而，即使抛开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仅从军事和战略角度分析，日本能否战胜美国，答案也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是充满了巨大的变数与挑战。战争的导火索：石油与战略资源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的根本原因。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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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德国和日本——角色互换，历史的轨迹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世界格局也随之重塑。这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调整，而是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颠覆。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这种互换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日耳曼帝国”向东扩张，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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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美国敢于在中途岛与日军决一死战，这背后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如果简单地说美国只是“敢”，那就低估了当时美军高层对形势的判断和所做的准备。首先，要理解中途岛战役的背景。珍珠港事件后，日军气势如虹，接连占领了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等重要战略要地，太平洋战场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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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时期的B29轰炸机编队能否摧毁日军机动航母编队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但同时也充满变数的话题。要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几个关键的方面入手，才能更清晰地勾勒出其中的复杂性。首先，我们需要明确B29轰炸机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B29“超级空中堡垒”在当时绝对是技术上的巅峰之作，它拥有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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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的炮火硝烟中，日本国内对战争进程的了解，与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却常常是两条平行线，永远无法交汇。尤其是在日军节节败退，一溃千里的那些黯淡岁月里，国内的民众对战争的认知，被层层包裹在严密的宣传网之中，使得真实的失败，即便偶尔闪现，也很快被巧妙地掩盖或歪曲。要说日军如何报道失败的战役或战例，这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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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以及日本帝国在中国犯下的暴行，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泯灭。要比较哪一方“更加残忍”或者动机“更加低劣”，是一个极为沉重且复杂的问题，因为每一次罪行的背后，都牵扯着无数生命的痛苦和鲜血。然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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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二战中美国军队在两大主要战场——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所面临的截然不同的挑战。简单地说，哪种“好受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更看重什么，以及你对“好受”的定义。因为这两场战役的性质、敌人以及作战环境差异巨大，很难一概而论哪一方的士兵“更轻松”。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维度来详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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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时期苏军在德国境内的行为以及人们对日军残忍的普遍认知，这确实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话题，涉及到历史事实、宣传、叙事的主导权以及受害者群体等多个层面。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 苏军在德国境内的行为（“肆虐”的解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肆虐”这个词本身带有很强的感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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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自卫队里，我们很难说还存在着和二战时期那样，大规模、制度性的“剖腹”行为所代表的武士道精神。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从历史、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变迁的多个角度来审视。首先，得明白二战时期那种对“玉碎”的狂热推崇，以及与之相关的“剖腹”行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日本社会笼罩在一种极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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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战日军在白刃战时退子弹的做法，确实存在，但背后原因并非简单一句“武士道精神”就能概括。这背后交织着军事策略、心理战、以及当时的装备和训练等多种复杂因素。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并不是所有日军在白刃战时都会退子弹。 这种做法更多地体现在某些特定时期、特定部队，或者在极端情况下。但它确实是一种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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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日本的失败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从多个关键时间点来理解其走向衰败直至最终投降的历程。关键转折点：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虽然距离日本投降还有三年多，但中途岛海战普遍被认为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命运转折点，也是其战略上开始走向失败的标志性事件。 战前背景： 日本在偷袭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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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日本选择突袭美国珍珠港而非苏联，其决策背后是复杂的地缘政治、战略考量、经济需求以及对未来格局的判断。简单来说，美国是当时日本扩张其在太平洋地区霸权的直接阻碍，而苏联则并非其当下的主要目标，甚至在某些时期是潜在的盟友。下面我将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 一、 战略目标与现实威胁的判断1. 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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