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为什么不严查税收，真的是怕中小企业倒闭吗？

所有外行看来可怕的逻辑，内行看都很可笑。

因为你不懂，讲给你是当段子讲的，当然怎么惊悚怎么来。

实际上，任何一个法规政策，都不是满额执行的。国家最求的不是效果，而是效率。

花1亿经费，收来10亿税收，必然存在偷漏税。

花100亿经费，收来20亿，偷漏税是没有了，但这叫脑残。

所以，提出降低税收+严查这种方案的，是脑残中的脑残。严查了，费用上去了，减税了，收入下来了。最后钱没多收多少，自己先都花光了。

但偏偏现实生活中最爱发表意见的就是这种人。总感觉自己怀才不遇，智力不如班长，自恃超过省长。总感觉自己的点子比现行政策好，其实多是无知加思考不全面。

社会不存在绝对公平，但却是相对公平的。你是市长，认为自己有省长的才华，可能是怀才不遇。但你要就一个普通白领，现行政策无论多烂，都一定比你自己想的“好主意”好一万倍。

而所谓的控制企业家，那是YY出来的阴谋论，是段子，听个乐的。

收税又收不死人，这么间接又没有效率的手段，一党制国家是不会用的。

所以，总的来讲，现行税收政策可能是有问题的，不好的。但一定是现阶段最高效的。

想严查？行。中小企业会更艰难，但决不至于倒闭。

可是中国现金交易量巨大，账目不规范，怎么严查？

额外的这些工作量，需要招更多的税务人员。但是人多了，不好管，又容易相互勾结，还要额外再招人做监管。

最后会发现，人员翻倍了，可能收效依然甚微。钱花出去了，税没收上来多少，得不偿失。

---------------------之前的回答用词比较激动，改我就不改了，但稍微解释一下吧-------------------

人贵有自知之明。

没人是全知全能的，我也不认为自己一定比别人强。

在我不了解的领域，我可能比弱智还弱智，比脑残还脑残。

但重点是，我知道我在哪些领域很可能很脑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做实验，发现和预计的结果不符合，来询问我。

如果我是专家，我会帮你分析，指出问题，甚至明确告诉你，指导上的预期结果错了。

因为我是专家，我是内行，我对我的言论观点负责。

而如果我只是个路人，或者你的朋友，我也会帮你分析。但这时候我会更多的使用猜测的语气，可能，也许，大概。

因为我是外行，我的言论很可能是错的。我可以不闭嘴，我可以发表观点，但要以低姿态，而不是装的自己好像专家一样权威。

对国家的发展，政策的制定，有想法，想参与，是好事。

但许多参与方式其实没有意义。

批评国家是简单的，廉价的，也是最没有意义的。

指出问题很容易，但解决问题，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

任何一个政策，都是有巨大而广泛的后续影响的。

外行认为决策简单，恰恰是因为外行无法想得那么远，无法分析出这些后续影响。

但你想不到，不代表这影响不存在。

评论里有人提震慑作用。

体系的建立，费用的支出不是一次性的，不是敲敲键盘就能完成的。

如果认为支出费用可以今年1亿，明年调高到100亿，后年再调整回1亿这样，我只能说，你想的太天真了。

人力资源成本就很难短期调节。难道要明年马上招翻倍的熟练税务人员，后年再都开除？

这就是所谓的后续影响。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比你想得骨感的多。主意很好，但无法执行。这也是大多数网上的 “完美方案” 没人用的原因。

提出观点的人不是想得不够远，而是根本想都没想就提出来了，还自认完美。

评论里最靠谱的是说裁量权的，是确实有体验，有经历，就算不是完全内行，也是相关的人提出来的。这是现实的问题，是必须改革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现阶段无法解决。

