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战时期的征兵到底有多严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征兵制度，可以说是非常严苛的，其目的在于满足战争对人力资源的巨大需求，并将其与日本特有的社会观念相结合，营造出一种“为国献身”的氛围。要详细了解其严厉之处，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1. 普遍性与义务性：
全民皆兵的理念根植： 日本的征兵并非仅仅是某些特定时期的临时措施，而是建立在长期的军事传统和“国民皆兵”的思想之上。《征兵令》自明治维新时期颁布后，就成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战争的扩大，其适用范围和强制性也在不断加强。
年龄限制的不断下探与扩大： 最初的征兵年龄是20岁，但随着战争的消耗，为了补充兵源，年龄界限不断被调整。不仅是适龄青年，后来连体弱多病、年老体衰的男性也可能被征召，甚至出现过年龄跨度非常大的征兵情况。后来甚至开始征召更年轻的男性，例如在战争后期，一些17、18岁的少年也开始被纳入预备役或接受基础训练。
兵役的长期化： 即使是普通士兵，服役期也比和平时期要长得多，并且训练非常严酷。预备役和后备役的制度也逐渐完善，确保一旦需要，可以迅速动员大量人员。
2. 严酷的训练与高淘汰率：
体能和意志的双重磨砺： 日军的训练以严酷著称，不仅注重士兵的体能，更强调服从性和精神上的“锻炼”。士兵需要忍受极端的饥饿、寒冷、睡眠不足以及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体罚是家常便饭，稍微犯错就可能受到残酷的惩罚。
“精神注入”的灌输： 除了体能训练，对士兵进行思想上的“精神注入”是重点。通过反复的军事教育、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的宣传，将战争的残酷性描绘成一种荣耀，将死亡视为“美德”。这使得很多士兵在缺乏足够武器装备和战略指导的情况下，仍然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去执行命令。
极高的淘汰率并非新鲜事，而是常态： 在训练阶段，因伤病、不适应训练强度、或是被认为“意志不坚”而无法完成训练的士兵，虽然不至于直接被“淘汰”到社会上，但他们可能会被分配到非战斗岗位，或者在战争初期被推向第一线作为炮灰。真正能够成为合格士兵的，本身就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3. 征兵过程中的强制性与威慑：
逃避兵役的严重后果： 在战争时期，逃避兵役被视为极其严重的罪行，不仅个人会受到严惩（如监禁、劳役），连家庭也会受到牵连和歧视。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国家机器的威慑力，使得绝大多数日本男性不敢冒犯。
征兵检查的“形式化”： 随着战争的深入，为了补充兵源，征兵检查的标准也在逐渐降低。一些本不合格的体检者也可能被勉强征召入伍。一些本该因健康问题被豁免的人，也因为兵源不足而不得不服役。虽然征兵检查依然存在，但其“筛选”功能在后期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合法化”的征兵程序，而非真正的健康评估。
动员的全民参与： 征兵工作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与地方政府、学校、社区紧密联系。各级组织都有义务配合征兵的进行，并对适龄青年进行登记和管理。这种层层渗透的动员机制，几乎堵死了个人逃避兵役的可能。
4. 战争后期兵源枯竭后的极端措施：
“特攻队”的组建与牺牲： 在战争后期，当兵源极度匮乏、武器装备也日益落后时，日本军部推行了极端化的作战方式，其中“神风特攻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并非简单的征兵，而是通过狂热的宣传和精神控制，鼓励甚至强制有飞行经验的士兵以自杀式攻击来执行任务。这是一种将征兵制度的严厉性推向极致的表现，将年轻的生命视作消耗品。
“国民义勇战斗队”的设立： 在战争末期，为了弥补正规军的不足，日本政府甚至组建了所谓的“国民义勇战斗队”，征召了包括老弱病残在内的几乎所有能够劳动的国民，发给他们简陋的武器（如竹枪、木刀），企图以“全民皆兵”的姿态来抵御盟军的登陆。这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征兵”，而是一种全民皆战的极端动员。
总而言之，日本二战时期的征兵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执行过程，还是其背后的社会思想支撑上，都体现出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将国家利益凌驾于个人生命之上的严厉性。这种严厉性不仅体现在对适龄男性的强制征召，更体现在对士兵的残酷训练、精神控制，以及在战争末期将所有社会资源和人力都推向战场的极端化措施。它是一种将个体彻底工具化、牺牲化的系统性工程。
1. 普遍性与义务性：
全民皆兵的理念根植： 日本的征兵并非仅仅是某些特定时期的临时措施，而是建立在长期的军事传统和“国民皆兵”的思想之上。《征兵令》自明治维新时期颁布后，就成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战争的扩大，其适用范围和强制性也在不断加强。
年龄限制的不断下探与扩大： 最初的征兵年龄是20岁，但随着战争的消耗，为了补充兵源，年龄界限不断被调整。不仅是适龄青年，后来连体弱多病、年老体衰的男性也可能被征召，甚至出现过年龄跨度非常大的征兵情况。后来甚至开始征召更年轻的男性，例如在战争后期，一些17、18岁的少年也开始被纳入预备役或接受基础训练。
