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怎么会这么严重？

对匈奴作战只是一部分原因，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主要原因是贵族官僚对于百姓的压迫。

比如，杀人越货的济东王刘彭离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史记·梁孝王世家

侵占土地的衡山王刘赐和淮南王王后

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兼并土地的武安侯窦婴，丞相公孙贺

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挥金如土的韩嫣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弹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西京杂记 卷4

汉武帝本人更是如此

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汉书·扬雄传

为满足其嗜欲，汉武帝大修苑囿，广搜奇珍不惜使农、工失业、百姓流离。

而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地主贵族竞相奢侈。

而这，更加重了百姓的苦难，苛政重税，官吏敛财，是汉武帝时期的突出特点。

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汉书·董仲舒传
及至季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汉书·刑法志

在贵族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这，是贯穿在武帝统治时期

武帝初年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史记·汲郑列传
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汉书·武帝纪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汉书·五行志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三月，大雨雪。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汉书·武帝纪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平原、渤海、太山、东郡溥被灾害，民饿死于道路。——汉书·魏相丙吉传
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汉书·五行志
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踡蹜如蝟，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西京杂记卷2
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夏，大旱，民多暍死——汉书·武帝纪
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汉书·昭帝纪

上述记载当然只是实际情况的很小部分。但从这些片断的记载中，就可窥见：在汉武帝时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日趋深化，到武帝末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方面是荒淫无耻的享乐，一方面是穷急愁苦；

一方面是“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另一方面则“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汉书·食货志》）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所以后来发展为大规模的流徙、逃亡以至聚众起义，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自然而然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户口减半，不是人口减半，是国家户口减少不一定是死了，更多可能是成了荫户、隐户。

比如汉末三国户口从五千多万掉到不足一千万，并不是说这四千万多万人都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成了“黑户”，三国政府无法统计全面。

再者汉武帝除了讨伐匈奴外，还征伐周边各国，经营西域，大兴土木，这些可都是耗费民力的事情。

从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为起点，直到公元前89年汉武帝轮台罪己，这44年间，百姓生活是十分困苦的。

孙子兵法云：“凡兴师十万，出兵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

何况汉武帝在讨伐匈奴和西域的战争中，还涉及远征问题。长时间征战外带长途跋涉，所花费的物资和人力资源，这对于百姓来说本身就是一向沉重的负担。

再加上汉武帝为了自身享乐修建上林苑，为了经营西域而三修亭障，这就让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了。

并且除了人祸，尚有天灾。汉武帝统治期间，也经常爆发天灾，而这些便都是户口减半的原因。

因此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也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公元前106年，因为天灾人祸的关系，导致关东流民有二百万人，且汉武帝自己也承认是“仓廪既空，民贫流亡”，当时公卿还建议汉武帝把这些流民发配边疆去，不过汉武帝头脑比较清醒，拒绝了这项危险的提议。

【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於边以适之。上以为丞相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丞相惭不任职，乃上书曰：“庆幸得待罪丞相，罢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原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天子曰：“仓廪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以书让庆，庆甚惭，遂复视事。】

随而在董仲舒死后（公元前104年），汉朝境内已然是“天下虚耗，人复相食。”，人相食在一段时期内居然成为了一种常态，足可见百姓之困顿。

而且汉武帝又任命杜周为廷尉，用法严峻，每年要审理一千多起案子，而每一个案子多的话会牵连数百人，少的话也会牵连数十人。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馀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百姓除了成为流民或者沦为私人奴婢来躲避政府剥削外，也就只剩下成为“盗贼”这一条路了。

于是【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明诏遣绣衣使者以兴兵击之，诛者过半，然后衰止。】

大量的“盗贼”，自然是不在户口之内的，而汉武帝为了镇压“盗贼”除了派兵讨伐外，还特意颁布“沈命法”，给各地官员制定抓捕指标，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就会被处死。

虽然汉武帝的暴力举措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效用，但显然是治标不治本，而官员们为了保命也往往慌报指标，以此避祸。

光仰仗暴力镇压，自然不是长久之策，所以后来汉武帝便在轮台下诏，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缓解阶级矛盾，与民休息，方可延续汉祚。

最后我想顺便说一下，别一提到汉武帝不好，就去骂司马迁，这“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是出自《汉书》好不好？我觉得要是一个人连《史记》和《汉书》都分不清楚，还有什么资格去妄议太史公呢？

至于班固对待汉武帝大体上还是持褒奖态度的。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礻亶，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