整个税收体系是环环相扣的。

单独看，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垃圾。

但我依然说它是现阶段最有效率的，因为各个环节之间，都是扣在一起的。

你看着裁量权这里太烂，想改的好一点。

改了之后，单独看，这个环节会漂亮很多。

但如果别的环节不改，你会发现，它漂亮了，但是和别的环节扣不上了。

中国的税法，很多地方是非常模糊的。就是说同一个处理方法，可对可错。

如果要降低税务机关的裁量权，要先重新修订法规。把模糊的清晰了，把不明确的明确了，把广泛的定义限定的更加准确。

不修法，就降低裁量权，现在所有模糊的，都会变成漏洞，都会变成合理避税的空子。

法律是滞后的。中国正是用模糊的法律和巨大的裁量权来抵消这个滞后性。

这样各个环节才能扣在一起。

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好，是因为你没在那生活，没在那报税。

西方裁量权不高，因为他们是用明确又不停的修改的法律来抵消法律的滞后性。

而带来的后果就是，普通人根本无法完全掌握，甚至连自己报税都很难做到。

西方也不是没有偷漏税，只是国情不同，现金交易较少，处罚力度高，导致了更少的偷漏税。

但依然有后续问题，就是这把税收成本转嫁到了纳税人头上。

西方国家，每年中小企业和个人，都要付费聘请专业的会计或税务人员帮自己报税。

不花这笔钱，两个结果。

要么就是该减免的税收不会，或者不知道怎么减免，最后多交了税。

要么，税报错，面临高额罚款。

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你只想着把看到的问题解决，最后会发现引起了更大的，你从未想到过的问题，最后得不偿失。

既然有人说不匿名也不会死人，那就取消好了，答题之后点个匿名只是个人习惯而已。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来硬答一发。

家父是做会计的，家母是在县国税局稽查部门一线稽查岗位数十年的老国税人，这种问题，我了解不算专业，但从小耳濡目染，对我国县市级税收状况也有所耳闻。

首先，说税务局这边的情况。就我母亲单位来看，我国税收是“任务制”的——这个制度决定了税收执行的过程必然是不符合正常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

按照我们的理解：地区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好→企业利润高→税收高。也就是，能收多少税，客观上跟你税务机关半毛钱关系没有，而是经济形势发展的体现而已。收的税多了说明经济形势好，收的税少了说明经济形势差，只要税务机关秉公执法按照规章制度做事，收多少钱跟办公人员的能力没什么大关系。

然而，坏就坏在了这个“任务制”上面：今年收多少税，跟我们高考冲刺誓师大会定目标定任务那样，上级领导是要下指标的。什么“稽查小能手”、“稽查标兵”，你以为都是怎么评出来的？各级税务机关还来个评比，早年间还搞流动红旗之类的东西。2008年金融海啸，我们县的各个中小工厂企业以肉眼看见的程度亏损着，但即使这种情况，税收部门仿佛是活在魔幻现实主义世界一样，还在“热烈庆祝我县超额完成XX税收任务”（当然，按照最近几年情况，上级定下的收税任务都是根本完不成的）。

所以，这就造成了像我妈这样的一线稽查人员，首先考虑的是“能收多少钱”，其次是“怎样收、跟谁收”，最后才是“该收多少钱”。而且，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收到最多的钱，还要保证下一年能收到更多的钱，这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绕，可能觉得这和中小企业税收有什么关系。我这么说吧，只要出发点有问题，那么执行的时候落脚点必定会有问题。

其次，从我爸这边来讲。说句实话，至少我所了解的，我国中小企业的账目，真的是一笔糊涂账。他做的是代理会计，客户全都是制造业中小型企业。企业方面，当然是账面利润能做多低就做多低，账面上一连亏损十几年的企业一抓一大把（由于我爸的工作，我从小耳濡目染一直认为所有企业都会低报收入，上了大学学了财务会计才知道原来为了其他目的企业竟然会虚报利益）。其实这也不算做假账，由于现金收支较大，以及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和监管缺失，很多中小企业都是丈夫做老板、妻子或者其他可靠亲戚做出纳，交给我爸的原始材料凭证本身就不甚完善，合法范围内可操纵程度本身就非常大。

所以，中小企业的账，按我爸的话，只要肯严查到底，百分之百都能查出问题。这件事情，企业、会计、税务局三方都知道，可是，你要是彻查的话，且不说辖区内众多中小企业工作量有多大，查出来又能怎么样？每个企业多交了三五十万，在动辄数亿的收税任务面前，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而且查账又不是慢工出细活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彻查根本不可能；挑几个倒霉的做典型，得罪人不说，即使把他罚破产，于自己稽查组身上背着的数亿任务也没有大的帮助，还干掉了一个明年的纳税来源。