兵役的长期化： 即使是普通士兵，服役期也比和平时期要长得多，并且训练非常严酷。预备役和后备役的制度也逐渐完善，确保一旦需要，可以迅速动员大量人员。
2. 严酷的训练与高淘汰率：
体能和意志的双重磨砺： 日军的训练以严酷著称，不仅注重士兵的体能，更强调服从性和精神上的“锻炼”。士兵需要忍受极端的饥饿、寒冷、睡眠不足以及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体罚是家常便饭，稍微犯错就可能受到残酷的惩罚。
“精神注入”的灌输： 除了体能训练，对士兵进行思想上的“精神注入”是重点。通过反复的军事教育、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的宣传，将战争的残酷性描绘成一种荣耀，将死亡视为“美德”。这使得很多士兵在缺乏足够武器装备和战略指导的情况下，仍然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去执行命令。
极高的淘汰率并非新鲜事，而是常态： 在训练阶段，因伤病、不适应训练强度、或是被认为“意志不坚”而无法完成训练的士兵，虽然不至于直接被“淘汰”到社会上，但他们可能会被分配到非战斗岗位，或者在战争初期被推向第一线作为炮灰。真正能够成为合格士兵的，本身就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3. 征兵过程中的强制性与威慑：
逃避兵役的严重后果： 在战争时期，逃避兵役被视为极其严重的罪行，不仅个人会受到严惩（如监禁、劳役），连家庭也会受到牵连和歧视。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国家机器的威慑力，使得绝大多数日本男性不敢冒犯。
征兵检查的“形式化”： 随着战争的深入，为了补充兵源，征兵检查的标准也在逐渐降低。一些本不合格的体检者也可能被勉强征召入伍。一些本该因健康问题被豁免的人，也因为兵源不足而不得不服役。虽然征兵检查依然存在，但其“筛选”功能在后期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合法化”的征兵程序，而非真正的健康评估。
动员的全民参与： 征兵工作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与地方政府、学校、社区紧密联系。各级组织都有义务配合征兵的进行，并对适龄青年进行登记和管理。这种层层渗透的动员机制，几乎堵死了个人逃避兵役的可能。
4. 战争后期兵源枯竭后的极端措施：
“特攻队”的组建与牺牲： 在战争后期，当兵源极度匮乏、武器装备也日益落后时，日本军部推行了极端化的作战方式，其中“神风特攻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并非简单的征兵，而是通过狂热的宣传和精神控制，鼓励甚至强制有飞行经验的士兵以自杀式攻击来执行任务。这是一种将征兵制度的严厉性推向极致的表现，将年轻的生命视作消耗品。
“国民义勇战斗队”的设立： 在战争末期，为了弥补正规军的不足，日本政府甚至组建了所谓的“国民义勇战斗队”，征召了包括老弱病残在内的几乎所有能够劳动的国民，发给他们简陋的武器（如竹枪、木刀），企图以“全民皆兵”的姿态来抵御盟军的登陆。这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征兵”，而是一种全民皆战的极端动员。
总而言之，日本二战时期的征兵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执行过程，还是其背后的社会思想支撑上，都体现出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将国家利益凌驾于个人生命之上的严厉性。这种严厉性不仅体现在对适龄男性的强制征召，更体现在对士兵的残酷训练、精神控制，以及在战争末期将所有社会资源和人力都推向战场的极端化措施。它是一种将个体彻底工具化、牺牲化的系统性工程。
网友意见
举个例子
松前重义，战后社会党议员，通信官僚。
松前在43岁担任遁信工务局长（敕任，相当于我国的正厅级高干）的时候被征入伍，成为陆军二等兵。
对了，为了避免某些人跟风在评论里刷文科梗。
先声明，这人是东北帝大工学部的理科生。
感谢评论指正，逓是递的异体字，不是遁。是我一直看错记错。
我说这个已经成死语的词怎么这么奇怪，还强行联想了个会遁走的信来记……
旧日本征兵会按身体条件划分甲乙丙丁等级，承担相应勤务或者免除兵役。
日本征兵和“严格”够不上边。
只需要一钱五厘的邮票加一张红纸:
好了你就是“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军人了...
其他答案说洗脑教育让青年热情高涨，国民狂热，还真不一定，其实这帮人清醒的很，要说日俄战争那会儿狂热还差不多，日俄战争惨成那样，到了昭和年代其实很多人还是认识到去战场是什么意思的。
不少人属于被迫无奈，还得表现的很激动很荣幸，不去报到会处罚金和拘留等，消极对待会被扣上各种帽子遭白眼等。毕竟日本人那种性格，随大流，要合群...但是私下各种想方设法的逃避。
所以有一个兵只值“一钱五厘”的说法。
我军这种才能叫严格，你得体检合格，政审过关，还得家访和调查本人意愿。
昭和日本那叫没人性。
旧日本征兵，有一个流传甚广逃兵役的方法就是喝酱油，多喝酱油不长个，矮黑丑挫...然后还是被拉去当炮灰。
不如熟人好使。
例子:
黑泽明导演在回忆录《蛤蟆的油》里就提到过，征兵军官和他父亲是老相识，于是征兵的时候判定他体格不合格，然后“遗憾”的告诉他回去“不要灰心，锻炼身体，下次再来。”
最好的招式是:去学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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