于是，好多年前，我妈他们单位就开始贯彻落实上级“抓大放小”的税收政策。对于纳税大户，那可是毫不客气的又绝对不能马虎的。虽说毫不客气地收钱，但大企业都是财神爷啊，每年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大山就靠着这几个财神爷养活着，所以既要下狠手收钱，又要好生供着养着。就算查出问题来，大多数情况也是和颜悦色谈判商量，象征性地罚一点款，不敢真的给企业大放血（一来在地方上做大的企业背后肯定有过硬的关系，二来自断财路得罪财神爷的锅没人愿意背）。我一直认为，税务机关在此过程中最可笑的莫过于给纳税大户发锦旗或其他表彰，这明显就是在供大爷嘛。但查账的时候还是要毫不手软、不能留情的——稽查的主力都放在大公司彻查上，这就好像博弈，毕竟，查出的问题越多，交涉和谈判的时候底气就越硬。我妈的各种“稽查能手”、“业务标兵”都是这样来的。

至于中小企业，报上来的账目年年亏损，老板年年哭穷，但大家都是中国人谁也别跟谁装外宾，都知道实际什么情况。一般情况下，只要别做得太过分，税务机关不会彻查。但碰到新官上任、上级严查以及各种县市评比这样收税任务压力山大的时候，税收人员向这些中小企业开刀，不管是补缴之前漏缴的税金、预缴今后的税金还是缴纳乱七八糟的罚款，其实就是吃准你无论交多少都是少缴了。中小企业一般自知理亏，也愿意缴纳自身承受范围内的税收和罚款。这样也就算是双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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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这么一堆又臭又长的文字之后，我只想说明一点——税收公平、透明、合法，从来就不是税收机关追求的东西。他们追求的东西，叫做“任务”——我妈被评为业务能手，是因为超额完成“任务”；我妈和她的小伙伴们被领导批评，是因为没能完成今年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你问为什么不严查税收？——严查税收能完成任务吗？

你问为什么要“抓大放小”？——一线稽查人员就那么几十个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上级无限的任务才是最关键，“抓大放小”就是多年实战经验得出的集体智慧。

你问是不是怕中小企业倒闭？——可能国家层面或者地方政府层面会宏观考虑，但至少基层税务机关没那么大的雄心壮志，如何能可持续地完成税收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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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稍微扯一下就扯远了，已经远非税务机关一个部门能够决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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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一个跑题的事：我爸从小灌输我的思想——我国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数据，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给统计局交的材料，我都是闭着眼瞎填的。”如果他们算各项工业指标或者GDP增长觉得不满意，会直接把材料打下来让改数据，改到他们满意为止。（不要问我，我也不清楚做会计的要给统计局交什么材料）

税务从业者，从自身体会说一下。

先说结论：

并不是怕倒闭，很多行业偷税是多原因造成的。

简单说，是我国国情造成的。

谈不上哪种对经济有利，模型太复杂，说不清。

国内做不到，我认为主要是社会治理程度不足。

下面开始详细回答。

答主认为，很多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其原因是极其驳杂的，其中包含着太多因素，有主要矛盾有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主次还相互转换，对问题只讲一个方面是极其片面的。对这个问题来说，从答主自身知识出发，我认为较为重要的因素有：

1.征纳成本考虑。税收也有边际效应，税收全部从严管理带来的税收，超过一定程度，就入不敷出了，现在国家的税收政策：抓大，控中，放小。通俗来讲，税收也和做生意似的，要讲究收支。

2.社会治理程度不足。这个因素就太多了，一是社会知识水平，比如把全部企业都搞成一般纳税人，让很多两眼一抹黑的老板开始抵扣，报税，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有很多行业简易征收还有小规模纳税人。二是现金监管能力不高。很多现金交易国家是无法监控的，无法监控就无法课税。三是法制不健全。税法和各种法制都不健全，违法偷税漏税成本太低，没有相应配套的追缴机制。可以看下法院已经宣判的老懒，无法执行，只能公告，利用舆论施压，这件事，有点无奈，也可看出法律的无力。

3.有一定的懒政因素。收好收的税，不好收的暂时不管。这一点也是税局的无奈吧，因为全面征收的条件并不具备，这个锅起码五五开吧。

4.国家征收的替代方式。虽然国家无法对所有人和行业课直接税，但国家通过间接税的方式，广泛征收增值税。比如很多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消耗的电，塑料，来源于国家基础工业，国家通过对社会基础工业管理课税，转嫁了不少的税负。

5.国有企业的卓越贡献。国有企业通过利润和税收两种形式，上交了大量财富，减轻了对社会课税的需求。（国企不偷税，赚钱还要交公，养活了大量工人，担负着国家的基础制造业，都是一些脏活累活，也有一些污染，吃一些补贴，但很多人把国企看成吸血鬼，这是很大的不公，国企是国家的脊梁，想象一下如果这些行业落到私人手里，会如何？ 一定程度上，国企受到的不公和苛责，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

6.社会生活成本考虑。偷税较多的行业多是与生活相关性较多的，课税过严，会增加生活成本。举例子，如果你吃个饭多拿20 30，理发多拿3块5块。同时，国家针对生活行业，特别是吃，鲜活蛋奶和蔬菜，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增值税是全免的。我国主税种之一，增值税是对消费课税，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钱，消费能力强，就要多纳税，如果特别穷，除了吃的其他活动很少，就很少纳税。

7.社会矛盾，过严课税可能会产生美帝税收式的仇恨。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510316/answer/138022337

其中，矛盾的主次，答主觉得社会治理比重较大吧，具体也讲不清楚。

其他的想到再说。

看了下前面一些答案，果然还是讲段子好骗赞啊。

关于税收这个命题其实蛮复杂的，有关其重要性，教员曾有一句很形象的话：“手中没有米，叫鸡都不来”！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变法，其核心之一就是进行税收变革，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也就是有效的解决国库里银子的来源问题。

中国古代的税收方式很简单，大类上可以分为两种，就是人头税和土地税。人头税，就是按人数收税，家里有几口人就交多少税，简单粗暴，执行成本较低，做好户口登记就行了。

一般而言，王朝建立之初都是收人头税，并不收土地税，其实这对穷人而言很不公平，因为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都在地主阶层手里。

之所以这么征收的原因也怪无奈的，不过是因为人口好普查，隐瞒或漏报很容易被检举出来，收税很容易。另外就是战后土地需要开垦，恢复生产，征收土地税，大家种地积极性就不高了。而且在古代，丈量土地很难，缺少专业的土地勘察人士，反而遍地是文盲，征税核定标准不好界定。

退一步讲，王朝刚刚建立，有土地的都是当地大户，按土地收税，他们也不乐意，皇帝为了维稳，更加倾向于拉拢这些人，干脆就免其税费。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特例，比如说唐朝初建不久，唐高宗想要征富户阶层的税，先是对天下的富商做了一次资产清查，按照资产数量划分了三六九等，对不等等级征收数额不一的财产税。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为了鼓励富户阶层更好的接受这个制度，李世民设立了7000多个基础官员岗位，发布公告称只要纳税满一年，这些富户就可以从家族里派出一人当官，任期只有两年，任满之后有其他纳税大户接任。

这个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后期征税额却一降再降，主要是因为原先富户换取的利益是当官，后来是免除俸役，对他们吸引力降低。这个政策简单有效，但是在后世治理方面也引起了很大的非议，尤其是官商一体方面，有着很大的诟病。

绕得有点远了，我们接着讲人头税的征收制度是怎么一步步演变到积重难返，需要进行变革的。

在农业社会里，有这样一句话：“三年丰,三年欠。六年一小灾,十二年一大灾”，是天象周期性规律，几个灾年磕碰下来，百姓们为了活命，要么卖地，要么抵押土地向地主借高利贷，最终失去土地，结局就是生产资源愈发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向穷人收税就更加困难，朝廷财政就会出现问题，要么变革税法，要么继续加大贫民税收。

历史上的中兴之主，都会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厉行变法，把人头税，劳动税，逐渐变革为土地税，财产税。

在税法改革历史上，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非常有名，赢得了很大的赞誉，税法变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摊丁入亩，也就是人头税改为土地征收税。

2、士绅一体纳税，原来免税的富裕阶层也要纳税。

3、追缴国库欠款，那些花公家钱的要给吐出来，其实和现在的治理贪污腐败是一个意思。

也就是这次改革，才延续了乾隆盛世，只可惜乾隆看似一个明君，其实没有他老子有治理才能，雍正推进变革成功，乾隆捡了胜利果实而已。所以历史上雍正没能善终，乾隆却活了80多岁，凡是推进改革的，都是与现有利益即得集团做斗争，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参与阶层之间的博弈十分激烈和残酷。

税法变革推进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却有着事关王朝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

因为税收直接影响的是社会财富在政府和民间的重新分配，税法变革的本质是为了均贫富，向富人阶层多收税。变革成功了的，王朝中兴，变革失败了的，贫民阶层不堪重负，矛盾就爆发了，历史就会进入土地兼并加剧——农民起义的治乱循环。

所以，历朝的雄主们总是下大力气去整顿税务，因为关于这种劫贫济富的畸形税收模式，导致了太多的历史惨剧。读史而知兴替，不论是文朝武功的大明帝国，还是自称神圣的罗马帝国，它们的繁荣崛起有着很多的因素交叉，但是它们的没落都和国库亏空，税收制度不合理密切相关。

关于明朝，其实是一个非常牛掰的朝代，民族文化相对于唐宋更是到了一个巅峰时刻，名人有王阳明，黄宗羲，顾炎武，李时珍，杨慎等；军事家有徐达，谭纶，李成梁，戚继光等人；官员更是有张居正，徐阶，海瑞等人；外交还有郑和。这些名字，哪一个拿出来不是亮光闪闪？

在那个朝代，虽然没有唐宋繁华，但是有着非常牛逼的知识阶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本名著就说明了一切。只是后来清代对于明代做了很多的历史篡改，才让我们忽略了这个朝代曾有的耀眼光芒。

在大明朝，曾经有着百万步兵，过亿人口，国防力量和经济循环都要比闭关锁国的大清朝强悍的多。但最后到了崇祯时期，仅仅6万满族骑兵就可以直捣中原，致使一个超级帝国突然暴毙。原本这些满族人只是抢钱抢粮，皇太极自己都没想到可以入主中原坐上皇帝，连他自己都说：“由北到南，其行若速，恍若梦中矣。”

明朝突然暴毙的根本原因来自于国家税收的废弛，国库亏空，军需完全跟不上。据历史记载，崇祯帝和后宫都是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把皇宫中的金银碗筷都送到边境当军饷。

明朝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简单来说就是贫富加剧分化下，穷人交不起税，富人不用交税。

当时的所有社会财富和资源全部被富有阶层霸占了，到嘉靖帝时期已经是很严重了。本就富有的地主阶层通过各种手段买通官员做他们的话事人，出台各种所谓的国策帮助他们兼并更多的土地，同时避免税收。

当时明朝的丝绸业很发达，郑和七下西洋把中国的丝绸传到了西洋各国家，仅仅是每年数百万匹丝绸的贸易就上达千万两银子。然而，大明朝对这些丝绸商过于宽容，给他们各种免税政策，鼓励农民“改稻为桑”，支持丝绸业发展，完全不考虑农民生存糊口问题，甚至帮助当地富户压低生丝价格，逼得桑农卖田求生，使得屯田纳税的人群基础迅速瓦解。

到了这个时候，政府找农民收税根本就收不了几两银子作为税款，但是富得流油的商人又几乎不用交税，地方的行政体系几乎瘫痪。

其实明代的商业活动十分发达，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萌芽，那么穷得响叮当的明朝政府为什么不向商人和地主阶层去征税呢？

主要是因为朝堂之上的文官之流早就成了这个阶层的主要代表和说客，在朝堂之上自是为自身阶层和背后的利益集团争取各种有利的政策，当时与海瑞，谭纶等人对立的严嵩一党就是丝绸商人利益集结的主要代表，这与美国财团的游说制度其实是一个模式。

实际上，在明朝前中期，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相互制衡，才让朝局保持了相对平衡，后来武官集团在“土木堡”之变中全军覆灭，宦官集团开始与文官集团相对抗，但是宦官毕竟不上朝堂，对于国策干预度有限，整个朝政相当于是文官集团把持，与商人阶层公开勾结，所以明朝晚期，中央财政一直都是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税收政策仍旧在给商人减税甚至免税，美其名曰：“不与民争利！”

后来，靠着张居正的大才终于将人口土地全部查清，算是补全了税基，完善了一些民众通过藏匿人口，少报土地面积逃税漏税的缺口，并陆续出台了一些针对富人阶层的税收条例，但是这已经是改革的极限。想要对商业矿产等大蛋糕征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张的变法并未完全改变当时社会的税收结构。

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张家被抄家不说，之前针对富人阶层加了税的几条政策也全部被取消。就连当时的皇帝，作为天子，人间神仙，在法理上拥有对暴力和道德终极解释权的存在，都在地主士绅阶层的共同反对面前败下阵来。

有钱的地主士绅阶层不愿意向大明朝纳税，穷人纳不起税，朝廷要养活官吏和军队只能拿着软柿子捏，所以崇祯帝说出了那一句：“再苦吾民三年”的话，结果是一苦苦了好多个三年，直至明朝灭亡，苛捐杂税仍是名目繁多。

而且当时强吸的这些底层民众的民脂民膏，也并未能用到国家建设之中，而是直接进入了商人阶层和官员阶层的腰包，一个两京十三省的大帝国的国库完全是赤贫的。整个吏治体系从内部已经完全腐败，内忧外患之下，明朝全面瓦解。

罗马帝国也是相似的瓦解历程，王朝建立之初，罗马帝国几乎不收税，主要靠战争从其他国家掠夺财富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是随着罗马帝国地理版图的不断增大，达到了极限之后，就没有了战争收入，只好转向税收来支持财政，但是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既得利益集团和勋贵阶层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发展，树大根深且财富积累足够庞大，有了足够的政治话语权。他们通过修订法案来给自己家族的生意大开绿灯，贸易，海运，土地交易等这些富人阶层才玩得起的项目享受着最低的税率。

在此期间，有提出相反意见的人陆续被杀死，最终没有人再敢做类似的尝试，帝国的财政压力，全部压在了普通老百姓身上。自此，财富迅速向上层人群汇集，地主和商人们有了劳力和资本的加持，虹吸整个社会的财富，这是自耕农们完全无法抗拒的巨大力量，最终他们的土地也被富裕阶层兼并，失去土地的他们陆续沦为流民和土匪，整个罗马帝国开始动乱。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社会发展的规律总是惊人的一致。财税作为社会财富最重要的二次分配工具，税收公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事关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权益，更是关联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然而，由于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注定了拥有资本的富裕阶层会采取各种手段逃避税收。资本避税意味着富人少缴税，但是新中国要建设，城市经济要发展，铁路要建，卫星要发射，国防要用钱，民生养老要保障，哪一些都需要用钱，富人少交或不交，穷人就得多交或全交，也就没有了税收公平，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政策制衡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制衡，税收公平一定不会自发形成，逃税漏税是刻在资本的基因之内的，是本能，他们会通过各种复杂的手段躲避收税。

这种情况下，要是放任富人逃避纳税义务，国家要么去举债印钞，要么只能把手伸进穷人的口袋里，最终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这很明显不符合我们国家共同富裕的蓝图。

所以，在今年针对一些企业的偷税漏税现象，我国迎来了一次全方位的税务整顿组合拳。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发布了一系列财税新政策，意在规避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各种手段逃税避税的陋习，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同时多个城市联合响应掀起了一场严查税务问题的风暴。

上海，浙江，北京等多个地方的税务局发布通告，要求明星艺人，网络主播抓紧对照税法来自查过去两年内财务税收情况，并于2021年底正式向税务部门主动报告和纠正税务问题。

这种用刚出炉的新法律去判罚过去的案例行为实属少见，这说明中国的灰色避税，逃税行为已经到了不得不削肉剜疮的地步了。

随着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税种名目不再局限于人头税和土地税，增加了许多商业流转过程中的税种。但是无论税种名目的数量多少，税收还是可以被简单地分为两类：那就是直接税和间接税。

直接税就是不能转嫁的税，如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这个与古代的人头税和土地税类似。

间接税呢，就是可以转嫁的税，比如说关税，增值税等等，比如你买进口车，企业交过的关税又由卖方转嫁给了消费者，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样商品都是含有间接税的，比如说你在超市买生活用品，超市老板交的税又算到了商品价格里，最终都是消费者买单，但是这类税务比较隐蔽，交税人抗性不大。

我国目前主要是间接税，当然个人所得税大家会觉得也不少，这个主要是因为直接从工资卡上扣，感触比较明显，其实这个税在国家的税收占比上并不高。大家可以看一下下图，我国税收的大头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属于间接税，最终还是由终端消费者买单。

直接税的特点是对每个人都征收，多挣多收，少挣少收，其实就是税收公平，对富裕阶层加大税收力度。而间接税虽然好收，但是都附加给了终端消费者。对于社会结构而言，穷人占比永远比富人阶层大得多，所以，最终还是穷人阶层付出了更多。

以往的间接税模式，效率高，抗性低，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却缺少公平。在共同富裕的大前提下，税收公平是税收政策调整的大导向。

可以预见的是，我国会逐步出台政策，由间接税慢慢向直接税过渡。为啥说会慢慢过度，而不是雷厉风行，前文的历史回顾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严格执行直接税，说白了，就是对现代利益即得集团加大税费征收，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而言，税费成本增加，必然会伴随着一些资本的反噬和相关群体的对抗。

其实，互联网时代下，富裕阶层吃了时代的红利，享受到了财政支持下的各种城市基础建设带来的便利和利好。享受本就应该与责任对等，现在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受益阶层享受很多，承担的社会责任太少，这些责任，应该通过税费的形式体现出来。

税费公平是为了实现均富，因为均富才是实现社会稳定，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手段。通过税收结构改革，调整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但是每个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所有问题解决的前提都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把蛋糕做大，通过完善，推行房地产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出台把蛋糕分好，帮助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税费结构的改革是摆脱劫贫济富，却不能走极端地去劫富济贫，杀富之说更是乱神之说，不值一顾。

所谓杀富，无异于杀鸡取卵，不具有持久性，更会引起富裕阶层集团叛逃，人和资本都走了，还谈什么分蛋糕？过于极端的税收政策，所取得的结果一定是失衡的，将会对中国境内正常的投资发展造成极大的抑制，毁掉大批有奋斗精神和进取心的人，实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扭曲，完全不可取。

在任何时代，税费结构改革和推进的阻力都是巨大的。现阶段，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发达国家很多是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直接税核心落脚到房地产税上，属于财产税的一种。

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从法律层面上遏制住一些高收入群体逃税漏税的顽疾，合理合法征税。另一方面继续给中小微企业减税降税，给个人负担较重的弱势人群返税，通过补贴变相增加弱势群体的个人收入。一征一补之下，有效保障税收规模的健康稳定，同时通过试点、立法等措施，逐步推进房产税等直接税种陆续落地，有效完成税费结构的正向变革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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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不是成本问题，又或者小企业倒闭问题。

有一个算法虽然有点不科学，就是GDP/总税收的比例。但是也能看到点端倪。

美国的联邦+州税总额，GDP占比是我国的4倍。

你自己想想怎么收，收了会怎么样。

我曾天真的以为，要发票就是督促每一个人缴税，就是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增加国家税收，直到我们税法老师上课说过一段话。

一些个体工商户，有些甚至都没有营业执照，他们怎么可能会缴税？国家为什么不管？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国家不是不知道，只是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他们失业呆在家无所事事，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治安。这个时候谁更头疼？带来的麻烦绝对不比不缴税少。所以，他们自己能解决生存问题不扰乱社会，已经是皆大欢喜了，国家没有理由那么苛刻。

这年头谁也不好过，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要太严格太苛刻，仁至义尽就好。

后来记在了日记里，觉得自己当初在小卖部买个方便面都问人家要发票，真的是太幼稚了。

严查税收，义乌这边的中小企业起码倒闭80％

不了解的别跟我扯犊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行业都没进来知道个屁

顺便说一下，请问谁来安排这80％人口的就业，你吗？

义乌政府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办法，这些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工厂，看看都是BBA的排面，实际一年到手十来万二十万顶天，还不如码农工资高

我家20来个工人，跟着我们干了十来年了，我们能说不干就不干？人家有房贷要还的好吧，有孩子要养的好吧，在我家一个月努努力八九千一万，出去了基本上不用想着有这工资水平了

至于交税，一直都有交，每年也是几十万进去，所以也最好别说我家不交税

我只是说一个并不正确，但是又没有办法的事实

先说结论，跟不存在合理避税，而是叫做合理纳税。国家是希望你活下去，但是你倒闭了，就会给予严厉的审查手段。

挺奇怪，经营公司的人不敢出来说话，我在北京经营一家小公司，公司属于影视文化类。

2020年、2021、2022年连续三年因为疫情，北京出台政策，公司月收入低于三十万，季度不超过90万。企业所得税按1%征收，今年是第三年了，个人所得税除外。

2018年因为崔永元、范冰冰之争，公司没有按时提交2018年材料资质，被罚自开大额发票不允许超过一万，一个十多万宣传片要开十多张发票，被甲方一顿嘲笑。最后选择代开，但是必须当月同步纳税，基本上3%加15%企业所得税，非常肉痛，当时到处找发票，很麻烦。

但是那一年，很多大型影视公司选择破产，他们都在影视项目上选择了避税，但是手法实在低劣，在面对高额补税面前，他们选择了破产，当时北京影视文化公司扎堆的北京高碑店文化产业园，每天都传出几家公司选择破产，但是没有听说哪家被查，老板收监的事情。

2019年公司经营收缩，没啥大收入，到了2020年，因为疫情整个北京对中小公司进行扶持，那就是季度收入少于90万，税率1%的政策，这个政策几乎就是告诉小公司，意思一下就行。

这就是用政策让小公司活下去，小公司的帐其实比大公司简单多了，全公司就那么几个人，业务收入来源极其简单，收入就那么几个，税务来了一个新手，闭着眼睛都能把税弄明白，但是除非公司被人举报，否则根本不会有人来查，目前北京是这样。

2018年那场影视税务危机里，一个上市影视公司大哥公司毫发无损，问其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影视公司最黄金那几年，国家查税很松的时候，上亿投资都不查。

这家公司选择多花钱，把税务缴纳部分释放放到合作公司里，让对方有利润的情况下承担纳税责任，他们公司每年因此多花几百万，但是没有税务责任，当2018年税务风暴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那一年，全国的公司都跑去了霍尔果斯，因为霍尔果斯企业所得税五年全免，五年减半，那时候我都心动了，各种会计代办公司疯狂打电话，2万5千元在霍尔果斯开公司，一年记账费1万5千元，霍尔果斯工商注册部门排了长长的队。

几乎霍尔果斯所有办公室被租空，所有霍尔果斯人打两份工，一份真正上班，一份是某公司员工按时交社保，还有一千块拿，但是不用去上班，这份工作就是远方的公司在霍尔果斯分公司。

那一年几乎所有院线电影和电视剧，出品单位上都写着某某单位霍尔果斯分公司。

但是之后霍尔果斯开始要求实体办公，当地经营，等等一系列政策，大量公司开始撤离霍尔果斯。想要快速注销，费用比注册费用还要高。

去年底一个律师朋友说，影视公司应该注意海南了，有需要就去海南注册公司，那里个税和企业所得税按照15%征收，没有上限。

薇娅被罚之前，就出台这个政策了，想不明白薇娅为啥不去海南，现在几乎所有直播公司都是去海南布局了。

很多影视公司开始去海南注册，明年开始很多院线开始要出现海南公司字样了。

同时很多税收洼地天天给各个公司负责人打电话，告诉某地个税按5%征收，或者企业所得税按5%征收

如果你是经营公司或者但凡有一点脑子的，国家都会有大量合法税收洼地，那里法定征收税率极低，你的脑容量可以的话，有很多选择给你用。

每个企业主都会接到上海某开发区低个税的骚扰电话，很多人都在布局，只是不说来而已。现在很多网红财税专家天天嚎着合理避税，都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都是国家给出政策。

为什么这么做，原因不是怕倒闭，而是鼓励你进行商业活动，你倒闭其实面临的问题很严重，因为会倒查这些年你所有经营活动，但凡一笔经营不对，都会面临麻烦的补税方法。

所以国家是想办法让你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但是面对选择倒闭不愿破产的，就会给予严厉的审查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